名人推薦：溫情推薦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系主任 廖志峰 允晨文化發行人

石曉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楊 翠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張翎的短篇小說情味，尤其顯現在節奏的明快，用語的鮮活，時帶女性獨有的俏麗，別成一種嫵媚，來自溫州水鄉的底蘊。──廖志峰

沒有太多花俏，然而，主角的人生轉折，卻都帶點驚疑、驚悚、驚險的意味，有時此路不通，有時峰迴路轉，有時安靜靠岸。──楊翠

心想事成

現在回想起來，我這陣子碰到的所有倒楣事，似乎都是由那張賀卡引起的。

卡是一張生日卡，已經發黃的軟紙板上印著一個穿著紅襖綠褲的大頭娃娃。這玩意兒大概已經在庫房裡壓了二十年了，如今想找一張這樣的賀卡，一定不比找一只限量版的新款路易‧威登包包容易。

卡上的字寫得歪歪扭扭的，我得斜著看才不至於暈眼。

阿玉：

初五是你的正（整）生日，我和你爸去楊六的電（店）裡買卡片。我條（挑）了這張，因為那個娃像你小時候的樣子。

北京冷不？好好吃飯，不能惡（餓）肚子。

全家都祝你生日快樂，心想事程（成）。

你大概看明白了，寫卡的人是我媽。

我媽在賀卡說的那個整生日，其實有誤。我今年既不是三十，也不是四十，而是三十五。當然，你假若用四捨五入的方法來計算日子，每一個生日都可以是整生日。

我放下卡，鬆了一口氣。至少我媽沒有在挑我過生日的時候，提起那兩件一想起來就要頭皮發麻的事：一是討錢，二是催婚──嫁一個有北京戶口的人，最好有房子。鳳凰女在大都市裡必然遭遇的兩件事，哪件我也沒能逃得過去。

這樣說也不完全公平。鳳凰女，或者鳳凰男，都有可能遭遇的第三件事，我卻幸運地躲過了，那就是鄉下親戚。自從我考上北京的大學並找到了北京的工作之後，我的老家倒也沒怎麼來過人──都是叫我媽攔下的。我媽這些年在老家人緣的急劇惡化，居多跟這件事有關。

我媽和我的聯絡方式，十幾年裡產生了逐漸的變化。按事件的輕重緩急排列，過去是平信，航空信，電報。而賀卡，則是航空信拐出去的一個華麗分支，一年僅遭遇一次。前幾年我媽有了手機，它基本是用來接聽我的來電的。在我給我媽打電話時，她的手機取代的是平信和航空信的功能；而她給我打電話的時候，她的手機則取代了電報的功能──除非有急事，她極少給我打，怕話費貴。我媽和諸如電郵QQ微信視頻之類的電子通訊手段之間相隔的距離，是一個宇宙。

我去了一趟廁所，回來看見辦公室裡的那幾個丫頭正衝著我嘻嘻哈哈地笑，說程姐你原來姓的是心想事「程」的程啊。我醒悟過來她們都看見了我攤在桌子上忘了收進抽屜裡去的那張賀卡。我在公司對自己身分的介紹僅限於老家在溫州，但沒人知道從溫州機場或溫州火車站下來到我家，至少還要轉兩趟長途汽車打一趟摩的。我媽現在幾乎不寫信了，即使寫，也都是寄到我北京的住家地址的。這次我剛搬了家，還沒來得及告訴他們新地址，沒想到我媽會照著我丟在家裡的名片上的地址把賀卡寄到公司。這張賀卡上的地址和錯別字赤裸裸地暴露了我在鳳凰女色譜上的深淺程度。

還要過幾天我才會發現，我在公司裡不再是程姐，或者程小姐，或者程小玉。所有的人都叫我「心想事程」，當然是在背地裡。

辦公室的這幫女孩子平均年齡比我小十歲左右，正處在心眼還沒長全的階段，我和她們的區別，在於我的心思比她們多了幾片芽葉。我知道我不能和她們急，一急就表明了我在意。我鎮靜了一下，沿用她們嘻嘻哈哈的語氣，說在有些國家裡，偷看人家私信是要坐牢的，你們這群法盲。她們說好啊好啊，程姐，我們馬上去坐牢，白吃白住不好嗎？還省得天天看阿姨的臉色。

大家散了，一整個上午，我的心裡卻都堵著一隻蒼蠅。

吃午飯的時候我忘了帶手機，回到辦公室我發現郵箱裡有六封郵件，手機裡有三條留言，都來自阿姨，都是催產品代言會的宣傳文案的。那個會假如按照最理想的速度最順利地進展，也將在七天零六個月之後召開。也就是說，現在和那個活動之間的最短距離，是兩個季節，這中間有可能發生地震，海嘯，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我總懷疑阿姨讀小學的時候沒學好算術，在數字的概念上一塌糊塗，甚至比我不識幾個字的老媽還要糟糕，越遙遠的事情她越揪心，而擺在眼前的事她倒能順手就忘。

阿姨的稱呼可能已經讓你產生了誤會。她不是掃地擦桌子端茶遞水送信的那種阿姨，她來自香港，有博士學位，是我們公司新聘任的市場部總經理，也就是我的頂頭上司。阿姨的全名叫王清憶，她的香港同鄉在非正式場合裡管她叫阿憶。而我們對她的稱呼則靈活而多元，當著她的面時我們管她叫王總，當著公司其他頭頭的面時我們管她叫王頭，而在確定沒有叛徒在場的時候，我們就叫她阿姨。

我從包包裡抽出一片口香糖，想把嘴裡那股蒜烤魷魚的氣味去除，剛嚼上兩口，電話就響了，是阿姨。

「看見郵件了嗎？」她問。

我努力把上下牙從口香糖的糾纏中分離開來。

「還沒呢，王總。」我口齒不清地說。

我撒了一個謊，過後追悔莫及，因為阿姨在電話上把郵件和留言的內容又重複了一遍，再加上了無數的注釋見解和延伸，細緻到毛孔。阿姨的指示很長，聽筒幾乎把我的耳朵烤出一個燎泡。放下電話，我忍不住感嘆：若把阿姨的講話錄音整理出來，本身就是一份文案草稿，她何苦雇我打下手？

對了，我還沒來得及給你介紹我在公司裡的角色。我的職責分工很複雜，寫全了大約需要三頁紙，大致來說是天天給人塗脂抹粉，偶爾參與救火，有時熱場填空，經常收拾殘局。我這樣的職務在人力資源部門有個好聽一些的名稱，叫文案策劃。

放下電話，我的太陽穴裡有兩只鼓錘在咚咚地砸著鼓。一整個下午我絞盡腦汁，卻沒有寫出一行讓我自己看得過去的文字。拿出鏡子補妝的時候，我嚇了一跳：我發現我的腦門小了一圈。

我給王匡原發了一條微信：「晚上六點半在川味火鍋見，一分鐘也不能遲。」

和王匡原相處就有這點好處：用不著浪費時間，我一錘子可以定乾坤。

王匡原是我目前的男朋友，是我一年多以前在一家電影院裡勾搭上的。對不起，我今天腦子不夠使，說話淨犯迷糊。動詞沒用錯，的確是勾搭，錯在主語和賓語的位置上──是他勾搭的我。那天我心煩，一個人去電影院看了一場連名字也想不起來的電影。他也心煩，也是一個人。當他偵查清楚我的確沒有陪伴之後，就跨過我們之間的三個空位置，坐到了我旁邊。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的包包很有韻味。」那天我背的是一個潑墨山水帆布包，不是名牌，不值幾個錢，他誇得我很妥貼。誇一個人的包包是最安全的溜須方法，因為你捎帶著誇了主人的眼光和品味。退一萬步說，即使把馬屁拍到了馬腿上，包包也沒法回嘴。

在我們勾搭成姦之後，我曾問過他是不是對每一個單身女孩都說過同樣的話。他圓睜著一雙無辜的大眼睛，說你真複雜。他到底也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話。

我之所以把他稱為我「目前」的男朋友，是因為他只能是我生命某個階段的充填物，或者說，備胎。他的老家在山東，他目前是一家銀行的客戶經理。工資和業績親密掛鉤，好的時候可以一個月買一只香奈兒包包，差的時候僅夠填飽肚皮。他和我一樣，買不起車也買不起房，他名下的全部財產，只是一張租房合同，兩只裝衣服的箱子──一只裝洗過的，一只裝待洗的，一把電子吉他，一本《海子詩集》。有一天他把海子的〈春暖花開〉隨意譜在吉他曲子裡唱給我聽，竟然把我聽哭了。可是我總不能嫁給一把吉他，一本詩集，一副略帶磁性的嗓子吧？

況且，海子已死，我還活著。

昨天王匡原告訴我，待我過生日時，他會送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去年他也是這麼說的。去年我過生日時正好是我們認識的第四十九天──那是他說的，我從來沒數算過。他寫了四十九張紙條，不同的顏色，不同的紙質，記載著他認識我以來每一天的心情。他把這些紙條折疊成各種花樣，放在一個寶藍雜明黃的流彩玻璃瓶裡，當作花送給了我。我躺在床上一張一張地拆那些紙條，上面的話有些酸，看得我幾乎哭濕枕巾。那一夜我差一點拿起手機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我想嫁給他。可是臉頰上的淚一乾，心也跟著冷了。我總不能做他的水母，為他的指頭在吉他弦上劃出的每一根弧線，為他朗誦海子詩句時每一個揪心的停頓，為他每一句落到心尖上的好話，獻上我一輩子的淚水吧？派做這種用場的眼淚，一輩子不能沒有，沒有是白活了；可也不能天天有，天天有就是活膩了。

所以，當他告訴我他還有一個驚喜等在路上時，我只雲淡風輕地一笑。離我的生日還有五天，每天我都想對他說今年我不要驚喜，去年我已經把一輩子的驚喜都預支光了。今年我希望有一輛車，不要寶馬，不要賓士，只要一台小小的坐得下我們兩個人的奧拓，讓我不用在下班累得賊死的時候，為了和他約會還得擠兩趟地鐵再打一趟滴滴。

當然，若是一張房契便更好。哪怕是一居室，哪怕在五環外，我們就可以不用每次趁著室友不在的時候偷歡。這種偷歡給我留下的長遠後遺症，就是明明可以正大光明地幹的事，我也喜歡偷偷摸摸──那是習慣使然。

地鐵非常擠。地鐵永遠是擠的，地鐵很靠譜，很少給人驚喜，只是今天比往常更擠。我被兩個男人夾成一張紙，渾身的肌肉繃成一根根鋼絲，努力收緊身上的每一個凸出部位。下班時走得匆忙，忘了換上運動鞋，腳趾頭被高跟鞋尖箍在一處的感覺，讓我想起被麻繩五花大綁的滷豬蹄。

這時我的手機響了起來，耐心，持久，永不言棄。我無法騰出手來掏包，胳膊沒有鬆動的空間，腦子也沒有。我任由鈴聲停了再響，響了再停，把我的帆布包包（還是去年的那一個）鑿出一個個的洞眼。

地鐵終於把我一程一程地送到川味火鍋店門口。挑了這個地方吃飯，是因為它味正。當然，更因為性價比。我遠遠就看見王匡原等在那裡。中等偏高的個子，夾克衫的前襟敞開，送出一個關於肌肉的隱約暗示。假若頭髮能和摩絲產生更好的合作關係，他幾乎算得上英俊。我從沒把他太當真，可這一年多裡我也沒遇上什麼像模像樣的男人。也許是因為他擋在我的道上，我看不見別人，別人也看不見我。一葉障目。對，就是一葉障目。尤其是，當這片葉子還算順眼的時候。

他看見我，急急地跑過來，接過我肩上的包。他正想把一隻空閒的手習慣性地搭在我的腰肢上，我聽見自己大吼了一聲：「不要碰我！」門口的服務生用眼角的餘光掃了我們一下，假裝沒有聽見。王匡原沒說話，只是怔怔地望著我，眼神無辜，也無措。

那是一雙什麼樣的眼睛啊，像是被一層隱形的優質保鮮膜包裹著，任世上什麼樣的泥塵汙穢也無法滲透。

我的心軟了，嘆了一口氣。

「累。」我說。

我們坐下來，他脫了我的鞋子，把我的腳擱在他的腿上，開始給我調蘸料，涮豬腰子──那是我最愛吃的玩意兒。

「七下剛好，八下就老了。」他說，火鍋的蒸氣在他的臉上熏出一層接近橄欖色的油光。

多麼羡慕他啊，可以把苦巴巴的日子過成一朵花。可是我不行，我們不是同一物種。

包裡的手機突然嘟了一聲──那是信息提醒。我這才想起那一串鍥而不捨地追了我一路的電話。打開手機，有四個未接電話，一個留言，一條短信息（注5）。留言和短信息是同一件事情的重複，只是信息失去了語氣的佐助，顯得更為乾澀。

明天早上九點，會議室見面討論文案。

這是阿姨的話，又不全是。阿姨真正想說而沒說也不必說的話是：今天晚上你把文案趕出來，你可以選擇熬夜，或者通宵不眠。

我的腦子轟的一聲炸了開來，我聽見碎屑掉進火鍋裡發出的滋滋響聲。

我想也沒想，就回了一條信息，沒有標點，沒有停頓，一氣呵成：

我爺爺死了我是他的長孫女我必須在場我正在趕往葬禮的路上

然後我關閉了手機。

我當時絕對沒有想到這條信息將要引發的一系列後果。

心想事成

現在回想起來，我這陣子碰到的所有倒楣事，似乎都是由那張賀卡引起的。

卡是一張生日卡，已經發黃的軟紙板上印著一個穿著紅襖綠褲的大頭娃娃。這玩意兒大概已經在庫房裡壓了二十年了，如今想找一張這樣的賀卡，一定不比找一只限量版的新款路易‧威登包包容易。

卡上的字寫得歪歪扭扭的，我得斜著看才不至於暈眼。

阿玉：

初五是你的正（整）生日，我和你爸去楊六的電（店）裡買卡片。我條（挑）了這張，因為那個娃像你小時候的樣子。

北京冷不？好好吃飯，不能惡（餓）肚子。

全家都祝你生日快樂，心想事程（成）。

你大概...

臺灣版序

「鳥是好鳥，就是話多」

不久前偶然看到黃永玉的一幅鸚鵡圖，上面的題詞是：「鳥是好鳥，就是話多。」不禁莞爾。想起自己的寫作，竟有些貼切之處──我似乎也總有很多話要說，在小說中。

在我早期的作品，如《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中，我似乎就已經給自己布下了一種陣勢──我喜歡書寫那些幾代人的家族史，人物眾多，枝節繁茂，從鄉間遷移到小城，又從小城遷移到大城，然後兵分多路，跨洋過海，穿越一個世紀的途程，歷經風雨滄桑人間浮沉。我的筆好像是畫家手裡的特大號狼毫，宣紙永遠不夠大，硯台永遠不夠深，手臂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把筆墨濺到紙外的某一個去處。到了寫《金山》的時節，那就益發不可收拾。記得有一次數過《金山》裡的人物，全書有對話的，竟然就有七十多個，牽扯到的地名，也是數不勝數。我覺得自己就是黃永玉筆下的那隻鸚鵡，患有嚴重話癆，傾訴的欲望鋪天蓋地，絲毫不介意有沒有聽眾。

在長篇小說的間隙裡，我有時會寫一些中篇小說。我在寫中篇小說時相對節制一些，換用了中號狼毫，也時時考慮到宣紙的尺寸。家族史在中篇的框架裡是肯定要越界的，於是我的題材就換成了心靈成長史。可是我的心靈史動不動也會延續幾十年，跨越幾個朝代，甚至幾個國家，比如《餘震》、《雁過藻溪》，以及《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這些中篇小說中的任何一個枝節稍加渲染，就有可能演繹成長篇。

我的「話癆」使得我很難適應短篇小說這個形式，總覺得在那個以寸來衡量的憋屈空間裡，還沒容人開篇，任何一個標點、一串句子、一截思路、一個橋段，就有可能如說話時難免出現的口水，飛濺出紙的邊緣，毀了這個故事，或許還有下一個等在路上的故事。所以，在我二十年的寫作路程中，我積攢下來的短篇小說數量少而又少。在書寫這些短篇故事的時候，我得積攢極大的毅力來對付我的「話癆」。我需要正襟危坐，使用最小號的狼毫，屏住呼吸，平穩手腕，咬住牙齒，把傾訴的欲望一口一口萬箭穿心似地吞回肚腸裡去。每次寫完一個短篇，總覺得格外吃力，是因為小心翼翼，也因為意猶未盡。

我這二十年來寫下的極其有限的短篇小說，都已經積攢在這個集子裡了。這個集子收錄的故事中，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篇，應當是《棄貓阿惶》。這是一個貓的故事，也是一個人的故事。人在講貓，貓在看人。其實歸根結底，貓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在書寫這個故事時，我依舊是黃永玉筆下的鸚鵡，有很多話，但沒全講。我講了一些，也忍了一些，自己覺得講出來的和忍回去的，都恰到好處。

而《心想事成》，則是我最新的一個短篇，它碰觸了當下的中國──那是我多年來不太敢碰觸的題材，畢竟我已去國離鄉多年，即使經常回國，也都是以過客的身分，對當下我總有一些塵埃尚未落定的迷惑。然而這些年裡我看見了無數從小地方來到北上廣拚搏的「鳳凰男」（或者「鳳凰女」），物質世界的需求欲望如毒瘤，壓迫著他們的感覺神經，把他們擠壓成扭曲的人。這樣的印象一年一年地疊加，變成了我心裡的「繭子」，我就有了修整繭子的衝動，於是就生出了這篇題材和敘事風格迥異的小說。

《女人四十》、《團圓》、《遭遇撒米娜》、《盲約》和《母親》都是我較早期的作品，那時我剛剛從留學生的身分轉換為移民，成為了註冊聽力康復師。這一系列的小說尚帶著留學生涯的新鮮記憶，反映了大陸早期留學生和移民群體的「失根」現象，以及他們處於貧窮艱辛舉目無親的無助境地時所遭受的各種心靈創傷。與臺灣留學生文學相比較，雖然隔了二十年的距離，卻依稀有些親切的呼應。

《玉蓮》是這部集子中與我的個人經歷最為貼近的一個故事。在我年少時，我家裡請過一個名叫玉蓮的保姆。由於母親身體虛弱，不能照料家事，又有著不可理喻的潔癖，我們家走馬燈似地換過很多個保姆，大多數我連名字都沒有記熟就已經離開，而玉蓮卻給我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深刻印記。一是因為她的年輕和美麗，二是因為她義無反顧的勇敢。在我家工作期間，她和我父親單位裡一名守門的士兵產生了一段驚天動地的愛情，後來竟全然不顧所有人的勸阻，執意跟著那個男人去了貧瘠的青海老家，聽說生活得極不如意。她脆朗的嗓音和笑聲一直在我腦子裡叩擊了很多年，我忍不下那樣反覆的提醒，終於寫了一篇關於她的小說──當然裡邊有很多虛構的成分。

《毛頭與瓶》和《沉茶》是兩篇可以相互對照著看的小說，因為它們有一些共同點。首先，它們都和我的海外生活經歷無關，講述的是純粹的鄉土故事。其二，兩篇小說都探討了執拗的愛情。《毛頭與瓶》裡的虹無法接受志文已經不愛自己的現實，執拗地把毛頭看成是橫亙在他們中間的鴻溝，幾乎釀成了一樁無法挽回的彌天大錯。而《沉茶》裡的老闆娘對感情的執拗，卻體現在永遠無法剔除的記憶之中。無論她經歷了什麼樣的生活變遷，也無論她的丈夫用什麼樣的柔情來化解她精神和肉體的隱痛，她始終用失憶作為最強大的鎖，將舊情永久封鎖在了潛意識中，沒有人可以打開，也沒有人可以靠近。

《心想事成》是我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也不知以後還會不會有類似的後繼── 這也許就是這本書的特殊意義。

是為序。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多倫多

臺灣版序

「鳥是好鳥，就是話多」

不久前偶然看到黃永玉的一幅鸚鵡圖，上面的題詞是：「鳥是好鳥，就是話多。」不禁莞爾。想起自己的寫作，竟有些貼切之處──我似乎也總有很多話要說，在小說中。

在我早期的作品，如《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中，我似乎就已經給自己布下了一種陣勢──我喜歡書寫那些幾代人的家族史，人物眾多，枝節繁茂，從鄉間遷移到小城，又從小城遷移到大城，然後兵分多路，跨洋過海，穿越一個世紀的途程，歷經風雨滄桑人間浮沉。我的筆好像是畫家手裡的特大號狼毫，宣紙永遠不夠大，硯台永遠不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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