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塔德素來是社會學家休斯（Everett Hughes）所謂的「理論想像」之能手。……拉圖和雷比內對塔德《經濟心理學》的這本引介性著作之優點，是讓我們見證該作的概念豐富度。在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更普及的時代，我們非常需要新的「理論想像」，藉以試圖鬆動當代的政治經濟詞彙，無論是「全球資本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

──Matei Candea │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院講師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經濟學家居然搞錯自己學科的正、反面，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的錯誤呢？近十多年來，市場人類學一再印證了塔德所提出的理由：要不是（最廣義的）經濟學家把計算技術延伸開來，任何經濟關係都不會存在。經濟學這門學科發明於十八世紀，卻並未發現到一塊新大陸；這塊新大陸是由它用一磚一瓦打造出來的，甚至應該說，是被它組織、被它征服、被它墾殖出來的。用卡隆（Michel Callon）強而有力的表達方式重述，經濟這東西本身，是被經濟的學科所展演和格式化出來的，所謂：「沒有經濟學，就沒有經濟。」與十八世紀的孤島文學 所言相反，又誠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指出，人並不是天生就是經濟學家，他是後來才成為經濟學家的。不過還得加上但書：他身邊要有足夠的計算工具和方法，讓他得以看到、讀懂那些原本難以捕捉的差異。所謂經濟化，並沒有揭露出人性的人類學基礎，而只是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人性所沒有的內容。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人類真正的本性也並未因此而被發現。

到底是因為經濟學家哪一方面的工作，才把事物的關係給格式化了（不是他們的話，這些關係便會呈現完全不同的形式）？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必須知道，計算裝置以及規格化標準（如貨幣）的發明所附帶來的小配件。

「財富這種東西，實在簡單得多，衡量起來也容易得多；因為財富的程度無限，種類卻極少，而且這些種類上的差異還即將消失。因此，當財富逐漸取代尊貴，財閥統治逐漸取代貴族統治，就使得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所支配。」

……當衡量變得「更加簡單」，「社會狀態」反過頭來也就變得更容易標示出來。因此，我們應仔細區辨兩類衡量：第一種是「衡量結果」，它旨在捕捉現實狀態；第二種衡量不同，它是「衡量行動」，也是對社會世界的格式化。如此區分之後，我們看到要實行真正的經濟量化，其實還有其他工具可用：

「個人的榮譽不下於他的信用，沒有比不上他的財富，也很容易在不改變本性的情況下提高或降低。因此，榮譽也是社會量的一種。

神父與修道士對如何產生信仰、『真理』的鑽研，其仔細程度絕不下於研究財富再生產的經濟學家。他們可以教導我們，哪些作法為傳教所需（如靜思、講道、勉力冥想），而哪些書本、談話或哪類行徑則會對信仰不利。」

讓我們引入「價值計」這個字，用來形容所有能使價值判斷變得可見、可判讀的裝置。塔德即將把這些價值判斷作為基礎，建立他所謂的經濟學。不難想像，塔德必定對現在這個時代感到莫大興趣，畢竟這時代見證了各種新的「資料搜取器」不斷增生，如收視率、民意調查、市場調查、「星光大道」、競賽、評級、拍賣出價、間諜偵查、「滑鼠點擊數」等等，琳琅滿目。要「使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支配」，這些資料搜取器可說是彌足珍貴。我們幾乎可以說塔德運氣不好，他的預言早了整整一個世紀。他所謂「質、量兼備」的資料形式，在如今資訊新技術下已不斷增生。人人都說他像「文學家」般天馬行空，說得沒錯呀：他想要計算欲望與信念，儘管他那時候的統計學（這方面他當然是老行家，畢竟他主掌過法國法務部統計局）仍失之簡陋，遠不能勝任其事。當前的數位化潮流則使我們更加注意塔德的論點。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不過我們要小心理解他的思想：萬物之所以潛在上都是「數」，無非是因為價值計所做的，正是匯集、濃縮、萃取並簡化各種微妙的度量和無數的「邏輯對決」（duel logique）――當我們碰見那些我們所依附的人，並賴以維生時，邏輯對決便在我們身上一再上演。換句話說，塔德並非宣稱經濟學家把計算裝置用來展演社會，就像用勺子把無定形的麵糊倒進鬆餅模那樣。如果要說的話，這份麵糊裡早已經有一類特殊的「量子」，但它和經濟學家所謂的可計量物之間只有間接關係。

這種間接的特性，正好說明了他們在企圖使自己的學科變得更科學時為何經常搞錯，也說明了他們為什麼誤把反面當正面。不過同樣地，這不是在抱怨經濟學家，也不是說他們的計量癖把同一種理解事物的標準套用在所有主題上。相反，塔德斷定說，我們應該感嘆他們對計量的胃口還不夠大，還不曾從每一種實作中找出他們情有獨鍾的張量。他認為經濟學家連計量這件事都沒搞好，可見一旦其他類型的計量得見天日，將會有多少有趣的事情啊。但願有人能多花些心力去探索。

我們手邊還有其他能真正量化經濟學的工具，這一切都證明了計量的巨大蘊藏。

「還有很多不同的量尺，每一類統計都是其中之一。政治人物聲望的上升與下降，都可以用選舉統計準確測得。」

正確來說，所謂計算，乃是不同評價的互比（intercomparison）。我們在任何價值計或榮耀計中都看得到這過程，與貨幣本身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很容易就能追蹤兩個領域間的互比。比如說報刊與貨幣，儘管很可能會被經濟學家分別看待，但塔德依然把它們連繫起來，絲毫不費吹灰之力。

「報刊的發展使道德價值的計量特徵益發顯著，也使道德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正當。早先，在貨幣還不若當前那樣通行的時代，交換價值也必定相當混淆難辨；但隨著貨幣的傳播與統一，交換價值變得明確起來，從而也就首度催生了政治經濟學。同樣地，在日報出現之前，文章的科學或文學價值、個人的名望與聲譽，這些概念都仍然很模糊，因為人們要費很大力氣才感受得到這些東西的上升與下降；但隨著報刊的發展，這些觀念變得明確，變得突出，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

我們看看這平行關係如何獨到：塔德並未說報刊俯首於「金錢淫威的毒害」；要連接這兩個領域，我們並非得要先研究隱藏在下層結構的力量。誠如我們即將看到，對塔德來說，下層結構根本就不存在。這兩個領域間的關係再密切不過了。塔德比較了軌跡與傳染的兩種模式；已流行幾世紀的第一種模式［道德價值］，與剛問世的第二種模式［交換價值］，都讓人看清該運用怎樣的工具與裝置，才能從局部、個人且不方便的計量，邁向普遍化、快速而反身性的計量。信用和公信力都需要一些會計工具，或者套一個塔德沒用過、卻把互比的移動定義得相當清楚的術語：它們都需要度量衡學。不同的價值計逐漸形成各種的度量衡鏈，使得不同主觀性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明確」、「突出」，也愈來愈「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所謂新型的哲學思辨，塔德當然不忘列入科學社會學――它是知識文獻的典型度量衡學。此度量衡學之所以變得既看得見又可判讀，正是由於人們稱為「公信力」的準貨幣擴展了開來；而正是如此，且特別是在這裡，甚至產生了有精細差異程度的信念。

「個人的信用、名望與聲譽如何誕生？又如何增長？這林林總總的生產形式，和財富與市價的生產一樣，都很值得我們花時間關注。……如果某某商品的生產量多少和市價高低，都能受「自然律」的安排，那麼，為什麼就不能也有別的自然律，規定了其他量值的出現、增長、上升或下降？比如公眾對某某人的崇拜、人民對君主的忠誠、對宗教的虔敬，以及對某某制度的信賴，不能也如此類推嗎？」

計量是一切科學的根本。如果你真想要量化什麼，那就往手邊尋找所有類型的量子，而不要單單只用其中之一去分析其他類型。榮耀的計量也很適合用來分析財富，財富也可用來分析信仰，或者用信仰分析虔敬，諸如此類。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我們終於明白，在塔德心目中經濟學家到底搞錯了什麼：錯不在於他們想要量化，錯是錯在他們沒弄清，何者是能穩固他們學科的正確源頭。他們錯把「衡量行動」當作是「衡量結果」。而他們之所以能做衡量，是因為互比鏈的延長；但問題是，他們自以為觀察到的，並非真正使互比鏈得以延伸的現象。的確，他們以為經濟學要進步，就該更冷酷、更有距離、更客觀化。

「盡可能做到客觀、抽象，此乃基本方法⋯⋯最理想的情形是，把諸如信用、服務、勞動，以及潛伏於它們底下的感知與情緒，通通用抽象掩飾起來，令人察覺不到；然後再把抽象當作對象，當成是真實而物質的對象，好比化學家與物理學家一樣，面對同樣的對象，服膺於數字與度量的法則。貨幣與財金的篇章似乎實現了這雙重理想，就像物理學或化學一樣可以計數與衡量，於是便理所當然，成為經濟學家的園中至寶。」

貨幣被用作為衡量的行動，當然極為優越。但是貨幣所做的，與其說是衡量某個東西，其實更像是為了方便掌握它的簡化記錄；而且表示成數字之後，便和那東西本身再沒有絲毫瓜葛。因為這一點，經濟學一直為人文主義者所詬病。但原因卻不是他們所說的，是由於「人心不能被化作計算」；而是剛好反過來，由於人心隨時都在計算和比較，但用的卻是另一個秤砣，以及其他眾多更難判讀、對比更不明顯的砝碼。於是塔德便接著上一句話，建議我們轉移注意，去看一下所有度量的真正來源：

「儘管如此，如果價值（貨幣僅是其符號）不是各種全然主觀事物的結合，不是信念與欲望、觀念與意志的結合，那麼它就什麼都不是，徹頭徹尾地什麼都不是；同樣，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也就一丁點兒意義都沒有。」

之前說到經濟學家搞錯正反面，可能會被以為是無事生非，但現在應該真相大白了。

「經濟學家並不是渾然不覺他們研究主題的這種主觀面向……只是總視之為經濟科學的反面，而非正面。我再說一次，這些大師誤以為只要把主要的關懷（甚至是唯一的關懷）投注在外在面向，就能為他們的觀察豎立尊嚴，達到科學專業的地位。即使他們得要直接考慮研究對象的心理面向（例如勞工的動機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設想出來的人心也是如此簡化、如此概括，幾乎可說是殘缺的人類靈魂，以致這極少量不可或缺的心理學，不過像是一條簡單的幾何學公設，只是用來支持他們的演繹推論。」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引用上文，大概便會被當作是對經濟學家的常見抱怨，又是在不滿他們對量化的狂熱。而事實上，這段落卻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號召：他要我們在各處（尤其是在別處）尋找適當的價值計，以捕獲形形色色的「人類靈魂」——當這些人評估得失，當他們相信，當他們渴望，當他們祈求，當他們期望，當他們內心充滿糾葛的時候。在這個受過挪動的新基礎之上，塔德向各門社會科學拋出「新政」：

「政治經濟學被如此包圍，的確會喪失其神秘的孤立性，無法再像一顆漂礫，置身於社會學的沙漠裡，等待形上學家或邏輯學家的催生；但政治經濟學從中亦將有所獲，它將在社會科學中取得真正的位置，並看到它的慣用概念、區分、理論受其他姊妹科學檢驗。這些姊妹科學將照亮它，也將被它照亮。」

不用說，知識史絲毫沒有認真看待這個協定。於是我們有一整個世紀的時間，深陷在有夠荒唐的觀念裡：我們一度以為經濟學科可以奇蹟地發現地底下的冰凍大地，揭露受僵硬法則支配的經濟事實；而經濟亦將有驚人能耐，可以凍結一切建於其上的上層結構；那麼，在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中，將唯有經濟學是真科學，只因它直指人類靈魂理性而客觀的核心。

搞錯溫度

問題確實在於把經濟學量化，但關鍵在於，這得透過翻轉整個經濟學，讓它以相互主觀性為基礎，而矛盾的是，某程度上這是使它變成科學的唯一辦法。我們到底要怎樣總結塔德這一點創見，才能把它牢牢記住？答案是我們得要避免另一個知識論的謬誤（很快我們將看到，這在政治上同時也是嚴重的謬誤），即：以為增加愈多的價值計與度量衡鏈，經濟史就會從激情過渡到理智，從不理性過渡到理性，從熱絡的傳統交易過渡到「新自由主義」市場帶來的「經濟恐怖」。

「我們可否假定，隨著文明的進展，理性的進步便擔當起重責大任，將逐步實現經濟學家想出來的抽象，並剝除掉具體的個人除了自利以外的一切行動動機？但這個假設毫無來由。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都看到激情與智力一同上升與發展。……唯獨在經濟學世界裡（而非其他地方，連這裡也不是），我才瞥見一絲凍結的痕跡，帶人轉往激情漸減而理性漸增的方向。」

自從塔德在法蘭西公學院取得教席後，他觀察晚近的經濟現象：無論是階級鬥爭、第一次全球化、人類大遷徙、萬國展覽會不斷強調的瘋狂創新，或殖民帝國的瓜分，方方面面都未呈現出理性時代到來的景象。相反地，當時的經濟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激情的強度前所未見，征服的野心出奇驚人，〔從中出現了〕一種嶄新的宗教，即社會主義，以及一種在原始教會以後再不曾見過的佈道狂熱。這些都是關懷，是熱切的關懷（intérêt passionné）。重點在於協調這些關懷，並與富豪資本家達成妥協。既然都是激情，前者並不比後者更不醉心於爭勝的願望、生命的自尊、權力的渴求。」

所以，經濟學是什麼？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定義成「熱切關懷的科學」了。

請別搞錯，塔德並非告訴我們，經濟理性以計算與推論為務，但因為被熱情、集團、傳染、謠言所扭曲、綁架或擾亂，而將會難保公正；他也不是說，如果不可能的奇蹟降臨，使我們擺脫這一切非理性的混亂局面，我們終將發現經濟理性。不是這樣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或者你高興的話，也可以說：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經濟的」（照這個詞最尋常的意義而言）。畢竟經濟乃由熱情所構成，十九世紀的驚人發展只是強化了它們之間的錯綜複雜。經濟學家瞥見此複雜關係的同時，因為事情太驚人，彷彿見到蛇髮妖女的臉，往往立刻落荒而逃。

「經濟學家在構思『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時，做了兩重抽象。第一次的抽象頗不恰當，它設想一個毫無人情味的人；接著，第一個抽象又想像這個人脫離了一切團體、行會、教派、政黨或任何組織。這第二次的簡化實際上是由第一次衍生而來，但同樣把人弄得殘缺不全。首先，當生產者與消費者、賣方與買方面對面時，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期，他們不是被一種充滿情感的關係連繫在一起的，諸如鄰里、同胞、宗教團體、文化社群；其次，他們身邊從來不曾沒有簇擁著一批無形的同伴，好比搭檔、朋友、教友，在議論價格和薪酬時，他們的思考便受這些人影響，最後甚至被迫聽從，這便經常有損嚴格意義下的個人利益了。實情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任何時候，就算是十九世紀上葉（儘管這是勞動史上僅見，所有同業公會彷彿都滅絕的時期），工人在面對老闆時，也都不曾全然自由地無須理會對同志的承諾，不論在形式上還是道德上；其實，連老闆自己也無法完全擺脫對同行甚或敵手的正式義務與禮貌常規。」

這些都是有待量化的情感依附，我們怎麼能夠忘記呢？我們會說，長久以來，制度經濟學（économie institutionnelle）、協定經濟學（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就認定這些情感糾葛為明顯的事實了。的確沒錯，不過塔德這本書可是誕生於1902年呀！為什麼我們整整耽誤了一個世紀？更重要的是，比起當今小心翼翼的學者，他的腳程快得多、視野也遠得多。現在的學者僅滿足於對純粹且完美的市場作修正，幫這個托勒密系統增加一大堆向各方旋轉的本輪，如契約、信心、資訊、規定、準則、集團等等。但就像一位作品無人問津的哥白尼，塔德已把量化的焦點搬到別處了。他筆下的「一批無形的同伴」裡，並未設想任何的「天意」，尤其沒有把「理性」當作是能協調一切的天意。塔德雄心之激進，使他無法棲身於任何學派；他要使那些「熱切關懷」的圈子繞著另一個太陽轉，而且那是一顆明亮而燃燒的太陽，一顆因燃燒而明亮的太陽。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經濟學家居然搞錯自己學科的正、反面，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的錯誤呢？近十多年來，市場人類學一再印證了塔德所提出的理由：要不是（最廣義的）經濟學家把計算技術延伸開來，任何經濟關係都不會存在。經濟學這門學科發明於十八世紀，卻並未發現到一塊新大陸；這塊新大陸是由它用一磚一瓦打造出來的，甚至應該說，是被它組織、被它征服、被它墾殖出來的。用卡隆（Michel Callon）強而有力的表達方式重述，經濟這東西本身，是被經濟的學科所展演和格式化出來的，所謂：「沒...

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塔德：一個被世紀遺忘的名字

身處二十一世紀，人們認為已經告別了傳統，進入到一個新紀元。新的現象不斷挑戰傳統對社會與世界的認識方式：工業4.0、後基因體、氣候暖化、人類世、後人類……，各種新的名詞湧現，宗教衝突沒有因西方世界的世俗化而緩解，反變本加厲；人權主張被高舉，對個人的監控卻也是有史以來最嚴密、無所不在。這些層出不窮的現象讓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傳統學科有點捉襟見肘，似苦無工具好好予以理解。

其實，這樣的光景並不全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也在近似的處境中。那是社會學和其他新興學科萌生的時代，也是塔德（Gabriel Tarde）的時代：塔德的生平剛好跨過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若要嚴格定義塔德的身份，他應是犯罪學家，是成熟的法官和統計學者，當然也是哲學家。之所以被認為是社會學家，是因他出版了多部以「社會的」（social）為名的著作。但其實他的第一本（廣義的）社會學著作是遲至1890年才出版，當時他已經47歲，而所有關於社會學的工作，是在其生前最後十五年間完成的，過世之前最後的、也是這裡要討論的「經濟心理學」這本書。

要談塔德，就不能不說到古典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涂爾幹年紀比塔德小15歲，他們兩人為著「社會學究竟是什麼」的論戰是二十世紀前後「前社會學」時期極為精彩的一幕。然而當涂爾幹撂下這句「（我）對這場討論無能為力」，拒絕再進一步與塔德溝通時，大概就注定了塔德接下來一個世紀的命運。在整個社會學蓬勃發展的二十世紀，塔德幾乎完全消失。連法國社會學家阿宏（Raymond Aron），在為當代社會學作史的巨著「社會學主要思潮」（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中，根本就忽略了塔德這號人物。

對照於涂爾幹在40歲以前就已經奠定他的社會學框架，並且在44歲榮耀地從波爾多返回巴黎，擔任巴黎大學的教席，主掌社會學的制度核心。塔德卻是從犯罪和偏差行為的研究、從經濟學與心理學、從法院和法蘭西學院一路進逼到社會學。塔德的理念很簡單，群體內的關係就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別無其他。施為（行動）與被施為是不能區分的。這與涂爾幹所主張的，並後來成為主流社會學遵行的嚴格條件相悖。所以，對涂爾幹而言，塔德是不純粹的。

要知道涂爾幹之所以能成為古典社會學大家，與透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再嫡傳莫頓（Robert K. Merton），終形成今天主流社會學的一派有關。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涂爾幹賦予社會學清楚的「方法規則」，並且劃定了社會學的疆界，排除「非社會學」的領域。涂爾幹主張存在客觀的社會實體。舉例而言，是否曾經覺得有一個社會存在我之外，是我無能為力的呢？涂爾幹式的社會學就是把這種感受具體化，提出相對於個人而客觀存在的社會，其中可被量測定義的屬性特徵就是社會事實。藉由社會事實的分析，就可以分析並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所以，當社會學家面對經濟現象時， 在涂爾幹傳統下，會自動排除掉「非社會學」的部份，因為其中沒有社會事實，並不屬於社會學的範疇。

對於前述涂爾幹的處理方式，塔德完全不認同。當他與涂爾幹辯論時，特別提到：

涂爾幹先生認為科學進步促成社會工作分工的增長，並且各種社會科學也應該要分工（註：所以社會學也是分工出來的結果，有其專屬的領域）。但是社會分工有兩類，一是在統一之前，另一是在收斂之後。對前者而言，科學進步是傾向於統一；而對後者，進步則是一種持續擴大的分化。因此會有兩種運動，首先是個別的研究，不同的科學收斂到一個點上，接者是這些不同的科學的統合。

因此，有別於涂爾幹刻意建立社會學的獨立屬性與範疇，塔德主張的社會學是一門統合的學科，就是透過各種的研究來專注在某些特定的現象上，再將這些研究的成果匯集，成為一門學科。所以，如果問說為何這本談經濟學的書把讀者搞得好亂，好好經濟學不說，牽扯到心理學，又被劃分為社會學之作。這無非就是塔德的居心：並沒有自絕於其他學科之外的社會學啊！

然而也因為塔德對各種學科專業的開放，未能清楚界定社會學的方法準則，又缺乏嫡傳弟子承繼理念，僅管有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讚言，且在當時學界備受推崇，塔德在1904年過世之後，迅速被世界遺忘。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有哲學家Jean Milet寫書提醒大家塔德的歷史哲學理念，才讓這名字不致完全沈入歷史深淵。

當代法國社會學家布東（Raymond Boudon）也曾經為塔德生不逢時感到惋惜。他認為塔德的重要概念若得有貫時性資料分析，會得到非常好的驗證。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並沒有這方面的技術支援，以致於許多有趣的主張都流於想像，無法獲得經驗的支持。確實，時空轉換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二十一世紀，塔德的許多理念都可以因量測與分析工具的成熟獲得驗證。

德勒玆（Gille Deleuze）也曾受塔德相當程度的啟發。他的重要作品「千高原」（Mille Pleateaux），這標題感覺就是在回應塔德，是在向塔德致敬。而具體運用塔德理念的恐怕是美國學者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他在的「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開宗明義就指向塔德，將書中的擴散模型S曲線歸功於塔德的原創。但羅傑斯在概念的使用上，似乎並未完全符合塔德原初的設定，特別是在本體論方面。

這一切無論是提醒、惋惜或誤用，都沒能真正恢復塔德已經失去一個世紀的身份，就是作為原創的社會學家，他原本應該是在涂爾幹的位置上。

轉譯的轉譯

拉圖（Bruno Latour）可以翻轉塔德的命運，讓塔德復活嗎？要理解何以拉圖要導讀塔德，先要知道拉圖與塔德的關聯性。

翻開這本導讀書，人們讀到了塔德，更讀到拉圖，或可說是讀到拉圖的塔德。這是一種「穿越效應」，像學思的穿越劇一樣，用今天的語言與現象來幫古人發聲。但卻更像是一種學術理念的「根源依附」，透過某些相同的理念特徵來建立起群體的認同，使得理論在古典淵源中建立正當性。拉圖認同塔德的理念，挑戰具有社會實體的主流社會學預設，反對區分出結構與行動、結果與原因、社會與個人之類的作法，是與社會實體論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就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找到了馬內（Édouard Manet），拉圖找到了塔德，然後用福樓拜（Flaubert）自稱為包法利夫人的方式，說：「我就是塔德！」。而且，拉圖真的就在2008年扮演了塔德，與涂爾幹對話。

轉譯社會學的運用

然更走近一點來看，會發現其實拉圖是透過這本書在玩「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一是拉圖，另一位是雷比內（Vincent-Antonin Lépinay），是拉圖的學生。拉圖被稱為是科技與社會研究傳統中所謂「巴黎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因為他先前任職於巴黎盧森堡公園旁的高等礦冶學院（Ecole des Mines）之「創新社會學中心」（CSI），該中心還有卡隆（Michel Callon）和阿克熙（Madeleine Akrich）等人，是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或稱「轉譯社會學」、「關係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著稱。雖然拉圖後來轉任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依舊是以巴黎為基地。

雷比內則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2003年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於卡龍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赴美，並在2011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另個博士學位。他主要處理的議題是金融市場的創新現象，是採取經濟人類學取徑的研究。雷比內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曾經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現在則是在巴黎政治大學，任職於拉圖所主持的媒體實驗室。雷比內可以說是拉圖的弟子，因他的碩士論文是拉圖所指導，而同時也透過他在美國一段時間的研究，將巴黎學派的理念與北美主流的新經濟社會學聯結起來。

所以，透過拉圖和學生雷比內的合作，啟動了聯盟的關係。這本導讀實際上就是一項轉譯的工作，是拉圖運用轉譯社會學，召喚塔德來與拉圖的理念產生聯盟，也同時讓透過雷比內串連的北美新經濟社會學與巴黎學派聯盟。

古典社會學雖然關心經濟現象，卻甚少直接處理經濟行為。涂爾幹對經濟的討論真的不多，馬克斯和韋伯雖多有涉及，尤其馬克斯根本上就是以經濟為下層結構來看待社會，但這些都不足以將經濟或市場作為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是一直到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著作「巨變」，才以「實質市場」的概念將社會學帶入到具體的經濟現象之中。

博蘭尼之後，社會學家大致從幾個不同的方向來處理包括市場在內的經濟現象，將經濟活動可以實現的社會條件還原回來。而這些不同的取徑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本體論的立場。第一種取徑是由懷特（Harrison White）開啟的，透過網絡關係來處理經濟活動中的個體與群體關係。這種取徑在懷特的學生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更細緻去定義了「鑲嵌」的概念之後，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主張。鑲嵌論在表面上排除了結構的強制力量，但仍然帶著結構色彩。

第二種取徑則是修正社會結構的內容與範疇，但更堅定主張結構的封閉效果，是一種偏向制度的觀點，而以布迪厄的「場域」概念為代表。場域是一種介於整體社會與個別行動之間的局部社會空間，其中有自主的行動邏輯，而為場域內的行動者所認識且遵行。因此，理解經濟現象必先認識場域「結構的建構」與「建構的結構」之間的關係。

第三種取徑則徹底排除結構的屬性，以超對稱或非對稱性的觀點來認識市場現象。這就是「巴黎學派」的主張， 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有一群人投入在這領域，像卡隆和他的學生們，以股票、金融和包括音樂、技術等各類真實的市場為對象，進行展演性的研究。當然這種取徑並不侷限於巴黎學派，英國愛丁堡學派的Donald MacKenzie也長期貢獻於此。

拉圖和雷比內的寫作這本導讀的策略，是以前述第三種取徑來反駁第二種，並回頭檢討第一種的侷限。長期以來，拉圖的轉譯社會學就視布迪厄的場域社會學立場為對頭。所以，透過拉攏塔德，可以更具體地用塔德來批判承繼孔德（August Comte）與涂爾幹傳統的布迪厄，兼而反對鑲嵌之類的概念。透過這種示範，批判的對象不僅是古典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和以計畫之名而為的「看的見的手」，甚至包括左派的勞動研究傳統。這是一項藉由討論經濟學，援用心際心理學，徹底挑戰社會學傳統的「反社會學」工程。

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塔德：一個被世紀遺忘的名字

身處二十一世紀，人們認為已經告別了傳統，進入到一個新紀元。新的現象不斷挑戰傳統對社會與世界的認識方式：工業4.0、後基因體、氣候暖化、人類世、後人類……，各種新的名詞湧現，宗教衝突沒有因西方世界的世俗化而緩解，反變本加厲；人權主張被高舉，對個人的監控卻也是有史以來最嚴密、無所不在。這些層出不窮的現象讓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傳統學科有點捉襟見肘，似苦無工具好好予以理解。

其實，這樣的光景並不全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

「經濟學朝向數學化或心理學化的趨勢，兩者毫不衝突；在我們眼中，雙方反而互為支持。

因此，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與社會有機體（société-organisme）此二學說有著最為緊密的親緣關係，攻擊後一學說，便會衝擊到另一學說。」──加比列．塔德

我們不妨假想，馬克思出版《資本論》時卻乏人問津，將會發生什麼事。一個世紀後我們將會重新發現這本書，並且驚詫不已：這樣一部充滿雄圖壯志與膽識的作品，怎麼可能與世隔絕，沒有人理解，對科學、政治與社會未曾造成絲毫一點影響？那麼，不但不會有徒子徒孫發揚他的偉論，也不會有後人來解讀它；而且，無論是否不合時宜，也不會有人企圖去實踐它。我們再來假想，要是行動派的枕邊書是塔德發表於1902年的《經濟心理學》（Psychologie économique），而非馬克思的作品，二十世紀的歷史會變得多麼不一樣呀！不過現在仍為時未晚，還可以用一篇歷史小說般的小品文，重新發明一種政治經濟學理論，讓塔德在裡頭扮演真實歷史中歸功於馬克思論點的角色。

這位社會學家沒有後人，他的言辭狂放無章，乍看之下，我們似乎真的很難嚴肅以待。他把街頭巷尾的對話視為貨真價實的「生產要素」；他不同意血汗勞動曾扮演任何核心角色；他在資本的概念中區分出「胚芽」（軟體）和「子葉」（硬體），好給前者更高地位；他既認真追蹤麵包價格的浮動，也同樣認真地在他所謂「榮譽計」上頭追蹤民選政客的聲望漲跌；他特立獨立，好好的針衣工廠放著不用，偏要以圖書工業當作生產典範，並且不只研究圖書本身的銷售，還同等關心字裡行間的各種觀念如何散播；他探討生命權力（biopouvoir）的問題，彷彿經濟學和生態學早已融為一爐；他一點也不相信經濟科學平日的劃分，輕輕鬆鬆就逡巡於達爾文和馬克思之間，而亞當斯密和古諾（Cournot）對他來說也絕非徑渭分明；他的關懷不只遍及奢華、時尚、消費、質地、品牌標示、休閒娛樂等主題，亦包括軍事工業和殖民行動；他旁徵博引，不斷從藝術市場、哲學觀念的傳播、倫理學、法律裡取材，彷彿這些因素在財富生產的問題上都同等重要；科學、創新、改革者，甚至閒暇，都被他描繪成經濟活動的根本；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追蹤鐵道、電報線、報章廣告，以及觀光業的起步；特別是，他不相信資本主義存在，對十九世紀一片蓬勃的冰冷計算與商品王國不聞不問；相反地，卻把市場的擴張界定成熱情的延伸；他讚揚社會主義者，正因他們造就了人們對結社與組織的另一番狂熱。我們想要使大家重感興趣的，難道是這麼個老反動派？我們想要重新擦亮的，難道是這麼個經濟學的考古碎片？

正是如此。老實承認吧，要不是受益於超過一世紀的評論註釋，《資本論》對我們而言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塔德的經濟學之所以讓我們覺得奇怪，或許只因為裡頭的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前所未聞。但至少，這就是我們想試著向大家呈現出來的。塔德的寫作，正值第一場全球化大運動的當兒。他與那時代的所有技術創新奮戰，被階級鬥爭的道德與政治問題糾纏，深入生物社會學的研究，並以計量方法當作立足點（這些計量方法對他當時而言只能是夢想，但因數位化技術的拓展，如今已成家常便飯）。一個世紀之後，我們又經歷另一場全球化運動。在充斥著道德、政治與生態危機的時候，他彷彿剛出爐般新鮮，於是我們才有機會向大家介紹這位人物。現在，我們祭出「塔德」這個罕見的名字，並不是為了聳人聽聞，好招攬經濟史學家的興趣；我們是為了揭示一份極重要的文件，讓我們以別樣的方式回顧過去，也從而以另類的方式計劃未來。

一開始我們打算再版兩大冊的《經濟心理學》，卻躬逢圖書市場飛快的演化（一場十足塔德式的演化）。既然可以在法國國家數位圖書館（Gallica）網站上取得原作的圖檔格式，也可以在很棒的加拿大網站「社會科學經典」（Les classiques des sciences sociales）取得文字檔，出版完整而昂貴的《經濟心理學》就不再有很大的意義了 。我們因此決定另外出版這篇導論，附帶稍長的引文，意在誘導讀者日後進一步鑽研數位版本。此外，考慮到有些讀者討厭在螢幕上閱讀，或者不願意為印出兩大冊書而搞壞印表機，我們便在網站上加入我們認為最能說明本書重要性的原文摘錄，希望幫他們省些工夫 。

塔德向自己提出的問題非常簡單：「政治經濟學」，這個出現於十八世紀的驚人概念，在接著的下一個世紀更為壯大，但它對應的是什麼？對他來說，觀念帶領世界；尤其那些被經濟學家據為己有的經濟學觀念更是如此。它在科學與政治上對應到什麼樣的奇怪觀念？畢竟，我們必須先把觀念、主張、論證做個翻轉，才能掌握塔德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所做的轉變；況且對他來說，上層結構「徹頭徹尾」決定了下層結構。我們稍後還會看到，下層結構其實並不存在……。

大家會說，好個奇怪的反動派！這位不信神的唯物論者，在市場人類學出現的一百年前，就從經濟學家（包括左派和右派）的無神唯物論中偵查到一位行跡特別詭異的隱形上帝。沒錯，誰要是認為唯有神奇的天意（Providence）才可能用祂看不見的手，自動形成既定和諧（harmonie préétablie），塔德便會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管它是市場的和諧，抑是國家的和諧。因為在塔德眼中，發明政治經濟學的人幾乎對一切都有了共識，尤其都同意經濟學是作為一個專門領域而存在。而這一點，正是塔德想要挑戰的。

這個革命份子不屬於任何組織黨派，既無後人 也幾無前輩。他暗自忖思：面對經濟課題的時候，如果我們確實是不信神者、不可知論者的話，事情會變得如何？塔德捫心自問：「如果經濟中不再有任何神的意旨，那又會怎樣？」我們一旦認真起來，把塔德這種不含絲毫超越性的內在操作發揮到底，是否就能重返政治？長久以來，瑪門 的信眾、天意與自動和諧之神，以及國家之神，都一直禁止我們從事這類政治活動——是的，即是自由的政治。那就是自由主義囉？沒錯，我們沒理由害怕這詞兒，但要記得它只是「天意論」的反義詞。況且，如果我們永遠不需要在市場和國家這兩種組織之間做選擇，不用周旋在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而只須抉擇是否相信創造既定和諧的種種奇蹟，那又會如何？難道我們不能回顧過去，重讀過去兩百年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那些我們太快地就用「資本主義」一概而論的事情？

「經濟學朝向數學化或心理學化的趨勢，兩者毫不衝突；在我們眼中，雙方反而互為支持。

因此，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與社會有機體（société-organisme）此二學說有著最為緊密的親緣關係，攻擊後一學說，便會衝擊到另一學說。」──加比列．塔德

我們不妨假想，馬克思出版《資本論》時卻乏人問津，將會發生什麼事。一個世紀後我們將會重新發現這本書，並且驚詫不已：這樣一部充滿雄圖壯志與膽識的作品，怎麼可能與世隔絕，沒有人理解，對科學、政治與社會未曾造成絲毫一點影響？那麼，不但不會有徒子徒孫發揚他的偉論，也不會有後人來...

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陳宗文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重探「價值」
該要避免的兩個錯誤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搞錯溫度
靠近，而非遠離

第二章　經濟學的本性
發明先於積累
顛倒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重新配置生產要素
資本的趨勢
「共同可能性」的經濟學
「資本主義體制」從未存在過

第三章　沒有天意的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重返政治
「亞當斯密問題」、上帝的問題
社會主義到來，可能又是錯誤一場
結論：驅逐巨獸，牠便飛奔回來

註釋

導讀的導讀：論拉圖談塔德／陳宗文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重探「價值」
該要避免的兩個錯誤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搞錯溫度
靠近，而非遠離

第二章　經濟學的本性
發明先於積累
顛倒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重新配置生產要素
資本的趨勢
「共同可能性」的經濟學
「資本主義體制」從未存在過

第三章　沒有天意的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重返政治
「亞當斯密問題」、上帝的問題
社會主義到來，可能又是錯誤一場
結論：驅逐巨獸，牠便飛奔回來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