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南方朔（作家、社會評論人）

陳俊霖（亞東紀念醫院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張凱理（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院區精神科主任）

葉啟政（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講座教授）

廖咸浩（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鄧惠文（作家、精神科醫師）

誠摯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



﹝推薦序一﹞

轉型政治的一本小聖經

南方朔（作家、社會評論人）

一九八七年，美國政治科學會（APSA）在芝加哥召開年會，在那次年會上，通過由美國大學教授費雪（Jeft Fishel）成立一個「生態及轉型政治小組」，它的成員包括了人道心理學、未來學、政治運動研究、生態永續性研究、電訊民主等新興領域具有創新性的學者；動員的學校，包括了史丹福大學、西北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布朗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

從一九八七年起，「轉型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這個名詞和概念，開始成了當代學術思想最新興的領域。根據加州聖瑪麗學院政府研究教授伍爾波特（Stephen woolpert）等人所編的論文集《轉型政治：理論、研究及實踐》，學者們認為，當今的政治已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現在的政治己告陳腐僵化，舊的問題它無力解決，新的問題它完全沒有概念，於是政治和社會遂成了不滿之源。政治人物只知道固執守舊，語言乏味，政治在缺乏新視野後已勢不可免的走向平庸化。當代理論家充斥著「後自由」、「後現代」、「後父權」、「後物質」、「後結構」等名詞，這正好顯示了政治與社會停滯，看不到新的典範時的「論述泛濫」。人類文明的進展有個大規律，當一個時代的新典範清楚，人們就會努力於走向新典範之路，但若走到了十字路口，看不到新的典範和方向，人們的徬徨不滿就會表現在各種意象式的批判上，諸如「後自由」、「後現代」之類的論述符號，它即是一種矇矓的不滿，是對現狀的批判，只有等到「轉型政治」這個更具體、可操作的概念被提出後，新典範的定位遂告清楚。「轉型」是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是更加水平多元的民主，是公平正義的更加講究，也是人性的復歸，以及新的性別價值和生態價值進入政治、產業和社會的時間表。

自從「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提出「轉型政治」這個時代性的新觀念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當代對「轉型」的研究和實踐，特別重視「轉型」的三個面向；一個是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另一個是文化和新的價值良知，第三個則是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及精神診療的面向。

首先就政治及社會運動而言，近代學者已察覺到，每個國家的政府官僚體制，由於體制的龐大僵化，它已被現狀緊緊地捆綁，已不可能進行任何改變或創新，近代的民主發展、性別政治、生態政治、多元政治甚至和平政治，都不是官僚體系所帶動，而是公民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所促成的。因此，學者們認為，政治和社會的新典範，已必須將重點放置在社會及政治運動上。公民先行已成了政治及社會轉型的最基本的動力。

其次，就文化批判的角色而言，近代學者早已發現，文化即政治，政治即文化，一個社會甚至整個地球，早已被固定了的文化價值所制約，因此要政治及社會轉型，必須優先致力於文化和價值的轉型。而一種涉及「典範轉移」的「反」的文化批判，乃是最為艱困的志業，它必須有另類的視野，必須有新的整體認知，必須和龐大的商業保守文化對話，必須不被既有的文化體制剽竊佔領，必須在新的文化上賦予新的價值想像。當代轉型之所以極為緩慢，主因即在於新的文化價值總是顯得那麼無力，而且文化論述，並不能及時與社會與政治運動結合，遂使得運動顥得片段化和零星化。

第三個面向即是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及精神治療這種深層批判的面向，而恰恰好，當代後榮格學派學者沙繆斯（Andrew Samuels）所著的這本《診療椅上的政治：如何成為更有自覺的公民》所談的就是這個課題，而它恰好就是當代「轉型政治」中所說的「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核心問題。它把人們習以為常的「外在政治」和「內在心靈」這種二分法的窠臼打破，認為「內在心靈」和「外在政治」其實是一個辯證統一的範疇。在本文前述的《轉型政治》論文集裡，喬治城大學教授芭芭拉．耐特（Barbara Night）在所寫的論文裡即指出，「如果每個人的內在未曾轉型，則世界結構的變遷將不可能對體制造成衝擊。」因此，「轉型」的根本必須從人的自我開始，然後以榮格早年所說的「心靈鍊金術」形成新的自我覺知，而後才能結合外在的改變，促成自我的轉型。而該論文集的主編伍爾波特也是《人道心理學學報》主編之一，他也在結論的論文裡指出，心理學對「轉型」的最大功用，乃是透過分析和診斷，可以使心靈受到遮蔽以及被體制馴化的黑色板塊得以被新的光線所照亮，從而獲得新的啟明。因此榮格早年所講的「心靈鍊金術」「集體無意識」等精神分析方法論，始得以發揮作用。近代法國文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曾有一句名言：「真正的發現之旅，並不是在找到新的陸地，而是找到看問題的新眼光。」他的這句名言，已成了「轉型政治」的核心金句，它也是「人本心理學」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因此，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對「轉型政治」太重要了。對近代精神分析有瞭解的都知道，從佛洛伊德以降，精神分析和治療的學者，就努力於將人的自我小宇宙和外在的大環境進行聯繫。前代著名學者馬丁傑（Martin Jay）在他的名著《辯證的想像》中，即有專章〈精神分析的整合〉，他總結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Ｏ年間，德國法蘭克福批判學派，在精神分析和治療上，如何將分析和診療的方法用於政治和社會批判，前代學者對於自由私人生活的開放，專制政治的解構，體制的僵化，幸福的重新定義上都留下卓越的成就。這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用於政治和社會的批判，其實以前已經走了很長的路，現在由於對體制的不滿已累積到了一個新的高點，並具體化成了「轉型」這個新理論和新的全球運動，分析和治療家又到了可以再開展的時候。

《診療椅上的政治》乃是一本值得專業心理學界和一般讀者仔細研讀的著作，作者沙繆斯為後榮格學派重要學者，他參加了許多現實性的工作，負責過政治諮商事宜，尤其是對公民不滿運動，他也有很多介入，所以本書對當代的「轉型政治」，特別是最新的「轉型經濟」有著相當透澈的分析。今天的台灣毫無疑問已到了政治和社會應該轉型的關頭。領導及體制的無能日益嚴重，公民不滿運動已經一波波興起，現在是必須把政治放到診療椅上的時候，這本書的出版正逢其時！



﹝推薦序二﹞

躺椅上的政治？刀俎上的心理治療？

陳俊霖（精神科醫師、臺灣榮格發展小組成員）

在漫長而細微的心理治療生涯中，面對無數個案的肺腑真言與理論洗禮，總覺得身為治療師，應該比一般人多學到些人性，而人性又該是眾人之事的基礎，不免自認為多看懂一些政經人事的絃外之音。然而出了會談室，回到工作崗位上，面對長官的要求、制度的框限，卻又深覺無力。看似通透人情的心理治療師，其實在社會現狀下是許多制度中的弱勢，這中間總讓我覺得有種矛盾。回頭想想，各種心理衛生專業者歷來沒佔過太多政治、經濟要位，就更難以運用政治權力實現心理治療的理想。

這多少始自古典精神分析中立、節制的原則，以及心理治療保守介入案主人生的倫理考量，但也就習而變成一種內斂，蝸坐在治療室內，超然旁觀世事的態度。當治療師們越少實際參與社會上真實的政治活動時，被握有權利的政治人物決定心理治療的命運，也就只是剛好而已。

所以，即便心理治療學聽起來充滿道德高度與智慧洞見，卻正如作者引用詹姆斯．希爾曼的書名《我們擁有心理治療一百年了，但世界卻變得更糟》所鏡鑑的，到底一個在治療室內幫人類拆解人類心中善惡愛欲的學問，真能與治療室外由人類組合起來控制人類的政治體制之間產生關聯嗎？安德魯．沙繆斯的作品，當然必讀。

必讀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因為安德魯‧沙繆斯正是少數跨出治療室，積極投身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分析師之一。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他，長年投身社會運動，並在心理衛生專業上取得精神社工資格，之後又進一步完訓成為榮格分析師。在他諸多穿梭於心理分析與社會運動的成果中，尤以一九九五年領導成立「追求社會責任的心理治療師與諮商師」組織（PCSR, 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lo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結合精神分析、榮格分析、人本心理等不同學派的治療師們，共同關切許多不同的社會議題尤為經典。我也是在追溯歷史時，才知道英國的生態心理學也是在 PCSR 的號召下，而有瑪莉－珍．羅斯特（Mary-Jayne Rust，《失靈的大地》〔心靈工坊，二○一五〕一書主編）等人引領發展。他一向倡導將心理治療所得的智慧和政治運作相結合，逐漸累積實作機會，因而曾經和著名的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擔任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Anthony Blair）的顧問，也曾擔任歐美、巴西、以色列、日本、俄羅斯、南非等地政治人物或社運團體的諮詢顧問。

此書《診療椅上的政治》正是一貫發展他重要的思路，連同他的前兩本著作《多重心靈》（The Plural Psyche, 1989）和《政治心靈》（The Political Psyche, 1993），算是他這系列的三部曲。

我試著用三個層次來理解此書。

第一個層次包括前兩章〈政治的私密生活〉和〈轉型政治〉，批判了當代政治的弊端，同理各國民眾對當代政治的失望，讀者們應該也感同身受。他試著以一位心理分析師的專業，鼓舞大家考慮接受將心理分析與心理治療的視角引為理解政治、改變政治的一種可能方式。同時也鼓勵治療師、分析師們跨出治療室，實際投身社會行動，或者至少不能和現實社會嚴重脫鉤，也不能滿足於只是對政治人物的特定行徑進行草率的心理分析。這分鼓舞從一位實際走進社運與政治行動如此深刻的分析師前輩口中說出，尤其值得心理工作者們深思。深層心理學一直有一個信念，相信人類內在心靈既有的樣式雖不易知，但投射後也就形成外界人造世界的風貌。基於這樣的信念，也就相信處理好內在心靈的工作，對於外界人類世界的良善也會有所幫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轉化／轉型（transformation）一詞在榮格學派中，不免多帶有一些正向的隱意，蘊藏著個體化歷程必須歷經的階段性進展，至此也就揭開了全書想指向的，塑造出一種可以具有轉化功能的政治型態。

第二個層次可將第三章到第七章放在一起，包括〈女男新政／新協議〉、〈家庭內在的祕密政治〉、〈政治形式的祕密心理〉、〈夠好就好的領袖〉、〈夠好就好的父親和不分性別的母親〉等章。性／性別在精神分析中一向是重大議題，既是一切能量的源頭，又是後續互動模式的重要參數。而在榮格心理學的傳統中，男女的特質與互動方式固然有特定的原型模式，但對男性性／陽剛氣質（masculinity）與女性性／陰柔氣質（femininity）的觀點則相對較為流動，相信在表面的男女性別底下，還可以融合不同比例、不同深度的男性性與女性性，甚至在生命成熟的過程中，重新調和個人心中這兩股陰陽之力就是重要的議題之一。本書以性、性別、家庭中不同性別的親子互動模式為模版來思考政治型態，是作者的榮格理論背景與政治分析重要的對話，並用象徵意象的思維方式，提出情慾領導、搗蛋鬼領導、手足領袖三種可能的領導原型。

第三個大層次則是第八章到第十三章，亦即包括〈政治、靈性、心理治療〉、〈經濟心靈〉、〈政治診療室〉、〈心理治療、公民與國家〉、〈探究民族心理〉、〈政治轉化／轉型〉等章，跨出更大的腳步，用心理分析、心理治療的視野思考國家級的大議題。除了對個別主題的抽象分析之外，更有趣的是此書揭示了心理治療師擅長的團體模式也可以用來處理政治及經濟主題。如書中所示，我們可以在團體工作的模式中，嘗試了解成員生命中的政治、經濟經驗，並探討這些經驗和個人家庭、心理演變歷程間的對照。再從個體層級的政治心理工作為基礎，作者提出了更大格局的政治心理想像，如同他在最後一章提出的，當整個社會更具有心理治療的概念，甚至成立一些具有心理治療意味的公部門，在執行某些政策，甚至運用心理治療的所長，對某些未能執行的政策進行療癒性的處理，這樣的政治體制又會是什麼模樣，值得大家想像。

當然，作者也務實地承認這些想像未必能在可見的未來實現。身為治療師，我當然也很期待心理治療學能在人類的大議題上有更多發揮，但不得不感慨，權力恐怕是完全不同的一個面向，而那正是政治必須赤裸裸面對的籌碼交換。例如在面對令人擔心的領導者時，眾人當然可以從法律、歷史、經濟、心理等不同面向發出各式各樣的評論，但手中的權力往往才是當下決定方向的最重要因子。不巧心理治療講究的中立、節制，以及心理治療師傳統中心智澄明而兩袖清風的修士原型，似乎都離取得權力甚為遙遠。於是，讓政治躺上心理治療診療椅的幻想偶可為之，但就怕心理治療被擺在制度刀俎上的現實更常出現。

二○一三年底，安德魯曾在臺灣榮格發展小組的安排下來臺，以「面向更寬廣社會的心理治療」為題辦理工作坊。筆者當時參與其中，有幸得以親見其面，並趁幫忙帶路時以 PCSR 和生態心理學為話題攀談。和工作坊主題一致，他的行止間充滿一種不同於其他治療師的豪氣，套句當時活動文宣中肯的形容：「他不像台灣熟悉的榮格分析師，不是那一種『仙風道骨』的模樣」，但也給了治療師們一個新的典範。如果心理治療的修為真值得做為人類社會運作的參考，至少像作者所相信的，治療師們對療癒、彌合裂痕總是認同的，那麼，如何透過社會參與取得合理比例的政治權力，也許是治療師們最該從安德魯身上看到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