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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那些想了解和掌握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以及工人階級抵抗的專制制度之力量的讀者，本書乃必不可少的讀物。」

──Immanuel Ness．《革命及抗議的國際百科》編輯

「本書多為對中國政權的左派批判。『局內人』的馬克思主義視角在當前的文獻中很罕見，這本書在工人運動方面下的功夫尤其如此，非常實用的一本書。」

──Gilbert Achca．倫敦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教授

「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對理解當代中國或『中國模式』有重要意義。區龍宇指出，要...

第六章　社會隔離主義下的農民工

資本主義的不自由勞動

雖說資本主義需要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資本主義的實際歷史說明，其對勞動者自由流動的態度，也有許多相反因素在起作用，絕非純粹市場決定論。且不說，早期歐美資本主義，曾經長時間實行奴隸買賣和奴隸勞動，甚至對自己的同胞，也限制過勞動者自由遷徙及人身自由。十九世紀的法國，與當代中國一樣，由警察局發出工作證，第一頁寫明工人的個人資料及行業，然後是歷任雇主姓名，離職原因等等。一旦工人找到新工作，就要把證件交給雇主，雇主再交給警察局登記。工人如果要辭職，就得去警察局拿回證件，若警察看不順眼，可以在他的證件上寫上「此人還是回家好」，工人就要回到他的原屬教區。這種制度，被馬克思批評為「專制主義得太過分」。

更諷刺的是，當西歐的做法在工運的反抗下，逐漸成為歷史之時，史達林統治下的所謂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一九三○年代重新引進這種制度。至於毛澤東，他其實不用向蘇聯共產黨學習，中國的古老傳統就夠他用了。而當代中國農民，同二千年以來的農民一樣，由於習慣了專制主義的社會控制，他們對於中共的加強版戶口制度，從來沒有反抗過。

為什麼我們強調戶籍制度是社會隔離主義？因為台灣、日本以至許多國家都有戶籍登記制度，但是都不像中國那樣對農民帶有永久性和制度化的歧視。從前國民黨時代的戶籍制度也沒有這樣的歧視，甚至中國專制主義時代的戶籍制度，雖然有歧視，但皇帝們根本沒有主張過實行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公民身份代替臣民身份等等，所以他們並沒有言行不一，只有現代中國政府才是言行不一。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且超額完成，中外資本亟需廉價勞動力，而這就跟原有的戶口制度發生矛盾，所以，自二○世紀九○年代初期，戶籍制度逐漸放寬。首先，入城打工的農民被允許購買暫住證（通常為一年），允許他們合法工作。從一九九八年起，農村戶口世襲按母系計算，改為父母自己決定按父系還是母系計算。二○○三年孫志剛案後，當局廢除收容遣返。因此，對農民（特別是女性）的地域隔離，此時基本被廢除。然而，對農民的社會隔離及由此派生的所有階級歧視制度，基本不變。他們雖然可以在城裡打工，但始終是「外來工」，二等公民的印記始終烙印在身上，政府也始終防止多數民工享有城市定居權，體面的工作仍然保留給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民工只能得到待遇很差的工作。勞動部在一九九四年頒布《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就指定只有在當地勞動力無法滿足特定部門需求之時，才可從農村輸入勞動力。 這一規定實際上把民工限制在所謂3D工作（dirty, dangerous, demeaning），即又髒又危險，且有損尊嚴的工作，而較好的工作，往往在招聘廣告上寫明必須有「本市常住戶口」。

這種制度基本上只把民工當作資本增值的勞動力，而不是需要家庭的人。在一九九○年代，已經結婚的民工，即使有宿舍住，也要按男女宿舍分開居住。後來發生太多民工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在公園歡好而被流氓強姦的事，再加上其他原因，工廠才開始提供「夫妻房」，但對於未結婚的民工，要有性生活還得另外張羅。其次，即使有了「夫妻房」，民工想有正常家庭還是不易，因為孩子的教育，更為頭痛。

一九九八年以前，農村的孩子想在城市接受教育很難，之後雖然有所放寬，但得付很多的錢，如果想送孩子進公立學校尤其如此。如果能夠供孩子進民工學校，已經不錯了，但這些民工學校往往沒有合法證件經營，因為當地教育部門總是為難他們，認為他們與政府辦的學校競爭。所以，當局勒令民工學校停辦甚至拆毀，並不少見，二○一一年6月，北京市大興區、朝陽區、海澱區等近三十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 另一方面，企業家和高級官員都送孩子去精英學校甚至出國。

更多民工把孩子留在農村，形成所謂留守兒童，有人估計高達五千萬。很多時候，這些孩子由爺爺奶奶照顧，父母只能一年見一次。

只要比較一下中國戶籍制度和從前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就會發現兩者不僅本質一樣，而且細節也非常相似。 南非的《族群居住法》讓白人政府把八成土地劃為白人區，黑人只能居住在貧瘠的農業地區。除非有證件，黑人不能進入白人區打工，比較好的工作都規定只能留給白人，甚至黑人要二十四小時攜帶身份證。（有個黑人長跑家參加馬拉松賽跑，官員要他賽跑時也要攜帶身份證，引起抗議，後來官員退讓，說：好吧，讓他胸前別上身份證副本來跑好了。）這種隔離制度的好處，同中國一樣，就是強迫黑人（或民工） 做打工奴隸，並且通過制度設計，把這種廉價勞動力，按照統治階級的需要分配於全國各地及不同行業。所不同者，只是南非的隔離主義針對特定種族，而中國針對特定階級即農民，所以我們稱之為「社會隔離主義」。

這種社會隔離對資本極為有利，因為通過這種制度性歧視，工商業只須付給民工（或南非黑人）僅足其個人糊口的工資就夠，根本不用為民工一家人的生活費負責。一般而言，資本主義不能只付給僅足僱員個人生活的工資，還必須讓他能養育下一代，方能確保工商業將來還有勞動力使用。這種工資水平，便是能夠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成本的工資水平（馬克思語）。社會隔離主義則利用城鄉巨大差距，來剝削民工，其所付工資只夠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部分成本，其餘不足部分，則由民工家人自己負責，這便是結合了社會隔離主義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超額利潤的原因。多數民工如果能夠勉強積蓄並供養家人，只是因為，他們不在城市同住，是在貧窮鄉下，又有小塊承包地提供最起碼的生活費，所以民工一千多二千元工資雖然無法在城市養家活口，卻勉強能夠養活鄉下家人，但是，只要城市物價指數增加一點，民工及其一家就會陷入困難。這便是民工爭取工資調漲的鬥爭從不間斷的原因，這通常有效但為時不長，要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需要民工發展組織性的抗爭。此時，政府便會與市場相輔相成，扮演「看得見的手」，並捻熄民工反抗之火。

治安隊：戶口制度的鐵靴

中國的戶口制度／社會隔離主義，沒有國家機器的支撐，一天也挺不過來，但這部分的國家機器，絕對不只是公安和特務系統。中共為了控制民工，在正規的國家機器之外，又特別發展出不正規的治安隊，日常地監視和控制民工。

表面上，治安隊是中國基層群眾自辦的民防組織，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年代的治安聯防隊，雖說是「群眾組織」，實際上完全官辦。改革開放之後，這些治安隊逐漸從業餘性質過渡為職業化隊伍，實際具有公共執法權力，「負責本村（社區）範圍內的治安巡邏和安全防範、出租屋和人口管理及完成村（居）委會交辦的任務。」



治安隊受官方控制，卻又完全不是公務員，待遇比公務員低得多，這種雜牌軍的素質當然不會好。官方也承認：「由於成員素質低下、組織管理不嚴、紀律鬆弛，省內一些地方連續發生治安聯防組織和治安員越權執法、打罵群眾甚至違法犯罪等問題，社會群眾反映強烈。」 把孫志剛暴打致死的，就是這類「執法隊伍」。治安隊通常由城市的街道辦或者其轄下的居民委員會出錢經辦和管理；如果是城郊，就由村委會或者鎮政府經辦。由於事涉公共治安，所以這些治安隊也要接受當地公安機構的領導，巨大的利益把基層政府、治安聯防隊、公安部門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使他們跟民工頻生衝突。

最初各地聯防隊伍的經費按『誰受益，誰出資，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名義攤派給轄區內居民和機團單位、個體工商戶，之後，這筆經費開始攤派到『外來暫住人口』的頭上了。廣東省政協委員王則楚二○○三年前後調研海珠鳳和村時，也發現：這個有著3萬外來人口的城中村，每年暫住證收費達到160多萬，已成為一巨大利益來源，「80%肯定都用來養人了。村裏的治保隊員由於屬非財政編制人員，吃飯辦公基本上都得依靠暫住證收費這一來源。」

許多地方政府都規定治安隊不能攜帶武器，實際上除了槍枝之外，攜帶警棍和手銬是常有的，用這些武器打人也司空見慣。近十多年來，為了應付大量民工入城（特別是查他們的暫住證、實施收容遣送），以及日趨惡化的治安，這些法外的武裝組織就大大地膨脹起來。二○○六年，佛山總人口為613.7萬，而治安隊達到3.8萬多人，正式編制的公安民警則為1.1萬多人。二者相加，便是全部警政力量，共4.9萬人，即每10個佛山人口就有0.8個「警察」（含治安隊） 。而香港二○○三年每10個人口才有0.04個警察呢！

由於治安隊一向魚肉民工，兩者之間的衝突已經變成了家常便飯，如果說大部分外來工對這些治安隊恨之入骨，也許不為過。衝突起因往往是治安隊粗暴查證，肆意逮捕和毆打沒能出示證件的民工，並把民工拘留到有人拿錢贖走為止。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把社會動盪的原因歸咎於民工遭邊緣化和受歧視，報告說，如果處理不當，這種情況可能變成對國家穩定的巨大威脅。

二○○五年6月3日，廣東增城一條村的一間港資廠幾千工人與該村治安隊發生衝突，緣由就是治安隊要求租房的工人每月交15元的「衛生費」。「據該廠多名工人稱，工人們的工資每月只有七八百元，工作量又大，『你想我們賺的錢就那麼多，還要交衛生費，能承受得起麼？』」

民工罷工、堵路、遊行時，治安隊往往就是第一批到場鎮壓的隊伍，如果「敵眾我寡」，仍然可以在現場拍照、錄影。二○○四年12月6日，港資金寶通在深圳的合作企業美芝海燕廠，3000員工因為工資不到最低工資一半而發起罷工和堵路。最早到場的，就是當地的治安隊，但是由於工人太多，所以只能進行拍照、錄影，然後第二天根據錄影帶到廠拘捕了兩個工人，扣留了一個星期。

孫志剛事件之後，收容遣送被取消，但是比較少人留意的是，二○○四年公安部發出通知，「要求從即日起，各級公安機關三年內清退現有治安員。二○○八年1月1日以後，各級公安機關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義留用治安員。」這是因為治安隊造成的問題，往往比它所能解決的問題還要多。不過，由於地方政府壓制民工既有統治需要，官僚機構從自身利益驅動、又要不斷膨脹，所以要真正取消恐怕很難。從各方面看，二○○八年之後，各地還普遍存在治安隊。

兵營般的工廠制度

戶口制度有了治安隊，才有兵營一樣的工廠制度，也才能明白，為何中國的血汗工廠效率那麼高。可以說，血汗工廠就是社會隔離制度的廠內延伸。

自世紀之交，民工的自發罷工此起彼落，也逐步迫使企業稍為改善待遇。例如要職工繳納押金，或交出身份證，現在已經少得多，但依靠國家機器來維持軍營式工廠制度，基本上沒有改變。

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賣力為企業辦事，甚至曲為迴護，也是利益考量。世界各地都積極吸引外資，包括中國，然而中國地方政府卻把引資多少，列為官員政績的考核標準，這才是地方政府罔顧法律、偏袒企業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地官員的自身利益，才是官員選擇性執法的誘因。凡涉及控制工人的法律，地方政府往往超額完成，甚至違反其他法律完成；凡是涉及保護工人的法律，地方政府卻對犯法雇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意鼓勵。

民工反抗與勞工非政府組織

世紀之交開始，民工的自發反抗和罷工逐漸多起來。外國的觀察家往往以為這是中國工運的開始，實際上那並不容易，罷工都是經濟鬥爭，又是自發的，事先並無組織，事後也很少發展出組織性，都是旋起旋滅，很難長期而有力地根本改善工人地位。自發罷工自有其積極意義，就是鍛煉工人反抗意志，但要有根本改善，沒有組織難以做到。

但民工要組織起來還是非常困難，這首先因為政府嚴禁結社自由，連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也很難運作起來。在一九八九年鎮壓後，國務院規定，每個社會組織都得有一個官方掛靠單位才算合法，這等於要所有非政府組織都由共產黨來監控。一九九八年，又頒布更嚴格的新法規，規定一個團體只能註冊從事特定活動，還需要大筆註冊資金，全國性團體要10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團體要3萬元人民幣，目的無非為難社會活動者。因此真正的非政府組織很少能正式以此身份註冊，大多數註冊為商業公司，或是非正式的團體和網絡。即使這樣，有時也難免被當局打壓，甚至被襲擊。例如位於深圳工業區的《打工者》中心，其負責人黃慶南，便在二○○八年被可疑歹徒刺傷，而中心也受到多次騷擾。

何況，在民工背後，還有一座大山妨礙著民工發展集體意識，那就是戶口制度。這種社會隔離制度使民工永遠被視為異鄉人，多掙幾年錢之後還是要回鄉。他們本已來自五湖四海，沒有集體記憶，沒有集體身份，只是為了打工而暫時聚集，過幾年再四散東西，很難發展長期集體抗爭的思想。戶籍制度也使許多民工對自己的「身份」很疑惑——既非「工人」，也非「農民」。他們還保留著「工人＝國企工人」的印象，所以自己還不算「真正的」工人，但大部分人又已經不再是農民。雖然近年來官方開始承認他們的工人地位，二○○三年全國總工會便首次承認民工是工人階級的新成員。二○○五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農村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第一次承認民工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份，是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在民間，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官樣文章，民工依然是身份尷尬的異鄉人、外來工。這部份地解釋了為什麼民工比國企工人更易出現短期行為，缺乏作為打工者的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戶口「改革」背後的幾種力量

近年來，當局不斷推出戶籍制度改革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根本改掉歧視農民的本質。二○○八年以來，一些城市開始以居住證取代了暫住證，也修改了法律，只要民工證明有「固定住所」與「穩定收入」，就能申請轉為城市戶口。問題是，「固定住所」的意思，往往是擁有房子，而「穩定收入」所定的水平，亦非一般農民工能賺取。此外，一些市政府允許民工入籍，先決條件卻是要民工放棄自己的承包地作為交換。對就業不穩定的民工來說，不少人寧願保留土地。

雖然戶口承襲現在可以自由選擇母系還是父系，但與實際性別平等還很遠。農村婦女接受教育仍較男性少，且「男主外女主內」的舊思想仍然普及，因此，很多女民工在城市工作了幾年後，一旦結婚，頭等任務仍然是照顧家人，這也剝奪了她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換言之，女民工身為城市過客的狀況與心態比男民工更為厲害。

一天戶籍制度不打破，一天民工就不容易發展集體意識和自主組織。徹底廢除這種社會隔離制度，應該成為民工及一切勞動者運動的重要目標。客觀上，中國政府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的新發展，為了使不同等級的技術勞工更自由地流動，為了遷就勞力供給從過剩轉變為不足的新情況，它也不得不持續放寬城鄉二元的限制。當然，中共出於統治需要和營私舞弊的誘因，也有維持戶口制度的本質的理由。首先，如果不是有戶口制度，便不可能實施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把民間社會全面打壓。其次，地方政府，特別是比較富裕的大城市，更不會輕易取消戶籍制度，因為除了維穩需要，也因為絕不輕易讓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福利。總之，戶籍制度有兩種相反拉力，一面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新需要（勞動力進一步自由流動），另一面，是官僚資本主義出於統治需要和利益驅動，又要維持戶籍制度，兩種相反拉力互相拉扯。

但更重要的抗衡力量，來自民工本身。這種抗爭必然而且已經發生，將持續動搖戶籍制度，儘管歧視性的戶籍制度不會立即消失，但是大方向是慢慢鬆綁。如果民工終於了解到這種制度的不公義，並起來要求廢除，就像南非黑人為廢除種族隔離主義而抗爭，那麼終有一天，民工就不再是民工，而是工人，而且是發展為命運共同體的工人。

第六章　社會隔離主義下的農民工

資本主義的不自由勞動

雖說資本主義需要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資本主義的實際歷史說明，其對勞動者自由流動的態度，也有許多相反因素在起作用，絕非純粹市場決定論。且不說，早期歐美資本主義，曾經長時間實行奴隸買賣和奴隸勞動，甚至對自己的同胞，也限制過勞動者自由遷徙及人身自由。十九世紀的法國，與當代中國一樣，由警察局發出工作證，第一頁寫明工人的個人資料及行業，然後是歷任雇主姓名，離職原因等等。一旦工人找到新工作，就要把證件交給雇主，雇主再交給警察局登記。工人如果要辭職，就得去...

中文版序

中國從一九七八到二〇〇九年，經濟平均年成長高達9.9％，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了十八倍。這樣的連續高速增長，當代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匹敵。有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率被誇大了，比較現實的評估應為7.5─8％，因此中國的表現，基本上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似。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個觀點。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表現不是那麼出色，它的高度成長，仍然使它從小農大國，變成一個相當都市化的社會，這種轉型及其影響不容低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它已經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之列。

中國變化之快，使層出不窮的各種理論，出爐不久，便被證明過時了。當二十世紀即將結束時，中國即將崩潰論甚囂塵上， 但只維持了幾年的光景，而取代它的，竟然是中國崛起的論述。最近，這套論述轉變為「中國將統治世界」論，認為中國不只崛起，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另類現代性」。無怪乎有左翼學者嘲笑這是「中國躁狂症」的表現。 在中國大陸，親政府支持者甚至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闢了漢唐盛世，或者開發出所謂中國模式，保證了中國的長期繁榮。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財富高度集中，而這往往犧牲了勞工和環境。一次又一次，不同作家預測中國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反抗高潮，甚至革命。二〇一一年初，當阿拉伯之春橫掃中東，小規模示威也出現在北京和上海街頭了，這時很多人預期中國也會出現大變。這沒有發生。

中國的發展撲朔迷離，也反映在一次國際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二〇一〇年，中東革命前六個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蓋洛普市場調查公司（Gallop Market Research Corp），同時在中東進行民調，而結果相同──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處境很吃力，而不是寬裕。這兩個調查，也與後來的阿拉伯之春，相當吻合。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民調結果卻相左。皮尤的調查發現，「中國顯然是最自我滿足的國家。近九成（87％）的中國人滿意國家的方向，91％對當前經濟感覺良好，87％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 與此相反，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12％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寬裕，多達71％的人認為處境吃力。 二〇一一年3月，皮尤研究發表文章，題目是〈樂觀的中國人不準備發動茉莉花革命〉。 此文似乎顯示該機構頗以其調查結果更準確為榮。無論如何，對中國的兩種矛盾的調查結果，反映研究中國之難。

中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為什麼中國的發展充滿不可預測性？經濟成長會持續下去嗎？崛起的中國向何處去？它真的代表另一種更好的現代化？它是否會認真挑戰美國霸權？抑或中國面臨內爆的危險？

談到當今中國的社會／國家性質，概念名稱可說是琳瑯滿目。一位任教於香港的學者丁學良，說用來命名中國的體系之名稱高達十八個，從威權資本主義、商業列寧主義到儒家資本主義，不一而足。 這個有趣現象，再次反映，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最大謎團之一。這份名單肯定不完整。他沒有提及官方的命名，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內外，都有人同意這個命名。

《經濟學人》在其二〇一二年1月的特別報告中，則把中國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考慮到中國的驚人成長，相當程度是國家主導，這個說法自有一定道理。最近，世界銀行發布《2030年的中國》，再次建議，中國政府應促進更多私有化和放寬管制，理由是只有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能帶來效率和成長。然而，此論無視中國的高速成長，已長達三十年，卻相當依靠國家之積極干預，以及國家控制經濟命脈，而非只依賴所謂自由市場。

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它也很特別，所以擁有自己的名字可說當之無愧。這個名字便是「官僚資本主義」，因為此名抓住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徵，即官僚（bureaucracy）的核心作用。是這個階層，把中國從非常敵視資本主義，轉變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它還透過壟斷國家強制力和金錢的力量，使自己致富。以此為切入點去分析，較能撥開迷霧。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就無法解釋它迅速崛起。關鍵是官僚代替了資產階級進行現代化。早在一九七七年，後來移居西德的原東德哲學家和政治家巴洛（Rudolph Bahro），在其《東歐的前途》一書，針對蘇聯東歐經驗，就指出「官僚制在保證工業騰飛所必須的強制性積累中發揮重要歷史作用……它是那些資本主義無力完成工業化使命的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的替代階級。」 這種體制，也給了統治集團新的動力，促進更高速的工業化和國家投資，以及藉由壓制勞工，為中外資本打造出世界上最有利營商的地方之一。由於其牢牢把握權力，一旦進入經濟衰退週期，它也可以迅速救市，所以當二〇〇八年各國出現幾十年來最大的市場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救市最為迅速有效。

更為驚人的是，這個官吏集團，高踞所有階級之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同時通過高速工業化，締造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但又不容他們過問「社會主義建設」的決策。然後，在資本主義時期，它又召喚私人資本還魂復活，不過只能叨陪末座。同時，官吏集團一方面把「國家主人翁」（國企工人）貶逐到失業行列，另一方面，則從農村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農民工。六十多年來，它把這個階級貶逐／消滅，把那個階級提拔，然後又貶逐，好像各個階級都只是可憐的臣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全憑黨的憐憫。而在這個過程，中共又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成就了中國崛起。難怪有人開始把中共統治與漢唐盛世做比較了。

為什麼中國官僚能獲得這樣的權力？為什麼號稱要建設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陣營和中國，都先後變成官僚國家？它的權力基礎是什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charisma（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及其官僚與理性化的理論，均可揭示一些秘密。然而，韋伯雖然料到，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需要，令本是統治精英的「辦事員」，即官吏，可能有一天掌握最高權力，把社會變成「硬殼」（即舊譯之「鐵籠」）；但是，只要統治精英，通過議會選舉鍛煉出超凡領袖，就能始終反制官吏之奪權傾向。

可是，韋伯沒有料到，超凡領袖可以和官吏階層（還有街頭惡棍）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聯合國家官僚及軍官警察（還有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衝鋒隊），共同毀滅議會民主，從而毀滅反制官吏的力量。總之，對於整個官僚問題，韋伯未能提供足夠合適的分析工具。而這個不足的思想根源，部分由於他過分以統治精英為中心，又過分看輕人民群眾在型塑歷史事件上的作用。

與此對比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官吏的研究，他們指出，官吏在特定條件下如何變成至高無上的仲裁人；他們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幕幕人民群眾介入歷史的場面，看到社會各集團的互動關係的全景圖，這樣才能比較了解官僚權力的來源。這些早期理論，對於了解十九世紀拿破崙主義，以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很有參考價值。後來托洛斯基依據馬克思的分析，再參照俄國革命的墮落，分析蘇聯的內外矛盾，並準確預測，蘇聯官僚，在一個集體化財產的社會，其能高踞一切階級之上，只能是暫時現象。它要麼復辟資本主義，成為新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要麽被工人革命掃除。無論哪種方式，官僚的權力，最終都會面對重大挑戰。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崩潰，證實了他的理論。相比之下，即使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政府高層情報官，仍然相信冷戰會繼續下去，因為蘇聯發展得不錯。難怪他們對於蘇聯不到十年就崩潰無比震驚。

然而，中國與蘇聯相比，雖有相同一面，更有相異一面，需要我們對中國進行更精細的分析。官僚從反資本主義變為恢復資本主義，在這個歷史軌跡上，中蘇兩國是相同的。但其具體結果，卻大不相同，所以一個因走資而經濟蕭條，一個卻因此繁榮了近乎三十年，並因此變成工業化國家。

何以如此，直接而言，當然與蘇共分裂，而中共在一九八九年沒有分裂，很有關係。蘇共裡面的史達林派與走資派，互相鬥爭，最終後者勝出，並復辟資本主義，更帶來嚴重經濟倒退和非工業化。中共沒有分裂，且由鄧小平統一全黨，鎮壓民運，才有後來的成功走資。中共成功，表面上因為有鄧小平這位「超凡領袖」。但超凡領袖本身，往往也是社會在特定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水平下，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產物。簡言之，鄧小平之「超凡」，以至中共官僚制度之特強，可以從中國經濟與文化水平，比諸當年俄國更落後，找到關鍵解釋。這便是「落後的優勢」的理論。此所以中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也殊異於當年俄國，亦從此塑造了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殊性。這個特性既讓鄧小平當年得以統一全黨，又讓他在最有利於中共的條件下，一箭雙雕，既復辟資本主義，又推動更高速的工業化。

然而，饒有興味的是，中共一箭雙雕，卻帶來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那就是大大改變了中國原有的經濟水平和階級關係。一九八〇年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小農佔八成人口的國家，而今天，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越農村，成為相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國。俄國中間階級發展遲緩，但中國的中間階級卻發展得很快。至於勞動人口，城鎮勞動者現在佔勞動人口超過五分之二，而產業工人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服務業從業員佔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這一切，反過來必將改變中共的權力基礎。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雖非直接帶來民主，無疑也為民主化提供了雖非充分、卻是必要的條件。有人斷言，中國人天然不支持民主。此話昧於幾百年民主革命史及民主理論。近代世界民主運動，之所以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實得益於現代化，它締造了民主的必要物質條件，包括都市化、工業化，而這又催生了傾向民主的新階級；再加上通訊技術、普及教育等等，又促進了公民意識、個體性覺醒等等。而這是分散的小農經濟難以提供的。 所以，中共非常成功的工業化，其實最終孕育了自己的潛在反對者。

事實上，中國中下階層日漸不滿。工人日益難以忍受軍營式資本主義。即使是中間階級，也由於財富日益集中於官吏集團，越來越難向上流動。由於官吏集團同時壟斷了國家強制力量和經濟命脈，從中又化公為私，同樣令到中小資本充滿怨憤。官吏日益成為所有階層的箭靶。官民之間的較量，只是剛開始。隨著中國經濟成長開始走下坡，社會矛盾難免偏向增強而非減弱。中國官僚資本主義今天已經進入瓶頸。

但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增加，不會自動帶來民主覺醒或階級意識。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自發罷工，以及普通公民反污染的運動，但是它們局限於單一工廠／議題，也沒有超越眼前的需求。究竟什麼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力量，在抑制他們朝更進階的社會運動發展呢？

那個死而復生的私人資產階級，既然在數量和經濟實力上也大有增長，那麼，他們能否有一天，挺身而出向中共要求民主呢？中共自己，在一個已經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面對著日益提高了社會期望的各個階級，又會如何回應呢？它的前現代的官僚政治文化，能解決現代化的任務和矛盾嗎？還是兩者日益衝突？

這本書希望能夠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答案。但中國有太多謎團，觀察家必須準備好，來年將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意料之外的事。這本書希望做到的，是以中國革命歷史為經，以社會各集團的相互關係、及其如何隨經濟／文化發展而改變為緯，來探討中共威權統治的未來，以及中國的民主前途。

這本中文版，由於現實狀況的考量，割捨了英文原版兩章，同時增加了雨傘運動三章。幾年前準備英文版的時候，為了豐富討論內容，邀請了我兩位朋友，Bruno Jetin和白瑞雪，分別就其專業，撰寫了一些章節。這些章節都按原文翻譯。但是我自己的文章，凡先有英文版者，都由我編譯。說是編譯，因為當初是為英語讀者所寫，現在既是為中文讀者翻譯，兩種讀者群又大不相同，那麼，作為華人，同時又是原作者，較理想的方法，是意譯之餘，再略作補充。所有補充，都是對原文論點及論據的技術性補充，而非修改論點或論據。

一九九九年，我和一群社運朋友創辦了《全球化監察》雜誌，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間，擔任其研究員，讓我有機會直接了解大陸底層人民的生活及其反抗，以及大陸官員在壓力下的回應方式。我雖然早已離開《全球化監察》，但這個經歷，對我之後繼續研究中國得益良多，特此向《全球化監察》所有同事致謝。

中文版序

中國從一九七八到二〇〇九年，經濟平均年成長高達9.9％，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了十八倍。這樣的連續高速增長，當代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匹敵。有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率被誇大了，比較現實的評估應為7.5─8％，因此中國的表現，基本上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似。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個觀點。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表現不是那麼出色，它的高度成長，仍然使它從小農大國，變成一個相當都市化的社會，這種轉型及其影響不容低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它...

中文版序

第一部 強國的崛起

第一章 中國的崛起及其危機
第二章　中國必然崛起，還是可能衰落？
第三章　中國資本輸出的前因後果

第二部　底層的反抗

第四章　當代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1989-2009）
第五章　從「主人翁」到「打工仔」：私有化下的中國工人
第六章　社會隔離主義下的農民工
第七章　中華全國總工會今天為誰服務？
第八章　民間抗爭的曙光

第三部　思潮的波動

第九章　全球化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第十章　中共還剩多少社會主義？評汪暉《革命的終結》
第十一章　劉曉波與中國自由派

第四部　邊陲的覺醒

第十二章　自願的聯合還是強迫的一統：評中共的西藏政策
第十三章　共產黨與雨傘運動
第十四章　六個劇本、十萬演員：論雨傘運動的內部張力
第十五章　傘運的意義及傘後路向

註釋

中文版序

第一部 強國的崛起

第一章 中國的崛起及其危機
第二章　中國必然崛起，還是可能衰落？
第三章　中國資本輸出的前因後果

第二部　底層的反抗

第四章　當代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1989-2009）
第五章　從「主人翁」到「打工仔」：私有化下的中國工人
第六章　社會隔離主義下的農民工
第七章　中華全國總工會今天為誰服務？
第八章　民間抗爭的曙光

第三部　思潮的波動

第九章　全球化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第十章　中共還剩多少社會主義？評汪暉《革命的終結》
第十一章　劉曉波與中國自由派

第四部　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