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週年回憶

口述：葉菊蘭（鄭南榕基金會終生志工）

採訪／整理：黃啟豪（鄭南榕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一、請談談鄭南榕策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當時的時空背景？

葉：

那時候還沒有解嚴，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在龍山寺辦的「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是一九四九年戒嚴以來，人民要求解除戒嚴的最強力的抗爭行動。五一九綠色行動過後，不到兩個禮拜，六月二日上午，鄭南榕就被管區派出所用「約談」名義騙出，把他逮捕。表面上，鄭南榕因「張德銘案」被控違反選罷法；實質上，鄭南榕早就因「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而這只是國民黨大規模迫害行動的一環，報復他策劃反戒嚴行動，就這樣鄭南榕未審先判入獄近八個月。鄭南榕在看守所的編號是「2280」，冥冥之中，這也是很奇妙的巧合。

那八個月對我來講是很煎熬的時期，鄭南榕在看守所，《自由時代》雜誌社繼續在運作，我在聯廣廣告公司1上班，竹梅還沒讀小學。我盼啊盼的，盼到他出來，很高興，我想他出來了總可以安分一點吧。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出獄後，還沒有休息，第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當晚他就把同事找來我們家，馬上就表達：「二二八事件發生四十年了，怎麼雜誌社的同仁都沒有針對這個事件有所行動？」就像台灣是全世界戒嚴最長的國家一樣，是很羞恥的事情。二二八事件是威權獨裁者對台灣土地、人民極大的傷害，經過四十年都沒有人敢提、也沒有人敢問，所以他認為應該要啟動去做一些事。

之後，在非常快速的時間內，他曾帶著我去拜訪幾個人，其中一位就是陳永興醫師。而當時他便是想去串聯，串起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以及所有友志共同來舉辦「二二八和平日運動」。

於是他又做了一件讓我非常不安、擔心的事情：他把辦公室（指原《自由時代》雜誌社）退租，搬到附近和亨大廈的三樓，滿新滿大的一個空間，近一百坪。我記得雜誌社的房租本來一個月三萬多元，搬到新的地方，租金變成八萬元，是原來的兩倍多。我雖然不管雜誌社的事情，但我清楚這會有財務壓力。

後來才發現，他果然是需要用到那麼大的空間。有一次我去新的辦公室終於了解，他哪是用那裡辦雜誌，根本是用來做二二八平反運動的基地，串聯全台各地的友志。他總是把雜誌社兼做運動的基地，大概是前一年五一九綠色行動的經驗，讓他覺得原本雜誌社的空間很窄。

一九八七年初，民進黨剛成立不久，簡錫堦、邱義仁、洪奇昌他們都會去開會。現在回頭來看，那就是以編聯會系統（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為主再加上各地的志工、黨外人士，去運作「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不斷開會、策劃、串聯起全國。因為我在廣告公司上班，他就請我公司的幾位同事協助發想，製作相關標誌、貼紙、旗幟等。此外，當時任職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的邱萬興先生也義務跨刀，擔綱文宣、海報的美術設計，幫忙很多。

鄭南榕曾問我：「你知道為什麼要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嗎？」他說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很多，家屬們仍然在暗處不敢站出來、不敢述說他們的悲痛。教科書不曾提到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的傷痕，造成寒蟬效應，讓台灣人都不敢參與政治，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台灣永遠不可能會翻身。

鄭南榕用盡了全力在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出錢、出力並且用雜誌社做為基地。而他的雜誌《自由時代》發揮了很大的傳播效果。「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第一年的成果，是開始讓社會大眾關注二二八事件，讓受難者家屬知道有人在關心，也讓國民黨政府知道不容迴避，讓更多其他社運團體敢跟進。

因為在一九八七年，鄭南榕與友志們舉辦公開活動之前，二二八事件還是很大的禁忌，社會不能談，幾乎是噤聲的狀態，但是鄭南榕讓大家敢公開談論，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他們最大的貢獻。雖然冒著被打、被關的危險，可是鄭南榕無所顧忌，他認為對的事該做就去做，他思考之後就採取行動。

二、三十年前的「二二八和平日運動」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有哪些？

葉：

第一個就是，有一天鄭南榕跟我說你回苗栗一趟，因為你們苗栗很丟臉，全台灣都有人協助辦二二八演講與遊行，苗栗沒有人願意出面申請場地。

當時苗栗有位傅姓地方人士，本來要去申請，但是礙於種種顧忌便打退堂鼓，所以鄭南榕就說：「那你去申請2。」、「你們這樣太丟臉，我們全台灣多少人，就苗栗沒有。」他讓我了解得去做這件事的理由。而我當時也不曉得為什麼人家不肯去，事後才知道那是要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後來為了宣傳二二八演講會，鄭南榕請雜誌社同仁小邱（邱謙城先生）開車載我，我就拿著大聲公在苗栗大街小巷廣播。此外，這場演講會是由我擔任司儀，所以印象很深刻。

第二個是在三重的一場二二八演講會3，鄭南榕帶我一起去，現場人很多。演講者有台北市議員顏錦福、民進黨主席江鵬堅，鄭南榕也上台演講。他是主辦者，不會演講完就走，都留到最後。活動結束後，在會場出口處，一個很暗的地方，有人向鄭南榕道謝，很感動一邊講一邊哭。他告訴我：「很多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到現在心中還是有恐懼，不敢講出來，只有我們站出來辦活動，他們才敢跟著站出來。可是即使他們站出來，還是待在很陰暗的角落。」那畫面給我很深很深的記憶。

第三個是，我們聯廣的老董事長葉明勳先生，他已經過世了。他其實一直對我很好。他與辜振甫先生是連襟，是早期國民黨在新聞傳播界的重要人物。有一天他找我去，我當時是聯廣的經理，他告訴我說：「哎呀，你跟你先生說，要往前看啦（指二二八事件）！讓悲慘的過去成為過去，不要再攪動這樣的記憶，傷口不必再挖出來。」希望我去勸勸鄭南榕。

但是鄭南榕說：「二二八事件對台灣而言，是化膿的傷口，它讓台灣人痛到呼吸困難，它讓台灣人充滿恐懼，不敢參加公共事務。沒有平反，就沒有醫治，傷口只會繼續化膿，痛是一直在的。所以應該把它挖出來，攤在陽光下，要讓它癒合，才能往前走啊。」葉明勳先生聽了這樣的回答，沒有再說什麼。葉先生的意思是，過去的瘡疤不要再挖，要往前看；鄭南榕的看法卻是，那個瘡疤裡頭長膿，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根本無法痊癒。鄭南榕話不多，一旦說起話來就很有說服力。

第四個是，我下班後去雜誌社接竹梅，每次都會聽到鄭南榕和去遊行的人被打。有一回人家又說：「在嘉義打得很厲害。」當時沒有手機，我聽說他被打，但是被打成怎麼樣卻不知道。後來才了解，他們在辦二二八遊行，警備總部都是派出鎮暴部隊在對付這些參與遊行的人。當時辦運動是非常危險的，常常被打得頭破血流，可是他們卻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去突破，不管被打與否，他們就是一直辦遊行、辦演講會。

以上是鄭南榕在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時，我記憶中難以忘懷的幾個畫面。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國家「二二八紀念音樂會」，在國家音樂廳舉行，我與孫越一起主持。那場音樂會找我去，大概是想讓社會大眾知道，這個國家沒有忘記鄭南榕當時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貢獻。最起碼，那也是因為對鄭南榕的致敬跟肯定，但他人不在了。

從鄭南榕在二二八遊行被打，到二二八紀念音樂會我去拿主持棒，對我來說，實在百感交集。經過多年，這些努力終於被公部門承認。現在，我每次看大家在討論二二八事件，我都會想說鄭南榕真的是「突破禁忌」的第一名，除了一九八六年要求解除戒嚴的禁忌，隔年他又突破了四十年來沒有人敢提的二二八禁忌。

三、請談談您後來擔任立法委員，接續平反二二八的努力？

葉：

一九九○年我擔任立法委員之後，在施政總質詢時，除了提出廢除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之外，也主張平反二二八事件、訂定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要求國民黨政府公布真相、道歉賠償。那時候民進黨黨團人數雖然很少，但是我們每次排法案就會排「二二八事件賠償條例」。到最後，條文快審完的時候，國民黨不得已才提出相關的對案。

當時有兩個癥結點。第一是條例名稱，國民黨不肯承認「賠償」，他們堅持用「補償」的名義。第二是賠償金額，國民黨不同意我們替家屬爭取的一千萬元，他們提出的金額以六百萬元為限。當時我擔任民進黨黨團總召，黨團會議內部討論，考量國民黨居絕對多數，策略性透過協商，將條例完成立法4。通過這個法案，雖不滿意，但我仍感到欣慰。

四、您所觀察到鄭南榕在這項社會運動的行動力？

葉：

對鄭南榕來講，行動才是重點，跟隨的人多人少不是重點。他挑戰威權、挑戰禁忌，認為對的事該做就去做。他採取行動，有方法、有策略，不管別人怎麼看他。就像他的死亡一樣，後面的人怎麼看他，他無所謂。

這就是鄭南榕。縱使是一個人孤獨地走在前面，他仍然選擇做對的事情。我很感謝，當他走這一條路的時候，還是有人跟隨，縱使人數不多，「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也就這樣到全台灣各地去舉辦了。後來我擔任立委順利推動賠償條例通過，二二八平反總算有一些成果。對我的心也是一個安慰——身為鄭南榕太太的我，看著他冒著危險，看著他孤獨前行，一個小小的安慰。

對很多人來說，鄭南榕是歷史人物，但對我而言，他是我的先生，活生生的人，他被打我會痛！他孤獨前行，我會擔憂！後來當運動有所成果，如果人家把他淡忘掉，作為家屬的我會很寂寞、很傷感。

五、在那個時間點，您個人對鄭南榕的行動是否擔心？兩人有何爭議？

葉：

鄭南榕被關的八個月，我每週都去探監。那是很煎熬的日子，先生不在，小孩又小。當他從看守所出來，緊接著又去辦「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我當然會擔心，而且他不管後面的財務狀況如何，就去做全國性的串聯，我當然也會煩惱。

但是他都告訴我：「不要擔心，這些事情你不要管，沒關係，我帶你去聽演講。」對他來說，他希望我跟他在一起，不用害怕，無所畏懼。可是作為妻子的我，總覺得你一個人在頂鋼盔，但我們還有小孩耶。我的個性是比較容易害怕的，我就是一個很平常的職業婦女，只希望我的家庭安全，只希望我的先生、小孩平安。

結果他老是做這些運動，什麼是當代的禁忌他就去挑戰，對我來講都是不安。他在我身邊，是陽光普照，可是他去做這些事，卻是烏雲罩頂。揮之不去的烏雲，就是心頭的不安，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出事，但是他還是一波再推一波去從事危險的行動。

比如他辦「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一九八六），觸犯禁忌就被抓了。到「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一九八七）為突破禁忌而被打。之後又辦「新國家運動」（一九八八）環島遊行…...當他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得越來越危險，我的擔心沒有停止過。而當時，我覺得最壞的情況就是他再度被關，我沒有想到後面的死亡。

我不是「無知」的職業婦女，但是在那個年代，我跟很多人一樣，對不公不義是「無感」的。可是國民黨政府把鄭南榕抓進去，我的「無感」就變得「有感」了，我開始行動，到後來我會投入選舉，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對於我的擔心與不安，鄭南榕總是有辦法說服我，他會說明、解釋，讓我慢慢理解。所以，鄭南榕也是我的「啟蒙」老師——政治的啟蒙、關心公共事務的啟蒙。當夜深人靜，在我們家客廳，他告訴我很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故事。他說：「這些人如果是你的兄弟姊妹、是你的親戚，你會沒有感覺嗎？這些人在那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出門被歧視、被仇視、被隔離的情況下，社會會祥和嗎？二二八事件的傷痕一直在，受難者這麼多、範圍這麼廣，我們可以不關心嗎？」

鄭南榕也常告訴我：「人活著要有尊嚴，我們不要活得像豬一樣。」我問他為什麼要講得這麼難聽？他說：「這樣你才會記住。」我說你為什麼要管那麼多？有事業、有房子、有小孩、有溫暖，多好。他卻說：「豬也有溫暖、豬被宰了都不知道、豬也吃得很好，可是人有反省能力、會思考。人要活得有尊嚴，跟豬不一樣。」他每次講這個我就很生氣，通常他跟我談這些事情都是在家裡，夜深人靜，竹梅睡了。我印象很深，他每次講到最後，都會說：「就是要你記住，就是要你記住。」

我心想我要記得幹嘛？現在我終於知道，我記住才能講給你們聽：「人不要活得像豬一樣，被養得很好、吃得很好。圈在豬圈裡頭，等到被宰了卻沒有反抗的能力。」

六、回頭看鄭南榕與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您觀察到後人給他什麼樣的評價？

葉：

鄭南榕用他生命中最精華的時間，不斷挑戰當代的禁忌，舉凡解除戒嚴、二二八平反、制憲建立新國家，他為所當為，義無反顧。對鄭南榕來說，他不會在乎後人給他怎麼樣的評價。他只是去做、去完成。最重要的是，鄭南榕和他的夥伴們讓二二八事件從此在社會上不再被當成禁忌，國家機器也啟動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撫慰、賠償。所以我也沒有這麼在乎歷史的評價，因為我知道我先生真的很棒，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沒人要做、沒人敢做，他頂著鋼盔一個人往前走。到現在，社會的傷痕已慢慢被撫平。從基督教的觀點，他是在「行公義」；從佛教的觀點，他做的是「利益眾生」的事。他完成了生命中很重要的意義。

雖然這樣講，不過看到人家談二二八平反都沒有提到他，我還是會生氣。因為討論事情的時候，有時會回歸到一個卑微的願望：要公道。例如談平反二二八，我希望社會大眾給鄭南榕一點公道。特別是當時說他是trouble maker的人，要給他一個公道。說他只是一群社會邊緣人跟著他的人，也要還他一點公道。

我知道當時民進黨某些政治人物很討厭鄭南榕，他們很生鄭南榕的氣。因為鄭南榕帶頭做一些事情，他們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讓他們很頭痛。而部分的意見領袖義正詞嚴而道貌岸然，所考量的只是自身的安全，不想失去現在所擁有的，只能夠用嘲笑鄭南榕，來掩飾他們的懦弱跟害怕。

七、您有什麼話想對當代年輕人和民進黨政府說？

葉：

鄭南榕生前遺言是「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他四十歲不到，以雜誌社為基地，突破了很多當代的禁忌。他針對各項禁忌議題，擬定策略之後就義無反顧地往前走。每一個世代都得面對不同的問題，我要告訴現在年輕人的是：「對的事情，想好策略，勇敢站出來，去行動、去挑戰！」

二○一六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回想我們年輕時候的理想：「打倒威權、落實公平正義的社會、建立新的國家，透過制憲運動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人民可以走入國際社會，可以抬頭大聲驕傲地說我是『台灣人』。」那麼多前輩一路走來，有些人犧牲了，有些人已經走入歷史，可是現在活著的我們在做什麼？

現在的年輕一代——「天然獨」世代，他們在自由的空氣裡頭成長，沒有經歷過威權年代，他們認為台灣本來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當他們發現台灣不是正常國家，在中國的打壓和威脅下，也不被國際社會承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便挺身而出，大膽發聲，追求當年我們追求的目標。

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我們必須記取歷史的教訓，不要變得保守、瞻前顧後、在高位害怕失去權力而躊躇不前，不要變成我們年輕時所要打倒的對象那樣。我們這一代，面對年輕世代，要有更多鼓勵與包容，也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莫忘初衷，勇敢實踐理想。

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週年回憶

口述：葉菊蘭（鄭南榕基金會終生志工）

採訪／整理：黃啟豪（鄭南榕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一、請談談鄭南榕策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當時的時空背景？

葉：

那時候還沒有解嚴，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在龍山寺辦的「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是一九四九年戒嚴以來，人民要求解除戒嚴的最強力的抗爭行動。五一九綠色行動過後，不到兩個禮拜，六月二日上午，鄭南榕就被管區派出所用「約談」名義騙出，把他逮捕。表面上，鄭南榕因「張德銘案」被控違反選罷法；實質上，鄭南榕早就因「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

出版後記

黃啟豪（鄭南榕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二○一七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也是鄭南榕與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等人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周年。過去家裡不能談、學校不會教的二二八，被國家機器封印人民的記憶四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展開之後，長期以來的禁忌，被有志之士打破了，受難者家屬勇敢站出來，學界更多研究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真相與責任的追究，終於露出曙光。

鄭南榕基金會與逗點文創結社繼二○一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三十周年紀念專書《百分百自由教戰手冊》後，再度合作。基金會工作團隊由執行董事鄭清華帶領，進行出版發想與整合作業。坊間二二八相關著作甚多，當中也有許多代表性作品，如何出版一本具有特色及當代意義的二二八書籍？我們選擇從「名單」的概念切入，試圖用不同角度去解讀二二八，並將本書定名《名單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反思時代意義，繼續追求真相、療癒創傷，轉向正面能量，給我們自己一個健康的台灣。

本書分為四部分，第一是扼要敘述二二八事件作為歷史導讀，並且以半自傳方式描寫鄭南榕青年時期的成長過程和後來辦黨外雜誌、參與社會運動與二二八的關係，再重新檢視二二八並探討轉型正義。其次分九個次主題，闡述當代人物如何從他們的專業領域看二二八事件。第三用旅遊台灣的概念在紙面上踏查台灣各地的二二八紀念場所、探索二二八事件中無語問蒼天的名單外故事、以及以抽象概念表達二二八如何具像地讓全台灣變成名單外的受害者。最後在附錄中復刻《自由時代》文章、列舉相關參考書單，讓這本書成為閱讀二二八的逗點，不是句點。

確立出版架構後，我們開始尋找適合人選，並由基金會啟動邀稿。過程中，除了少數實因繁忙而無法接受撰稿邀請，無比感動的是，所有撰稿人當下就慨然允諾執筆，並稱只要是基金會的請求當然義不容辭。工作團隊深切感受到這般溫暖的心意，獲得極大鼓舞，轉化為滿滿的動力，兢兢業業催生本書的出版。此外，在此要特別感謝基金會終身志工葉菊蘭女士接受訪談，回憶「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她與鄭南榕攜手走過的點點滴滴，包括很多第一次對外揭露的小故事，還原他們之間的對話，從中讓讀者了解鄭南榕拚盡全力、義無反顧投入此運動的心境。

接續，推薦文的邀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會長陳永興醫師、副會長李勝雄律師是不二人選，曾與鄭南榕並肩作戰的他們爽快應允，真摯且深刻地為本書寫下完美的註解。文章齊備後，編輯刀刀負責文稿編排、潤飾與校對；設計師小子著手封面設計、內頁版型與排版，他們專業又精準地呈現本書應有的樣貌。引用逗點文創結社社長夏民的話：「這本書，就像是一間井然有序的雜貨店，有溫暖有溫度，而且很快就可以找到需要的東西。」

二○一八年是鄭南榕生前策動的最後一個運動——「新國家運動」三十周年，基金會亦將出版專書紀念。什麼是新國家？對新國家的未來想像？如何建立我們的新國家？凡此種種，三十年前鄭南榕與夥伴們奮鬥不懈的目標；三十年後當代台灣人要如何接棒實現？對出版而言，同樣是非常大的挑戰，相信值得期待。《名單之外》得以付梓，集結許多前輩的心血結晶與長年研究成果，希望有益社會，傳遞價值，分享讀者。惟書中難免疏漏之處，尚祈方家識者不吝指正，基金會當承擔所有責任。最後，再次感謝所有推薦人、撰稿人、工作夥伴的協力，謹此致上最誠摯謝意。

註1聯廣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聯廣，成立於一九七○年。

註2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苗栗市大同國小舉辦演講會。

註3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三重市明志國中舉辦演講會。

註4一九九五年四月七日總統令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同年十月七日施行。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將補償修正為賠償，並修正全文，該條例名稱改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出版後記

黃啟豪（鄭南榕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二○一七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也是鄭南榕與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等人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周年。過去家裡不能談、學校不會教的二二八，被國家機器封印人民的記憶四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展開之後，長期以來的禁忌，被有志之士打破了，受難者家屬勇敢站出來，學界更多研究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真相與責任的追究，終於露出曙光。

鄭南榕基金會與逗點文創結社繼二○一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三十周年紀念專書《百分百自由教戰手冊》後，再度合作。基金會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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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名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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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外的名單（陳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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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自由時代》復刻（選錄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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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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