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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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NT$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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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已絕版
人類擁有許多獨特怪異的才華，
造就了各種看似光怪陸離，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其祕密就在於⋯⋯腦和心的連結
短短四十年，認知神經科學結合了研究心智的「認知科學」和研究大腦的「神經科學」，漸漸取代傳統心理學，以實徵量化方式，透過各種腦造影技術，探究人類各項行為（包括學習、記憶、語言、知覺、決策和意識等）的大腦神經運作，不僅驗證許多行為研究的理論，也逐步開啟大腦這個黑盒子的秘密。
繼認知神經科學祖師爺葛詹尼加在美國創建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後，這門新興科學也在各地萌芽，而曾志朗，即是隨後在台灣推動認知神經科學的第一人。
他不僅開設了第一個以認知科學為主的研究中心，也在國際上交出許多傲人的成績單。現在，他放下過多嚴肅的學術語言，以最輕鬆的生活角度，帶你認識大腦科學之美。
這本書從哪一篇章翻開來都可以，猶如與愛推理的科學家促膝常談，解開生活中各種謎團。作者從日常接觸的人事物入手，結合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豐富知識，細緻而生動地為現實生活中各種光怪陸離提出科學解釋，鋪展出各種最新研究。透過他的敘事與分析，一幀幀畫面歷歷在目，讓人不得不正視，有時候看似感性的生活面，也能科學相對。
延伸閱讀：
《大腦開竅手冊》
《大腦解密手冊》
《記憶的盡頭》
《無麩質飲食，打造健康腦》
《心智地圖》
作者簡介：
曾志朗
熱愛運動、看電影、讀小說。西元四年級生，但保有赤子之心。一頭白髮，但身手敏捷。以研究記憶、閱讀歷程和注意力形成與分配知名的認知神經科學家，漢語神經語言學開創者之一。
他是中央研究院遷至臺灣後首位心理學院士，也是臺灣第一個獲得國際心理科學學會（APS）肯定的會士。2010年獲選為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6年獲得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選為醫學組院士，是兩岸四地華人中首位獲得該組院士的科學家。
1990年回台，在中正大學成立第一個認知科學研究中心，與國際當代的學術走向接軌；在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設立第一個認知神經科學組；在中央大學成立第一個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更從2004年起每年暑假舉辦「臺灣認知神經科學暑期學校」，為臺灣的認知神經科學領域培育許多跨領域的年輕研究者，同時整合各種與腦科學研究有關的儀器設施與跨校合作平台。
科普小品寫作始於1992年，在《聯合報》發表「科學向前看」專欄，以充滿新奇的想像力引介科學知識，獨創「科學生活化」的寫作風格；在《科學人》雜誌開設「科學人觀點」專欄，以突破框架的跳躍思考，寫識寫智，寫景寫意，寫人寫情，再樹「科學故事化」的書寫情調，15年不曾間斷，曾獲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獎，並以「人人都是科學人」獲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共同主持人獎。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引言】當福爾摩斯遇見白羅
顯然的，福爾摩斯的方法中有白羅灰質神經細胞，而白羅的思想推論中，也充滿福爾摩斯的實證腳印。唯有學說與方法兩者交融，真相才會浮現，科學研究亦然！
喜歡看偵探小說的人，絕大部分都知道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這位大偵探雖然言行不同凡俗，但他的絕對方法論卻是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元素，而且他的名言：「沒有好的數據，就提出一套（自以為是的）理論，等同是嚴重的罪行，因為限定框架會使判斷發生偏差。」簡直就是對科學研究者的警惕之言，我想所有好的科學家都會贊同他的說法：好的方法所收集到的可靠數據，才是建構科學學說的基本要件！
為了從事好的數據採集，福爾摩斯親自設計了好多實驗，去親身體驗所收集到的數據的「涵義」。他是數據的耕耘者，也是數據的實地探勘者，更是根據邏輯推論、步步為營， 真正有本事的大偵探，而且他不輕信世俗的觀點，避免在舊有框架中那些人云亦云的偏見。其實他點出的也就是後來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所闡述的既成「典範」所造成的父母效應（parental effect），即地質學大師錢伯林（T.C. Chamberlin）在一八九七年所指稱的盲目護短的潛意識行為表現。福爾摩斯真正是科學方法的實踐者。
白羅，那位在阿嘉莎‧ 克莉絲蒂推理小說中的比利時籍私家偵探，又是另一類典型的真相探索者。這名退休警官永遠衣冠楚楚、皮鞋擦拭得發亮，上翹的大鬍鬚梳理得整整齊齊，強調的是善用「灰質的神經細胞」去做詳盡的思維論證，也就是目前很多科學家所稱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他反對一般警探在犯罪現場「盲目」的收集資料。他認為資料不是數據，後者的檢索是有方向的，是由嚴密思維形成的理論所指導的。他不必親臨現場，可以坐在舒適的沙發椅上，指揮警探去找「有用」的數據。什麼是有用的數據？就是他坐在沙發椅上，動用灰質的神經細胞，在腦海裡勾劃出犯罪案情的圖像，而構圖中的矛盾之處，就必須靠特定方向所搜尋到的關鍵性數據來排除歧異！
白羅不是科學家，但做為尋找真相的探索者，所遵行的方法正是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所提出的「現象整理→形成學說→導引假設→設計關鍵實驗→檢視結果→推翻不符合的學說」的整體論述。這個強調學說以促進科學發展的研究方式，更在一九六四年普拉特（John R. Platt）所提的「強而有力的推論」（Strong Inference）這篇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論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科學家對學說的迷戀，有如偵探小說迷對白羅的崇拜一般，認為建立學說才是科學研究的至高境界。
但科學家仔細想一想，研究方法的表現一目瞭然，而且新的方法導致更精細更正確更有信度和效度的全新測量，可以讓學說的精準度更有說服力。相反的，學說追求的完美，就可能容易使人忽略異象，聽不見噪音，阻礙了真相的浮現。常常一個學說提出後，就很難被推翻，即使不吻合的證據越來越多，還是很難被完全揚棄。最有趣的是到現在為止，歐美社會裡仍然有正式立案且擁有眾多信徒的「地球是平的社團組織」，對地球是平的學說堅信不移，這當然是對科學教育的一大諷刺，但物理學界還是有人相信「以太」的存在，而在生物領域，即使證據確鑿，反對演化學說的人還是很多，且根深柢固的舊信仰，使其對接二連三的演化證據視而不見！
社會科學界更是難以找到曾被推翻的學說！行為主義不是已經成為過去式了嗎？但打開教育理論的期刊和教科書，行為主義的主張仍然如影隨形！經濟學的舊思維是哪些？老酒新瓶的學說還是層出不窮！所以在科學研究的進展中，很多已經被推翻的學說猶如「老兵不死」，只是暫居幕後而已。看來，普拉特以為可以一劍定江山的「強而有力的推論」好像並沒有發揮它的威力。
在虛構的小說故事中，福爾摩斯重視的是實實在在的方法檢視，讓證據講話；而白羅強調以抽象的理論建構，去指導探索的方向，再以關鍵性證據來選取正確的答案。兩種求真相的途徑，各領風騷；但反映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卻不是如此平衡。回顧近年來科學發展的歷史，方法好像居上風，而學說的推展就較為緩慢了！
最近諾貝爾獎的網站上公布了一項統計數字， 完全證實了我上述的看法。從一九九一到二○一一年，物理、化學和醫學三類共頒發了七十七個獎項。在這二十一年間，根據所表揚的得獎事蹟，百分之八十二是方法上的貢獻，只有百分之十八才是學說的建構。如果再細分，物理獎有百分之二十九在學說，是最高的；化學獎百分之十五在學說，百分之八十五在方法的精進；醫學獎則只有百分之九的獎落在學說，其餘的全在新方法的發明和改良上。所以科學研究的推展上，雖然方法和學說的貢獻都是必要的，但顯然的，方法的進步確實是較受學界的肯定。
我的專業領域是認知和實驗心理學，而後漸漸延伸到神經科學的研究。嚴格說來，我們這個專業在諾貝爾獎中並沒有相對應的獎項，但前後有九位諾貝爾獎得主，七位在醫學，兩位在經濟學。從他們得獎的表揚中，前七位都是貢獻在方法的推進上，而得到經濟學獎的兩位，一位是理論（西蒙，Herbert A. Simon），另一位則是理論和方法各半（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總的來說，也是方法取勝。
我絕對不是說學說不重要，而是想指出，在現階段，所能提出的學說數量不會太多，但在新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方法的革新確實還有很大的空間！尤其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創新的方法往往也會因為學說在演進的過程上遇到了困境，突發奇想而產生的，這樣的交融（synergy）才是未來科學的動力！
其實很顯然的，福爾摩斯的方法中有白羅灰質神經細胞，而白羅的思想推論中，也充滿福爾摩斯的實證腳印，兩者交融，真相才會浮現，科學研究亦然！只是白羅的完美，有時自傲得令人受不了，他的創作者在晚年對他的評語是「insufferable（真讓人難以忍受！）」也許在科研上，我們要學習福爾摩斯的「活得像個真正的人」，親切不做作，不因一味講求完美而造成選擇性忽略的遺憾，或太容易因此而自視甚高令人不舒服，才不會讓人感到insuff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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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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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僅開設了第一個以認知科學為主的研究中心，也在國際上交出許多傲人的成績單。現在，他放下過多嚴肅的學術語言，以最輕鬆的生活角度，帶你認識大腦科學之美。
這本書從哪一篇章翻開來都可以，猶如與愛推理的科學家促膝常談，解開生活中各種謎團。作者從日常接觸的人事物入手，結合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豐富知識，細緻而生動地為現實生活中各種光怪陸離提出科學解釋，鋪展出各種最新研究。透過他的敘事與分析，一幀幀畫面歷歷在目，讓人不得不正視，有時候看似感性的生活面，也能科學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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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央研究院遷至臺灣後首位心理學院士，也是臺灣第一個獲得國際心理科學學會（APS）肯定的會士。2010年獲選為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6年獲得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選為醫學組院士，是兩岸四地華人中首位獲得該組院士的科學家。
1990年回台，在中正大學成立第一個認知科學研究中心，與國際當代的學術走向接軌；在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設立第一個認知神經科學組；在中央大學成立第一個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更從2004年起每年暑假舉辦「臺灣認知神經科學暑期學校」，為臺灣的認知神經科學領域培育許多跨領域的年輕研究者，同時整合各種與腦科學研究有關的儀器設施與跨校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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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羅，那位在阿嘉莎‧ 克莉絲蒂推理小說中的比利時籍私家偵探，又是另一類典型的真相探索者。這名退休警官永遠衣冠楚楚、皮鞋擦拭得發亮，上翹的大鬍鬚梳理得整整齊齊，強調的是善用「灰質的神經細胞」去做詳盡的思維論證，也就是目前很多科學家所稱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他反對一般警探在犯罪現場「盲目」的收集資料。他認為資料不是數據，後者的檢索是有方向的，是由嚴密思維形成的理論所指導的。他不必親臨現場，可以坐在舒適的沙發椅上，指揮警探去找「有用」的數據。什麼是有用的數據？就是他坐在沙發椅上，動用灰質的神經細胞，在腦海裡勾劃出犯罪案情的圖像，而構圖中的矛盾之處，就必須靠特定方向所搜尋到的關鍵性數據來排除歧異！
白羅不是科學家，但做為尋找真相的探索者，所遵行的方法正是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所提出的「現象整理→形成學說→導引假設→設計關鍵實驗→檢視結果→推翻不符合的學說」的整體論述。這個強調學說以促進科學發展的研究方式，更在一九六四年普拉特（John R. Platt）所提的「強而有力的推論」（Strong Inference）這篇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論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科學家對學說的迷戀，有如偵探小說迷對白羅的崇拜一般，認為建立學說才是科學研究的至高境界。
但科學家仔細想一想，研究方法的表現一目瞭然，而且新的方法導致更精細更正確更有信度和效度的全新測量，可以讓學說的精準度更有說服力。相反的，學說追求的完美，就可能容易使人忽略異象，聽不見噪音，阻礙了真相的浮現。常常一個學說提出後，就很難被推翻，即使不吻合的證據越來越多，還是很難被完全揚棄。最有趣的是到現在為止，歐美社會裡仍然有正式立案且擁有眾多信徒的「地球是平的社團組織」，對地球是平的學說堅信不移，這當然是對科學教育的一大諷刺，但物理學界還是有人相信「以太」的存在，而在生物領域，即使證據確鑿，反對演化學說的人還是很多，且根深柢固的舊信仰，使其對接二連三的演化證據視而不見！
社會科學界更是難以找到曾被推翻的學說！行為主義不是已經成為過去式了嗎？但打開教育理論的期刊和教科書，行為主義的主張仍然如影隨形！經濟學的舊思維是哪些？老酒新瓶的學說還是層出不窮！所以在科學研究的進展中，很多已經被推翻的學說猶如「老兵不死」，只是暫居幕後而已。看來，普拉特以為可以一劍定江山的「強而有力的推論」好像並沒有發揮它的威力。
在虛構的小說故事中，福爾摩斯重視的是實實在在的方法檢視，讓證據講話；而白羅強調以抽象的理論建構，去指導探索的方向，再以關鍵性證據來選取正確的答案。兩種求真相的途徑，各領風騷；但反映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卻不是如此平衡。回顧近年來科學發展的歷史，方法好像居上風，而學說的推展就較為緩慢了！
最近諾貝爾獎的網站上公布了一項統計數字， 完全證實了我上述的看法。從一九九一到二○一一年，物理、化學和醫學三類共頒發了七十七個獎項。在這二十一年間，根據所表揚的得獎事蹟，百分之八十二是方法上的貢獻，只有百分之十八才是學說的建構。如果再細分，物理獎有百分之二十九在學說，是最高的；化學獎百分之十五在學說，百分之八十五在方法的精進；醫學獎則只有百分之九的獎落在學說，其餘的全在新方法的發明和改良上。所以科學研究的推展上，雖然方法和學說的貢獻都是必要的，但顯然的，方法的進步確實是較受學界的肯定。
我的專業領域是認知和實驗心理學，而後漸漸延伸到神經科學的研究。嚴格說來，我們這個專業在諾貝爾獎中並沒有相對應的獎項，但前後有九位諾貝爾獎得主，七位在醫學，兩位在經濟學。從他們得獎的表揚中，前七位都是貢獻在方法的推進上，而得到經濟學獎的兩位，一位是理論（西蒙，Herbert A. Simon），另一位則是理論和方法各半（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總的來說，也是方法取勝。
我絕對不是說學說不重要，而是想指出，在現階段，所能提出的學說數量不會太多，但在新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方法的革新確實還有很大的空間！尤其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創新的方法往往也會因為學說在演進的過程上遇到了困境，突發奇想而產生的，這樣的交融（synergy）才是未來科學的動力！
其實很顯然的，福爾摩斯的方法中有白羅灰質神經細胞，而白羅的思想推論中，也充滿福爾摩斯的實證腳印，兩者交融，真相才會浮現，科學研究亦然！只是白羅的完美，有時自傲得令人受不了，他的創作者在晚年對他的評語是「insufferable（真讓人難以忍受！）」也許在科研上，我們要學習福爾摩斯的「活得像個真正的人」，親切不做作，不因一味講求完美而造成選擇性忽略的遺憾，或太容易因此而自視甚高令人不舒服，才不會讓人感到insuff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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