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邦，阿里山，台灣 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

獵頭人不再！

數人頭，越數越少。不過這些並不是真的人頭，在歷史上鄒族會去鄰近敵人那裏獵人頭，而這項傳統已經在大約一世紀前被廢止了。現在數的人頭是鄒族的人口，縮減到只剩不到七千人（也有不到四千的說法）。

「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過不了幾個世代我們將會滅族。」戴素雲警告說，她一邊說，一邊仔細地泡著很好的茶給我們喝。我們是來這裡視察鄒族傳統房舍的項目。戴女士是安達明的夫人，在阿里山達邦這裡是位相當成功的茶農，這裡出產台灣最好的茶葉，也是台灣原住民鄒族的家鄉。戴女士雖然非常擔憂鄒族的未來，但是她本身卻不是鄒族人，她是嫁給鄒族人。這個部落的命運，甚至她老公的後代未來無疑地岌岌可危。

「我們有一個女兒，早就過了適婚年齡，但是她好像一點也不急著結婚。事實上這裡適婚的對象也很少，所以她寧願單身。」戴女士有點沮喪地說。「年輕人不是不結婚，要不就是結了也不生小孩。還有很多年輕人離開這裡跑去城市。」戴女士感嘆道。一邊喝著她的得獎茶，我跟她承諾我會請我的好友余舜德教授來這裡看看，余教授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頂尖的民族學者。此刻余教授正在我們的中甸中心繼續他每年對雲南附近藏人村莊的調研。也許調查跟適當的人口研究可以幫助了解現在鄒族陷入的處境。「我妹夫是個生殖醫學領域相當有經驗的醫生，經常處理不孕的案例。也許他也可以來幫忙。」我建議說，「但是如果鄒族的年輕人單純的不想生，那或許我們需要把心理學家或是婚姻顧問之類的專家找來幫忙。」我很快的補充一句。

當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面臨到的是人口爆炸的問題時，鄒族人遇到的確是相反的問題，他們原本的人口就不多，想要增加人口又徒勞無功。少到在維基百科裡只有六行字的描述，太少了，CERS一些工作人員認識這個獨特民族的 知識遠比維基百科上的還多。這或許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他們過往的獵人頭傳統習俗，沒有幾個人膽敢進入這區域。唯一一個例外是鳥居龍藏，他是日本人類學家，在一九二零年左右研究鄒族，那時候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他的書圖文並茂地記載著鄒族最後的樣貌，構成我們現在對鄒族認識的基礎，鄒族擁有很豐富的歷史，還有獨特的風俗習慣。

即使到了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任何外國人想要取得入山證進去這區域都是非常困難的。有些偏遠村莊聲稱他們只有看過一、兩次外國人。一九八四年一位年老的日本人類學家進入這個區域，村民告訴他，他是來這裡的第二個外國人。另外一位是在半世紀前來這裡的日本女傳教士。CERS的項目在達邦，是鄒族社區的中心，小鎮裡人口超 過八百人，不到三條街區。其他住民散落在附近的山丘上，山谷裡，大多從事種植茶葉跟其他農業。

五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透過安孝明（Amo）跟他的夫人慧玲讓我們更了解了鄒族的文化和它正在瓦解的狀況。年輕人非常熱切地想要找到方式來保存先人的過去。打獵是鄒族傳統中很重要的活動，但是大多都被禁止。他們賴以維生的打獵活動所衍生出來的文化也隨之黯然失色與消失。現代卻簡單的房屋已經取代了鄒族傳統的茅草屋。

Amo 跟他的夫人夢想著重建至少一間傳統房屋，當作是 歷史的見證。走過他們家簡單的大門，CERS團隊第一次 來這裡進行探索。我們對他們的熱情印象深刻，承諾我們會投入幾年的時間來幫助他們完成夢想。我們台灣的設計師柯詩倫跟學會的工作人員黃毓芳去了好多趟之後，項目開始進行。現在已經有兩棟令人刮目

相看的傳統草屋，雄偉地座落在達邦的深山谷地上。裡面有宿舍、廚房、浴室、飯堂以及一個展示區。第三棟現在正在規劃中。

年初開始，Amo 跟慧玲已經招待兩百多位當地鄒族的學生來這裡參觀。孩子們來這裡不只是來看看建築物跟鄒族的文物而已，他們也來學習怎麼使用傳統的刀來製作器具；怎麼用弓、箭來射箭；怎麼在傳統的石爐上生火煮頓簡單又美味的一餐。有時候他們還會被邀請在這兩棟屋子裡過夜。最近的這一趟，我們觀察到九位鄒族的小孩，介於十跟十二歲之間，在禮拜天很踴躍地學習他們祖先生活的方式。是的，這又是 CERS另一個小項目，也是一開始沒有 大張旗鼓，跟能見度，但是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些許成果了。

我坐著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做的小火車下阿里山，回到「文明社會」。沿途偶爾會見到小客車跟巴士載著人們上到阿里山出名的觀光景點。沒有人會繞道去造訪達邦裡獨特的鄒族人，不過對我來說達邦的大自然和野生生態也是很棒的。不過究竟有多少人聽過這個這麼小的原住民部落？或許這樣更好。我心裡知道，未來的鄒族人在周末會有一個場所跟祖先有所連結。也許當他們有了自我認同後，會過得更有尊嚴與自尊。這樣他們也有可能完成另一個新的使命，增加和延續人口，

提升這群曾經雄偉、英勇獵頭族的人頭數。

CX831 紐約到香港的飛機上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JACK YOUNG，一百零一歲的中國飛行員

「行啦 !」Jack Young有點不耐煩的說。「行啦 !」，Jack Young 又說了一次。他的聲音很小但是口氣很堅定：「行 啦」。從他家走到兩條街口前的餐廳不用十分鐘，但 Jack 已經 連著三次催促太太 Louise走快點了。其實 Louise 每次停 下來休息，也都是為了讓 Jack 在爬這段小坡時也能休息一下下，但是 Jack 每次都固執地拒絕。

他為什麼要停下來啊？到今年年底他就要一百零一歲了，他的堅持與毅力完全體現了「不斷向前」這個精神。每次見到Jack Young，我都會跟他說，他應該把名字改成「Jack Old」，他覺得這提議還挺有意思的。

透過另一位出名的百歲飛行員陳文寬的介紹，我才有機會認識 Jack Young。Jack 在戰爭時飛越印度與中國的駝峰航 線，剛開始時是陳文寬的副駕駛，後來成為中國航空公司（CNAC）的正機長。在那之前，約1930 年的中期，他是廣州軍閥陳濟棠的空軍飛行員，之後才加入國民黨的空軍。如今 Jack 每個冬天都會為了避寒而離開加拿大的蒙 特婁，因此我們第一次的見面是在香港。我訪問過他好幾次，不過這是第一次在他蒙特婁的家。

Jack（中文名楊積）1914年12月出生於舊金山，父親來 自澳門對面的廣東省中山縣。他的護照把出生年份登記成1917年，這個美妙的錯誤讓他可以多工作幾年才退休， 也讓他擁有更多時間與最愛的飛機相處。從飛行員退下後，他還是跟航空脫不了關係，他負責管理香港飛機工程公司的維修部門。這個維修部門的總部設在香港的啟德機場，這是他退休飛行後的職業……這，算什麼退休啊？

在Jack 漫長的航空生涯裡有兩段最精彩的時期，第一段 是1930年中期，經過二戰、中國內戰一直到 1950年代 前期。第二段是 1950年的後期，那時共產黨已經掌控中 國大陸了；這兩個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不安的日子，牽扯了不同的政黨，也牽扯到台灣與香港。

Jack 很坦白的說：「我從來都不覺得飛行很酷，但是我 對它非常著迷。我也從不會誇說我是個飛行員。」 「小時候，我一聽到飛機飛過來的聲音，我就會衝出屋外，不管是下課或是下班後，我都會去機場看飛機的起降……我

一直都很清楚，有一天我一定也會在天上飛！」

「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 Jack 繼續說：「我很努力工 作，把每一毛可以省的錢都省下來，好讓我可以去上飛行學校。我甚至兼不只一份工，我當過餐廳的服務生，只要有工作機會我就去做，那時我才 16歲，我跟自己說我要 當一位飛行員。但是你也知道，那個年代要上飛行學校可是一點都不便宜。」「你知道我小時候是戴眼鏡的，但是聽說飛行員一定要有好視力才能通過考試。」Jack 回憶著，「剛好有天我在讀 者文摘上看到一篇文章說看綠色草原跟樹林會對視力有幫助，我就照做，出去盯著一切綠色的東西看，沒想到過了一陣子，還真的有用，漸漸的我視力回復到可以把眼鏡丟了！」Jack 堅決的意志讓他在 19歲考上飛行執照，那年 是1933年。「在廣東時，我覺得我不只是在幫陳濟棠，我是為了中國而飛。我意識到當個中國人的重要，尤其在我經歷過被美國人歧視。」Jack 述說著他回到中國服務國家的原因。 戰爭末期，他加入中國航空公司，一家中國政府與泛美航空合作成立的民航公司。

「駝峰是我飛行生涯最危險的一段。到處都是日本的戰鬥機，而且我飛的飛機都是沒有配備武器的民航機跟貨機。」Jack 回憶那個烽火戰爭年代。「為了要避開日本空軍，我們得要飛得很高，深入雲層，而且大多是在夜晚或天候很差的時候。」 「你只能全心全意的去掌握這架飛機，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不允許自己有任何對危險的顧慮。」Jack 握緊拳頭的去強調。「我不相信運氣，但是 我相信上帝，每趟飛行任務完成我都會感謝祂，」當他講到信仰時，頓時又柔和起來。「我會去教堂禱告」，他靜靜的回憶著。

到了 1950年代，或許香港的航空界不欲 Jack 再重操機長 之職，Jack 雖然不能再飛，但是他對航空業的專業足夠 讓他去管理飛機的維修部門。Jack 不像其他的機師，一 開始就當上機師，他的養成訓練是先當飛機維修師，然後才當上飛行員的。所以 Jack 對飛機的理解是從外到內的 透徹。不過關於 Jack 的飛行紀錄，有一件事可能是個缺 憾，也有可能是個好事，那要看你問的對象是誰。大約 65 年前，當時 Jack 35 歲，他飛了一次最有爭議的 航程。事件發生於 1949 年 11 月 9 號，毛澤東在天安門 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約一個月。整晚無法入睡的Jack，在外面還是一片漆黑時就起床，跟他一樣的，還有 另外 11個飛行員，以及 12名副駕駛，跟無線電操作員。好像一個軍隊正在整隊，準備去執行重要的任務。

曙光乍現香港啟德機場，12架飛機正在發動引擎，大部分是 DC-3、C-47（DC-3 的變種機型）、C-46，還包括一 台才剛送到香港，最先進全新的 Convair C-240。引擎的 轟鳴叫醒機場，這 12架飛機，在 2小時內陸續升空。座 落在中國海岸的英屬殖民地上的機場官員，並未察覺有任何異常事情發生。畢竟這些飛機都是登記在兩家公司名下：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rporation，1945年，戰後由陳文寬一起創辦的 )。

在那時，大部分中國的西南方是由國民黨掌控著，像是桂林跟昆明。所以在國民黨的管轄內派出這兩家航空公司的飛機一點也不奇怪。但是當這些飛機升空後，他們卻修改了航道向東飛去，避開了國民黨的雷達跟無線電。接下來5個鐘頭，11架飛機陸續降落在天津。其中最新的那 架，屬於中央航空公司的，在北京著陸，這架飛機上載著CNAC 及CATC 這兩家公司的總經理，還有幾位共產黨的 地下黨員，他們策畫這次行動已經好一段日子了。兩座機場熱烈的歡迎這些飛機。事實上，到北京這架飛機上的工作人員跟旅客當天晚上都是周恩來晚宴的座上

賓。毛主席也快速的為這些愛國飛行員寫下了讚美之詞。這確實是場政治事件，12架飛機飛到剛成立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這也是中國民航航空的起點。飛行員在中國被視為起義英雄，被國民黨視為叛徒；然而，國民黨最後

的處境是撤退到台灣這島嶼上。

Jack 是這12 架飛機的其中一名機師，他飛的機型C-46 當時是很新的，在二戰接近尾聲時開發出來的。這架比DC-3 還難飛，因為它比較大也比較重。不少美國機師飛 這款飛機時都出事，人跟飛機都一起賠上。但是這款飛機卻是 Jack 最喜歡的，因為有力又很寬敞。

大多數的機師都留在中國了，在 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 這段期間，每個人的命運都不同。50年代確實是個燦爛 的年代，但過不久，這個國家變成一個激進派的溫床，極盡所能的去尋找任何跟外國有關係的人，像在獵巫似的。從國民黨過來的機師跟飛行人員自然成為獵物。

Jack 例外。他在中國飛了幾年，其中一段時間是當飛行教 練。1952年他辭去在中國的工作，轉到香港，這也讓他 躲過了中國政治動盪不安的日子。縱使他是熱衷的民族主義派，但是他從未效忠任何一個政黨。到今天，Jack 依 然覺得當一個中國人就應當要捍衛中國的尊嚴與完整，他常常說「我們中國人不能丟臉」。但是，當他見識到政治上的角力與運作已經擴及到航空業時，他又覺得他應該回

到香港。

那其實不是 Jack 的第一次反叛。在 1930 年中期，他是 軍閥陳濟棠旗下廣東空軍的機師，那時機師們集體帶著飛機到南京投靠國民黨。1949年發生的事，是他第二次的叛變。回到現在，一把年紀的Jack，談到飛行時還是很興奮， 尤其是當他告訴我每一款他所飛過的飛機時。但，當我問起從香港飛到中國的這件事情時，他卻沉默了。顯然，這是一件他不願回顧的事。我很清楚，Jack 親眼看過上個 世紀中國的變化，而 1949年，可能存在屬於他個人的遺憾與感傷，所以我沒有再追問下去。

與他們第一次的訪談是在石澳我們學會的 1939航空展示 廳，Jack 直挺挺地坐在我們模擬的 DC-3 機艙。第二次訪 談，我刻意把機艙改成他最喜歡的機型C-46。我們甚至 把整面牆都貼上他早期飛行的照片，包括他還是學生時期在雙翼飛機裡的照片，還有他飛駝峰時的照片。他指向一張泛黃的照片說：「第一次看到飛機，我就知道我要當一位飛行員。」他慢慢地敘述過往的事，且不時地重複著。我每次問他會不會擔心在那嚴峻的環境下飛行，他總是回答，「那是我的工作」。「我很了解這架飛機。而且我都會很仔細的檢查它，更何況我還是會修飛機的人。」

Jack 說︰「你一定要真正的說服自己，你可以達到你的目標跟任務」，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聲音不大，但他舉起他的拳頭，以示堅定。穿著他的皮革飛行員夾克，脖子上還纏繞著絲巾，Jack Young永遠都 Young，儘管他已經百歲 了。

行啦，J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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