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作爲曾經的記者，我常做人物專訪。影響所致，當我提筆寫小説時，無論短篇、中篇、或是長篇，大都源於現實生活。我偏重於寫愛情故事，不僅僅因爲愛情的永恒性，更重要的是，寫作本身能帶給我持續的激情，加深對人生的領悟，在追蹤人性奧秘時，如魚得水。



描寫不同民族之間的愛情故事，不是什麽新鮮事。然而，反映當代藏漢之間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卻少之又少。歷史的風雲變幻，政治的血腥衝突，使得這樣的題材在中國大陸幾乎成了禁區，即使你按照當局定下的調門兒去創作，還得要通過層層難以通過的審查關卡。



在寫這部小説時，我有時會想：假如我沒有生於成都、長於成都，我會有動筆寫藏漢戀情的念頭嗎？如果不是2008年的拉薩藏人暴動，我能產生如此的強烈衝動，去完成這部小説嗎？



駕車出成都，不到半天的路，就進入西藏高原。當年靠著一條曲折崎嶇的山道，藏漢民族交往了上千年。落腳成都的藏人，通常以經商爲主。成都有好幾個藏傳佛教的寺廟，參拜者絡繹不絕，可見藏人文化的影響。幼小時記憶中的藏人，男人裹著斑斕的虎皮，身挎鑲著寶石的腰刀，臉黑黑的。僧侶披著紅色袈裟。女人大多是圓臉，兩腮泛紅，鼻子不大，眼圈烏黑。



大多數漢人，只要議論起藏人，便充滿歧視，比如稱他們犛牛、野人，藏蠻子。我對藏人的了解，是從1980年代去西藏旅遊開始。我讀了一些有關藏人的書後，赫然發現，即使是早年的藏人社會，也完全不是中國政府在一些宣傳品中所聲稱的落後、野蠻。儘管生活在雪域高原的惡劣環境中，藏人之間相處和諧，滿足感、幸福感很強。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人口不過百萬，竟擁有數以千年的文明史，創造出燦爛的文化。



沒人能夠撇開歷史與現實去談論藏漢關係，其中的微妙有時會表現尖銳。我在遊覽布達拉宮時，同行中有人發問：達賴喇嘛是哪一年逃走的？立刻，我聽見不遠處一位藏僧大聲反駁：達賴喇嘛尊者不是逃走，是離開！自從中共控制西藏以來，藏人的抗議與反抗就沒有斷過，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呼聲更是不絕於耳。很難想像藏漢之間的戀情不會受到影響。



我真正交上一些藏人朋友，是在我愛上古董收藏時。每年回成都探親，我必去送仙橋古玩城。在那裡我見到一些開店的藏人，通過他們認識了一個藏族女孩。她已經融入漢人的城市生活，未婚夫也是漢人。2008年3月拉薩藏人暴動，女孩的處境發生了變化，正是這個變化，促使我開始構思這部小説。

9月，我回成都時，女孩告訴我她與未婚夫分手了。拉薩暴動後，成都氣氛緊張，女孩的藏人朋友中有人被捕，原因是警方在檢查身分證時，發現他的手機裡存有達賴喇嘛的照片。女孩也遭到警方訊問。未婚夫害怕了，找個了藉口抛棄了她。

再熱烈的愛情，一旦落入冷冰冰甚至血淋淋的政治裡，悲劇幾乎是必然發生。尤其在中國，政治更爲可怕，你逃無可逃。因政治而無法「終成眷屬」的，或被政治「棒打鴛鴦」的，比比皆是。本書的愛情故事，發生在藏漢之間，又處於動盪的背景之下，男女主人公的經歷能不非同尋常！



小説是對現實的再創造。對作者來說，這番創造有時意味著折磨，特別是對所寫的故事、人物傾注了感情。由於出版前的校對，我必須重複去讀這部作品，儘管早已爛熟於心，依然淚下兩、三行。這時的我會離開書桌，去後花園走幾步。櫻桃樹下，繁花點點，開得最盛的是格桑花，西藏高原上常見的花。





張樸

寫於倫敦 寂寂齋

自序



作爲曾經的記者，我常做人物專訪。影響所致，當我提筆寫小説時，無論短篇、中篇、或是長篇，大都源於現實生活。我偏重於寫愛情故事，不僅僅因爲愛情的永恒性，更重要的是，寫作本身能帶給我持續的激情，加深對人生的領悟，在追蹤人性奧秘時，如魚得水。



描寫不同民族之間的愛情故事，不是什麽新鮮事。然而，反映當代藏漢之間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卻少之又少。歷史的風雲變幻，政治的血腥衝突，使得這樣的題材在中國大陸幾乎成了禁區，即使你按照當局定下的調門兒去創作，還得要通過層層難以通過的審查關卡。



在寫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