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無可爭議的權威著作！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篇幅不大，但由於觀點鮮明、立論平實、論證嚴密、邏輯清晰，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近代史學界受到普遍重視，是那時大學歷史系使用最廣的教材，即便今天讀來，依然覺得有一股清風撲面的感覺，有大夢初醒般的震動。在過去幾十年，這本書成為近代史的一本重要入門書，有數不清的版本。

■一本從世界史、全球史的視角，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為主的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指出，中國在過去或許確實有著自己漫長的歷史傳統，但是到了近代，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錯過了啟蒙運動，中國不是近代世界規則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體化過程中的遲到者，因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是要挑戰世界已有規則，更不能對這些規則採取非理性主義的衝撞或魯莽顢頇式的摧毀，而是應該引導國民儘快接受儘快適應這些國際規則，儘快讓中國和世界一樣，和其他民族國家一起發展一起進步。

■本書不是編輯一套外交史料，而是蔣廷黻自己的研究心血！
沿著近代中國所走過的道路，蔣廷黻在這部《中國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別描述了近代中國救亡圖強的四個選擇，重構了近代中國歷史畫卷。蔣廷黻為我們大致描繪了近代中國的一個基本走向，他認為，近代中國不管面對多少困難與問題，但走向世界，不斷拉近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終是近代中國的主題。


蔣廷黻眼中的中國近代史
正像許多研究者所意識到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沒有西方人東來，沒有鴉片貿易，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不會有後來的變化，中國還會在原來的軌道上穩步發展，中國人還會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羨慕的田園生活，恬靜優雅。然而，都是因為西方人的東來，中國的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對於近代中國的改變究竟應該怎樣看，這種改變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一百多年來，史學家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人的東來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對中國的傷害。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學家不這樣認為，他們從世界史、全球史的視角，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體系敘事框架。其中最著名的開山者莫過於蔣廷黻。
蔣廷黻生於一八九五年，那一年為甲午戰後第一年，也是《馬關條約》簽署的年份。蔣廷黻出生於湖南邵陽一個農民家庭，家境並不太差，因而小時候有條件接受了幾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些舊學的根底。
十歲的時候，蔣廷黻離開家鄉前往長沙接受新式教育，進入明德小學。稍後又轉入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在長沙創辦的益智學堂，開始接受比較西方化的近代科學教育。

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蔣廷黻接受美國教會的資助，前往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派克學院、澳柏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主修歷史，也兼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般課程。
當蔣廷黻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正值中國政治急劇變動的年代，對於故國的每一個政治變動，人文科學出身的青年學子蔣廷黻都格外關注，也試圖從歷史角度去說明這些變動背後的深層原因，希望將來有一天學成歸國能夠有機會從事現實政治，創造歷史。

所以他在大量閱讀中外歷史著作的同時，格外重視德國和義大利的歷史，對於這兩個國家的傑出政治家俾斯麥、加富爾、馬志尼等人的政治經歷和政治思想也高度重視，他真誠期待著中國能夠出現這樣的政治家，能夠有力地帶領中國走出中世紀，建設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的新國家。
在美國讀書的十幾年，國際形勢也在急劇變化著。
蔣廷黻經歷了最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戰爭爆發後，蔣廷黻堅定地站在協約國方面，相信國際正義一定能夠戰勝國際邪惡，相信中國如果能夠很好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就一定會改變先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就學術流派傳承而言，蔣廷黻在美國的導師是卡爾頓•海斯教授。海斯是當時著名的政治社會史專家，是新史學開山祖師詹姆斯•魯濱遜的弟子。魯濱遜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數十年，培養了一大批弟子，這個學術流派以實證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格外強調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實際應用價值。

他們對舊史學給予了嚴厲批評，以為舊史學只是一種狹義的政治史敘事，缺少對與政治相關的經濟、地理、文化諸要素的綜合分析，缺少與其他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新史學之新就在於綜合，在於以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觀點去分析綜合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新史學公開宣稱歷史學的目的並不在於記錄歷史，而在於參與歷史的創造，在於通過歷史瞭解過去、服務現在，預知未來。凡此，都對蔣廷黻史學思想的形成發生了重大影響。
十多年的留學生涯彷彿一晃就過。一九二三年，二十八歲的蔣廷黻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勞工與帝國：關於英國工黨特別是工黨國會議員對於一八八○年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的研究》。
年輕的蔣博士雙喜臨門，那一年除了獲得博士學位外，還與留學生唐玉瑞結了婚。新婚不久，蔣廷黻攜帶新娘漂洋過海返回祖國，迅即出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

在南開任教之餘，蔣廷黻繼續他在哥大已經開始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而且利用便捷的條件，將研究重心放在中國文獻的收集鑒別和整理上，以期由此填補外國學者的天生缺陷。這項研究不僅填補了中國史的空白，而且為中國史學進步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或範式。

南開六年，蔣廷黻在中國史學界嶄露頭角。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學，蔣廷黻應羅家倫校長的聘請，出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這是蔣廷黻事業的真正開始，他參照美國的大學制度對歷史系進行全面改造，不僅注重課程設置，而且注意人才引進，很快配置了當時國內大學歷史系頂級陣容，主講中國通史和古代史的是雷海宗，主講隋唐史的是陳寅恪，主講蒙元史的是姚從吾、邵循正，主講明史的是吳晗，主講清史的是蕭一山，而蔣廷黻自己則主講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
主持清華歷史系為蔣廷黻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工作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他個人的研究也有很大推進。他繼續在南開時已經開始的工作，繼續搜集並逐步擴大近代史、近代外交史領域的資料，完成《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上卷從一八二二年開始至一八六一年，中卷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兩卷共輯錄重要外交文獻近千篇，是到那時為止最全選材最精良篇幅也最大的中國近代外交史料彙編。

蔣廷黻的學術目標當然不是編輯一套外交史料，而是自己的研究，他在搜集這些資料的同時，也相繼寫作發表了一批有關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論文，特別是有關鴉片戰爭的研究，那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中國真正與外國發生外交關係的開始。

作者簡介：

蔣廷黻，中國歷史學家、外交家，先後任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1935年12月，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以學者身分加入國民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後從事外交事務，1936年至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1945年獲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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