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帝國光環下的臺灣

虎頭蛇尾的「臺灣民主國」

1895年5月25日，臺灣被大清帝國割讓，反對日本統治的「臺灣民主國」政府煞有其事成立。5月29日，日軍由澳底登陸；6月2日，大清帝國「割臺特使」，李鴻章之子李經芳在基隆外海的日本軍艦上，與樺山資紀大將辦理交割事宜。

「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在6月4日，竟然丟棄部屬捲款由淡水潛逃出境廈門，距離該「民主國」成立僅11日。「臺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亦於同日席捲義款攜帶家眷潛逃廣東。6月26日，被擁立為「臺灣民主國」第二任總統的劉永福，居然於10月19日同樣潛逃廈門。

上述「臺灣民主國」政府要員，拋棄職守逃亡行為，在日本看來誠屬匪夷所思，換成日軍將領早已切腹自決以謝國人。更何況上述丟盔棄甲的大清駐臺要員，丟下部屬逃回大清之後還能續任朝廷要職；甚至直至今日，臺灣尚有大學以上述逃竄懦將命名，更是令人百思不解。無怪乎曾參與「乙未征臺戰爭」的乃木希典等日本將領，於日治初期對留臺漢人的忠誠節操極不信任。

雖然出兵臺灣在軍事上極為順利，平地臺灣漢人居住區域，大日本帝國僅付出164戰死、515人戰傷的輕微代價；但是在「乙未征臺戰爭」期間，大日本帝國陸海軍因染上瘧疾、傷寒、登革熱等傳染病致死者，高達4,700人。1895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在登陸臺

灣不久深刻體會，在「日清戰爭」中成為日本戰利品的臺灣，必須耗費極大代價方能長治久安。這是大日本帝國在獲得臺灣割讓之前，

所未曾料及的現實問題。甚至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攜家帶眷赴任臺灣的任職期間，其母也因染患瘧疾病故臺灣。

1895年11月18日，大日本帝國順利平定臺灣漢人居住區域。在大清統治時期，其實並未「統領全臺」，充其量只統治了臺灣東

西半部的某些平地區域。臺灣東半部大部分的土地與資源，都在臺灣原住民「高砂族」（「高砂」是日本對臺灣古稱）的實質控制

之下。雖然大清帝國時期漢蕃互不侵犯，但因為從未曾統一臺灣全島，設置「楚河漢界」的「隘勇線」（如圖）根本無濟於事，衝

突時常發生。

臺灣總督府的初期「理蕃政策」

1895年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開始，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就任初期，大日本帝國將施政重點放在臺灣北部與西部的漢民族居住區域。對於佔臺灣2/3居住區域的原住民，基本上無暇積極理會，繼續維持大清帝國的孤立政策。

而自兒玉總督時代開始，採用「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1867∼1923）的建議，將漢蕃界線的「隘勇線」收歸國家管轄，並採取以「經濟主義」角度為觀點的政策「理蕃」，開啟「理蕃政策」的新頁。而所謂「經濟主義」即為，目的在「蕃地」，而不是在「蕃人」。

持地六三郎總督府參事，在深入瞭解「高砂族」原住民各族的生活習性、對外來統治者心態之後，重新對兒玉總督提出「先威後撫」的基本理蕃方針；同時說服兒玉總督，臺灣山林的豐盛物資更是必須重視與開採，絕不能坐視不管。於是，臺灣總督府開始依據「先威後撫」擬定全新的「理蕃政策」。而兒玉卸職後，第五任總督為陸軍大將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伯爵，從1906年至1915

年擔任總督，是歷任總督中任期最長的一位，同時也是最雷厲風行「理蕃政策」的一位。

佐久間左馬太在任內前期沿襲「先威後撫」的「理蕃政策」，但是發現懷柔政策只能宣撫部分「高砂族」部落，無法達成臺灣全境收歸國有的終極目標。但是在1906年8月1日，由於「賀田組」商人侵入「太魯閣族」居住地採樟，引發該族人反抗並「出草」攻入「花蓮港支廳」，造成「支廳長」大山十郎在內25人遭獵首，讓臺灣總督府開始重新檢討過往理蕃政策。圖中，為1912年，佐久間總

督任內「理蕃戰鬥」時，於山地測量、架設電話線路一景。

佐久間總督的「五年理蕃計畫」

1910年佐久間總督訂定「五年理蕃計畫」，並開始強力執行。該政策決定摒棄大清帝國時期「置之不理、自生自滅」的政策，也部分摒棄「勸降歸順」政策，期待能將蕃事問題徹底解決，國土收歸國有、蕃民併入帝國子民。

「五年理蕃計畫」的處理要點分為以下幾項：「對原住民發出歸順勸告」、「對拒絕歸順者，絕禁鹽、槍砲輸入，並縮小隘勇線包圍圈，將其趕入3,000公尺以上高山，使其在死亡與歸順中做一抉擇」、「隘勇線包圍圈縮小後，開闢山間道路，並在要地設置火砲陣地及碉堡」、「原住民歸降後，沒收其槍砲武器」、「武器沒收後，撤出軍隊，由警察確保歸順條件。開闢蕃地道路或警察道路，並於沿線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警戒所、分遣所」。

1911年開始費時兩年以軍警討伐「北蕃」泰雅族，逐步縮小「隘勇線」範圍，反抗者予以鎮壓、順從者給予鼓勵利益；同時對「南蕃」布農族進行安撫與研究，此外推動「以蕃制蕃」加快軍隊進程。1913年，集中力量討伐「太魯閣族」，在其後爆發的「太魯閣討伐戰」中，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甚至親自督軍出戰。1914年，鋪設臺灣東西向橫貫道路，對沿途不願臣服之東部南部原住民進行討

伐。1915年，臺灣全境原住民歸順，原先「隘勇線」改設成道路，同時 由警察管轄所有蕃人蕃地事務，「蕃政」與「警政」合一。

「理蕃政策」中的軍事行動結束，進入「同化教育」階段。圖為，1912年理蕃戰鬥中的野戰醫院。

同化教育階段的理蕃政策

數百年來，臺灣原住民對於入侵自己居住地的「外人」，一律採取積極抵抗反擊，不論對荷蘭人、西班牙人、漢人毫不例外，對於1895年後統治臺灣的日本人，同樣採取保衛自我家園的抗爭態度。在理蕃戰鬥過程中，臺灣總督府意外發現，原住民各族的「尚武精神」以及「忠勇善戰」。上述原住民的特質，與日本武士道精神極為相似。與原住民的戰鬥中，大日本帝國軍隊、警察益發敬重這群頑

強的敵人，而日本與原住民也從此發現兩者之間的接點。

自1915年，臺灣全境歸順，武力理蕃告一段落；1916年起至1937年是日本「理蕃同化教育」時期。藉由衛生醫療、義務教育、理蕃警察、蕃社現代化的方式，達到先前西班牙人、荷蘭人、大清帝國都無法企及的成果，讓臺灣全島完全掌控在大日本帝國的有效統治之下。

臺灣總督府認為「蕃社」之所以不願歸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不瞭解帝國的強大，以及歸順之後對現代化生活的益處。因此從1897年開始，不斷招待已歸順各「蕃社」頭目、要人前往本土參觀，其參觀項目通常包括工廠、居住、市街以及軍隊演習、軍艦、軍機等等。其中「恩威並用」的立意非常明顯。如圖中1911年，招待「泰雅族」40所「蕃社」頭目前往東京參訪即是一例。可以發現數位頭目頭戴帝國陸軍軍帽、眾人手持當時新奇「紀念品」雨傘。

而「同化教育」政策的具體內涵，則包含：指導種稻、養蠶、造林等改善經濟生活教育，希望能增加除了原有狩獵生活之外的經濟活動。此外，在山地開發、伐木造林的工作上，也大量雇用「蕃人」勞力，增加就業機會。而普及蕃童日語教育，讓蕃童認識現代生活與其利益，更是縮小文化隔閡，加速現代化的具體方式。在生活方面，則設立衛生所，藉由施打疫苗、助產、提供現代化醫療以及推廣

廁所等衛生設施，保障國民身體健康。而密集設置派出所、開闢道路橋樑、提供電力、淨化水源以及電話通信項目，也是縮短山地與平地距離的具體作為。

而上述的施政，全由警察做為主幹，用強悍法律峻罰「蕃人」出草、刺青、屋內埋葬祖先、斷齒等習俗。由於警察裁量權極大，也因此造成若干紛爭。

蕃童教育政策

接受日語現代教育的學童，是蕃社現代化的重要橋樑。透過學童教育不僅能有效強化日本與原住民間的溝通，同時快速縮短彼此文化與生活差距，臺灣總督府於1898年9月，即於今日恆春鎮里德設置「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成為全臺灣第一所原住民學校。其後陸續在各「蕃社」設立「蕃人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同時在1899年依據總督府第27號訓令，對原住民學童的教育訂為強制義

務性。

事實上，在日治之前，各臺灣統治者對於原住民一向採取使其自生自滅的「漠視」態度，對於蕃童而言首度接觸教育，其結果是培養出許多類似「排灣族」南 志信（Sising，1886∼1958）醫師等等，卓越的西醫、專業護士、教師、警察以及行政人員。同時，向下紮根的基礎教育，也成為臺灣總督府可長可久的穩定統治基礎。

1944年，全臺原住民學校共有188所，學童人數達到10,383人。而「蕃人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的普遍設置，讓日治時期原住民的義務教育普及率達到86.4%，遠勝於臺灣本島人學童的71%。尤其在1923年裕仁皇太子巡視臺灣之後，田 健治郎總督視臺灣為日本本土的延長，更將蕃童教育視為自己最大的政績。然而，在由警察強制執行原住民學童義務教育的過程中，尤其在治臺初期衝突與抵抗時有所聞。

以有效治理臺灣原住民自豪的臺灣總督府，卻在1930年爆發「霧社事件」。雖然該事件形成背景複雜，但是被視為「模範蕃社」的霧社，居然發生反抗事件也是事實。因此造成第十三任臺灣總督石塚英藏（1866∼1942）以下，諸主要官員集體引咎辭職，顏面掃地負起政治責任。1931年1月16日，續任的第十四任總督太田政弘（1871∼1951）大力調整理蕃政策、大幅削減「理蕃警察」權限，並三令五申「理蕃目的在於教化並謀求其生活安定，其最終目的在於『一視同仁』（與本土國民平等）同披聖上恩澤」。在此之前，1923年裕仁皇太子訪臺之際，就曾直接表示對「蕃」字稱呼的反感。太田總督順勢規定嚴禁使用「蕃」字，一律改稱「高砂族」。

第二章 帝國光環下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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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戰前榮景與最後的黎明

第二章 帝國光環下的臺灣

第三章 皇太子行啟與臺灣博覽會

第四章 戰火下的婦女與兒童

第五章 全民動員與民眾生活

第六章 戰時體制下的臺灣

第七章 終戰詔書與帝國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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