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968.8.25.）】

一個偉大的鬥、批、改的高潮正在到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浩浩蕩蕩的產業工人大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進學校和其他一切還沒有搞好鬥、批、改的單位，是這個高潮到來的信號。這個高潮，是經過成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後出現的，它將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引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放在各級革命委員會當前的重大任務，就是不失時機地認真搞好鬥、批、改。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

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澈底革命的口號。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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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3.10.5.）】

準備人大，主要貫徹十大精神，十大精神落實，具體化。文件登就是了，沒有準備組織學習文章的任務。面廣，各方面人都來。

社論強調基本路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各方面愛國人士革命統一戰線。政協不同時開。

組織講成績的稿子。憲法，七一年通過的，刪掉些可以了，不像黨章重搞，後發下草案，刪去講林彪的話。

組織講路線、成就、經驗的文章。著名人士的文章，有可以，沒有也可以，主要把上層建築抓緊。這次留下中華書局的文章，不是不可以用，聽說他們緊張，何必那麼緊張，可以評論。

上層建築方面講了，要個衛生的，不管那個國家參觀，對我們醫療衛生工作為人民服務都贊成。美國人士講，不管美國有多少技術，我們為人民服務比他們先進。當然如針麻，也有技術，講成績，講路線。

教育文章，請遼寧寫也可以。從教改說，還是清華北大可以寫一點，他們搞得最早，經驗完整，是否可以找他們寫一篇總結經驗文章的。

北大清華聯合批判組談秦始皇的文章，你們看能否改出？

工農業要搞點應景文章，今年農業豐收，可能超過歷史上最高水準，去年（4800億斤）比前年（5000億斤）減產4％，今年可能5150億斤，公布5100億斤。基本是增產，四、五個地方減產，超歷史水準，是好事，總的是抓批林整風，路線教育，華北主要抓抗旱，抓了路線教育，陳永貴鼓吹農業學大寨，東北氣溫高了三度，老天幫忙，促進豐收，工農聯盟鞏固，這是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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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主席指示（1975.6.23.）】

紙張怎麼樣？總該好一點。上期決心壓縮篇幅，七十二頁。以後工、青、婦雜誌出了，《紅旗》發行可能會少一點。

今天開個短會，上期沒有開。主席的指示，和外賓的談話，中央文件，你們都有。按主席指示執行就是了。現在正發稿。打破月初開會的慣例，把主席指示講講。是否傳達，如何傳達，你們決定。傳出去不好，但精神要掌握。

《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這篇文章，主席看了。問題提得及時，有了這篇文章，就不發檔了，問題提了，但仍講得不夠，對於主席指示，要及時貫徹執行。

傳達一下主席最近的指示（我歸納的，不是原來的），有的我們要很好研究。

一，關於兩條路線鬥爭問題。主席說，我們現在還是兩種可能，一個社會主義，一個資本主義。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他們是要搞資本主義。我們黨五十年，有十次路線錯誤。其中四次跟蘇聯沒有關係，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羅章龍。六次跟蘇聯有關係。反對我們，分裂黨，都失敗了，黨沒有分裂，把他們排斥出去了。以後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還有兩條路線鬥爭，一萬年還有兩條路線鬥爭，到共產主義還有兩條路線鬥爭，不然，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講對立統一（用英語講對立統一這個詞），只說一個，就是形而上學，兩個，就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鬥爭。我相信馬克思說的，列寧說的。姚：主席這段話的精神，在巡視各地時都講過。我在文章中也引用過。爭論中有一個問題，到共產主義還有沒有兩條路線鬥爭？仍然是有的。

二，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主席說，我們正是列寧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國家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工資不平等，在平等口號的掩護下，實行不平等的制度。我們現在就是這樣。還有多少年，還是這樣，然後才能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也有兩條路線鬥爭，先進和落後的鬥爭，現在還不能講得很完全。這些話我們是在報紙上公開說的。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968.8.25.）】

一個偉大的鬥、批、改的高潮正在到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浩浩蕩蕩的產業工人大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進學校和其他一切還沒有搞好鬥、批、改的單位，是這個高潮到來的信號。這個高潮，是經過成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後出現的，它將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引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放在各級革命委員會當前的重大...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8
陳伯達、姚文元與中央廣播事業局軍管小組和「廣聯總」的談話（1968.1.17.）
中央首長接見浙江省部隊及省聯總派代表講話紀要（1968.1.20.）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968.8.25.）
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一小組會上的講話（1968.10.17.）（存目）


1970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理工科大學教育革命座談會上的講話（1970.6.2.）
姚文元在首都人民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70.12.20.）


1973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3.10.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談批孔及傳達主席指示（1973.12.3.）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3.12.31.）


1974
姚文元轉述毛主席歷次對批孔的指示（1974.1.27.）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主席指示（1974.2.16.）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談批林批孔及毛主席與卡翁達布邁丁的談話（1974.3.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4.4.6.）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講毛主席指示精神（1974.4.14.）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4.6.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主席指示（1974.12.31.）


197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5.2.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主席指示（1975.2.21.）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5.4.3.）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主席指示（1975.6.23.）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的指示（1975.7.31.）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談評《水滸》等問題（1975.8.1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5.10.11.）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5.11.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5.11.17.）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5.12.11.）


1976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6.1.6.）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談批鄧（1976.2.6.）
姚文元有關天安門事件的日記（1976.4.5.）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的談話（1976.4.26.）
姚文元對《紅旗》雜誌編輯組召集人談批鄧（1976.8.12.）


姚文元研究論文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8
陳伯達、姚文元與中央廣播事業局軍管小組和「廣聯總」的談話（1968.1.17.）
中央首長接見浙江省部隊及省聯總派代表講話紀要（1968.1.20.）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968.8.25.）
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一小組會上的講話（1968.10.17.）（存目）


1970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理工科大學教育革命座談會上的講話（1970.6.2.）
姚文元在首都人民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70.12.20.）


1973
姚文元對《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