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王浩威 作家、專業心理治療師

王瑜君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林耀盛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林美珠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黃筱慧 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鄭印君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蕭仁釗 臺灣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淨開心臨床心理師

誠摯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第二章　黑色太陽，不憂鬱〉摘文

當記憶變得氾濫，我們成為過往的囚徒，就如後創傷症候群，或屈服於極權社會的口號之下

然而，一點小小的原因，可能是一個字，可能是一個影像，或是一個偶像，原本必要的歷史化過程會變得過度而遭到濫用。濫用記憶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後創傷症候群。數十年間，心靈受創者，在每次淡忘之際，在每次警覺性降低的的時刻，又會再次經歷悲劇重演一遍，彷彿惡夢乍醒。他花了好久的時間才總算能夠講述自己的悲劇，因為之前文化幾乎每次都試圖讓他三緘其口。於是，他只能任憑痛苦吞噬著他，隱忍不發，而別人都無法理解為何他如此疲倦、失眠或容易暴怒，或是痛苦不堪卻無法清楚講述。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場社會協商。但是在後創傷的症狀中，受創主體是置身事外的，是周遭環境令他混亂，闖入他的記憶中。但是歷史化過程可以有意圖地進行記憶重建。

私人記憶具有意圖性，試圖治療受創者，辨識出他：「我在智利親眼目睹父母親遭人凌遲。有一天，我要扒下這些劊子手的皮。」受創者自我防衛是有道理的，不過往往只需要一個句子，一場相遇，就可以讓他挪用自己的故事來影響別人，讓對方感到罪惡感，或是把自己的復仇泛道德化。而他所屬的團體則是經常把這場悲劇工具化，藉以操縱公眾輿論。於是，歷史化過程變成戰爭的斧頭，因為所有的民族都可以重新挖掘一段記憶。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的功用變成解釋，具有訓誨意義的論證，政治性的道德訓誡，或是有計畫性的行動，過去變成跳板，隱藏了未來的動機。

群體記憶可以被有意圖的操控，這一點特別可以從國家領導候選人的企圖中展現出來，他們試圖掌控歷史的編撰者：「……教會決定制訂一套審查體系，因為隨著印刷術的發展，書籍嚴重威脅了宗教的教義。一六二二年，羅馬教廷發明了新制傳信部（Propaganda fide），試圖運用影像、事件和文本等技術來傳播信仰。拿破崙企圖掌控作家，讓他們只談論帝國創造的市民生活情況。二十世紀初，社會黨認為『基督教已經被超越了』。但是為了取代基督教，社會黨又故技重施。」納粹主義強制單一文學主題，即尊重傳統：「認識祖先流傳下來的知識與物質傳統可以讓我們增廣見聞，使我們明辨是非。」俄羅斯美學將人民英雄的事蹟一再地搬上螢幕，呈現這些英雄掙脫資本主義枷鎖的事蹟，中央委員會獎勵一些值得出版的書籍。今日，阿爾及利亞最受打壓的作家就是那些不吹捧掌權候選人，只寫其他主題的作家。極權主義運用過去文本鞏固自身。這樣挪用歷史通常是為了挑起仇恨。探掘過去的歷史，總是可以找到復仇的動機。遺忘並非上上策，因為如此一來我們會讓歷史重演。然而，耽溺於過去又會導致無止盡的報復。遺忘會讓歷史重蹈覆轍，而濫用記憶則又導向刻意的重複。

無關遺忘，也非挪用：唯一走出的方法就是理解。為了掙脫困境，獲得內心的平靜與記憶的連貫性，心靈受創者被迫將自己的經歷作成文本，獻給社會，而這個社會先是讓他們三緘其口，如今又要褒揚他們，把他們當作意識形態的武器，或是社會協商的關鍵。受創者才敘述了自己的苦難，就可以發現聽眾已經挪用這些苦難來渲染社會關係。主體會把事件當下的情感背景置入記憶。然而，受創者才完成自己的敘述，他就眼睜睜的看著故事逃離他，滋養了另一個他不熟識的論述。為了自我捍衛，他描述了自己的災難，然而他的聽眾是一個多變不忠的文化，同一個事件，意義卻可以無限歧異。

這世上也存在著一些沒有歷史的民族，他們並不比其他民族差。比古丹人（Bigoudens）居住那塊土地上，不知來自何處。吉普賽人沒有文字，他們以物件儀式來描述過去，自己並不熟諳其中意義。巴斯克人擅長吟詩，他們的詩歌來自語言與起源的神秘性。對我們來說，總有一個時刻，歷史突然停止轉動，幾個世代之後，消失在霧靄之間。

相反地，猶太人在所有民族之中是最有歷史的。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歷史混在一起，要理解他們的歷史必須要以地圖集來輔助。他們會說多種語言，穿著各式服飾。他們的源頭蹤跡本身就是遷徙，可追溯到三千年前：因為拒絕將孩童獻祭而離開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Ur），定居於巴勒斯坦，迦南人的土地。他們適應下來，並在所有追隨的文化中留下印記：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和拜占庭、阿拉伯和奧圖曼文明，也積極加入現代西方和中東文明。他們的歷史闡明了一項事實：認識過去阻止不了悲劇的重演。當其他的文明漠視這一段歷史，它們正捏造一道神話，並把神話強加於猶太人身上。

當記憶使未來癱瘓，當操弄往事揭露一個極權的計畫，見證變成不可能的事

神話製造者用敘述雕塑一種文化圖騰，讓群體可以藉此認同。他們會以扭曲、變形的方式挪用歷史，製造小團體。例如美國人發明西部鄉村牛仔，以及善良的北方佬。他們使用了真實歷史的局部片段，但是對於令他們侷促不安的片段則隱匿不提，讓所有的移民自然而然地認同這場虛妄的歷史。

濫用記憶會將未來僵化於某種意圖之中，比起遺忘還會更加導致重蹈覆轍。學習理解歷史而不是挪用歷史，可以將記憶與過去做連結，過去引發創新，而記憶會以違抗的方式給出意義。

直到目前為止，西方社會對於記憶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西方近代的祖先崇拜極有可能就是一種政治意圖。克羅維斯（Clovis）返回法國，義大利帕達尼亞（Padanie）的出土，耶路撒冷的迦南瓷器，美國境內出土九千年前的高加索人骨，這些都是一種記號，彷彿在說道：「滾開，我們才是最早來的。」或許是真的。問題在於「我們」是誰，才能決定誰該退場。美國哥倫比亞河發現的遺骸是高加索山的，所以是白種人，那麼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應該閃開。過去被用來規劃未來，虛擬了一個意識形態文法。

這個荒謬的邏輯正可透過社會身體的可塑性來理解。幾年的時間內，「我們」可以被清楚地界定，大約就是組成一段文化潮流的時間。社會的身分只有暫時性的真實。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然而，創傷者依舊挾帶著昔日的傷痛，在他的記憶中，在他個人的身分中。漫長的人生中，我們會緩緩地改變自己。而一段文化潮流可以迅速熄滅或顛倒過來，甚至可以說，在一段個人傳記中，個人面臨著變動的社會背景。一九四六年，一個波蘭天主教徒抵達美國，他曾經遭受納粹德國的意識形態之荼毒，兩個小孩也被擄走，寄養在亞利安人的家庭中。當時許多波蘭文的報紙都還可以允許這樣的敘述。創傷者可以陳述他的遭遇，提供他的見證。今天，波蘭文的報紙都已經消失了，因為孩子們只會講英文。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大學，考試的時候是用西班牙文進行，日後可以獲取美國頒發的畢業證書。也有一些亞洲學校，亞洲學生若是跟西方人交往，會被認定為有「漂白」之嫌。同樣的波蘭人，同樣的內心創傷，如今只能三緘其口，沒有人會願意聽他講述。

要如何呼吸，要怎樣描述自身的不幸，才能完整介紹自己，才能把自己如實地呈現給他人，而聽眾的文化不斷在變，同樣的事件，意義卻紛歧不一？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從滅絕營回來之後，一九四八年時，他想要做見證，他的書只賣了七百本。當時，他已經是個知名的化學家。換言之，只有他的親友買他的書。物換星移，來到一九八七年，整個文化氛圍變了：這類型的書籍風靡了整個歐洲，《如果這是一個人》（Si c’est un homme）幾乎賣到十萬冊。

二戰後，集中營歷劫歸來的戰俘只能三緘其口。他們既奇怪又突兀的言論可能會破壞晚會的氣氛，威脅到浴火重生的法國。他們的見證可能會妨害希望。一九七一年，佛里頌（Faurisson）教授的論文研究否認主義者，提及他們會在記憶中進行清除的工作，這樣的論文在當時毫無困難就可以被接受。

沉默是文化同謀的結果，大家都有份。要集中營戰犯不要講述災難當然也是要讓他們不要在傷口上灑鹽，希望他們變成跟其他人一樣。「眼淚，這是甚麼？無所謂，生活還是要繼續」，芭芭哈曾說過。重返融入社會已經不可能了。所有的浩劫都必須蛻變，若是不轉變，就只能任憑傷口惡化，放縱黑暗心靈蔓生。總之，不講話可以讓人不要再受苦，就像一個傷患不要別人移動他。

所有的文化都會有否認的企圖。我們似乎很少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否定主義。戰爭的恐慌前所未見，當時的政府決定不要提及，免得夜長夢多：一百五十萬人喪生，四百萬人受傷，五百萬人得了不治之疾。每個家庭都有人喪生或終生殘廢。而且還必須閉口不談！

路易．馬翰（Louis Marin）是一九二一年法國南錫的眾議員，他主張推翻否認主義。老戰士協會於是被成立了，協會在每個村裡建造了紀念性建築物，樸素與典雅兼具，紀念碑上銘刻的不是將軍或官員的名字，而是街角的肉鋪老闆、村里的里民的名字。這可說是小人物、弱勢族群的報復，是他們參與了恐怖的戰爭，而大家居然要讓這些事情銷聲匿跡。「一年一度的追思會並非由公共單位舉辦，而是老戰士協會籌辦。」「這否認主義的意義為：『你們快點死掉吧，你們的苦難讓我們感到困擾。』」但是小市民群起反抗。他們把自己的苦難寫下來，亨利．巴布斯（Henri Barbusse）的小說《火焰》（Le Feu）獲得了龔固爾文學獎。

當現實令人困窘，大家就致力於社會否認。有人就開始醜化老戰士協會定期的聚會，讓他們二度緘默。這些從地獄歷劫歸來的人講述過去時，引來哄堂大笑。阿爾及利亞的衝突，一九六○年代的「警察行動」，更是一場「被沉默」的戰爭。出於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感因素，許多在地法國人都認為部隊是去阿爾及利亞度假，捍衛殖民地的利益：三百萬士兵當中，兩萬五千名死亡，一百萬人受傷，還有數千人下落不明，這些人幾乎都被否認掉了。

與情感性否認相反，記憶的掌控則是一個極權的符號。否認現實曾是蘇聯一九五○年代的規則，當時共產主義的發展正如日中天，蘇聯的知識分子都拒絕聽見勞動收容所的見證，對於昔日蘇聯大公審、政治肅清和反猶太主義的真相也是否認聽見。為了要讓理論連貫一致，必須箝制會讓理論不攻自破的訊息。秩序籠罩再現。真實在他方。

種族歧視者無法設身於他們的角度，寧可從屬於一個名為「集體記憶」的神話文本

情感性否認和受創者的否認屬於同一種秩序：否認是一種防衛，可減輕痛苦。但是否認主義是意圖性的。它會在論述中展現滅絕的企圖，它會付諸行動。心理否認可以讓人度過一個寧靜的晚會，但是意圖性的遺忘則可以營造種族歧視者那種一廂情願的幸福。

說幸福實在不為過。一九三○年代，德國電影工作者萊尼．里芬斯塔爾（Léni Riefensthal）拍攝柏林奧運時，她讓納粹影像入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她說。片中的年輕人長得好看，頭髮金色的，眼睛看向天空。光線突顯出他們的肌肉線條。他們不斷地贏得獎牌，產生了一種貪婪的愉悅感，因為他們凌駕了其他國家。所有這一類型的影片都把他們的影像意義化，傳遞出秩序、階級、榮耀、純潔、武力和祖先的意義。群眾整齊劃一，領袖走上燈光區，尋覓種族創辦人的金科玉律。同一時期，共產主義的電影則是呈現了軍隊遊行的威武壯大，將勇敢的人民與他們的領袖連結起來。

在這兩種情況之中，極權的戲劇和群眾的景象調度組成了一道影像文本，隱含著否認主義。為了讓再現清楚且具說服力，為了讓再現產生證據的效果，必須阻止負面的見證出現。所有的爭論都會使影像效果變弱，不斷將影像分化，從而動搖了信念。質疑會破壞幸福。提倡民主的人就是在破除迷魅。民主人士會讓我們發現，黑人不是只會跳舞的蠢蛋，他們和我們一樣能夠討論藝術，探討哲學，民主人士會讓那些情感修辭不攻自破，這些情感修辭一直讓我們相信我們的本質優於其他民族，說我們因為生對地方，長對膚色，於是就不用提出品質的證明。我們存在，故我們優越。這個「貴族血統」讓我們豁免提出證據的繁瑣。如果不幸地我們發現他人也同樣具有價值，我們的喜悅無法徹底，因為我們必須接受不同的意見。如果罪惡感使我們無法嘲笑他人，壓垮他人或拒斥他人，歸屬感也會無法突顯。

種族主義能大行其道，製造幸福，正是得力於否認機制。選擇性的盲目會讓某些資訊無法抵達意識，也會破壞純粹的再現，所有的種族主義者都需要透過對他人的蔑視，製造幸福感。

集體失憶是規則，否認主義非常有利可圖，它可以製造清晰的意識，準確的行為準則，美妙的歸屬感，如此一來便可以不用去思考受難者。這種滅絕記憶的企圖會體現在焚燬書籍，讓見證人無法發聲，以及重寫歷史。對於一個食古不化的秩序來說，再容易不過了！否認主義這道食譜相當有效，也因此在每個歷史的轉折時期經常被使用。西元一世紀時猶太人試圖讓猶太溫和派的蹤跡消失；異端審問制只允許單一信仰，長達六百年的時間（從十三到十九世紀），試圖焚毀異教思想者的蹤跡；一九三三年納粹分子在柏林焚書，同樣也是一種意圖性捏造記憶，正如希臘的軍政府時期，正如智利皮諾契特政權，正如所有的人類組織的集團，他們與過去的歷史搏鬥，其中隱含著不可告人的企圖。集體記憶是一場冠冕堂皇的言論，意圖將心靈受創者消音，只允許附和這場言論的人發聲。

〈第二章　黑色太陽，不憂鬱〉摘文

當記憶變得氾濫，我們成為過往的囚徒，就如後創傷症候群，或屈服於極權社會的口號之下

然而，一點小小的原因，可能是一個字，可能是一個影像，或是一個偶像，原本必要的歷史化過程會變得過度而遭到濫用。濫用記憶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後創傷症候群。數十年間，心靈受創者，在每次淡忘之際，在每次警覺性降低的的時刻，又會再次經歷悲劇重演一遍，彷彿惡夢乍醒。他花了好久的時間才總算能夠講述自己的悲劇，因為之前文化幾乎每次都試圖讓他三緘其口。於是，他只能任憑痛苦吞噬著他，隱忍不發，而別...

推薦文

鮑赫斯．西呂尼克寫的《心理韌性的力量：從創傷中自我超越》一書，初步來看，作者是以敘事智慧（narrative wisdom）方式探討「後創傷成長」所蘊含的剝復力（resilience，關於這個字的翻譯，可以翻譯為剝復力，取「由剝返復」的動能歷程之意。臺灣一般是翻譯為復原或韌性或回復），這本書所探討的議題是深具療癒性的內涵。

進一步看，透過本書的展演，可知受創後的敘說，重點不在於敘事修補的結果（敘事的結果，可能是一種救贖、可能是一種道德、可能是一種行動，也可能帶來混亂），而是在於敘事的芻思過程，可以逐漸構成一種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的藝術旅程。藝術的價值不在於成品的品味，而是做工的創造過程。一如敘事的模態，傾聽受創的故事不在於歌頌英雄旅程的康復，而是在苦難中仍有他人願意傾聽，仍懷有與苦痛共伴的理想不滅的實踐。

人們可能面臨來自個人上、政治上、歷史上和發展上的災變致命邏輯的受苦，這樣的受苦銘印著現代性的創傷及裂解狀態。敘說受苦的故事是個體面對處理生活崩解時，再創造連續性與整全性的一種方法。敘說苦痛的故事提供了個體瞭解究竟發生何事的一種方式，這是一種個體和已改變的生活相處的一種方法。所以，苦痛的故事引發了反思、再評價與重新定錨。雖然苦痛的故事有時是一種混沌的敘說，但苦痛故事其實是具有道德處境的啟示錄意義。

由此，閱讀本書可以逐步理解訴說創傷是一種通往黑洞邊緣的溝通形式，創傷的黑洞是喪失自我感的、書寫困難的、難以表述的深淵，苦難照見了受創之後，受創者被拆解的語言、自我、與社群間斷裂關係，苦難，可以說是一種介入個體與他者的關係改變的事件。因此，細膩傾聽與持續關懷是必要的。只是，我們的社會在面對災難事件、集體創傷或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是否具備接應這樣的創傷文化處境，值得透過本書的反覆閱讀，屢屢省思。

林耀盛（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就個人參與九二一地震、莫拉克風災、安寧病房、癌症病友照護，以及接觸過的臨床個案經驗來說，心理的韌性是個體面對人生的重大事件、災難、與重大傷病的內在寶貴資源，足以讓人面對、渡過創傷，自其中重新站起來，並且找到意義。

欣聞法國學者鮑赫斯．西呂尼克《心理韌性的力量：從創傷中自我超越》一書出版，令人興奮而期待！感恩！

蕭仁釗（台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淨開心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

閱讀《心理韌性的力量》的過程是一場令人驚喜同時又獲得解放和培力的心靈深度之旅。作者以詩意語言的洞悉精確、戲劇張力飽滿的視覺化呈現，引導我們探索人性深處的晦暗隱微轉折，讓我們得以逼視極為殘酷不堪的人類處境時，因為有足夠的情感和知性的後盾支撐，而不會失溫失焦失控；作者遊刃有餘、跨領域整合的學養，讓書裡面每個個案的故事都鑲嵌於紋理豐滿複雜的歷史脈絡中，我們看到令人振奮的「心理韌性」的療癒力量，也看到文化論述與照護行動的緊密扣連的示範。回顧台灣的脈絡，太陽花公民運動的崛起，讓歷史創痛罪責的議題引發新討論浪潮，我們對受難者的關注，也應該突破悲情的狹隘框架，進一步探索轉型正義與生命回顧、安寧終老、甚至失智長照之間的關聯。最後，也要深深感激譯者優美精實的詮釋，為中文讀者鋪展這趟探索的大道。

王瑜君（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推薦序】

悲喜劇的辯證：創傷與心理韌性

林美珠（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閱讀《心理韌性的力量》這本書，不禁讓我想到電影「美麗人生」。導演貝里尼以喜劇的手法，描述集中營的磨難，一位父親經由扮演的方式讓他的兒子以為集中營的一切都只是遊戲，即使最後被處死，仍呵護著兒子純潔的心靈，這是片中最令人動容的一幕。同樣的，《心理韌性的力量》這本書，雖然多描述戰爭倖存者、暴力受害者等故事，但是作者鮑赫斯•西呂尼克，並不在描述戰爭或暴力的恐怖與血腥，而是將重點放在那些從苦難底層中「活出來」的兒童身上顯現的特質，亦即「心理韌性」。西呂尼克認為禍與福的關係是彼此強調了另外一面，一如兩道相反作用力卻彼此抵住，這就是心理韌性，把禍與福之間的複雜關係論述得相當精闢。

「遭受命運的打擊，要如何順利成長？」「遭遇不幸的人是否還具有快樂的能力？」對西呂尼克來說，答案是正向、肯定的。童話故事、詩歌文學、學術研究及倖存者的故事等等，多支持這樣的看法。不過一般人傾向於假設遭遇不幸的人也同時失去了快樂的能力，但是事實不一定是如此，因為「痛苦和悲傷並非精神崩潰的代表」、「雖然遭受苦難，卻依然快樂，充滿冀望」。書中有一例可以說明，那些被送到集中營的兒童，一旦克服了集中營的傷痛，戰後的憂鬱反而促使他們積極追求家庭與社會的優越。其實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也不難發現這樣的案例。綜觀全書，可以看出西呂尼克在文字的背後那強烈的意圖，要去倡議過去被忽略的心理韌性概念，特別是那些在苦難、創傷中活過來的兒童身上展現出來的，藉此重新論述創傷的意義。

本書作者援引許多兒童心理學的觀點，以兒童為中心的思考，倡議兒童心理健康之重要。在創傷的議題上，除了關心創傷帶來的直接影響之外，同時強調「社會再現」對於心理發展與療癒的影響。「社會再現」這個詞，可以透過書中一個有趣的例子來理解：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九歲男童，小貝爾納，他的身體經檢查有髖骨骨刺向前凸出的問題，然而這小男孩所感受到的卻是溫和與自豪，因為他的父母親也有類似的症狀，「我跟他們一樣，我和他們很像。我把他們延續下來。我沒有背叛他們。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罪惡感了」。從上述可以看到，這個小男孩內心再現的世界是一種溫柔與驕傲。在這個小男孩的自我敘述中，突出的髖骨具有特殊的意義，而這個具有意義的影像的「再現」，說出來就成為他身分的一部分。但是社會再現也可能造成二度創傷，若社會論述將受創兒童框限在社會底層、邊緣、甚或犯罪人口的時候，例如，如果社會論述說「孤兒就是問題兒童」，那麼這樣反而「布置了許多社會路徑，把他們編織到犯罪的區塊」。

不過，究竟在遭逢創傷的兒童記憶中留下來的印象深刻的事是什麼？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西呂尼克在書中說了一段一個六歲小男孩遭到德軍逮捕時的記憶，留下惦記的影像並非死亡，而是夜晚戴墨鏡的軍人、哭泣男子的喉結，說明了孩子的記憶中會特別保留對他們而言有特別意義的細節。此外，在作者另一本書《逃，生：從創傷中自我救贖》中，也提到在他年幼記憶中逃亡路上遇見釋出善意的陌生人、讓救護車開走的德國軍官等，是這些影像讓他得以躲過兒時創傷的難關。安娜•佛洛伊德在二戰期間觀察到嬰兒在母親從容寧靜的懷抱中受到保護，「倫敦大轟炸時，孩子們並未覺得安全受到威脅，由於他們的母親表現得很有自信；同樣地，修曼．邦伯挾持的幼童人質反而都覺得像是玩遊戲，由於老師運用的策略」。若將時空背景挪到現代來看，以近來發生的強震創傷為例，可能社會的情緒或行為反應，像是ㄧ個堅定、信心、或焦慮失措的眼神，亦或是一個特別的味道、影像等等，是可能被保留在倖存兒童的記憶中成為內在影像，引領其後續情緒與人格的發長。社會反應對兒童心靈的影響不得不慎。

本書與作者其他著作同樣強調敘說的重要性，認為透過語言的自我敘說，個人私密話語得以找到出口，方以啟動心理韌性的修復，為過往尋找意義，進而有勇氣展開新生活。經由敘述，敘說者變成過來人或活出來的人，在他人傾聽下，產生被理解的感覺，最後我變成再現的我，所以說「敘述，所有的苦難疼痛都變得可以承受了」，這是鮑赫斯•西呂尼克在書中不斷重述的重點。

而這本書雖然碰觸戰爭與創傷議題，但其實很勵志，讀了會有提升正向信念之效，尤其在這個詭譎多變、苦難重重的世界裡，閱讀「禍中之福」，也許可以帶來些許心靈的安慰。





【導讀】

從沙粒到珍珠：西呂尼克與心理韌性的跨領域編織

林德祐（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西呂尼克：在不同領域編織的創傷研究者

鮑赫斯‧西呂尼克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波爾多，他是心理醫生、行為學家、神經病理學家、精神疾病醫師。研究醫學期間，西呂尼克投入了一種全新的學科——行為科學，專門研究自然界動物的行為，這在六○年代的法國社會還算是一個尚未開發的領域，當時風氣保守，這樣的新興學科對僵固於二元對立、邏輯正確的研究領域不無帶來衝擊。而西呂尼克幾乎是把這種行為學應用到人類身上的先驅。不僅對情感生物學、語言能力、身體符號有特別的研究，他還把以前僅限於動物研究的方法運用到人身上，目的是要研究人類發展，人際關係系統的紛雜，語言、無意識與非語言傳遞對個人心理建構的影響。這是一種以整合取代分析的方法，西呂尼克將行為學帶入精神病理、社會心理學，且不願被視為是這一門領域的專家。對他來說，跨領域的作法將不同學科融混在一起，才能夠多面向、多視角來了解人類的整體，避免因果論或二元論的化約主義。

西呂尼克在法國早已是家喻戶曉的名人，是繼朵爾托（Françoise Dolto）之後最受廣大群眾喜愛的精神科醫師，他的研究著述深入淺出，結合不同領域的觀察，不流於矛盾空談，論述廣博，卻又不至於曲高和寡，因為他相當懂得把高深的理論或醫學用語，以普遍讀者可以理解的語言講述。他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出他興趣廣泛，穿梭不同領域又能巧妙銜接。經常可以看見西呂尼克受邀至電台或電視台上節目，講述的話題相當多元：人際關係、社會現象、國際現勢，甚至文學與哲學議題，足見其跨領域的關懷。

在法國，一講到他，大家就立刻聯想起心理韌性，西呂尼克是第一個在電視節目上暢談心理韌性概念的醫師，在他的推廣之下，心理韌性變成一個全民皆知的革命性概念。在此之前，這個概念只停留在大學或學院的專業講堂中。以前的心理治療或是精神分析都只關注個體遭遇的不幸事件：受虐兒經常被貼上標籤，甚至命運從此定型——日後他們會變成施虐的父母親。西呂尼克這本書就是要破除這種偏見。所有的理所當然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一方面被認定為必然的真理往往已經無可辯駁，已經成為論述而變得根深蒂固，所以不再被思考了，於是真正的內容早已從我們眼下溜走，另一方面，必然的真理往往像是一場騙局，讓我們誤識而毫不知情。

創傷提煉術

《心理韌性的力量：從創傷中自我超越》這本書出版於一九九九年，和後來陸續於二○○一年和二○○三年出版的《醜小鴨》（Les Vilains Petits Canards）和《幽靈的叨絮》（Le Murmure des fantômes）可組成三部曲，作者不斷強調的便是心理韌性：個體經歷了創傷與生命威脅的事故後重新修復適應社會的能力。

每個人在生命的經歷中都會遇上一件或數件創傷事件，足以阻礙他的個性發展。創傷可以突如其來，也可以是來自許多不易察覺的小事件，很難追究其源頭為何，並對症下藥。西呂尼克認為長期以來大家總是圍繞著痛苦談論，他想要觀察的是那些遭遇創傷自行復原的人。在本書中，西呂尼克透過科學研究、見證資料，其他領域學者進行的研究，試圖談論兩個概念：心理韌性和矛盾融合法。

「韌性」一詞最初是物理學的詞彙。原本的意思是一個物質遭受撞擊後恢復最初型態的能力，例如鋼就是一種相當具有韌性的材質，而玻璃的韌性較差。然而，西呂尼克所要講述的韌性則遠遠超過這單純的對比：這個詞轉入社會科學裡，變成了「心理韌性」，指的是「個體在遭遇外力威脅與嚴重的創傷後能夠重新生活，正向發展，重新適應社會的能力。」很多醫生早就發現這種現象，只是在西呂尼克之前，大家都只是點到為止，並未特別深入詢問心理韌性湧現的心理和社會處境。醫學和精神病理學只探討病理，對於個體抵抗能力則從未進一步分析。為何對於這些走出創傷的個案較少研究呢？是刻意的忽略嗎？有可能。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在於社會或文化對於倖存者有一股普遍的偏見：「他們沒有死去，那是因為他們跟施暴者妥協了。只有罹難者才是真的無辜。」

要如何講述自己遭遇的災難或創傷？這關係到受創者內心的重建。敘述是一場包袱，把內心話講出來是釋放，有可能改善人際關係，但更常見的是帶來壓力，甚至毀掉與他人的關係。並非把自己的不幸娓娓道出問題就迎刃而解的。創傷者還要面對否認主義的集體記憶，如果不是否定主義，就是集體失憶。創傷者講話注定是要冒著極大的風險。祕密具有防衛的功能。周遭的人會因為聽了你的祕密而關係變質。講出心裡的話，把自己深沉的創傷全盤托出，周遭的人會怎麼對待，如何反應，對於當事者的重建都具有關鍵的重要性。試想，如果有人曾經遭到父親亂倫，他要如何講述？不講，自己與祕密一起囚禁在深淵中；講出來，固然釋放重擔，但周遭的反應日後會一直把他和這個事件連結在一起。對創傷者而言，心理、話語的支持很重要。

要有心理韌性，就必須有創傷。創傷會銘刻在記憶深處，像幽靈般，與主體如影隨形，因此，心理韌性並不是幸福的同義字。西呂尼克經常使用編織與織網的意象。心理韌性不是本質的問題，而是一種編織的過程。我們一輩子都在與我們周遭的人事物進行情感與社會的編織。生命的發展就是在織毛線，不停的織，有時要拆掉，在拆掉的地方繼續編織下去。人活著便是一直處於編織的狀態，每次的際遇都是一種機遇，影響著自己的人生選擇與專業選擇。

另外一個關鍵字就是矛盾逆轉（oxymore）。矛盾對位法原本來自文學修辭術語，亦即將兩個意義對立的字詞結合起來，產生的效果往往更加的強烈。以自我分裂來適應環境。心理韌性的構成要素本身就是一場矛盾的融混。從外在行為來看，心理韌性證明一個人可以走出創傷，重新站起來，從內部來看，每個人的內在都架構於矛盾協調之中，創傷者的內在撕裂成兩半，天堂與地獄並存，幸福也建立在某種險峻的處境邊緣。一個遭受創傷的人他跨越自身的苦痛，雖然遍體鱗傷，卻依然堅持抵抗，依然懷抱著希冀，這即是一種矛盾對立處境。矛盾的相融正是受難者走出逆境的寫照。而心理韌性的代價正是這種矛盾的組合，人可以超越最慘痛的創傷後還過得更好。一個人可能經歷過不幸：性侵、戰爭或屠殺，但他還是有能力去愛人、去工作，組織一個家庭，只要人生路途上依然有人伸出援手，讓他情感上有編織的依靠點。西呂尼克寫的不只是臨床實驗的外部觀察，他更從內部出發，或許也有他以創傷過來人的身分從內心講述這些既神奇又神祕的修復經歷。這也是為何讀西呂尼克的論述不但不枯燥，還引人入勝。

文學的救贖或心理韌性的編織？

值得一提的是，西呂尼克的心理韌性也經常被用來研究文學作品。除了他自己在著述中提到文學作品，例如《苦兒流浪記》、《W或童年回憶》或把文學修辭帶到精神病理，心理韌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場文學歷程。一個作家為何書寫？書寫甚麼？帶來甚麼效果？文學或許更加神祕，言語無法觸及，但是心理韌性卻已經有效地暗示文學的動機與運作。親身經歷災難或是活在災難敘述下長大的作家，經常可以提供藝術即是心理韌性的例證。就以二○一四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小說家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為例。他並未經歷過德軍佔領期的納粹恐怖事件，然而父親的長期缺席，母親的緘默不語形成了一場喧譁不已的祕密，再加上社會論述的繪聲繪影與避重就輕，使他成為瑪麗安‧赫許（Mariane Hirsch）所謂的後記憶世代。這些世代並沒有真正經歷恐怖事件，或遭遇事件時年紀很小，不見得能夠理解災難的嚴重性。然而，他們透過藝術或文字等不同的方式，傳達或表達出父母親對他們敘述的恐慌。這些第二代所接觸的恐慌是間接的，對過去的遙想並非透過記憶，而是透過想像，透過他人的敘述而來，而他們的創作歷程具有修復自我的功能。書本實踐了一種象徵性的修復，賦予亡者存在的契機，正如培瑞克在《消失》（La disparition）一書中提過，必須讓那些死無葬身之地的人重現在記憶中，檔案文學也可以是他們的衣冠塚。創作的先決條件不見得是創傷，然而創傷帶來的契機卻是創作。創作是一種抵抗，是一種尋找身分，宣示身分的行動，身分的確立才能擺脫悲劇，找到希望，啟發新的寄盼，新的書寫策略。此處，心理韌性編織的概念與文本織物的理念鑲嵌在一起，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不就如是說：「文本即織物，主體由於全身在這種織物組織中而獲得解脫，就像蜘蛛在吐絲結網過程中獲得解脫一樣」？

心理韌性是一個階段，可以孕育出新的希望與形式，可以帶來動力與續存策略，或是轉變的契機。這是一種「美妙的不幸」（本書的原文標題），讓人可以克服困境，以另外一種方式存活下來。心理韌性可以讓所有的挫敗有效地被吸收，不但可以避開各種形式的混亂，也可以重建社會論述與功能。

西呂尼克的著述具備了這樣柔韌的特性，穿梭在各個彼此各自為政的領域中，醫學、歷史、文學、藝術或哲學皆可在西呂尼克的書籍中找到運用的可能。我們更可以將心理韌性的論述帶入台灣學界，不僅在心理或精神科學中獲得發揮，其中也可以協助理解當前刻不容緩的轉型正義問題，促使我們研究台灣歷史或文化中許多不為人知的心理韌性議題。最後，這也是一本極富詩意性的書，沙子入侵了牡蠣，牡蠣為了自我防衛，會分泌生命汁液將沙子裹住，於是產出了質地堅實，光華璀璨的珍珠。心理韌性的繁複都包含在這一個簡單的意象之中。

推薦文

鮑赫斯．西呂尼克寫的《心理韌性的力量：從創傷中自我超越》一書，初步來看，作者是以敘事智慧（narrative wisdom）方式探討「後創傷成長」所蘊含的剝復力（resilience，關於這個字的翻譯，可以翻譯為剝復力，取「由剝返復」的動能歷程之意。臺灣一般是翻譯為復原或韌性或回復），這本書所探討的議題是深具療癒性的內涵。

進一步看，透過本書的展演，可知受創後的敘說，重點不在於敘事修補的結果（敘事的結果，可能是一種救贖、可能是一種道德、可能是一種行動，也可能帶來混亂），而是在於敘事的芻思過程，可以逐漸構成一種敘事...

【推薦序一】悲喜劇的辯證：創傷與心理韌性╱林美珠
【推薦序二】人生本就福禍無常╱黃筱慧
【推薦序三】彈性與編織：敘說中的防衛與重構╱鄭印君
【導讀】從沙粒到珍珠：西呂尼克與心理韌性的跨領域編織╱林德祐

引言

走出傷痛的兒童，令人刮目相看
當受創的孩子成為小說主角或科學研究對象
創傷不盡相同，故事並非命中註定
目前研究人員只注意到廢墟殘垣，而現在必須要開始邁向復原之路
勝利的防衛祕訣在於矛盾整合法
受創者的勝利並非證明施暴者無罪



第一章

意外的希望

兒童記憶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對一個重建過去的大人而言，並沒有意義
倫敦大轟炸時，孩子們並未覺得安全受到威脅，由於他們的母親處變不驚；同樣地，修曼．邦伯挾持的幼童人質反而都覺得像是玩遊戲，由於老師運用的策略
五歲的米歇爾對大逮捕的感受像是節慶，因為被送去德朗西集中營之前，他因情感孤立而受苦。但是和母親相依為命的荷娜特，如今每天夜裡依然會看見母親在戰後遭槍決的屍體
當現實是可怕的，夢境帶來令人瘋狂的希望。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或太平洋戰爭，超人即詩人
漫遊並非漂流。即便我們清楚自己是哪裡來的，基因血統仍然可以杜撰。當我們對於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我們依然可隨心所欲的想像
孤兒記憶裡的父母永遠年輕。他們必須獨立，追求自由，總能找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寶藏，讓荒蕪的現實世界變得迷人
移民他國如同進入一座孤兒收留所。當接待地的文化支持創傷者，與原生地的脫離造成的創傷會結痂。對兒童而言，學校和工作成為能療癒父母的幸福場所
倖存者是一位英雄，他有罪是因為殺死了死亡
倖存者對幸福感到羞恥感，造成別人的誤解，富有心理韌性的兒童極盡己力拯救弱勢
我們所欣賞的團結阻礙了我們同樣欣賞的心理韌性。喪失親人換來了創造力，誰又能坦承呢？
突如其來的創傷令人慌亂，但卻不及潛伏性的創痛留下更多傷痕。一則神話中的冷峻暴戾比仇恨的狂熱還要更具破壞力
要讓恐慌得以蛻變，必須要有情緒抒發的出口。社會總是要大家「若無其事，息事寧人」，結果反而讓傷口更加惡化。然而真正的療癒並不那麼複雜，只要能懂得用繪畫重建場景，或用敘述的方式，進行一場自我的奮戰
一位和善的園藝工，一位扮演啟蒙角色的姊姊或一個政黨都可以改變痛苦的意義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要暴力依然是教育的合理方法，凌虐事件就依然不會被正視
科技的發明在伴侶關係的建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社會論述建立了兒童發展必須遵守的規定
一個新式的概念：虐待
刻意不看見發展心理韌性的兒童
初次與走出創傷的孩童會晤
直接觀察的陷阱：成果理想，並不代表過程沒有痛苦
一般人都認為：「創傷越早，效果越深遠」，我們認為：創傷來的早，只會帶來初步的後果，但如果家庭周遭不斷覆述，效果有可能會持久
情感脆弱可以轉變成情感堅韌，條件是必須付出代價
存在中最令人焦慮的兩個選擇：職業與擇偶，象徵了存在的處境。然而每次的相遇都是一種轉彎的可能，自我的故事與社會論述必須不斷協商
他人眼光具備的形塑能力


第二章
黑色太陽，不憂鬱

「敘述，所有的苦難疼痛都變得可以承受了」
左拉、希區考克、佛洛伊德的自傳法規
直接創傷在腦中留下了痕跡，但這是可以重新追溯的。然而回憶是一場關於周遭的敘述
「想說話的慾望」足以完成一部自傳而永遠不提到「我」
自傳是情感的宣示，聽眾可以喜歡這個告白，也可以為此感到困擾
當記憶變得氾濫，我們成為過往的囚徒，就如後創傷症候群，或屈服於極權社會的口號之下
當記憶使未來癱瘓，當操弄往事揭露一個極權的計畫，見證變成不可能的事
種族歧視者無法設身他人的角度，寧可從屬於一個名為「集體記憶」的神話文本
個別記憶經由他人的情感而存在我們的思想中，這個個別記憶即是一場社會戲劇
美學的粉飾太平之下，見證往往會分化團結、扼殺神話
社會文本必須一致連貫，因此所有的機構，即便是最慈善、最不可或缺的機構，都讓受害者噤聲不語，讓他們的見證也無以名狀
假記憶，真幸福？
如果不是過往記憶的揮之不去，我們可能說不上幸福或悲慘，因為我們會受到當下的荼毒
話語的蝴蝶效應加上敘述者身分將我們導向敘述
祕密是內心的縮圖，賦予巨大的情感能量。事實上，思想成為一種隱匿之說
當祕密受到隱匿時，還是會有情緒，顛擾人際關係。但是當祕密揭發時，周遭的秩序重新洗牌，令人難以承受
當亡靈動盪不安，彼此撕裂時，他們的後代會因創傷的再現而痛苦加倍
分享苦難的經歷，就是請求周遭親友做我們奮鬥的領導
揭露的祕密所產生的效應，是依據聽者與他對於告白所感受的方式而定
為了瞭解自己，周遭環境必須配合，自我才得以強化
問題不在於針對病患，緩減他的疼痛，真正應該治療的是文化
創造力或許是痛苦的產物。而這不代表痛苦即是創造力的來源
如狂人般作夢以填補缺憾。夢想？還是死亡？


結論

當個正常人是要付出代價的，經歷過的災難促使我們蛻變。我們從而編織了心理韌性，心靈創傷者把痛苦轉化成藝術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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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從沙粒到珍珠：西呂尼克與心理韌性的跨領域編織╱林德祐

引言

走出傷痛的兒童，令人刮目相看
當受創的孩子成為小說主角或科學研究對象
創傷不盡相同，故事並非命中註定
目前研究人員只注意到廢墟殘垣，而現在必須要開始邁向復原之路
勝利的防衛祕訣在於矛盾整合法
受創者的勝利並非證明施暴者無罪



第一章

意外的希望

兒童記憶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對一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