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中至正」到「自由廣場」

二○○○年五月二十日，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當時總統府的例行作業有一個儀式，是總統帶領所有閣員到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前參拜。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中正紀念堂！」當時獲聘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說，那個場面就好像中國古代的新君即位，要向先帝參拜一樣。

當然，阿扁第二任總統的就職儀式中，就沒有這個參拜儀式了。不但不參拜，阿扁還想把中正紀念堂「處理」掉，實踐轉型正義。

中正紀念堂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處理中正紀念堂以落實轉型正義的超級任務，就落在教育部長杜正勝的頭上了。

杜正勝說，處理中正紀念堂，是阿扁主動跟他提起的，但要怎麼處理，就沒有清楚的說明。於是他再度進入中正紀念堂，詳細了解這棟建築物的裡裡外外，結果發現，整棟建築都與蔣介石緊密地關聯在一起，連天花板都有中正紀念堂的印記。整棟建築，就像人的細胞一樣，成了一體，要徹底處理中正紀念堂，最好的做法就是整棟拆除。

杜正勝說，處理中正紀念堂是民主人權轉型正義的實踐，所以是教育部的重大施政。但因牽扯太大，在阿扁執政後期才進行，已經晚了，氣勢弱了，處理起來爭議就會比較大；當時想要拆道牆都會引起強烈反彈，遑論拆掉整棟建物。這是一件非常艱鉅的任務。

為什麼要把中正紀念堂要納入轉型正義施政？杜正勝說，轉型正義的意思是在原來威權專制體制下認為可以做的事，進入民主人權的體制後，那些事卻是不該做的，於是對過去認為應該的事，加以糾正或清理。以東西德統一來說，原先在共黨控制下的東德，官員認為應該的事，等到兩德統一後，從西方民主社會的觀點，很多是違背人權，甚至已構成犯罪的行為，用現在的人權角度加以處理，給個交代，就是轉型正義。

杜正勝說，蔣介石過世後，國民黨把蔣介石當成帝王身分，興建紀念堂。但蔣介石過去做過的事，包括在大陸做的事，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可能有功；但從人權的觀點，又可能有過。我們現在追求什麼社會？現在人類的主流價值是什麼？用現在民主人權的角度看過去他所做的事，來處理中正紀念堂，這就是實踐轉型正義。

然而，蔣介石已被偶像化，在他過世以後，全國各地，尤其是學校，豎立了多少銅像。「以前認為蔣介石很偉大啊，但這是現在教育應有的觀點嗎？」杜正勝說，如果學校豎立的是偉大藝術家的塑像，因為藝術的價值是永恆的，大家可以接受，但蔣介石是政治人物，政治本來就是骯髒的，國民黨把蔣介石超級偶像化，以天壇的形式建造中正紀念堂，裡面僅豎立一尊銅像，而且要爬很多階梯後才能上去，整個規劃，就是神化、偶像化。

「台灣要走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還留這威權專制時代的偶像在那兒，而且每天要朝拜（有固定儀隊定時舉行儀式）！」杜正勝說，「史大林比蔣介石厲害多了，蘇聯解體後，列寧、史大林的銅像全都被拉了下來。但是東方人的文化是比較順從的，而且我們的政權輪替不是革命式的大翻轉，國民黨還是穩固，而且國民黨過去形塑的意識形態，很多人還深入腦中沒有改變，要碰觸以前塑造的偉人，要改變，很多人不能接受。」因此處理中正紀念堂，實踐轉型正義，在無法拆除的前提下，要先做的就是更名，先打破偶像。

至於要改成什麼名稱呢？杜正勝說，「台灣民主紀念館」這塊招牌，不是他決定的，是相關部會共同開會討論出來的。

其實杜正勝並不認同「台灣民主紀念館」這個名稱，因為蔣介石是破壞民主的人，這與民進黨對蔣介石的理解不合；更何況這整棟建物都與蔣介石已融成一體，建築物的本體是蔣介石，民進黨再賦予他一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名稱，這是矛盾的。

但將「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廣場」則是杜正勝建議的。他當時還建議「民主廣場」等數個名稱，最後由阿扁選定「自由廣場」。「我為何用民主、自由做主軸去建議？」杜正勝說，最明顯的就是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在那兒靜坐。雖然只靜坐了幾天，但李登輝總統召見，答應了一些大改革，包括廢除萬年國代，老立委改選等。其實李登輝早有這個意思，但是無法自己發動，無意中有群大學生提出這些訴求，正好與他心裡想的很合拍。

「野百合靜坐是促使台灣政治體質根本性改變的重要契機，就我的觀察，把原來『大中國政府的中華民國』變成『台灣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招牌和政府架構沒變，但和人民權利有關的民意代表變了。以前中國三十五省、十二個直轄市、西藏蒙古兩地方，和海外的民意代表，現在就只有台灣代表和海外代表。以前是國代選總統，現在是人民直選。我說這是『舊瓶裝新酒』。」

杜正勝說，改變的契機是野百合運動。後來也有些社會運動在那兒發動，因此自由廣場的名稱很適合。

後來馬政府將民主紀念館改回中正紀念堂，但自由廣場的名稱自始至終都沒有改回大中至正。

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

二○○七年三月二日，包括教育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經建會、文建會、法務部和新聞局等行政院相關部會共同組成的專案小組開會決定，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館內陳設還會納入台灣民主發展過程的一些展覽物件，至於外牆如何處理，會由市民參與決定。「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於五月十九日掛牌。

郝龍斌主政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為了阻止教育部拆除中正紀念堂圍牆及牌匾，三月下旬啟動文化資產鑑定程序，隨後將中正紀念堂列為「暫定古蹟」。

教育部與台北市政府之間的掛牌攻防戰激烈展開，高潮迭起，宛如電影情節。

五月十九日，阿扁總統就職七週年的前一天，是「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的大日子。揭牌儀式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大孝門（臨愛國東路）內舉行，教育部長杜正勝主持，陳水扁總統、行政院長蘇貞昌都出席。

揭牌前，教育部對外表示，揭牌後的園區內只看得到「台灣民主紀念館」招牌，「中正紀念堂」牌匾將消失不見，而且不會傷到「暫定古蹟」。難道教育部會變魔術？大家都非常好奇，教育部會怎樣做。

答案揭曉，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維修工程的名義搭起鷹架，「技巧性 」地用布幔將「中正紀念堂」的牌匾遮住，並關閉蔣介石銅像大廳的大門，不讓銅像再見天日。建物兩側則掛上巨幅「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布幔。

揭牌儀式上，阿扁總統致詞說，中國的紫禁城過去是帝王的深宮大院，後來改為「故宮博物院」，成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同樣的，「中正紀念堂」原本是專制獨裁者的家廟，現在改成屬於全民的「台灣民主紀念館」。阿扁還說他力挺杜部長堅持下去，接下來「大中至正」也要正名為「自由廣場」。

教育部和台北市政府這一回合的交鋒，顯然教育部佔了上風。

當時參與此事的官員說，因為台北市政府的作風太強勢，完全沒有妥協的空間，「激起了我們高昂的鬥志」，從五月九日行政院會廢止《中正紀念堂組織條例》後，到五月十九日民主紀念館揭牌的短短十天，教育部組成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專案小組，由杜部長親自操盤，抓緊時間，天天開會，外界看到的台灣民主紀念館招牌，也是揭牌前五天才定稿製作的。

四天後，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台北市政府迅雷不及掩耳地拆除了布幔，「中正紀念堂」五個大字重見天日。此後台北市政府和教育部之間激烈的布幔攻防戰，持續了好一陣子。

自由廣場、台灣民主紀念館完成換牌

在立法院無法解決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的爭議，而三月間台北市政府又已將中正紀念堂列為「暫定古蹟」的情勢下，為突破這個僵局，教育部再出奇招，向文建會申請將「台灣民主紀念園區」指定為「國定古蹟」。文建會於十一月六日上午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教育部的申請案，指定範圍包括「正面牌樓」、「民主廣場」、「民主大道」、「台灣民主紀念館」。隔年二月一日前，教育部若要整修牌樓或紀念館內的蔣介石銅像，只要向文建會申請獲准後，即可進行。

十一月下旬，教育部收到文建會同意牌匾古蹟再利用的公文，教育部開始準備「大中至正」和「中正紀念堂」兩個牌匾的拆換工程招標，預計十二月八日前完成這項工程。

這段時間，為了拆牌、護牌，教育部和台北市政府大鬥法。為了阻止教育部施工拆牌，十二月五日，教育部準備拆牌前夕，台北市政府在中正紀堂周遭架起護欄，不讓大型機具進入，打亂了教育部原先的布局。教育部隨即召集相關主管討論因應對策，做出「封園」的決策。六日九時起，台灣民主紀念園區封閉三天。

教育部打算在這三天封園期間完成換牌工程。

教育部原先的規劃，是搭鷹架進行換牌的工程，台北市政府五日下午前往園區拆卸牌匾下的鷹架時，遭到莊國榮等人的阻攔，市政府隨即以訪害公務為由，將莊國榮等人函送法辦。

隔天，莊國榮面對媒體採訪時，情緒高亢地抨擊郝龍斌：「難道是民初的軍閥？如果對我不滿，歡迎隨時來告我。有種的話，他自己到法庭出庭，我會讓他哭著回去找他媽媽。」

莊國榮還進一步譏諷郝龍斌對法律一無所知，只是一個武夫而已；郝龍斌如果還有膽識、像個男人的話，歡迎找他辯論中正紀念堂的法令問題。

當時杜正勝的火力也不惶多讓。他說，自由民主是普世的價值，可惜就是有一小部分人的頭腦不清楚，竟然要維護清末太監李蓮英墳前對聯上的「大中至正」，這是專制封建的「一股小逆流」，應該醒醒了。

自由廣場很高，每個字都超過一百公斤，不讓吊車進來，怎麼拆換牌匾？杜正勝說，當時台北市、台北縣（新北市）的吊車業者都不敢接這個高空作業的案子，教育部是從嘉義找來的大吊車，漏夜從台北橋下突破博愛特區的封鎖，開進台灣民主紀念園區。

「自由廣場」和「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換牌工程如期於八日完成，園區十日對外開放。

「自由廣場」四個大字是誰的書法？杜正勝說，王羲之的字非常流暢，有自由奔放的感覺，因此這四個字是從王羲之的字帖中集出來的。

（節選自：《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第四章　自由廣場與十二年國教）。

從「大中至正」到「自由廣場」

二○○○年五月二十日，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當時總統府的例行作業有一個儀式，是總統帶領所有閣員到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前參拜。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中正紀念堂！」當時獲聘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說，那個場面就好像中國古代的新君即位，要向先帝參拜一樣。

當然，阿扁第二任總統的就職儀式中，就沒有這個參拜儀式了。不但不參拜，阿扁還想把中正紀念堂「處理」掉，實踐轉型正義。

中正紀念堂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處理中正紀念堂以落實轉型正義的超級任務，就落在教...

推薦序 覺醒之路/莊國榮

下筆寫這篇序文之前，我和太太閱讀這本書的原稿，我太太讀到第二章的時候，深受吸引，欲罷不能，整本讀完時，不知不覺已凌晨三點了。杜部長從大中國意識蛻變到臺灣主體意識的歷程，是如此地撼動人心，也勾起了我對年輕歲月的一連串回憶，因為我的成長歷程，也是由大中國意識轉變為臺灣主體意識，以及由支持國民黨轉變為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

我出生在一個欠缺政治覺醒、支持國民黨的「忠黨愛國」家庭，高中時期，家裡訂的是《中央日報》，因為敬佩蔣經國，所以買了一套《蔣經國全集》來研讀。大一入學時，我參加的學生社團之一是「三民主義研究社」，當時我相信三民主義是台灣和中國未來的出路。

高三時，我申請加入國民黨，直到大一上學期，還一直以為自己是黨員，甚至還被同學選為國民黨校園組織的小組長。等到大一寒假才知道，或許應該說很幸運地，台南一中的教官當時把我申請入黨的資料遺失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也正是我讀大一的時候，台美斷交。當時羅斯福路的台大校門口，不像現在，是很空曠的，因此陳婉真和陳鼓應都選在那兒舉辦政見發表會。聽政見發表會及閱讀黨外雜誌，帶給我很大的衝擊，讓我開始懷疑國民黨政權的許多統治神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發生美麗島事件，審判時《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將林義雄等被告的心路歷程逐字刊出，給了我極大的震撼。這些報紙，我蒐集起來保存了好幾年，因為擔心有些真相會被湮滅。

大二轉到法律系後，修習憲法等課程，我逐漸領悟，三民主義在孫中山那個時代有其價值，但到了民國六十八年我讀大二的時候，已經沒有甚麼重要的價值，對台灣的未來也幾乎沒有甚麼用處了；相較之下，讓台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公平富足的國家，才是真正重要的。但當時聯考要考三民主義，國父思想還是大學的共同必修課程。

大學時，我喜歡讀各式各樣的書，經常翹課去旁聽不同的課，也常跟好友深入討論臺灣的問題。這些閱讀及思考，我讓深刻體會，所謂的法統、不能解除戒嚴、民意代表不能全面改選，都是國民黨鞏固政權的謊言。美麗島事件之後，又陸續發生林宅血案(1980)、陳文成命案(1981)、江南命案(1984)，讓我對國民黨政府嚴重侵害人權的種種作為深感厭惡。

服兵役時，我擔任軍法官，抽籤抽到憲兵司令部；但因我不是國民黨員，所以分發到憲兵學校教法律課程。剛去憲兵學校的時候，長官和同事都勸我入黨，因為全校的教官，只有我一人不是國民黨員。當時軍中「莒光日」這個節目，會大力宣傳一種觀念，就是海外台獨運動者、黨外民主運動者、以及中共是「三合一敵人」，是勾結在一起的，所以革命軍人要致力消滅的敵人。我熱愛我的國家，但經常感覺我心中對自由民主的渴望，有可能讓我也被歸類為「三合一敵人」。

我喜歡教書，很用心教學，在憲兵學校教了一年多後的某一天，教育長把我找了過去，對我說：「最近幾個月的調查，學生反應最好的教官就是你，校長本來要表揚你，但有一些考量，所以沒有公開表揚，要我給你勉勵。」後來，我還是當選了憲兵的優良教官，退伍後接受憲兵司令表揚。但我的長官曾經告誡我，教學時要注意言論尺度，因為學生中有不同單位佈建的「細胞」。

服兵役時，我深切感受到，當時的國軍，就是國民黨的黨軍！

我就讀博士班一年級的時候，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有四年的獎學金。一九八九年年底到德國留學，我對西德如何從納粹法西斯統治，轉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充滿著興趣，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書，也參訪了許多德國推動轉型正義的博物館。一九九○年代，適逢東歐共產黨解體，我對東歐國家如何推動轉型正義，也很感興趣。回到台灣後，我很關心台灣如何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如何推動轉型正義。

雖然二○○○年臺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扁政府執政初期，受限於朝小野大等因素，並未用心推動轉型正義。台灣社會對於民主、人權等重要價值的認知頗為薄弱，社會上仍然遺留了許多威權統治時期的象徵，例如每年耗費大量公帑公然紀念威權統治者的「中正紀念堂」，以及蔣介石銅像遍布全台各級學校、公共場所的獨特現象，在民主國家實在極為罕見。我對這些現象很不以為然，因此在拆換「臺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和「自由廣場（大中至正）」牌匾的時候，有時會相當激動。

但話說回來，民主自由背後的基礎是「國家主權」，每一個個人都應該發展其生命的主體性；同理，每一個國家也要有其主體性。因此，杜部長接掌教育部之後提出的四大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台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不但方向明確，更重要的是，他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作為四大施政主軸的核心，要將台灣主體意識推動到「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今年（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前夕爆發的「周子瑜事件」，證明了台灣主體意識已遍植於台灣年輕人的心中。

二○一五年，德國在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周年，接納了超過一百萬名敘利亞、伊朗、阿富汗……等國的難民。德國從一個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廣收難民的國家，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七十年過去了，曾經大力推動「種族清洗」的德國，透過推動轉型正義，從根本改造自己的政治社會結構，真正成為族群多元、自由民主的國家。德國走出黑暗過往的歷程，是他們留給未來世代最好的禮物。

再回頭看看杜部長主掌教育部的時代，台灣正處於新舊觀念交替，以及落實民主人權的關鍵時刻，政治的衝突、對立嚴重，但他勇於挑戰禁忌，以他超凡的膽識和決斷力，推動本書從第三章到第八章的各項施政；面對媒體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時，仍堅持立場而不動搖。

我成長過程中，台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尤其是兩蔣時期）的謊言和迫害、教育及文化禁錮，我有切身的體會。杜部長的教育施政，有一部分正是在改革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遺毒。因此我非常樂見這本書在此刻出版，因為這本書不僅記錄了杜部長如何在風尖浪頭的險惡政治環境中，推動四大施政主軸，確立台灣主體及自由民主的教育；此外，這本書可以作為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如何推動教育施政的重要參考。

年輕時，我很敬佩那些有熱情、有理想、不怕死的人，去辦黨外雜誌，去做街頭運動，去參與選舉，去逼國民黨解除持續三十八年的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讓台灣社會變得比較有希望。

最近幾年，看見許多有熱情、有理想、不怕困難的人，去參與白衫軍運動、去投入太陽花學運，去反對課綱違法調整，去投入社會運動及選戰，帶給台灣新的希望。從二○一三年二十五萬白衫軍上凱道，促成軍事審判制度的廢除；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擋下了違反程序正義的服貿協定；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九合一大選讓國民黨幾乎全面喪失地方執政版圖。到今年一月十六日總統及立委大選，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力量的覺醒，已經帶來台灣的重要改變。

人民力量的覺醒，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幾十年來許許多多民主人權鬥士奮鬥而來的，杜部長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一九九０年代提出同心圓史觀，而且二００四年至二００八年接掌教育部的四年，全力推動台灣主體教育，現在高中生所讀的歷史課程，就是他在教育部長任內．依據同心圓史觀修訂完成的。在風尖浪頭的險惡環境中，杜部長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走得艱辛，但方向明確、毫不退卻。當台灣主體意識越加發酵、越加覺醒的時候，匯聚而成的人民的力量，就越加強大。

（摘錄自：《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推薦序—覺醒之路）。

推薦序 覺醒之路/莊國榮

下筆寫這篇序文之前，我和太太閱讀這本書的原稿，我太太讀到第二章的時候，深受吸引，欲罷不能，整本讀完時，不知不覺已凌晨三點了。杜部長從大中國意識蛻變到臺灣主體意識的歷程，是如此地撼動人心，也勾起了我對年輕歲月的一連串回憶，因為我的成長歷程，也是由大中國意識轉變為臺灣主體意識，以及由支持國民黨轉變為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

我出生在一個欠缺政治覺醒、支持國民黨的「忠黨愛國」家庭，高中時期，家裡訂的是《中央日報》，因為敬佩蔣經國，所以買了一套《蔣經國全集》來研讀。大一入學時，我參加...

推薦序　覺醒之路／莊國榮
第一章　風尖浪頭上的教育舵手
第二章　從大中國意識蛻變成台灣主體意識
第三章　基測加考作文與指考加考公民科
第四章　自由廣場與十二年國教
第五章　歷年高中歷史課綱爭議
第六章　增加白話文比例與強化母語教學
第七章　黃光彩事件與教學卓越計畫
第八章　繁星計畫與解除髮禁、禁止體罰
第九章　何處惹爭議
第十章　教育施政評價
跋

推薦序　覺醒之路／莊國榮
第一章　風尖浪頭上的教育舵手
第二章　從大中國意識蛻變成台灣主體意識
第三章　基測加考作文與指考加考公民科
第四章　自由廣場與十二年國教
第五章　歷年高中歷史課綱爭議
第六章　增加白話文比例與強化母語教學
第七章　黃光彩事件與教學卓越計畫
第八章　繁星計畫與解除髮禁、禁止體罰
第九章　何處惹爭議
第十章　教育施政評價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