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民主是假的！平等也是假的！可是有一個東西真的，自由是真的！我們可以感覺出來是

不是自由。自由有一半在我們心裡面，我們自己可以決定自不自由。」 ―李敖

「當我很忘我時，會有很大的力量，而那是上天、公眾給我的力量以及我的天分，所以，我

必須相信自己。」 ―李安

「挫折，是可以懷念的記憶。」 ―張忠謀

「我這輩子沒有好的家世背景，也沒有機會到台大或大學念書，在經過很多的人生起伏轉折後，覺得大家一定要抓住現在，勇敢面對未來，尤其是在不景氣的現在更是如此。」

...

作者序

成功是一條鋼索 陳文茜

我看見他，只有三歲，不停地敲著自己腦袋。陪同我一起探望台北榮總兒童癌症病房的劉若英，禁不住問一旁的醫生：「他的頭很痛是嗎？」醫生說：「不，他想表達自己的意思，但說不出來，在生氣。」這個才三歲的孩子罹患腦癌，已動了兩次腦部腫瘤手術。

另一個七歲左右的骨癌患者，已接受了數次化療，臉蒼白，却仍笑瞇瞇，平生最大願望至東京迪士尼樂園；爸爸問了北榮兒癌病房人稱「陳爸爸」的陳威明主任，陳主任說：「去吧！讓她圓夢。」她開心的玩了幾天，最終倒在夢想樂園中。父親流著淚，急忙地背著她奔回醫院。那一天，我們看到她，燦爛的笑容，包括她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正在倒數。她沒有哭，劉若英問她：「我把我的怪眼鏡框借妳帶好嗎？」她點了早已沒有頭髮的頭，晶晶亮亮的頭頂，晶晶亮亮的眼神；開心笑咪咪地與劉若英、陳威明主任和我合照。

她是真正的「明星」；一個對明日仍充滿渴盼的星辰，希望還有明天！再一個明天！再一個明天！

這本書集《我害怕成功》收錄的內容離兒癌病房的孩子們都非常遠，但我希望它近一些；我們多靠近他們一些，因為他們的無常境遇，因為他們的堅強，我們會更珍惜生命中的點點滴滴。對那些孩子而言，「長大」都是奢侈的願望，何況「成功」？至於什麼叫「失敗」，他們字典裡沒有這個字彙，因為那代表的不是我們俗世功名利祿中的任何狀況，它指的是「死亡」。



一切的結束。

《我害怕成功》這本書籍所有的版稅，將全數捐給「中華民國骨肉癌關懷協會」，希望能為骨癌的孩子家庭盡一份小心力；我們仍有許多愛，我們的生命軌跡不是只有在「成功」與「失敗」，「財富」或者「創業」的數字上定量定義；人要懂得付出，才代表他生命的圓滿與無憾。

當我們一一詢問「中天青年論壇」的貴賓是否同意將訪談內容付梓印刷，並且捐贈「兒童骨癌基金會」時，侯孝賢大聲回答：「好！」郭台銘審慎地逐字校稿，張忠謀及台積電志工社社長張淑芬及志工莊子壽，均毫不猶豫簽了同意書；其中包括了世人認為最「特立獨行」，其實心中一直有著特殊大愛的李敖大師。

台積電董事長夫人張淑芬說：「文茜，愛是透過一點一滴......然後慢慢擴大的。」

人成功了，人性往往就成了「成功」的俘虜；被慾望、名聲、無止盡的身份追求圈禁、禁足了。但人不可能永遠「成功」，成功是一條鋼索，它只是在一個對的力學比重上，兩側鎖頭綁地夠緊的前提下，你平衡僥倖地站在成功鋼索上。如若忘卻其危險，不理解其僥倖，甚至免不了成功時「忘了我是誰」，把自己吹起了大泡泡，「成功」隨時可以將你肢解，撕票。

人「成功」前該累積什麼？這本書籍記載了許多人對自己生命坦誠的回憶，童年的逃難，童年的叛逆，童年母親的身教，創業時的艱辛；必要時停下來，再出發，之後再無所懼（例如林懷民）。

書中特別收錄了中國最有民間影響力的女企業家張欣。她十四歲，經歷了文革，告別了父親，奔至香港投靠媽媽；沒有母愛的渴望，只要求母親給她一個可居留的身份。抵港第二天即當起紡織廠女工，沒和他人比命運，比家世，比衣裳，比親情，比嘆息......一切願望，捲起袖子，當女工，存夠了錢，離開這機械般的人生狀態，勇敢尋夢。終於，工作了五年，毫不遲疑買了一張One Way Ticket，前往倫敦，在鄉下找到半工半讀的機會......，一切靠自己，劍橋大學畢業，沒有時間湊上徐志摩再見康橋的文藝詩意，直奔華爾街工作。她的命運一切必須靠自己，所有羅曼蒂克的慢歌、哭劇，都與她無關。關於那一段歲月，回憶起來，張欣只有一段話：「每天賣Fish & Chips，晚上剩下包回家吃，現在再看了，就想吐。」

瞧！生命是多麼可貴的禮物。有人沒有機會長大，留下悲傷的父母在病房裡偷偷哭泣；有人花時間抱怨、虛耗無用之事；有人在小酒館裡學習半導體，成為國際級企業家（張忠謀）；有人走過多年寂寞後，撐下來，盡情揮灑（李敖、李安、侯孝賢）。

與《我相信失敗》上冊不同，這一本《我害怕成功》更多企業界與藝文界公認的「成功人物」。但他們的人生在成功之前，成功過程中，成功之後......皆充滿了波折。李安是許多人最感動的故事之一，他自小是一個在我們的傳統價值觀中不夠「成功」的例子；但也因此他把大半生命蹲在低點，觀察人性的幽微，因而對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有了特殊的情感，終而表現於他拍攝電影的敘事柔情。紛擾的歲月在每個人物身上都會刻下不同的負荷或者啟發，走不出來的是負荷；跨越的是啟發。而耽溺其間的，往往得到的是傲慢後的蒼涼；懂得悲壯學習面對命運挑戰的，「挫折」不過是另一篇「啟示錄」。

生命是一冊繪本，它成為什麼色彩，畫筆在你（妳）自己手中。這是李敖一生追求的態度，絕不向時代投降。

如果一個兒童癌症病房的孩子，都能微笑面對生命倒數，不向生命輕易投降；請在你（妳）的生命畫本上，也畫上最溫柔、謙卑、愛或者勇敢的色彩及圖案。

感謝所有的貴賓，中天電視台、裕隆集團，更感謝所有的工作同仁。

內文書摘

李安：「脆弱教會我的事」

陳文茜： 中國男人通常不談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認為很多脆弱時刻，讓他找到了力量，看見了某些溫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種中國文明裡特殊的謙虛，以及任何文明裡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裡，他提示了每個不同生命所面臨的難題，變成了最會說別人故事的人，某種程度也將自己的人生故事處理的極好。為什麼你覺得脆弱對你那麼重要？

李　安： 大家看到我都是風光的一面，當然我也想表現風光的一面，尤其是在台上時，因為我發覺不僅能給大家很多鼓勵，也能給社會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實上，我經過很多失敗，脆弱是我的本質，但不曉得為什麼我用戲劇的方式反而表現了我的強項，成為一個成功的示範。

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來，也因為從事藝術的我有這種真誠，所以才會動人！我因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別人的脆弱。而戲劇是檢驗人性、哪壺不開提哪壺的藝術，強的東西不太容易動人，你脆弱時，大家就會替你著急，幫你演戲，而這時是最動人的。我常跟演員說：「如果你表現這麼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讓別人幫你著急，幫你演戲，因為你再怎麼演，也沒有觀眾的腦筋演得好。」同樣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歡，可能跟我的樣子不是很強硬有很大的關係。

我小時候是個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從小碰到什麼事都要哭，一年級時，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很容易被東西嚇哭，是很沒有用的一個人。看電影如果是哭戲，我會哭到整個戲院都在笑說：「你看，那個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還是停不住抽泣。小時候，我就對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我在花蓮師範附小時，有

我怕的事情；到了台南也因為我不會講台灣話，而且台南公園國小又是大學校，在這樣一個本省的陌生環境，我常常很害怕。

初中成長期，我個子特別小，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幾公分，高中才過了一百六十公分。到了高中更糟糕，我父親是校長，但我還是很害怕，不曉得在怕什麼，書也念得不是很好，本心是個很脆弱、很乖的小孩，從來不敢反抗。不過，也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四十多歲以後，我竟拍一些別人不敢拍的東西，就是很喜歡！上手一個片子以後，才發覺很可怕，而我就是每天把該做的工作做好。

電影有兩件事對我來說很奇怪，第一，電影對我很簡單，不知道為什麼別人做得那麼吃力，像我在電影學校時，不太會講英文，但不曉得為什麼我一做電影，大家都會聽我的話。學校畢業以後，有一部台視電視劇願意讓我去打燈，不管我是打燈、打雜，或是在紐約拍片，從早上開始到下午，我就變成導演，每個人都聽我的。

而且我的脾氣很好，很少發脾氣，很認真做我的事，不太能夠罵人，因為大家都拚命給我想要的東西！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甚至有五代、二十年不講話的家庭聚合起來一起幫我，這種事情一再的發生。台中市、台北市也很幫我，我在台中時，每個人都在看我要什麼。我的職業很奇怪，大家每天都會來問：「你要什麼？」無形中，我做出一些，大家覺得很不可

思議。

其實在拍「理性與感性」那部電影時，我一個英文句子都還講不全，但手上卻有英國最好的文學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劍橋、牛津畢業最頂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講上話，可是我也把它拍出來，還提名七項奧斯卡，事情就這樣一直發生。我常常拍完以後，有一種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覺，所以，我的人生其實很矛盾，但後來我也認命了，覺得你們喜歡

就喜歡吧！

陳文茜： 這句話突然感覺有一點驕傲？(現場一片笑聲)

李　安： 因為太多的謙虛看起來會有虛偽的感覺。不過，謙虛是我的本性，不是我做出來的，有時我要很體面，因為想為台灣、亞洲人爭面子，這樣就能壯大自己的勇氣，不斷給自己不同的理由讓自己體面一點。其實我的本性跟媽媽很像，是個很依賴人、脆弱、害怕的小孩，也很像台灣人的個性。有些台灣人從小到大都在輸的環境、害怕的狀況下長大，內心很脆弱，長大以後，也不是說要強硬，而是你的真誠不光是面對自己的脆弱，有時膽氣壯一點也是真誠的一部分，我盡量訓練自己，不要那麼怕。我有挫折的地方，也有做作的地方，就是你們覺得我還不錯的樣子，那些其實是我做出來的，因為我本性其實是害怕、喜歡躲起來的人。我想我也不謙虛，我拍電影好像還不錯！

我一直拍到「斷背山」，我的第九部片子，才覺得其實我還滿不錯的，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處理掉，還挺會拍片。我一直拍到第八、九部才有這種感覺，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環境，可是後來就變成必須要學我很怕的東西，不然好像就不夠真誠，後來也有這裡心情在裡面。不過，那是一種反求諸己，必須要真誠面對害怕的事情。但拍電影應該要有新鮮感，就像瑪

丹娜唱的 「Like A Virgin」，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做」的那種感覺。

陳文茜： 你從小在台灣長大，很愛哭，一直都是輸的感覺，通常這樣的孩子到了美國，那個輸的感覺會更徹底，因為台灣到底不是一個完全歧視你的地方。可是到了美國，你怎樣在一個讓你更脆弱的地方，居然慢慢找到了自己？若用一種社會定義來講，你失敗了非常久，可是你怎麼從來不會用那個角度看自己？

李　安： 自信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天生的，這個我比較少；另一個是外來給的肯定，當大家給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會產生「自己也不錯」的樣子，有一種自信心。像當總統也一樣，一開始可能很害怕，但閱兵幾次以後，那個樣子就出來了，市長也是，幾次會議、演講，樣子就出來了，做導演也一樣，剛開始不敢講話，後來也不曉得為什麼自信就會漸漸出來。

我剛到美國時當然很害怕，比剛進台南的小學還害怕，因為語言不通，但我們從小就看美國電影，所以很崇拜他們，當然電影裡很多都是假的，但我們不曉得，以為美國人就是那樣。所以到了美國，一看到白人是既興奮、又新鮮，好像走進布景一樣。記得有一次放學，看見他們打美式足球，男的又快又壯，女的又漂亮，褲子穿得又短，就覺得很自卑，感覺他們又聰明、又優秀、又漂亮、又健壯、又白，看了之後覺得很沮喪。

因為學戲劇語言很重要，要不斷溝通，而且都是涉及文化的東西。其實前兩年我都是半猜半聽，吸收其實非常有限，所以，後來我的視覺能力變得比較強，而我又很會猜英國人、德國人、黑人、白人怎麼想，也都猜中。所以，為什麼有人說我各種電影都可以拍，其實跟我很會猜有關，因為我很會觀察、猜測、揣摩、旁敲側擊，用各種方法抓到那個準頭，這跟那段

時間的訓練有很大的關係。那段時間雖然很害怕，可是我的命比較好，對戲劇有天份，一碰這個東西好像就沒有害怕，在藝專時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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