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七冊頁二七九二／油印本第十九冊頁三○四～三○五】

今晚七時，有胡漢文的宴會，胡頌平搭先生的車子回台北。在車上，先生談起［師門五年記］，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頌平說：「姚從吾先生前幾天對我說，他也想跟先生再作幾年助教呢！」胡頌平忽然想起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兩句話來，因說孔子只有七十三歲，如果他能活到八十歲，可能會有一個另外的境界？先生問「耳順」怎麼解？頌平說：「不是『耳聞其言，而知微旨』嗎？」先生說：「從來經師對於耳順的解釋都不十分確切的。我想，還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說的逆耳之言，到了六十歲，聽起人家的話來已有容忍的涵養，再也不逆耳了。還是這個意思比較接近些。」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九／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二三～二五】

近來接到一些很潦草的信，連寫信人的姓名也認不出來。今天先生指示胡頌平說：以後我們寫信，遇到重要的字最好要寫正字。我總覺得愛亂寫草書的人神經不太正常。往往為了一個字，要人費時去思量、去猜想，這就是對別人的不負責任。我們隨便寫一封短信，也要對別人負責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六四／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三五～一三六】

今天夜裡，先生對王志維說：「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他們的聰明太無聊了。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了，並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六六／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四二～一四三】

今天先生將剛寫好的「注［漢書］的薛瓚」這一篇文章的上篇給胡頌平看，同時指著堆滿書桌上的書籍說：「我借來這麼多的書，都是為寫頭一段。」胡頌平問：「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先生翻翻的嗎？」先生說：「作研究工作決不能由別人代查的，就是別人代為查出來，還是要自己來校對一遍。」於是指出有關這借來幾種著作的抄寫和影印的錯誤之處。又說：「凡寫文章，一定要查原書。」為了頭一段，我已費了幾天工夫了。

頭一段裏提到齊召南。先生說：「這個人了不起，是你那邊人？」胡頌平說：「他是台州人。我從前在老家裏翻過他的詩集，好像都是集句而成的。」先生說：「這是當時的風氣」。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七○／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五六～一五七】

昨天開始看的［基度山恩仇記］四大本，已經看了兩本，今天在看第三本。胡頌平問：「這部小說譯筆怎樣？」先生說：「有些地方有些小錯誤。看小說是最有趣的事，看了就不肯放手的。我看了之後，你們可以拿去看。這本書，我在幾十年前就看過了，現在看來還是一樣的有趣。我覺得閒著可惜，所以有空就看書。從前我在美國時，看到袖珍本的莎士比亞的戲劇，是用聖經紙印的，薄薄的一本只有幾毛錢，我就把沒有看過的莎氏劇本買來，專門在地下電車或上廁所時看的，不過幾個月就看完了。」於是談起歐陽修的「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他的文章多在「三上」構思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七七／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七七～一七九】

客人走了後，先生對胡頌平說：「你帶來于右任先生的［牧羊兒自述］（註），我已看過，很有興趣。其實于先生應該寫自傳。在西北那種環境裏長大成功，真不容易。在古代，陝西是天府之國。得力於溝渠水利的。在［水經注］裏可以知道西北一帶過去溝渠的完整，水利的發達，汴水在當時是重要的。在隋代，運河還可以從南方通到洛陽的。最早的漕運可以到長安，後來只到洛陽，最後只能到開封了。因為漕運的失修閼塞，西北就跟著衰落下去，——早已變成江南的天下了。在［漢書］『地理志』裏就已知道延安附近的油，［水經注］引『地理志』的記載，也有敘及。［水經注］對於玉門的油，也有很詳細的記載。這些油，幾千年來都已知道了的，當時不能運輸出來，就等於沒有用，只能拿來點燈，或者用來脂潤車輛。不能大量的利用。現在共產黨就以蘭州為中心，開發西北的油業，油業發達了，交通也發達了，運輸也方便了，這些地方自會建設起來的。阿拉伯不是很窮苦的地方嗎？有了油礦的大量出產，現在變成很富庶的國家。目前西北這樣荒涼貧的地方，將來仍舊可以開發起來，建設起來的。」

先生說到這裏，胡頌平因說：「聽說抗戰期間，于先生曾向最高當局建議，能使西北人家每家都有一隻馬桶，因為那邊實在太窮苦了，冬天天氣又那麼冷，常在零度下四五度，婦女們半夜裏起來大小便，就跑到房外的荒地上方便，冷風刮著細沙，一會兒就把便溺蓋注了。因為夜裏起來在野外方便，子宮受了傷，影響婦女的生產，就連人口也減少了。人小地瘠，西北就這樣荒下去。古代那麼重要的地區，現在如此落後，所以于先生建議最低限度每戶都有一隻馬桶。」先生說：「還有多少年來的戰爭、災禍，都可以讓西北貧瘠的。」

（註）：今天于右任先生的生日，凡到他家簽名祝壽的，每人都發一本［牧羊兒自述］。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三○○九／油印本第二十一冊頁二三○～二三一】

中午，先生留胡頌平吃飯。先生看見藝文印書館送來剛上架的幾部四庫善本書籍。看了錢儀吉的［碑傳集］，說：「這是一部參考書，出齊後放在我的書房裏，有用。」又翻了一翻宋代和尚文珦的［潛山集］，說：「這個和尚能夠傳下九百首詩，真不容易。」又翻了其餘的幾部後，說：「唐宋以來，一般的文集，只可當作史料看，其中有幾篇可作史料的參考用。真正好的文，好的詩，實在不多。［宋文鑑」、［唐文粹］這兩部書，如果當作文章看是不夠，好的文章真不多，也只能做史料看。要看人家詩的好壞，要先看他的絕句；絕句寫好了，別的詩或能寫得好；絕句寫不好，別的一定寫不好。」

先生又談起：「有些過去想買的，或者買不起；到了可以買得起的時候，人家都會送給你，用不著買了。」藝文送的這麼多的書，先生感到不安之至。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三一三四／油印本第二十一冊頁二一三】

下午，蔡培火來訪。先生和他談起大政治家的風度。當領袖的人應該培養一二個能幹而又忠心國家的人可以繼承他，到了適當時候，推舉這個人出來，還應全力支持他。一個領袖不能培養幾個人，這個領袖是失敗的。美國憲法並沒有規定總統可以擔任幾任的任期，華盛頓以身作則，一百五十年來沒有人肯違背華盛頓的成例。羅斯福沒有培養繼任的人才，只有他個人一再的當選下去，這是羅斯福的錯誤。後來談到如果修改臨時條款，不如修改憲法，比較合理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三一三五／油印本第二十一冊頁二一五～二一六】

今天先生對胡頌平說：「當年你們在中公時代的生活情形，師生的關係，風潮的經過以及種種，你們當時不覺得怎樣，現在回想起當年的情形是很有趣的事。你有這樣感覺嗎？趁現在還能記得起，應該把當日的歷史寫出來。現在已隔了三十年，再不寫，以後就沒有人知道了。隔了這麼多年之後，一切都應該心平氣和的寫，不要太責備別人。」胡頌平說：「我早有此意，只怕文字寫不好。」先生說：「先寫成一個紀錄再說。我當年寫［四十自述］時，幸有［競業旬報］作參考。再後下去，就沒有人知道了。」

一九六○年一月四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一四四／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九】

張元濟的［涉園序跋集錄］裏有「譚勤師會試墨卷及覆試卷」和「高夔北先生殿試策卷」兩篇文章，都是科舉時代的實際史料。文內提到殿試時的「對讀所」。今天先生說：「『對讀所』的原義是『對校所』。校字疑是避明熹宗的諱。熹宗名校，明版的書籍都刻作『挍』，从『才』不從『木』。明初是不避諱的，到了晚明才避諱，不久明朝也亡了。清朝居然沿用明諱到三百年之久。」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二二○／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一八七～一九三】

他們不知道［論語］、［孟子］都是當時的活的語言，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像我的「爾汝篇」、「吾我篇」，各字都有一定的用法。所謂文法，是後人從活的語言之中分析出來的東西。我是從［馬氏文通］讀通文法的。「檀弓」是和［論語］同一個時代的，所以「檀弓」的文法和［論語］相同。」胡頌平問：「蘇東坡教人讀『檀弓』，就是這個道理嗎？」先生說：「你還要知道時間和空間的不同。時間是指時代，時代不同了，活的語言有變化了，文法也有變化了。空間是指地區的不同，像你的浙江話，他的山東話，各地的方言不同。如［左傳］這部書的文法就不整齊了。因這部［左傳］是用各種不同的材料集成的，包括好些不同的空間和不同的時間，所以就不整齊了。古文就是當時的活的語言，到了後代，時代不同了，語言不同了，還要寫古代的語言，自然寫不好了；又不通文法，所以寫了許多不通的東西了。［論語］上有兩句話：

愛之能勿勞乎？

忠焉能勿誨乎？

為什麼愛字之下用『之』字，忠字之下不能用『之』字而用『焉』字？你如懂得文法，『之』字是『受詞』，愛字是動詞，動詞之下可用受詞。『焉』字是介詞，意義是『於是』，所謂『忠君愛國』在文法上講是不通的，應該說『忠於君』，才對；所以不能用『忠之』而用『忠焉』。這是當時的活的語言。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裏讀通的。你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二二二／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二○○～二○二】

先生今天對胡頌平說：「我昨夜一夜之間把五百多頁的［張蔭麟集］看了一遍，因為書內有許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張蔭麟是廣東人。廣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邊區。凡是邊區地方都是守舊的。像梁廷柟、康有為、梁啟超，都是邊區守舊思想的反動，因為邊區先和外國文化溝通的關係。他是清華畢業的，很聰明，三十七歲就死了。集內的『尚書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歸崔篆］的方法一樣，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還有一篇根據［資治通鑑續編長編］的材料寫的『沈括傳』，也寫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這個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種病，在他那個時代無法醫治，在現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過的［張蔭麟集］，上面都有紅色原子筆的批語。張蔭麟說他的譯文是受林琴南翻譯的影響，這話不確切，還是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對他譯筆不通的地方，都畫上了紅槓。於是又對胡頌平說：「你們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環之』的『之』字，無論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說：「張蔭麟以前的文章都發表於［學衡］上。［學衡］是吳宓這班人辦的，是一個反對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個發表時間先後的表來看，——大概他在清華時已經露頭角了。人是聰明的，他與他們那一班人相處，並沒有成熟。」胡頌平因問：「倘使他不入清華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邊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說：「不，北大裏邊也有守舊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會跟我學。他是廣東人，或是出於守舊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師友，造就當然不同了。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溫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麼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後來還有馬序倫。馬序倫大概是陳介石的學生。」胡頌平又問：「傅斯年當初不是很守舊嗎？他旁聽了先生的課後，才丟了舊的來跟先生嗎？」先生笑著說：「是的，孟真是很守舊的。那時穿上大袍褂，拿著大葵扇的。」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二四八／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二六一～二六三】

客人走後，先生因「科學會章程」英譯本的行款不夠清楚，於是自己來修改。因此談起標點與分段的重要，說：「中國的古書沒有分段標點，最古的拉丁文、希臘文也是沒有標點分段的，人家讀起來，往往有錯誤。標是符號、引號，點是句讀。標點分段，都是後來慢慢的形成的。我有一位外國的朋友告訴我：『胡先生，你的書，我可以在床上看得懂。』就是因為我的書都有標點的。外國人看我們的古書，非要坐起來加句讀是不容易看得懂。」

「標點是件極難的事。都是有學問的人來標點同一本書，每個人的標點都有不同。從前高夢旦先生對我說：『胡先生，像你，我當然不能請你給我們標點了，如果能夠請到一位老先生來標點，一百句裏有五句是錯的，但那九十五句是佔便宜了。現在只好這樣把古書標點起來。』我說是對的。」

先生又說：「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為讀者著想的。我自己懂了，讀者是不是給我一樣的明白？我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所以我寫文章是很吃力的。這是一種訓練，這種訓練是很難的。別人寫文章，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寫，不為讀者著想。我是處處為讀者著想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四五三／油印本第二十四冊頁六七～六九】

客人走了之後，先生談起校勘學的方法。說：「我的朋友都不看我的書。」於是在書架上抽出［胡適文存］第四集，打開「校勘學方法論」，指著這篇文裏的「校勘的本義在於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這幾句話。說：「陳援庵（垣）遇到重要的校勘，是倒過頭來校勘的，使它失了文詞的意義，硬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周豫才（作人）發表的文章，終要自己作最後的校正，才付印的。」

先生又說：「今天下午三時，台肥六廠要我去參觀，還要我講話，大約有三百多的聽眾。他們的程度不齊，要我講的不要太高。我到現在還不曉得講什麼好，你們替我想想看。」先生說了之後，上廁所去了。

一會兒，先生出來了，說：「我上了廁所，看看台肥六廠的簡單說明書，就有了講演的題目了。你看，這麼一個複雜的大工廠，這麼簡單的說明書，但把整個廠的工作都說明了。這是好文章！

這廠製造肥料的原料是空氣、焦、水三種，不須向外購買原料的。空氣中大部分是氧氣，極少部分是氮氣。發現空氣中有氮氣的是一個法國科學家，他在法國十八世紀末年大動亂時間被人打死了。到如今只有一百多年，氮氣的功用已是製造肥料的主要原料了。在中國的『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在印度的『四大』是地水火風；希臘的『四大』也是地水火風，可能是受了印度的影響而來的。其實『四大』比『五行』高明得多。『金』可以歸納在『土』裏。中國人多一個『木』。『風』就是空氣。古代中西的哲人都是以五行或四大來分析原素的。我就在這個問題的歷史來說吧！」

先生又說：「歐陽修說他的文章得之於『三上』：第一是『馬上』，第二是『枕上』，第三是『廁上』。我今天的講演題目，可以說我的靈感得之於『廁上』。」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四六四∣三四六五／油印本第二十四冊頁九六～一○○】

五時半，先生進城去。在車上，胡頌平向先生說：「先生學問的方面多，無論那一方面的，給別人終生也研究不了。先生在此地看看天份高的青年，何妨多收幾個徒弟，每一個徒弟交給他一方面的東西，自己來訓練，將來每一方面都有一個徒弟能夠繼續下去。」先生說：「我的方面是多，但都是開山的工作，不能更進一步的研究。收徒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年紀太輕了，什麼都沒有基礎是不行的；太大了，記性也差了。像哲學史部門比較普通一點的，也不易訓練。」

先生又說：「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絕頂聰明而肯作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不但中國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像孔子，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是孔子作學問的功夫。孟子就差了。漢代的鄭康成的大成就，完全是做的笨功夫。宋朝的朱夫子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十六個字，我時常寫給人家的。他的［四書集註］，除了［大學］已成定本外，其餘仍是隨時修改的。現在的［四書集註］，不知道是他生前已經印行的本子，還是他以後修改未定的本子。藝文影印的吳志忠校刊的［論語］，最主要的是最後一卷的札記，倒沒有印出，不知是原收藏家已經遺失了，還是怎樣？真可惜之至！如陸象山、王陽明，也是第一等聰明的人。像顧亭林，少年時才氣磅礡，中年時才做實學，做笨的工夫，你看他的成就！像王念孫、王引之、戴東原、錢大昕，都是絕頂聰明作笨的工作才能成功的。」

先生談起王國維，說他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少年時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紅樓夢］，他後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給他訓練成功的，當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先生問胡頌平：「你看過靜菴先生嗎？」胡頌平說：「沒有見過。」先生說：「他的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四九二／油印本第二十四冊頁一五六～一五七】

先生又談起「以前想買書而買不起，等到有了地位可以買得起的時候，你倒不要去買，人家都會送給你的。你看，」指著飯桌兩旁的書架，這些書，如［哈佛古典叢書］（即「五尺叢書」）、［大英百科全書］、［二十五史］等，全是人家送我的。這部［四部叢刊］編印本，也是朋友送我的。三十八年春天，我到了美國，大家都知道我的書都完了。這年十二月，我在華盛頓，一位已故的朋友Mary Crozier的太太對我說：『General W.M. Crozier的遺志，贈你美金二百元，要你自己挑選愛讀的書作為我們的贈書。我為實行先夫的遺志，無論如何，你要收下。』我很感動他們的誠意，就託人在香港買得這部書。連運費剛剛花了一百九十六元美金。（參閱「校補」三十九年四月廿五條）

先生又指著放在廚房間口書架下面一檔的［叢書集成］（商務出版的）說：「只有這部書是向房兆楹太太那邊買來的。房兆楹夫婦是做生意的。房太太說，每本美金二角五分，買多少本照算。我是不給人還價的，就照她的價錢買來了；不過她讓我先選對我有用的一部分，可惜是不全的。還有一部［清實錄」，日本出版的，花七百美金買來的，足足裝滿這樣大的書架。後來我到台灣來了，我知道台灣有這部書，就送給普林斯登大學了。他們要還我書價，我說，寄在你們學校罷。事實上是送給普林斯登大學了。」

「書，是要它流通出去給人看的。印書的人不能有錯字。在從前的讀書人想借閱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難的，自己沒有財力買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過我這一生向人借的書從來沒有人不借給我。商務印書館，名字叫商務，其實做了很大的貢獻。像張元濟先生為了影印［四部叢刊］，都是選用最好最早的本子，裏面有許多宋版的書。讀書人花了並不太大的錢，買有這部書，就可以看到了。這部對中國日本貢獻之大，也可以說對全世介都有貢獻的。像百衲本二十四史，都是頂好的書。當時想徵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報上以重價徵求，始終沒有出來。商務的確替國家學術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張元濟當選院士之後，全國沒有一個人說話。」

先生又談起台灣有些書局翻印別人的書太不像樣了。盜印別人的書，把人家的著作來給自己發財不說，還有許多的錯字，太不應該！

……

接著又談起那篇「中國公學校史」怎麼沒有注上年月日。順手翻開陶弘景［周氏冥通記］（商務［叢書集成］本，卷一，廿七頁）的一條：五月二十七日的事。此人見［周］子良題此，乃笑曰：「知記日為好。歲代久遠，後人見之，知為何年？」子良曰：「前丞師來已記年，今詎須？」又曰：「紙紙記為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藏之意。當示傳三世不由于己。楊許先迹，亦是他述故也。

先生說：「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記］是一部絕大荒謬的書，毫無價值；但在一千四百年前，已經知道記年月日的重要了。就是這一條最有價值。」一面又拿出［章實齋年譜］先生自己做的序文上引的「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文中的一段：

……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詳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頁四）

先生又說：「章實齋先生這樣注意每篇文章的著作的年月日，他自己的每篇文章後面都有年月日的，而刊印出來後，全被刪掉了。我的文章，無論寫張便條，也都有年月日的，這篇「校史」一定被編輯的人刪去了。這個習慣一定要養成功，給後人省多少事！」

胡頌平因說：「在［哥德對話錄］上也有『每篇詩注明時日的利益』一條，哥德對愛克爾曼說：

「……每篇詩都得注明寫作的時日」，你心裏想：「這種事情為什麼是那麼重要呢？」詫異地看他。他又加上說：「那麼詩就成為你的境遇的日記；所以決不是無謂的事情。我每年這麼做，很知道這是非常有益的。」（頁十七）

可見哲人的見解，大致一樣。」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五四七／油印本第二十五冊頁三四一～三四四】

先生給謝冰瑩的寫作三十年紀念冊上題了舊作的詞：

從前種種，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從今後，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冰瑩女士

　　　　　　　胡適 五十、四、二十。

又給汪司機送給北師附小的［西遊記］上寫了下面的話：

這是改寫了的［西遊記］，我盼望讀者不要忘了原作者是明朝淮安文豪吳承恩。

　　　　　　　胡適　五十、四、二十。

晚飯之前，先生談起錢思亮的父親和先生同歲的，但他早婚的關係，先生只大思亮十七歲。大概思亮的父親十六七歲結婚，十八歲就生思亮了。因而談起北方早婚的人：「如李大釗，有名的共產黨，他的太太便大過李大釗十幾歲。李大釗死了之後，他的太太來看我，是一個吸煙又打嗎啡針的人，看來已是一個老太婆了。北方有首民謠：

新娘年紀二十一，

新郎還只一十一。

兩人一道去抬水，

一頭高來一頭低。

要不是公婆待我好，

一腳踢他井裏去。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五五三∣三五五四／油印本第二十五冊頁三六四～三六九】

先生談起給福特基金會的信稿，今天已經開始寫了。福特基金會是一個很有錢的會，要提，提大計劃，不要提小計劃。先生說：「這個基金會裏的巴納特（Barnard），他的父親是在上海青年會裏的管事。美國一個基金會看見他的父親在中國多年，他又生在中國，能說中國話，給了獎金派他到中國來留學。他是非常左傾的。他的報告我都看過。到了共產黨佔領大陸之後，他還留在那兒，一直到了無法再留的時候才離開。他是一個小鬼。這個小鬼作我的學生還沒有資格，由他來審查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著作嗎？近代史所裏這班人實在太弱了，應該趁福特願意給錢補助所外有成績學人的機會，把近史所擴大充實起來。為什麼要關起門來不多招些學人呢！這幾年，史語所裏的人看他們不起，外面如吳相湘王德昭等也看他們不起，我是為他們排難解紛，做了兩年的工作了。我們應該趁此機會來擴展。明天下午，約郭量宇來面談談。」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六三八—三六三九／油印本第二十五冊頁五八一～五八三】

九點多，徐秋皎來通知胡頌平，說先生有話說。胡頌平進了書房，先生拿著啟明出版的［新文學大系］，這書封面上登載「中國之部全卷內容」，指著卷五［古本金瓶梅詞話］說：「你知道這是一部什麼書嗎？這是一部大淫書。志明不知道這部書印出來可能要出大亂子。在此地，他的敵人又多，可能會有人敲他的竹槓。你便中去問問他有沒有辦過一切手續。你要叫他審慎！」

「這部古本［金瓶梅詞話］，你們是不知道的。日本圖書館在重裱中國古書時，發現古書內的襯紙有［金瓶梅］的畫頁，共有八頁。日本人不知道這八頁是什麼本子的［金瓶梅］，於是照大小照相下來寄到中國來，問問徐鴻寶（森玉）、馬廉（隅卿，中國小說專家）和我幾個人。我們幾個人都不知道是個什麼版本，都不曾看過。恰巧在這個時候，北平書商向山西收購的大批小說運到北平，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古本［金瓶梅詞話］，全部二十冊，就是日本發現作襯紙用的［金瓶梅］。這部［金瓶梅詞話］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元，一轉手就賣三百塊，再轉手到了琉璃廠索古堂書店，就要一千元了。當時徐森玉一班人怕這書會被日本人買去，決定要北平圖書館收買下來。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後抗戰之前的幾年內。那一天夜裏，已經九點了，他們要我同到索古堂去買。索古堂老闆看見我去了，削價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買來了。那時北平圖書館用九百五十元收買一部大淫書無法報銷的。於是我們——好像是二十個人——出資預約，影印一百零四部，照編號分給預約的人。我記不起預約五部或十部，只記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我們將預約多下來的錢給北平圖書館收買這書。也就在這時候，這書被人盜印，流行出去了。這書裏有一百幅的圖，其中有些完全是春宮，是一部大淫書。志明不知道，為了發財就亂印出來了，怕他會出大亂子，便中你去告訴他，要他審慎。」

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二六／油印本第二十六冊頁八○三～八○八】

「回看我們的西北，是個沒有水的地方。人類的生活，不能一天沒有水的，所以遇到大雨的一天，他們把家裏所有的東西如水缸、臉盆等都拿出來接水，儲起來作為一年的吃用。澡也不洗了，臉也不洗了。連水也沒有的地方，人民應該遷徙的；但是西北的人民安土重遷，這是表示這個民族太老了，像廣東、福建的人，他們就到海外發展了。他們到了美國後，成了中國種族的美國人，他們仍會幫助中國的，這是好事。」胡頌平因說：「我只聽人家批評到美國去留學的青年男女在外國結婚，說他們不願回來了，要變成美國人了，大事批評，從沒有聽見像先生的見識那麼遠大的。」先生說：「我是根據歷史的演進說的。這是歷史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三五／油印本第二十六冊頁八四四～八四七】

胡頌平問：「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譜長編。裏面有他給先生的信，是談『中國圖書大辭典』的事，不曉得後來有沒有編成？」先生說：「他給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長的談詞的信，你沒有看見嗎？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給他的家屬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國圖書大辭典』，後來好像沒有編成？」

胡頌平又問：「任公先生只有五十七歲。看他五十多歲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經很老的樣子？」先生說：「那時他很怕，他想計劃出逃。他的門生故舊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國維的死，是看了任公的驚惶才自殺的。王國維以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沒有這麼多的門生故舊，逃那裏去呢，所以自殺了。任公先生就因心裏害怕的關係，又因身體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先生談起［淮南王書］的短序，說：「我想今天把它寫好。」胡頌平說：「太好了！商務催過好多次，我都不敢對先生說。我每次都對趙叔誠說，先生答允寫的序，一定會寫的，請你不要催他。趙叔誠因為書已印好了，只等著這篇序，又不能裝訂，攤著，很佔地方的。現在先生可以寫好給他影印，我才敢說。」先生說：「那真對不起他們。」

「這本小書是我十九年在上海寫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的第五章。長編的意思就是放開手去整理原料，放開手去試寫專題研究，不受字數的限制，不問篇幅的短長。長編是寫通史的準備工作；就是說，通史必須建築在許多『專題研究』的基礎之上。」

在這篇短序裏，先生談起他自己寫字的歷史。「從民國六年起到十九年為止，那十幾年寫的毛筆字的文稿，給了我最好的一種訓練。就是自己時時刻刻警告自己，寫字不可潦草，不可苟且！寫講義必須個個字清楚，免得『講義課』錯認錯鈔；寫雜誌文章必須字字清楚，免得排字工人認不得，免得排錯。這一章［淮南王書］的手稿兩萬四千字，當然不是書家的字，只是實行我自己的戒律，『不潦草，不苟且，個個字清楚，排字工人不會排錯』的一個樣子。」

「我把我的不會寫字及嚴格訓練自己不寫草字寫在這篇短序內，是要暗示現在一般年輕的人：字寫得規矩與否，就可以看出這個人的是否負責任。你寫的草字叫人家認不得，你就對你的朋友不負責任了。」

「陶孟和會寫草字的。丁在君和我都不會寫草字；但在君寫的很潦草，又很快。他對我說：『我三分鐘內可以回朋友一信，你要三點鐘才能回信；所以我案無留牘，而你就不能回朋友的信了。』我總覺得寫字叫人認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先生又說：「我的寫字從來沒有寫出過，今寫進去，是想給年輕的人一個暗示。」（參閱［淮南王書］影印本的殘序，商務版）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四○／油印本第二十六冊頁八六三～八六六】

先生談起記憶，說：「我現在老了，記憶力差了。我以前在中國公學當校長的時候，人在上海，書在北平，由一位在鐵路局工作的族弟代我管理的。我要什麼書，寫信告訴他這部書放在書房右首第三個書架第四格裏，是藍封面的，叫什麼書名。我的族弟就照我信上說的話，立刻拿到寄來給我。我看了的書，還是左邊的一頁上，還是右邊的一頁上，我可以記得。這個叫做『視覺的心』。」

胡頌平問：「記性好的人，是不是都是天分高的？」先生說：「不。記性好的並不是天分高，只可以說，記性好可以幫助天分高的人。記性好，知道什麼材料在什麼書裏，容易幫助你去找材料。做學問不能全靠記性的；光憑記性，通人會把記得改成通順的句子，或者多幾個字，或少幾個字，或者變更了幾個字，但都通順可誦。這是通人記性的靠不住。引用別人的句子，一定要查過原書才可靠。」

先生因此談起羅光著的［利瑪竇傳］，立刻到書房的書架上取了［利瑪竇傳］，翻開這書第十四章「南昌交遊」，指著「利瑪竇誦讀詩章，一遍之後，即可順背或倒背」的故事給胡頌平看，說：「記憶是可以訓練的。利瑪竇的［記法］這部書，我沒有看見過。記憶，就是用心去記住。隨看隨忘，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胡頌平又問：「先生也是過目成誦嗎？」先生說：「不，我只有『視覺的腦筋（就是視覺的心）』，不能成誦的。利瑪竇能倒誦，真是了不得！」先生又說：「像元任，有時也能倒背詩章。我是不懂語音學的，不曉得他們是背得好玩，還是有什麼意義？」

先生休息了。胡頌平翻看［利瑪竇傳］，其中有錯誤的地方，先生都替他校正了。如一九五頁上說的四大和尚達觀、憨山、祩宏（蓮池大師，姓沈）、三懷，先生也把它改正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七四／油印本第二十七冊頁九三四～九三六】

今天先生因發現一件錄稿上有一個錯字，談起朱子［小學］上教人做官的方法是勤謹和緩四個字：

勤，就是不偷懶，就是傅孟真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樣的找材料，叫做「勤」。

謹，就是不苟且，要非常的謹慎、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客觀，叫做「謹」。

和，就是不生氣、要虛心、要平實。

緩，就是不要忙，要從從容容的校對，寧可遲幾天辦好，不要匆忙有錯。

先生說：「這勤謹和緩四個字本來是前輩教人做官的方法，我把它拿來作為治學的方法。這本［小學］，我從少時都會背得出來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八三○／油印本第二十七冊頁一○七二～一○七四】

十二月十日（星期日）早上胡頌平到醫院時，先生就說：「今天是禮拜天，你該休息，不應該來的。」接著問：「你看了［徵信新聞］嗎？」今天的［徵信新聞］上有一篇「胡適之會退休嗎？」短文，先是引了先生二十五歲生日填的調寄「沁園春」那首詞，也引了二十七年做的「做了過河卒子」那首六言詩（此文誤作三十七年）。全文的結論是：

……作為今天的胡適，他當前的道路是艱辛的。因為國內外所希望於他的，無疑不僅只是「發展科學教育」或完成［中國哲學史］這些，而且在更廣大的領域裏建立起一種「新」的精神。不審養病中的胡博士以此說為然否？

先生說：「我用『沁園春』詞調填的那首詞，這裏就排錯了幾個字。再過了若干年，怕人家連詞調都不懂了。這裏下面一段引的六言詩，也有好幾個錯字。那是一九三八年做的。那時中日戰爭發生一年多，我和陳光甫兩人在美國華盛頓替國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款）。我有一張照片，光甫說，你在照片上寫幾個字紀念吧！我就寫了這四句詩。一直到了一九四七在南京選舉總統那年，陳孝威要我寫字，我因為這首詩只有廿四個字，就寫了給他。這是完全對抗戰發生而寫的。陳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發表了。當時共產黨把這首作為過河卒子『胡適賣身給蔣介石』的話，大大的攻擊我。這首詩變成我最出名的詩了。現在［徵信新聞］又把它作為一九三［四？］八年在北平出來後做的詩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八四二三∣八四三／油印本第二十七冊頁一一一一～一一一三】

先生看見胡頌平在翻看［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影印本，因而談起「毛邊紙」和「扁字體」。說：「毛邊紙乃是常熟毛晉汲古閣刻書用的紙。他們先向造紙的地方定下來，這種紙邊上蓋有一個『毛』字的印，所以叫作『毛邊紙』。毛氏是晚明時代開始刻書的。在此以前，如明初、元、宋朝，都是請工書的高手先寫成一板再刻的。這樣一來，成本高，費時久；到了嘉靖年間，已有扁體字了。把每個字都寫成了扁體，差不多等於活字板，不需高手了。到了萬曆年間，汲古閣刻板時，一律採用扁體字，以後便普遍起來，風行全國了。這種扁字，現在叫作『宋體字』。在他們以前，紙張中帶有棉的成分，可以保持多年；但毛氏用的紙，除極少數名貴的書還用帶有棉的成分的紙張之外，普通都用毛邊紙；沒有棉的成分，不能保持很久的。他們都早幾年在泰和產紙的地方定下來，控制紙的生產，所以毛氏汲古閣出來的書很便宜，差不多全國都買他的書。如果不是以後的兵亂，汲古閣的發達是無問題的。他們的刻板都放在祠堂裏，兵變之後都燬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七冊頁二七九二／油印本第十九冊頁三○四～三○五】

今晚七時，有胡漢文的宴會，胡頌平搭先生的車子回台北。在車上，先生談起［師門五年記］，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頌平說：「姚從吾先生前幾天對我說，他也想跟先生再作幾年助教呢！」胡頌平忽然想起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兩句話來，因說孔子只有七十三歲，如果他能活到八十歲，可能會有一個另外的境界？先生問「耳順」怎麼解？頌平說：「不是『耳聞其言，而知微旨』嗎？」先生說：「從來經師對於耳順的解釋都不十分確切的。我想...

／余英時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距今已三十又一年。現在聯經出版公司決定增刊一部［補編］，將［年譜］付印前從原稿中刪除的一切文字彙集起來，印成專冊，附於［年譜］之後。在胡適研究領域相當活躍的今天，這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大事。

三十一年前我曾有幸為［年譜］寫了一篇長序；以此因緣，現在聯經的老朋友們盼望我再為［補編］寫幾句話，以當介紹。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但卻下筆躊躇，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根據最近所見新資料，將［年譜］何以發生大量刪改之事略作說明，也許可以加添讀者對於［補編］的史學價值的認識。

胡頌平先生在［年譜］「後記」中說：

適之先生是五十一年（按：一九六二）二月廿四傍晚……去世的。十月十五日安葬之後的第二天，繼任院長王雪艇（世杰）先生在院務會議上組織一個「胡故院長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他透過遺著編輯會同人的意見，推定由我負責胡先生的年譜。我怕這個任務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不敢擔承，拖了兩年。……可是雪艇先生……堅持非我不可。他更繼續不斷的督促，我終於接受這個任務。（［年譜］第十冊，頁三九三○）

頌平先生述［年譜］的緣起和撰寫過程，大致如此。最近校訂本［王世杰日記］已排印問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上下兩冊，二○一二年），為我們提供了較詳的背景知識。［日記］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條：

召開第一次「胡適遺著整理會」，預定于三年內完成整理工作，將不自撰傳記，但將編製年譜。（下冊，頁九六五）

所記比頌平先生的追憶還要早兩個月。至於「後記」中「繼續不斷的督促」之說，則有［日記］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條予以證實：

余近日力促胡頌平君早日完成胡適年譜初稿，此一工作亦余甚為關念之事。（下冊，頁一一七五）

統觀［日記］中有關［年譜］的各種記述，可知雪艇先生最初是以院長的身分，將它當作研究院的一項編纂計畫正式提出的。但也許是出於對胡適的特別敬愛，他最後對它發展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個人承諾（“personal commitment”，相當於他所謂「關念之事」）。因此雖在辭去院長職位之後，他仍然當仁不讓，將［年譜］之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是一九七○年五月退休的，但次年九月二十五的日記說：

胡適之年譜，余已（按：「已」似衍文）民國五十一年胡先生死後，到研究院時，即主張覓人撰著，以編纂委員會及余本人助之。編纂會未盡其責任，余只能隨時與胡頌平君商量，並儘可能助其覓取材料，實則係胡君一手撰成。初稿計油印厚冊廿八本，于今年八月始完成，雖尚需審校，然既有此初稿，工作總算大體完畢，余甚以為慰。至如何校審以及出版等事，余仍擬盡力為之規劃。（下冊，頁一三八○）

又十月一日條記：

晨與胡頌平君商量校閱［胡適年譜］初稿事，擬請錢思亮、陳雪屏、毛子水、楊亮功、楊聯陞分別部門校閱。余亦擬參預。（頁一三八一）

這是年譜初稿大體完成後雪艇先生對於整個計畫的回顧和前瞻。很顯然的，他毫不遲疑地以計畫主持人自居，逕自擬定校閱人名單，而且將現任院長也包括在名單之內。這當然不能以「戀棧」之類觀念解之，因為其中祇有義務而無一絲一毫「權」或「利」可言。事實上雪艇先生是澈頭澈尾為他個人的「承諾」或「關念」所驅使，所以［年譜］從撰寫、校閱到出版，他都是一股最重要的原動力。

但年譜初稿進入校閱階段之後，刪和改便必然隨著提上了議程。［日記］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條：

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已告完成。余告以宜稍刪若干無關要旨之紀錄，並約數人分任校閱。校閱畢可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由中研院請求准許出版。（同上，頁一三九九）

可見雪艇先生初讀全稿之後，首先便向編者提出了「刪」的要求。更重要的，這則日記明說［胡適年譜］必須得到政府和中央黨部的准許，然後才有出版的可能。這就更和「刪」緊密地連繫了起來，而且決不限於「無關要旨的紀錄」了。在這條日記的四個月之前，即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他記下了下面這一觀察：

［胡適年譜］係余八、九年來商由胡君頌平編纂，搜集其生平所發表之言論文字甚詳，至本月其全部初稿已脫稿（約二百餘萬言），余尚不知如何進行出版。適之言論有攻擊政府及國民黨者，但無攻擊蔣先生者，惟在政策上對蔣先生所採取態度，亦時有批評（例如對總統任期問題）。（同上，頁一三六三）

把這條記事和政府及中央黨部「准許出版」的問題結合起來看，我們便不能不承認：無論對於編者或校閱人而言，「刪」都構成了最難克服的挑戰。必須說明，我並不把「刪」和政治完全混為一談，但是我相信政治敏感是年譜遲遲不能定稿的一個重大原因。

初稿脫稿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之間，已見上引日記；但四、五年之後，出版依然遙遙無期。雪艇先生對此事焦灼萬狀。［日記］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條：

今日與陳雪屏商酌將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儘早出版。（同上，頁一六三四）

五天以後（三月二十六日）［日記］載：

午後陳雪屏來商胡適之年譜稿出版事。（同上，頁一六三五）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日記］：

昨晤陳雪屏，堅促其設法將胡頌平所撰［胡適之年譜］儘今年內付印。（同上，頁一七二一）

同年十二月六日［日記］：

午後赴錢思亮院長家，共商胡適出版事。陳雪屏、胡頌平、毛子水、楊亮功俱到。余力主僅［儘］一年時間整理胡頌平稿完竣付印（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所需整理費用，擬向王雲五處商請由商務墊付。（同上，頁一七三七）

前三條都是和先岳陳雪翁商酌［年譜］出版事，其急迫之情盡顯無遺；他似已將出版的主要責任託付於雪翁。

最後一條所記是關於［年譜］出版的一次正式集會，包括［年譜］編者和前面提到的四位（在台灣的）校閱人；其中陳、毛、楊三公則同為適之先生的北大門人。雪艇先生顯然是要通過這次正式會議，以確定［年譜］的出版期限；他「力主僅一年時間」也充分反映出一副迫不及待的心態。［年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也出於他的提議，大概是因為王雲五與適之先生有師生關係之故。但此事後來未能實現，其故已不可知。

事實證明，這一正式決議依然落了空。一年多以後，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昨日與陳雪屏商定辦法，由胡頌平負責整理［胡適年譜］，儘本年夏季完稿交印。（同上，頁一八一五）

老調子又重談了一次；不用說，失望也再添了一回。讀之令人沮喪。這是［日記］中關於胡適年譜的最後一條記述。［日記］止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年譜］出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雪艇先生則卒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因此他至死都沒有聽到［年譜］初稿整理完竣的消息，更不用說付印了。

從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八，雪艇先生督促［年譜］出版，一年比一年急迫，［年譜］的編者和校閱人對此必有深切的感受。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他們始終不能交卷，決不是由於不夠努力，而是因為阻力太大。據我的判斷，「刪」和「改」必是阻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刪改［年譜］並不難，難在怎樣才能「刪」、「改」到政府和黨部都能夠接受而仍然不致歪曲譜主的歷史真實。我相信，編者和校閱人為此必曾費盡心血，［補編］的出現也許可以使我們窺見他們的苦心孤詣。

但［補編］的史學價值遠不止此。［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一部最豐富、最集中、最可信、又最有系統的史料匯編。出版以來，它早已成為胡適研究的基石。據我瀏覽所及，許多關於胡適生平和思想的論述，包括若干年譜和傳記等，都是踏在［年譜長編］的基址上建立起來的。［年譜長編］雖長達三百萬字以上，但由於敘事條理井然，讀之引人入勝，欲罷不能。我所知道的一個最動人的例子是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一九一○—一九八五）。［年譜長編］是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的，夏先生在當年九月尾便得到了這部巨著，從九月二十七日開始，一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閱畢全書。我們知道，夏先生當時是一位大忙人，但是他忙裏偷閒，斷斷續續，卻一字不遺地讀了下去。［年譜長編］不但喚醒了他的記憶，而且還觸動了他的感情。［夏鼐日記］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條說：

閱［胡適年譜長編］第五冊，一九四七年前後，胡適來南京，都住在史語所，我第一次與之有所接觸，他的日記中可能會有提到我的地方。這時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語所所長。讀［年譜］，頗有陳寅恪的詩所謂「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正（按：「正」是「已」之誤）滄桑」之感。（［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卷九，頁四○一）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條云：

上午在家，閱［胡適年譜長編］第十冊，全書十冊，三九三○頁，共三百多萬字。這書的後半，也是我所經歷的歷史。（同上，頁四○六）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年譜長編］不僅是史料匯編，它同時也是一部成功的編年史。

現在這部編年史因［補編］的印行而恢復了它的全貌，我們怎能不歡欣鼓舞呢？是為序。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距今已三十又一年。現在聯經出版公司決定增刊一部［補編］，將［年譜］付印前從原稿中刪除的一切文字彙集起來，印成專冊，附於［年譜］之後。在胡適研究領域相當活躍的今天，這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大事。

三十一年前我曾有幸為［年譜］寫了一篇長序；以此因緣，現在聯經的老朋友們盼望我再為［補編］寫幾句話，以當介紹。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但卻下筆躊躇，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根據最近所見新資料，將［年譜］何以發生大量刪改之事略作說明，也許可以加添讀者對於［補編］的史...

序／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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