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三章　尾　聲

一

各種傳記都隨著主角的死亡而劃上句點，自傳則不會有這樣的結局。但無論如何，這本自傳的有利之處為，它結束於世界史上一個無可否認的戲劇性段落，那就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遭受攻擊。或許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人，直接經歷了一個料想不到的事件。而我是在倫敦一家醫院的電視螢光幕上，看見了此事發生的經過。對一個老邁而抱持懷疑論、出生於俄國革命那一年的歷史學者而言，該事件結合了二十世紀一切的壞東西：大屠殺、高級但不可靠的科技，而且真實世界模仿了好萊塢的壯觀場景，宣布再度進行一場介於上帝和魔鬼之間的全球殊死戰。輿論界橫飛的口沫淹沒了西方世界，一些御用文人則費心尋覓不該使用的字眼，而且不幸找到了它們。

值此美國主導媒體與政治的年代，美國主導權在全球各地所造成的觀感與異議產生了放大作用，使得美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突然出現鴻溝，各自以不同方式來解讀那個可怕的日子。世界的其他地方只看見了一場特別戲劇性的恐怖攻擊行動，而它造成慘重傷亡，並使得美國暫時公開受到羞辱。除此之外，整體形勢與冷戰結束以來的情況並無差別，絕不至於令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陷入緊張。華盛頓當局卻聲稱九一一事件已經改變一切，同時還採取果真改變了一切的措施，宣佈自己將獨力捍衛世界秩序，並裁定誰是世界秩序的危害者。任何拒絕接受此種立場的人，就是潛在的敵人或真正的敵人。這倒不出人意外，因為自一九八○年代末葉以降，美利堅全球軍事帝國的戰略思維已為此做出準備，而當初制定這套戰略的人，現在即為其執行者。然而九一一事件已經證明出來，我們都生活在只有一個超級強權的世界，而且該強權於蘇聯解體後終於做出決定，在可預期時間內不讓自己的力量受到任何約束，並準備無限制施展自己的力量─雖然除了展現唯我獨尊的地位之外，使用此力量的目的並不十分清楚。二十世紀已告結束，二十一世紀於昏暗渾沌之中揭開了序幕。

沒有任何地點比得上醫院病床，更適合讓遭到拘禁的受苦受難者進行思索，回味一些宛如從歐威爾的小說中狂瀉而出的語句和影像。它們就在這個年代裡，泛濫於印刷品和螢光幕之上，悉數被設計用來進行欺騙、隱瞞和蒙混，而且受騙者也包括了製作那些文字和畫面的人。其所涵蓋的範圍，從簡單的謊言一直延伸到強有力的遁詞，而那些東西就被外交大員、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其實今天我們每個人也不例外），拿來規避我們無意或不敢誠實回答的各種公共問題。其所涵蓋的範圍更從公然撒謊─例如偽稱伊拉克擁有威脅世界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因此必須打倒海珊（但他無可否認也是咎由自取）一直延伸到更方便拿來合理化美國官方政策的各種藉口，因為美國從前也曾經趕走了史達林主義。我們只需要聽聽華盛頓的決策者與戰略家們私下或公開的意見，即可明白他們今天都在談論純粹的權力政治，並厚顏無恥地將建立美利堅全球帝國的工作，呈現為一個文明國家的自衛反應：若不摧毀國際恐怖主義的話，那個文明將慘遭難以形容的野蠻暴行蹂躪。反正理所當然的是，在安隆公司與美國政府彼此界線模糊不清的那個世界，自欺欺人（最起碼是在說謊的那一刻）可以讓那些謊話聽起來更加令人信服。

當我躺在病床上，身邊圍繞著各種聲音和紙張的時候，我所得出的結論是：二○○二年時的世界比從前更需要歷史學家，尤其是具有懷疑精神的歷史學家。或許閱讀該行業一名老邁成員畢生的報導，能夠幫助年輕人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晦暗前景之際，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外，擁有較透徹的眼光，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有能力避開當下的狂熱激情與政治兜售伎倆。

年齡可對此產生助益。我由於年紀的緣故，成為統計學上的珍稀。據估計一九九八年，全球年屆八十以上者共有六千六百萬人，大約只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一。單單憑靠倚老賣老的優勢，別人只能在書本上讀到的歷史，卻是這個少數族群人生記憶的一部分。對於即將接受高等教育─亦即誕生於一九八○年代初期或中期─的潛在讀者而言，絕大部分的二十世紀都屬於遙遠的過去，沒有多少東西留存在真實的知覺當中，例外情況是出現於電影或錄影帶裡面的歷史古裝劇，再加上一些出於不同理由，已經成為集體神話的二十世紀零碎印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各種事件在英國所產生的意義。但那些事情多半與生活無關，反而只是應付學校考試該準備的東西。像我依然鮮明地記得希特勒在柏林上台掌權的那個寒冷冬日，但它在二十歲年輕人的眼中卻遙不可及。我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結婚，可是那個危機對他們的人生卻不具實質意義，就連對他們的父母也往往如此，因為四十歲以下的人當時尚未誕生。但對我這種年紀的人而言，那些都屬於依時間順序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決定了我們在大環境下的私人生活。那些事情對他們的意義卻不一樣：在最佳情況下，是值得進行學術研究的課題；在最壞情況下，只是一些發生於「我的年代之前」、讓人不痛不癢的零星事件。

與我同輩分的歷史學家就是嚮導，可帶人前往一個重要的昔日領域、一個人們行事風格迥異的國度，因為我們曾經生活在那裡。或許我們對自己平生歷史的認識，反而比不上一些專門論述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歷史學家，因為他們可以運用當時我們─實際上是任何人─都接觸不到的文獻。即便年歲還沒有將記憶力腐蝕殆盡，我們或許也無法完全依賴記憶。更何況若無書面資料佐證的話，記憶中的事物恐怕會錯誤百出。但是話要說回來，我們曾經置身現場、曉得實際的感覺如何，這種臨場感使得我們具有天然免疫力，避免出現不在現場者的時空錯亂現象。

活過二十世紀的八十多個年頭讓人自然而然地上了一課，明白了政權、帝國及各種體制的變幻無常。我目睹了歐洲各個殖民帝國的徹底消失，尤其是身為其中佼佼者的大英帝國─其疆域之廣、威勢之隆，都在我的童年時期臻於巔峰，而且當時大英帝國曾率先引進空中轟炸這種新戰略，藉此在諸如庫德斯坦和阿富汗等地維持秩序。我目睹了一些世界強權如何裂解成林立的小國，還看見一個有意延續千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國，以及一個打算永遠存在下去的革命勢力如何走上末路。我大概沒辦法經歷到「美國世紀」的終結了，但我可以篤篤定定地跟人打賭，本書的某些讀者將會親眼看見此事發生。

我們這些老年人已經見識過各種時尚風潮的大起大落。自從蘇聯解體以來，新形成的政治基本教義和流行觀點就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乃唯一選項，「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則與那個社會密不可分，而且它幾乎已在世界各地成為標準的政府形式。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也是不少人曾經相信過的事情，即便情況還不像今日這般普遍。然而在二十世紀大多數的時候，那些講法都顯得不大可信，因為資本主義曾看似氣數將盡。今天看起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九三○至六○年之間曾有許多頭腦清楚的觀察家宣稱，於歷次五年計劃主導下的蘇聯「國家指令式經濟體制」，已呈現出一個可在全球替代西方「自由企業」的模式─雖然就連最同情蘇聯的外國訪客，也不難看出當地的模式是多麼的原始和缺乏效率。當初真正相信「資本主義」那個字眼的人，就跟今天真正相信「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人一樣稀少。頭腦清楚的觀察家們還曾經認為，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可望超越資本主義。現在我再度發現一個不信任資本主義的世代，這並不令人驚訝；然而這個世代的人，再也不相信我們打算拿來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了。

對年齡與我相仿的人來說，生活於二十世紀意謂參加過無與倫比的課程，領教了真正的歷史衝擊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全球的生活狀況出現了既快速又徹底的改變，其劇烈之程度更甚於人類歷史上任何可相提並論的時期。人類發射了一艘前所未有的太空船，還得面對當今世界在社會與文化上的劇變。北半球少數幾個國家裡與我同樣年邁的人士，就是在發射這艘太空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們也是親身經歷過這個歷史時刻的第一代人，眼睜睜看著原本將人們維繫於家庭、社區與社會之中的規矩和習俗如何停止運作。如果你想知道這種轉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有我們能夠告訴你。如果你想走回頭路，我們也可以告訴你「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二

年歲促成了這種歷史透視法，但我希望自己的生平能夠幫助我施展另外一種透視法：冷眼旁觀。冷戰時期的歷史撰述─更遑論那些推銷「全球反恐戰爭」的江湖郎中─與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時期歷史撰述之間的最大差別，就是我們再也不必選擇站在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那一邊（貝爾法斯特除外），甚至無需那麼認真看待他們的理念。而歷史正需要冷眼旁觀，不但必須與我們自己的「宗教戰爭」所帶來的激情、非理性、意識型態與畏懼保持距離，同時還需要擺脫更加危險的「認同感」之誘惑。歷史研究需要機動性和探勘廣大疆域的能力，也就是說，必須具備活動於自己根據地之外的能力。基於這個理由，我們不可像植物一般無法離開自己的本土與棲息地，因為沒有任何單一的棲息地或小環境足以讓我們竭盡所能地發揮。我們的理想不在於要當雄偉的橡樹或紅杉，而是要成為以北極與熱帶為家、飛越半個地球的候鳥。時空錯亂與本土作風就是歷史研究的兩大死罪，由於對外地的情況同樣無知，縱使閱讀的書籍再多、想像的能力再豐富，也很難克服管窺之見。過去的時代始終屬於另外一個國度，只有旅行者能夠跨越其邊界。但除非是過著游牧生活方式的人們，否則「旅行者」的定義就是：離開了自己社區的人。

幸運的是，正如同跟著我來到這裡的讀者們所熟悉的，我這一輩子都隸屬於一些非典型的少數群體。而我打從一開始便享有的巨大優勢，源自於古老哈布斯堡帝國的背景。在各個崩潰於二十世紀的多語言多民族的大帝國當中，明眼人早已預料到法朗茲．約瑟夫皇帝的國度終將衰頹，並不斷對此進行觀察，於是為我們留下了最豐富的文獻與史料記述。奧地利才智之士有充裕時間來探討自己帝國的滅亡與解體，其它的帝國卻崩潰得十分突兀（至少以歷史的時鐘觀之正是如此），甚至連像蘇聯那般顯然已病入膏肓的帝國也不例外。或許奧地利人體認了自己帝國的多語言性、多宗教性、多文化性，比較能夠從多元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奧匈帝國的子民同時生活於不同的社會氛圍和不同的歷史時代之中。例如十九世紀末葉的摩拉維亞，同時是孟德爾之遺傳學、佛洛伊德之《夢的解析》，以及雅納切克之歌劇《顏如花》的場景。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的一個場合，那時我在墨西哥市參加以拉丁美洲農民運動為主題的國際圓桌會議，會中我突然注意到一個事實：評議小組的五名專家當中，有四人出生於維也納……

除此之外，我還從EM．佛斯特對一位以英語寫作的希臘詩人─和我一樣也出生於亞歷山大港的卡瓦菲─所做的評語中看見了我自己。福斯持認為卡瓦菲「站在稍微偏斜的角度來面對宇宙」。不論對歷史學家或攝影大師來說，那都是適合站立的好角度。

我一生中面對的情況多半就是這副模樣：出生於埃及而被烙印標籤，可是埃及與我一生的歷史並無實際關連，我就像是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我曾經依附於一些國家並覺得賓至如歸，還在其他許多國度實地看見了不少事情。然而在我待過的所有地方，甚至在我生而擁有國籍的那個國家，我雖然未必是外人，卻都並非純正的當地人─置身中歐人之間的英國人、英國來自歐洲大陸的移民、不管到哪裡都是猶太人（而且在以色列特別如此）、專家世界之中的反專家、一個通曉多種語言的世界人、一個將政治撰述與學術著作奉獻給非知識分子的學術人。尤有甚者，我一輩子大多數時候都是共產黨員當中的異數，而共產黨員在我曉得的那些國家又一向是政治上的少數。這一切都讓我的私人生活變得複雜，卻是歷史學家這個行業的寶貴資產。

這一切讓人輕而易舉就可以抗拒巴斯卡所指稱的「心中無法用理智來領悟的理由」，亦即在情感上認同某個明顯的團體或自己中意的團體。認同感是為了排斥其他人而發，意味著黨同伐異。那將會導致災禍。正因為如此，僅僅為了特定團體的圈內人而撰寫的歷史（「身分歷史」）─只為黑人寫出的黑人歷史、為同性戀者寫出的同志歷史、為婦女寫出的女性主義歷史，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種族歷史或民族主義史─都無法成為良好的歷史撰述。即便那不僅僅是某個群體之中，一個次級意識型態團體偏頗的政治表達方式，照樣無法令人滿意。規模再大的「身分團體」也無法遺世而獨立，世界不可能僅僅為了遷就它而改變自己，過去的歷史也不可能為了它而讓自己遭到篡改。

新世紀已然開始、短暫的二十世紀仍然餘波蕩漾，以上的認知因而變得益發緊要。值此舊政權解體、舊政治形式淡出、新國家數目暴增之際，製造新的歷史來迎合那些新政權、新國家、新種族運動、新身分團體，儼然已成為全球性的工業活動。在這個刻意被設定為不斷與過去進行切割的時代，人們卻日益渴望與過去的歷史產生連貫性。媒體社會於是發明了自己的版本來投其所好，此即透過售票亭來銷售的國家歷史、「歷代傳承」，以及穿著花俏古代服裝的主題公園。就連在民主社會當中，雖然已不再有專制勢力硬性規定針對過去和現在發表何種言論，各種壓力團體卻仍共同發威，藉由頭條新_聞、負面報導、公眾的歇斯底里反應來威脅嚇阻，強迫別人逃避現實、三緘其口，以及公開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性」。即便時至今日（二○○二年），君特．格拉斯那位一貫反納粹、深具道德勇氣的德國作家仍然造成了很大的震驚。因為他選擇以第二次大戰末期一艘沈船的悲劇做為小說題材，而那艘船上載滿了德國難民，正準備逃避向前挺進的蘇聯紅軍。

三

一位歷史學家的人生考驗在於：當他或她面臨一些對自身和世界具有強烈情感意義的事件時，是否能夠表現得宛如報導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一般，坦然針對那些事件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尤其是「假若……將會如何」之類的問題─尤其是他們並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那些問題無關「真實的」歷史，所探討對象未必是我們所喜歡的東西，而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什麼事情原本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卻並未成真。那些問題影響至今而非僅僅侷限於過去，因此對生活於新世紀之初的老老少少都相當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未能避免，所以有關一戰是否可避免的問題純屬假設。我們若表示那場戰爭的慘重傷亡令人無法忍受（這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或者認為假若德皇戰勝的話，受到德國影響的歐洲可能優於《凡爾賽和約》後的世界（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現得「宛如報導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然而，要是有人問起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縱使只是理論上的問題，我也一定無法通過歷史學家的人生考驗。

我能夠勉強自己設想一種論點：假若佛朗哥的政變在一九三六年即獲得成功，西班牙應可躲掉內戰而改善處境。我也準備很懊惱地讓步承認：列寧的共產國際並非那麼好的構想。同時我更可毫不遲疑地承認（因為我從來就不是錫安主義者）：特奧多爾．赫茨爾的猶太民族國家方案同樣不理想，假若他繼續留在《新自由日報》擔任明星專欄作家的話，反而可以做出更佳表現。可是萬一有人要求我接受一個替代性選擇：不值得為了擊敗國家社會主義而犧牲五千萬人、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數之不盡的恐怖事件，那麼我無論如何都無法苟同。至於美利堅世界帝國的前景，長久下去是不看好的。當我思及於此並回顧往日大英帝國的紀錄時，心中的恐懼多於熱烈期待─大英帝國因為本土疆域不大，當初免於陷入妄自尊大的地步。我在這場考驗中得到的分數如何？要是分數太低的話，那麼這本書對讀者的幫助恐怕不大，因為他們已經邁入新的世紀，而且絕大多數還將迎接比我更長久的人生歲月。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第廿三章　尾　聲

一

各種傳記都隨著主角的死亡而劃上句點，自傳則不會有這樣的結局。但無論如何，這本自傳的有利之處為，它結束於世界史上一個無可否認的戲劇性段落，那就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遭受攻擊。或許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人，直接經歷了一個料想不到的事件。而我是在倫敦一家醫院的電視螢光幕上，看見了此事發生的經過。對一個老邁而抱持懷疑論、出生於俄國革命那一年的歷史學者而言，該事件結合了二十世紀一切的壞東西：大屠殺、高級但不可靠的科技，而且真實世界模仿了好萊塢的壯觀場景，宣布...

序文
第一章　前奏
第二章　維也納的童年時光
第三章　艱困時期
第四章　柏林：威瑪共和滅亡
第五章　柏林：褐色與紅色
第六章　在英倫島
第七章　劍橋
第八章　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
第九章　身為共產黨員
第十章　大戰
第十一章　冷戰
第十二章　史達林與後史達林時代
第十三章　分水嶺
第十四章　克尼赫特山下
第十五章　一九六○年代
第十六章　政治觀察者
第十七章　與歷史學家為伍
第十八章　在地球村
第十九章　馬賽曲
第二十章　從佛朗哥到貝魯斯科尼
第廿一章　第三世界
第廿二章　從羅斯福到布希
第廿三章　尾聲
譯者的讀書筆記
譯序　趣味橫生的翻譯時光
譯注

序文
第一章　前奏
第二章　維也納的童年時光
第三章　艱困時期
第四章　柏林：威瑪共和滅亡
第五章　柏林：褐色與紅色
第六章　在英倫島
第七章　劍橋
第八章　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
第九章　身為共產黨員
第十章　大戰
第十一章　冷戰
第十二章　史達林與後史達林時代
第十三章　分水嶺
第十四章　克尼赫特山下
第十五章　一九六○年代
第十六章　政治觀察者
第十七章　與歷史學家為伍
第十八章　在地球村
第十九章　馬賽曲
第二十章　從佛朗哥到貝魯斯科尼
第廿一章　第三世界
第廿二章　從羅斯福到布希
第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