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兩位教授所撰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首次揭露「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中龐大豐富的中國共產黨機密文件，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卷宗文件、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帳冊及財務收據、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指令、列寧、史達林、托洛茨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文件、中共及國民黨派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還有許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明等中共高階黨員的相關資料。
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 in the Humanities）教授。潘佐夫生於莫斯科，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研究中心（Moscow Stat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獲俄羅斯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頒授博士學位。出版多項著作，包括《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1919-1927》（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美國蒙大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ana）莫林‧曼斯菲爾德及邁克‧曼斯菲爾德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博士。梁思文專攻現代中國政治及外交政策、美國—東亞關係，曾出版多本著作，其中包括與韓德（Micheal H.Hunt）合著的《弧形帝國：美國在亞洲的戰爭，從菲律賓到越南》（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
史達林打算在已經進行過的齊諾維也夫和卡門涅夫案（Zinoviev and Kamenev）、拉狄克和皮亞塔可夫案（Radek and 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萊可夫案（Bukharin and Rykov）這三大案之外，再於一九三八年春末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公審。這一次主要對象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約瑟夫‧派特尼斯基。其他目標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官員貝拉‧孔（Bela Kun）和威廉‧柯諾寧（Wilhelm Knorin），至於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決定逮捕大批共產國際官員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點鐘，季米特洛夫被請到人民委員葉佐夫辦公室；葉佐夫告訴他說：「共產國際裡潛伏了重要間諜。」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開始動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國人大部分沒被抓。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如此，但是若非史達林放棄他的計劃，很有可能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遭到他的毒手。他沒有把毛澤東列在「黑名單」上，但是又有誰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肅名單呢？
其實，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國新聞記者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首度寫下毛澤東的生平故事以來，毛澤東已是無數西方文字寫作的傳記之主角。一年之後，史諾以這篇故事為中心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這本影響歷史深遠的書迄今仍在印行。從西方文字寫作的毛澤東傳記脈絡而言—我們寫的這本傳記很顯然不合這個脈絡—很值得說明為什麼這個游擊隊頭目轉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和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會面。
史諾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是知名的新聞記者，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極端同情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的文章散見於《紐約前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等主流媒體，享有思想獨立的聲譽，並不像在中國的其他左翼記者那樣公開誇耀他們的親共觀點。
早在一九四○年代末期、一九五○年代初期，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蘭德（Conrad Brandt）和諾斯（Robert North）等美國中國事務專家，就舉毛澤東和史達林的關係、以及他對中國的觀點為例，提出他自有一套「獨立」見解的說法。這套說法日後成為經典之論。他們寫說，史達林不信任毛澤東，認為他是「農民民族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甚且，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農村革命情勢上漲，正足以證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具有「歷史角色」的觀點，乃是錯誤的。中國的「農民革命」乃是後殖民世界全面農民革命這個戲劇化時代的序幕。蘇共和中共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分裂之後，俄國和中國學者也接受同樣的思路。
同時，毛澤東也搖身一變，從腳踏實地的革命家變成一九六○年代某位傳記作家筆下的「藍螞蟻的皇帝」（指的是中國人全都穿藍色衣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毛澤東遷入從前皇室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往後幾年，除了親近同事和隨從人員，別人愈來愈不容易接觸到他。每次公開露面，事先必經仔細規劃；接受訪問和公開講話也愈來愈深奧難解。毛澤東在世時出版的西方語文傳記，包括著名的中國事務學者施蘭姆（Stuart R. Schram）一九六七年推出的最佳巨作在內，大體上依據的都是中國共產黨已發表的文件；毛澤東發表的文章、講詞和聲明；和毛澤東晤談過的外國訪客之印象；少數政治上的熟人和敵人的回憶錄；以及各種零散的資料。毛澤東具有獨立性、能夠有創意地把馬克思主義調適進中國的環境，一直都是中心論述。
乍看之下，這個論述頗有根據。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從來沒去過莫斯科，史達林也完全不認識他。同時，稱毛澤東是「反列寧主義」、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這項滔天大罪的負面報導，不時從中共黨內外消息管道傳到莫斯科。因此，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說史達林認為毛澤東是「住窯洞的馬克思主義者」，顯然也合乎邏輯。一九五○年代末期，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譴責史達林主義之後，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回憶說，他意識到史達林不相信他。
這一項揭露是值得徹底再評價毛澤東的許多原因之一。真相早就躺在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的秘密檔案中。直到最近，這些檔案才全部或局部公開。關於毛澤東政策、觀點和私生活有許多新揭秘，最有趣的部分包含在莫斯科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黨部檔案室有關毛澤東及其敵人、友人未出版的文件當中。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開始組織這個檔案室。打從一開始，它的主要職責就不只限於蒐集與布爾什維克黨史有關的文件，也負責蒐集與國際勞工及共產主義運動史有關的文件。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後，它所有的文件資料全部移交給中央黨部檔案室。一九五○年代，共產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的檔案也都存放到那裡。最後，一九九九年六月，前共產主義青年團檔案也併入這個蒐藏。今天，這些整合起來的檔案被稱為「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稍微介紹一下這些檔案的內容，就可以知道它們是我們寫這本毛澤東傳記努力挖掘新資料的重要來源。
有關中國共產黨人私人文件的蒐藏，特別有意思。不像其他許多檔案材料，即使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葉爾辛（B. Yeltsin）意識型態「解凍」的短暫時期，這些文件也不開放給大多數學者。它們一直鎖在檔案室的最高機密部門。即使今天民眾要借閱這些檔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本書作者之一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等極少數專家，才獲准借閱這些材料，而且因與館方人士及當今俄羅斯學者私交甚篤才能夠持續接觸到它們。這些管制材料包括三千三百二十八個卷檔，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明和其他許多中共高階黨員的相關資料。
我們這本毛澤東傳記是根據以上所有這些獨特檔案及最新出現的文件，再加上許多熟悉毛澤東的人士之訪談錄所寫成。因此，它的資料最新。近來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著作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遭學術界批評，指它不可靠、判斷歪曲。我們設法避免這些缺陷，比其他任何傳記作者更仔細地、嚴謹地採用廣泛的資料來源，審慎評估證據，提出不受政治考量影響的堅實、有力的判斷。這種冷靜的態度使我們可以呈現出這位偉大的舵手之多樣性面貌—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是政客；既為人夫、又四處留情。我們展現出毛澤東既非聖人、也非惡魔，只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的確盡全力要為國家帶來繁榮，並爭取國際尊敬。可是他犯了不少過錯，自陷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烏托邦的死巷，並且沉浸在個人崇拜之中，身邊簇擁著一堆阿諛諂媚的廷臣。
由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兩位教授所撰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首次揭露「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中龐大豐富的中國共產黨機密文件，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卷宗文件、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帳冊及財務收據、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指令、列寧、史達林、托洛茨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文件、中共及國民黨派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還有許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明等中共高階黨員的相關資料。
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 in the Humanities）教授。潘佐夫生於莫斯科，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研究中心（Moscow Stat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獲俄羅斯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頒授博士學位。出版多項著作，包括《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1919-1927》（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美國蒙大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ana）莫林‧曼斯菲爾德及邁克‧曼斯菲爾德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博士。梁思文專攻現代中國政治及外交政策、美國—東亞關係，曾出版多本著作，其中包括與韓德（Micheal H.Hunt）合著的《弧形帝國：美國在亞洲的戰爭，從菲律賓到越南》（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
史達林打算在已經進行過的齊諾維也夫和卡門涅夫案（Zinoviev and Kamenev）、拉狄克和皮亞塔可夫案（Radek and 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萊可夫案（Bukharin and Rykov）這三大案之外，再於一九三八年春末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公審。這一次主要對象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約瑟夫‧派特尼斯基。其他目標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官員貝拉‧孔（Bela Kun）和威廉‧柯諾寧（Wilhelm Knorin），至於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決定逮捕大批共產國際官員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點鐘，季米特洛夫被請到人民委員葉佐夫辦公室；葉佐夫告訴他說：「共產國際裡潛伏了重要間諜。」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開始動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國人大部分沒被抓。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如此，但是若非史達林放棄他的計劃，很有可能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遭到他的毒手。他沒有把毛澤東列在「黑名單」上，但是又有誰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肅名單呢？
其實，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國新聞記者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首度寫下毛澤東的生平故事以來，毛澤東已是無數西方文字寫作的傳記之主角。一年之後，史諾以這篇故事為中心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這本影響歷史深遠的書迄今仍在印行。從西方文字寫作的毛澤東傳記脈絡而言—我們寫的這本傳記很顯然不合這個脈絡—很值得說明為什麼這個游擊隊頭目轉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和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會面。
史諾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是知名的新聞記者，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極端同情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的文章散見於《紐約前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等主流媒體，享有思想獨立的聲譽，並不像在中國的其他左翼記者那樣公開誇耀他們的親共觀點。
早在一九四○年代末期、一九五○年代初期，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蘭德（Conrad Brandt）和諾斯（Robert North）等美國中國事務專家，就舉毛澤東和史達林的關係、以及他對中國的觀點為例，提出他自有一套「獨立」見解的說法。這套說法日後成為經典之論。他們寫說，史達林不信任毛澤東，認為他是「農民民族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甚且，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農村革命情勢上漲，正足以證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具有「歷史角色」的觀點，乃是錯誤的。中國的「農民革命」乃是後殖民世界全面農民革命這個戲劇化時代的序幕。蘇共和中共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分裂之後，俄國和中國學者也接受同樣的思路。
同時，毛澤東也搖身一變，從腳踏實地的革命家變成一九六○年代某位傳記作家筆下的「藍螞蟻的皇帝」（指的是中國人全都穿藍色衣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毛澤東遷入從前皇室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往後幾年，除了親近同事和隨從人員，別人愈來愈不容易接觸到他。每次公開露面，事先必經仔細規劃；接受訪問和公開講話也愈來愈深奧難解。毛澤東在世時出版的西方語文傳記，包括著名的中國事務學者施蘭姆（Stuart R. Schram）一九六七年推出的最佳巨作在內，大體上依據的都是中國共產黨已發表的文件；毛澤東發表的文章、講詞和聲明；和毛澤東晤談過的外國訪客之印象；少數政治上的熟人和敵人的回憶錄；以及各種零散的資料。毛澤東具有獨立性、能夠有創意地把馬克思主義調適進中國的環境，一直都是中心論述。
乍看之下，這個論述頗有根據。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從來沒去過莫斯科，史達林也完全不認識他。同時，稱毛澤東是「反列寧主義」、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這項滔天大罪的負面報導，不時從中共黨內外消息管道傳到莫斯科。因此，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說史達林認為毛澤東是「住窯洞的馬克思主義者」，顯然也合乎邏輯。一九五○年代末期，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譴責史達林主義之後，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回憶說，他意識到史達林不相信他。
這一項揭露是值得徹底再評價毛澤東的許多原因之一。真相早就躺在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的秘密檔案中。直到最近，這些檔案才全部或局部公開。關於毛澤東政策、觀點和私生活有許多新揭秘，最有趣的部分包含在莫斯科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黨部檔案室有關毛澤東及其敵人、友人未出版的文件當中。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開始組織這個檔案室。打從一開始，它的主要職責就不只限於蒐集與布爾什維克黨史有關的文件，也負責蒐集與國際勞工及共產主義運動史有關的文件。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後，它所有的文件資料全部移交給中央黨部檔案室。一九五○年代，共產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的檔案也都存放到那裡。最後，一九九九年六月，前共產主義青年團檔案也併入這個蒐藏。今天，這些整合起來的檔案被稱為「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稍微介紹一下這些檔案的內容，就可以知道它們是我們寫這本毛澤東傳記努力挖掘新資料的重要來源。
有關中國共產黨人私人文件的蒐藏，特別有意思。不像其他許多檔案材料，即使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葉爾辛（B. Yeltsin）意識型態「解凍」的短暫時期，這些文件也不開放給大多數學者。它們一直鎖在檔案室的最高機密部門。即使今天民眾要借閱這些檔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本書作者之一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等極少數專家，才獲准借閱這些材料，而且因與館方人士及當今俄羅斯學者私交甚篤才能夠持續接觸到它們。這些管制材料包括三千三百二十八個卷檔，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明和其他許多中共高階黨員的相關資料。
我們這本毛澤東傳記是根據以上所有這些獨特檔案及最新出現的文件，再加上許多熟悉毛澤東的人士之訪談錄所寫成。因此，它的資料最新。近來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著作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遭學術界批評，指它不可靠、判斷歪曲。我們設法避免這些缺陷，比其他任何傳記作者更仔細地、嚴謹地採用廣泛的資料來源，審慎評估證據，提出不受政治考量影響的堅實、有力的判斷。這種冷靜的態度使我們可以呈現出這位偉大的舵手之多樣性面貌—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是政客；既為人夫、又四處留情。我們展現出毛澤東既非聖人、也非惡魔，只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的確盡全力要為國家帶來繁榮，並爭取國際尊敬。可是他犯了不少過錯，自陷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烏托邦的死巷，並且沉浸在個人崇拜之中，身邊簇擁著一堆阿諛諂媚的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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