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推薦：★「勒卡雷的目光依舊銳利，對寫作的熱情一如往昔。他說了一個難以匹敵、無法超越的故事。」──《觀察家報》

★「勒卡雷毫無趨緩或退步的跡象。」──《旁觀者報》（Spectator）

★「我們大多相信我們常被告知的事；這很正常。而多數時候，我們這麼做是對的。但在約翰‧勒卡雷的世界不然。在那裡，正常是無可救藥的天真，因為你被告知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十之八九，是謊言。《The Mission Song》經過一絲不茍的研究，頂尖口譯員的秘訣和手段皆如實呈現。讀完，那種不舒坦的感覺將徘徊不去：或許政客、記者、公僕和商人都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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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布魯諾‧薩瓦多。朋友叫我小薩，仇人也是。別人可能不會這樣告訴你，但我確實是聯合王國和北愛爾蘭奉公守法的公民，職業是高級口譯員，翻譯斯瓦希里語和剛果東部多種較不為人知但相當普遍的語言，那裡曾被比利時統治，所以精通法語讓我如虎添翼。我是倫敦民事和刑事法院的熟面孔，也常因應需求參與探討第三世界事務的會議，我國許多名聲響亮的企業都對我讚賞有加。由於技能特殊，我也應某政府部門要求，執行機密的愛國任務；一如慣例，政府不承認有該部門存在。我從未遇上麻煩，我按時納稅，信用評等良好，擁有往來正常的銀行帳戶。這些是無論官僚如何操弄，再處心積慮也無法改變的鐵的事實。

在商業世界從事誠實勞動的六年裡，我曾將我的勞務──無論是參與措詞謹慎的電話會議，或是在歐陸中立城市舉行的低調會議──應用在石油、黃金、鑽石、礦產和其他商品價格的創造性調節；讓數百萬美元避開全球股東的窺視，轉為遠抵巴拿馬、布達佩斯和新加坡的行賄基金，更是不在話下。如果你問我有沒有促成這些交易，我覺得必須問問良心，然後你會得到這個堅決的答覆：「沒有。」你的頂尖口譯員的行規神聖不可侵犯。他不是受雇來浸淫良心不安的。他宣誓效忠他的雇主，就像官兵宣誓效忠國旗。但，為了向世界不幸的人民致意，我也為倫敦醫療院所、監獄和移民機構提供公益服務，雖然這些案子的報酬確實少得可憐。

選舉人名冊上，我的戶籍在南倫敦巴特錫威爾斯王子路諾福克大廈十七號，是令人嚮往的終身自有房地產，為我和法律上的妻子潘妮洛普──千萬不要叫她潘妮──共同持有，我的持分較少。她是上流階層出身、牛津劍橋畢業的記者，比我年長四歲，三十二歲便是一家銷售量大、動輒影響數百萬人的英國小報的明日之星。她的父親是藍籌股「城市法律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母親則是保守黨的地方要人。我們五年前因深受彼此肉體吸引而結婚，也瞭解只要她的事業許可，她就會準備懷孕，因為建立一個穩定的核心家庭，母親遵循英國固有傳統的那種家庭，是我的心願。但適合懷孕的時機始終沒有出現，部分是由於她在報社升遷快速，以及其他因素。

我們的結合並非各方面皆依循傳統。潘妮洛普是職業地位崇高的全白人薩里郡人家的長女，而布魯諾‧薩瓦多，別名小薩，則是一個愛爾蘭沼澤地出身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和一個姓名已在戰爭與時間的摧殘中永遠消失的剛果村婦的私生子。說得精確些，我出生在故稱史丹利城的基桑加尼鎮，一間加爾默羅女修道院鎖住的房門後，是發誓會守口如瓶的修女接生的，這情景在其他人聽來好不可笑，荒誕不經，像憑空捏造。但對我來說那是生物學的事實，如果你曾在十歲時置身剛果東部南基伍地區蒼翠高地的傳教所，坐在聖徒一般的父親的床邊聽他夾雜諾曼法語和厄爾斯特英語掏心掏肺地泣訴，聽赤道的雨點像象腳重重踏在綠色鐵皮屋頂，再看淚水湍急地從他因高燒而凹陷的臉頰滑落，湍急到讓你以為整個大自然已進門一起作樂，那你一定也會這樣認為。找個西方人問基伍在哪裡，他會搖頭表示不知，傻笑。找個非洲人問，他會告訴你：「天堂，」因為它就是天堂：非洲中部一片有朦朧湖泊和火山山脈、翠綠的牧場、結實甘美多汁的果林和其他類似風情的大地。

在他七十歲，即人生的最後一年，家父最擔心的是他奴役的靈魂是否多過解放。據他表示，梵蒂岡的非洲傳教團進退維谷，一邊是他們該為生命做的，一邊是該為羅馬做的，而我就是他該為生命做的，不管他那群精神上的弟兄可能有多恨我。我們以斯瓦希里語埋葬他，這是他要求的，但輪到我在他的墓旁朗讀「主是我的牧羊人」時，我擅自譯為矢語，那是父親在東剛果的所有語言中最喜愛的，說它既有氣勢又靈活。

非婚生的混血女婿不會自然融入富裕薩里郡的社交架構，此為確立已久不證自明之理，潘妮洛普的爸媽自不例外。從有利的角度來看，我一直告訴自己，隨年歲增長，我看起來會比較像曬黑的愛爾蘭人而非褐皮膚的非洲人，何況我的頭髮是直的不是捲的，如果你要同化，這大有幫助。但那騙不了潘妮洛普的媽媽和她高爾夫俱樂部那群太太，而她最可怕的惡夢莫過於她的女兒在她緊緊注視下生出一個膚色全黑的孫子，或許這正是潘妮洛普遲遲不肯試驗的原因，雖然事後回顧，我不會盡信這點，因為她嫁給我的部分動機正是要讓她媽震驚，和搶妹妹的風頭。

在這裡追憶一下摯愛先父的奮鬥歷程，應該不會顯得不搭軋。他向我透露，他來到這世界的經過，不比我來得平順。他生於一九一七年，父親是皇家厄爾斯特步兵團的下士，母親是碰巧在那時路過的十四歲諾曼第農家少女，他的童年一直被當皮球踢來踢去，一會兒住北愛爾蘭斯普林山區的小屋，一會兒又搬到法國北部的茅舍，幸好他努力向學，加上遺傳的雙語能力，終於在多尼戈爾郡荒郊野外的初級神學院掙得一席之地，自此他年輕的雙腳便不假思索地步上追尋上帝之路。

他之後被送到法國進一步精煉信仰，接受天主教神學令人心力交瘁的教育，他毫無怨言地熬過那段漫長的歲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立刻攀上離他最近的腳踏車──他以愛爾蘭人的智慧跟我保證，那是一個不敬上帝的新教徒的財產──拚命、拚命地踩，越過庇里牛斯山一路騎到里斯本。無票偷乘一艘前往昔名利奧波德城的不定期船，他把握殖民政府對流浪白人傳教士的不以為意，搭上一群孤高的化緣修士，他們奉獻一生，只為將「唯一信仰」帶給剛果東部的兩百多個部落，這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雄心壯志。那些不時指責我衝動的人，只要看看摯愛先父怎麼騎他那部異教徒的自行車就好。

這位天生的語言學家迅速學會當地皈依者的方言，而在他們的幫助下，他燒了磚，敷上自己雙腳踩過的紅泥土，在山坡挖了溝渠，還在香蕉園之間建戶外廁所。接下來換建築物登場：先是教堂，然後是鐘樓與之相似的學校，再然後是聖母瑪麗亞診所，還有供應糧食的魚池和蔬果農場；這才是他真正的職業：農夫，在一個坐擁豐富天然資源的地區，無論你說的是樹薯、木瓜、玉蜀黍、大豆、奎寧，還是基伍的野莓──那可是世界最優，無與倫比。最後才蓋傳教所，而在傳教所後方有一棟低矮的磚造旅舍，窗小而高，是給傳教團的僕人住的。

以上帝之名，他跋涉數百公里到窮鄉僻壤和採礦聚落，從未錯過為他持續成長的語言庫增添生力軍的機會，直到某天他回到傳教團，赫然發現其他傳教士逃走了，牛、羊、雞被偷了、學校和傳教所夷為平地、醫院劫掠一空，護士被綁、被強暴、甚至慘遭殺害，他自己則成為恐怖「辛巴」集團一批賤民的階下囚。辛巴是一群受到誤導的革命份子組成，殘忍嗜殺的烏合之眾，至前幾年正式滅絕之前，他們唯一的目標是格殺或重創所有他們認定的殖民代理者，不管那可能是他們自己任命，或是遵奉驍勇先祖亡靈指示而任命的人。

就一般原則而論，辛巴確實未曾傷害白人傳教士，深怕此舉會違背讓他們免除於槍林彈雨的「達瓦」。但在摯愛先父的例子，俘虜者迅速駁回歧見，主張：既然他能把他們的語言說得跟他們一樣好，他顯然是黑惡魔偽裝的。他被俘期間的堅忍，造就許多啟發人心的軼事流傳。就算被反覆鞭笞，以便暴露惡魔真正的膚色，就算被嚴刑拷打，還被迫目睹他人受虐，他仍宣讀福音，乞求上帝寬恕施暴者。一有機會，他就會走入其他囚犯之中，主持聖禮。但就連全知全能的聖教會，對於這些苦難在他身上的累積效應也始料未及。肉體的屈辱，可促成精神的勝利，我們是這樣學的。但這亦不適用摯愛先父的案例，他在獲釋幾個月內即證明這種方便理論的瑕疵，而且不限於我摯愛的先母：

兒子啊，如果你的孕育是神的旨意，他在臨終時對我吐露，用他摯愛的愛爾蘭口音，以免其他傳教士透過地板偷聽到他的話，那旨意，是在那發臭的牢房裡和鞭笞柱前發現的。想到我可能就這樣不明白女人身體的慰藉而死去，那是我唯一無法忍受的酷刑。

她生育我的報酬既不公平又殘忍。在父親極力要求下，她動身回家鄉，打算在她的親族和部落把我生下來。但那時是剛果，或是蒙博托將軍堅持要叫的薩伊的動亂時期。以「純正」之名，外國傳教士被安上用西方名字給嬰兒洗禮的罪名，驅逐出境；學校禁止教導耶穌的生平，耶誕節被宣布為正常上班日。因此，母親村裡的長輩畏怯了，唯恐撫養白人傳教士的私生子會立刻招來橫禍，於是把問題送回它來的地方。

但傳教士跟村裡長輩一樣不願接納我們，反把家母轉送一間偏遠的女修道院，她才到幾小時便臨盆。加爾默羅修女三個月的愛之深責之切，母親覺得受夠了。推想她們比她更能給我未來，便把我交給她們處置，趁深夜萬籟俱寂時爬出澡堂的屋頂，躡手躡腳回到她的親人身邊，而幾個星期後，他們遭一個偏離正道的部落屠殺殆盡，我無緣的外祖父、舅舅、表哥、遠房阿姨和同母異父的哥哥或姐姐無一倖免。

兒子，她是村裡一個酋長的女兒，父親淚流滿面地低語。是我逼他講詳細些，那或許能幫我在心裡構成她的形象，在我的晚年支持我。我躲在他屋裡避難。她煮東西給我們吃，提水給我洗。她的寬厚讓我不勝感激。那時他已迴避講壇，無意舌粲蓮花。但那段回憶卻讓這位愛爾蘭人的修辭之火死灰復燃：兒子啊，她就像以後的你那麼高！跟世間萬物一樣美！他們怎能告訴我你生於罪惡？你是在愛裡出生的，吾兒！沒有罪惡，只有恨！

聖教會給予父親的懲罰不像母親的那麼殘酷，但依然嚴峻。在馬德里市郊的耶穌會勒戒所待一年，在馬賽的貧民窟當兩年工人教士，然後回到他曾盲目愛戀的剛果。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辦到的，或許上帝也不知道，但就在他崎嶇行路的某個時候，他說服監護我的天主教孤兒院把我交還給他。此後，這個名叫小薩的混血渾蛋就跟著他，由專為他們的年紀和醜陋挑選的僕人照顧，先偽裝成已故叔父的後代，後來變成教士助手和彌撒助祭，直到我十歲生日當天那命中注定的夜，覺察到他的老死和我的成熟，他才向我剖開他非常人性的心，傾訴上述種種，事到如今，我仍認為那是一位父親可以給他意外得來的兒子最大的讚美。

對已成孤兒的小薩來說，摯愛父親過世後的那些年，過得並不平順，因為白人傳教士認為我繼續存在他們之間，是日益嚴重的侮辱，所以我斯瓦希里語的綽號叫「mtoto wa siri」，即私生子。非洲人堅信我們的靈魂來自父親，血液來自母親，這句話足以概括我的問題。假如我摯愛的先父是黑人，我也許會被視為超重行李，可以容忍。但不管辛巴怎麼想，他是徹徹底底的白人，還是愛爾蘭人，而眾所皆知，白人傳教士自己不會生小孩。私生子或許可以在傳教士的餐桌和祭壇服務，或許可以上學去，但，每當有無論哪種膚色的教會顯要到來，他都得一溜煙躲進傳教團的員工宿舍，直到威脅平息，我說這些不是要詆毀教友們的高尚，也不是責怪他們偶爾過剩的溫情。不同於我摯愛的先父，他們只找同性解決肉慾：皮勒‧安德烈可以作證，身為傳教團出色的演說家，他對我流溢的關愛令我不太自在；又如皮勒‧法蘭西瓦斯，他始終把安德烈視為上帝為他挑選的朋友，因此對安德烈為我綻放的情感火冒三丈。同一時間，在傳教團的學校，我既未享受到會向我們少數幾個白人小孩展現的敬意，也不被當地同儕當自己人。無怪乎我會自然而然受到傳教團僕人那間低矮磚造宿舍的吸引，在神父們不知情下，那裡已成為我們社區真正的活動中心，任何路過旅人的天然庇護所，以及方圓數哩內的小道消息交流站。

而我就是在那裡，默默蜷在磚造壁爐腔旁邊的簡陋木床上，出神地聽著巡迴獵人、巫醫、符咒販子、勇士和長者的故事，幾乎沒有大膽表示過意見，就怕被趕下床。我對東剛果諸多語言和方言與日俱增的愛，也是在那裡生根。我把它們視為摯愛先父珍貴的遺愛收藏起來，偷偷加以琢磨、精煉，存在腦中保護以防未知的危險，並不時纏著當地人和傳教士教我一點有用的土話或措詞。私下，在我狹小的單人房，我在燭光下撰寫我兒童版的字典。很快，這些魔法般的拼圖塊成了我的身分和慰藉，那是沒有人可以從我這裡奪走，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進入的私領域。

而我常在懷疑，一如此刻就在懷疑，假如我被允許繼續沿著這條孤獨又矛盾的途徑前進，這個私生子的人生會走上什麼樣的路；母親血液的引力，會不會證實比父親的靈魂來得強大。如今這個問題仍是純屬理論，因為摯愛先父的弟兄們一直非常積極地設法擺脫我。我那控訴般的膚色，我的語言天分，我驕傲的愛爾蘭氣質，還有最糟的俊俏臉蛋──據傳教團僕人的說法，那要歸功於我媽──每天都在提醒他們，父親的離經叛道。

歷經多次陰謀策劃，坎帕拉的英國領事館居然有了我的出生登記：姓氏不詳的布魯諾是由聖座收養的棄嬰。他的生父，一個北愛爾蘭船員，把這個新生兒塞進加爾默羅女修道院長的懷裡，乞求讓我在正確的信仰中撫養長大。然後他立刻從人間蒸發，沒有留下轉遞地址。好心的領事本身就是效忠羅馬教廷的孩子，隨即送交這份不合情理的書面紀錄。「薩瓦多」這個姓，他解釋說，是女修道院長親自選的姓，她有西班牙血統。

但有什麼好爭的呢？我是世界人口分布圖上一個正式的點了，非常感激羅馬伸出長長的左臂前來搭救。

我的新保護人和告解神父邁可弟兄，是英國天主教仕紳階級的後裔。他浪跡天涯一輩子，到過地球最遠的盡頭。當我逐漸習慣他的愛撫，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兼盟友，而在此同時，監護神父的關注也逐日降低，這究竟是我改正行為的結果，或是，一如我現在懷疑，他倆之間的默契，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在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午後，漫步雨水滋潤過的青草丘陵時，邁可弟兄突然真情流露，要我相信，我的混種絕非該抹去的汙點，而是上帝賜給我珍貴的禮物，這觀點，我滿懷感激地認同。他尤其欣賞我厚臉皮向他展現的能力，從一種語言無縫銜接另一種語言。在傳教所我會因賣弄才能付出慘痛代價，但在邁可弟兄溺愛的眼神中，那取得近乎神聖的地位：

「多美好的賜福啊，我親愛的小薩，」他驚呼，習慣性地朝天空揮出精瘦的一拳，另一手則愧疚地在我衣服裡搜索，「比當橋樑，上帝奮鬥的子民之間不可或缺的連結更美好？可以讓祂的子民齊聚一堂，和諧共處，相互理解？」

強迫我走上艱辛的訓練之路，將我不凡的才能轉為多功能機器的人也是邁可。他的小薩的點點滴滴都不該浪費，他這樣堅持，什麼都不可以因為缺乏使用而荒廢。我神賜的天賦的每一條肌肉和纖維每天都要在心智的健身房裡鍛鍊，先靠家教，之後就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而我在該校獲得非洲語言及文化一級榮譽學位，專攻斯瓦希里語，以及必修的法語。最後，我在愛丁堡得到至高無上的光榮：翻譯與公共服務口譯的理學碩士。

因此，在我研究末期，我擁有的證書和譯員資格比半數腐敗生蛆、在大使館區招攬骯髒業務的翻譯社還多。而這時在他的鐵床上垂死的邁可弟兄，仍能撫摸我的手，向我保證，我是他最完美的作品，為表彰此事，他硬是幫我戴上一只金錶，是上帝保守的伊美妲送給他的禮物；他懇求我要永遠讓它轉動下去，象徵我們天人永隔後的約定。

拜託，別把三流的譯者誤認為頂尖口譯員。口譯員是譯者沒錯，但反過來不成立。有一半的語言技能、一本字典、一張書桌陪他焚膏繼晷的人，都可以是譯者：領退休金的波蘭騎兵軍官、工資過低的留學生、小型計程車的司機、兼職服務生和代課老師，以及任何願意出賣靈魂換取一千字七十英鎊的人都可以。他和連坐六小時不安等待複雜協商結束的同步口譯員毫無共通之處。你的頂尖口譯員必須思考得跟那些身穿彩色夾克、有編號、幫你買金融期貨的男孩一樣快。有時，如果他完全不思考，而是命令他腦袋兩側的旋轉齒輪嚙合在一起，往椅背一靠，等著看什麼會衝口而出，那又更棒了。

人們有時會在會議期間來找我，通常是在白晝盡頭，正事談完、瘋狂雞尾酒會開始之前，那個挑逗人的空檔。「嘿，小薩，幫我們調解一下好不好？你的母語是什麼？」而如果我覺得他們有點盛氣凌人──他們向來如此，因為他們一直相信自己是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人──我會把問題丟回去。「這要看我的母親是誰，不是嗎？」我回答，綻放我已然擁有的迷人微笑。然後他們就會識相離開，讓我安靜看書。

但我喜歡他們這般好奇。那表示我的聲音正確。這裡指的是我的英語。不是上流英語，中產階級英語或販夫走卒的英語。不是假皇室，也不是英國左翼嘲笑的標準發音。若真要說，它是具侵略性的中性，是以英語為母語的社會的核心階級所操的英語。不會讓人們這樣品頭論足：「啊，他是在某某地方被拉拔長大，他想要成為某某人，他的爸媽是誰誰誰，可憐的小夥子，他是在哪裡上學的。」我的法語，無論我怎麼努力，始終無法完全擺脫非洲的影子，但我的英語不同，那並未洩露我混雜的血統。那不是地區性的，不是布萊爾那種想標榜無階級的含糊，不是保守黨黏兮兮的東倫敦腔，也沒有洋溢加勒比海風情。而它也聽不出有任何摯愛先父的愛爾蘭腔，那種母音不見的痕跡。我好喜歡他的聲音，至今仍愛，但那畢竟是他的，從來不是我的。

從來不是。我的英文口語是單調的，被擦洗過的乾淨，不帶烙印，除了偶有一點漂亮的汙漬：刻意的下撒哈拉非洲的輕快，這我向來大方添加，就像我在咖啡裡加奶一樣。我喜歡它，客戶喜歡它。它帶給我那種「我很自在」的感覺。我不屬他們的陣營，但也不屬另一個陣營。我突出於大洋之中，做邁可弟兄總是說我該去做的：橋樑，上帝奮鬥的子民之間不可或缺的連結。每個人都有他愛慕的虛榮，而我的，就是成為會議室裡必不可少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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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布魯諾‧薩瓦多。朋友叫我小薩，仇人也是。別人可能不會這樣告訴你，但我確實是聯合王國和北愛爾蘭奉公守法的公民，職業是高級口譯員，翻譯斯瓦希里語和剛果東部多種較不為人知但相當普遍的語言，那裡曾被比利時統治，所以精通法語讓我如虎添翼。我是倫敦民事和刑事法院的熟面孔，也常因應需求參與探討第三世界事務的會議，我國許多名聲響亮的企業都對我讚賞有加。由於技能特殊，我也應某政府部門要求，執行機密的愛國任務；一如慣例，政府不承認有該部門存在。我從未遇上麻煩，我按時納稅，信用評等良好，擁有往來正常的銀行帳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