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前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民進黨祕書長 吳釗燮

★作家﹑國際政治評論員陳婉容

★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趙恩潔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聯合推薦（以上按姓名筆畫順序排序）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專文推薦：

伊斯蘭國

劉必榮/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勢力範圍橫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伊斯蘭國，對中東和平與國際秩序的威脅正一步步擴大。連美國總統歐巴馬都不得不承認，當初對伊斯蘭國的威脅有所低估。大家都很焦慮地想知道，到底伊斯蘭國是怎麼形成的？西方打了十幾年的反恐戰爭，在幾次宣布任務已經完成...

第五章　見血，才會上頭條

過去十二年來，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及敘利亞所發生的四場戰爭有幾個相同點：都有外國勢力或明或暗地插手干預，國家也都高度分裂。西方國家的涉入會使原有的歧異擴大，讓彼此敵對的陣營走向內戰之路。在這些國家中，所有或至少一部分的反對派都是聖戰士的中堅份子。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人物把這些干預包裝成支持群眾力量來對抗獨裁者和警察國家的根本人道主義。雖然都明顯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但在這幾個例子當中，本土的反對勢力或其支持者都未能成功取得實質上的權力或建立穩定的國家。

但這四場戰爭之間還有另一個相似點：除了絕大多數的武裝抗爭之外，它們都是由報紙、電視和廣播記者扮演核心角色的宣傳戰。戰時的新聞報導和真實事件難免會出現一些差異；但在這四場戰事中，外界完全被誤導了，連誰勝誰敗都搞不清楚。.

因為誤解而產生逆轉

二○○一年時，人們對阿富汗戰爭報導的印象是，雖然還有非常小規模的戰事，但塔利班已被完全擊垮。到了二○○三年，西方國家普遍相信，薩達姆‧海珊的勢力已被粉碎，但事實上，伊拉克軍隊（包括精銳的特種共和國衛隊 成員）不過就是被遣散回家而已。在二○一一年的利比亞，那些反抗軍常常在電視上用裝在卡車上的重機槍往敵人的方向進行掃射，但他們對於推翻穆阿邁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 政權的貢獻相當有限，格達費主要是被NATO空襲給轟下台的。而在二○一一及二○一二年的敘利亞，外國領袖和記者不斷預測巴沙爾‧阿塞德即將垮台，卻也一再失準。

這些誤解告訴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令人震驚又出人意料的命運大逆轉。塔利班之所以在二○○六再次崛起，是因為它根本沒有如外界想像的那樣被擊倒。二○○一年底的時候，我可以一路從喀布爾開車到坎達哈（Kandahar） ，雖然神經緊繃，但一路平安。但我在二○一一年想走同一條路時，我只能到喀布爾市郊主要幹道上的最後一個警察局，就無法再南下了。兩年前在的黎波里（Tripoli） ，旅館住滿了來報導格達費下台與反抗軍勝利的記者。然而，當地政府的公權力至今尚未回復運作。二○一三年夏天，利比亞幾乎已經停止出口石油，因為民兵叛亂，占領了地中海的主要港口。由於民兵用油槽將石油拿到黑市上販賣，利比亞首相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 威脅要從「空中和海上」轟炸這些油槽。之後，扎伊丹本人很快就逃離了這個國家。

「見血，才會上頭條」

國際媒體幾乎沒有報導利比亞陷入無政府狀態的事，因為媒體早就已經遷到敘利亞去了，最近則又遷到了埃及。伊拉克幾年前還是許多外國新聞社的所在地，現在也已經從媒體地圖上除名；每個月都有上千名伊拉克人被殺，大多是對非軍事目標轟炸造成的。巴格達在今年一月下了幾天雨，但之前花費了七○億美元修復的下水道系統，居然無法應付這個狀況：有些街道被污水和穢物淹沒，水深及膝。在敘利亞，許多當年光榮為家鄉出征的反對派戰士，一旦在反抗軍把持的地區取得權力，就成了職業強盜和騙子。

記者在描述自身所見所聞時，筆下並沒有事實上的錯誤。然而，「戰地記者」一詞（記者不常如此自稱）或可說明到底哪裡出了差錯。先不管這個詞所隱含的男子氣慨，它會給人一個錯誤印象：要對戰爭作出適當的描寫，就要把焦點放在軍事戰鬥上。非正規的戰爭或游擊戰一直都與政治息息相關，在九一一事件後，那些個停戰又開戰的怪異衝突尤其如此。這並不表示戰場上發生的事情不重要，但它需要進一步的解讀。二○○三年有一則電視報導，在美軍空襲後，有好幾列伊拉克坦克在巴格達北方主要幹道上遭到擊毀，著火燃燒。如果這則新聞的背景不是沙漠，觀眾看到的說不定是一九四四年德軍在諾曼第被擊潰的畫面。但我爬進其中幾輛坦克，發現它們早在被擊中前，就已棄置許久。這件事很重要，因為這顯示伊拉克軍隊沒打算為海珊戰到最後一刻。而這可能也會是那些同盟占領區的未來。伊拉克士兵並不認為自己輸了，他們希望能在後海珊時代的伊拉克保住工作，所以當美國要解散他們的軍隊時，這些人就被激怒了。受過良好訓練的軍官群起抵抗，為進駐的軍隊帶來毀滅性的後果：一年後，受美國控制的地區只剩下伊拉克境內零星幾個地方了。

從某方面來說，戰爭報導要比其他類型的新聞工作來得容易些：事件的劇本會帶動故事、吸引觀眾。它有時可能會有危險，但當通訊記者對著鏡頭說話，背景是爆炸的砲彈和燃燒的軍車時，他知道的報導在任何新聞廣播節目裡都會被當成重點新聞。「見血，才能上頭條」是一句在美國媒體流傳已久的名言。戰事的戲劇性必然具有新聞優勢，但如果只揭露事實的一部分，就是過度簡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過度簡化與先後將塔利班和薩達姆‧海珊妖魔化的政治宣傳攜手合作，顯得特別僵化和虛偽。這讓是非之爭被塑造成善惡之戰，而在九一一事件後，全美國歇斯底里的氛圍中，這事變得特別容易。因此，沒有人注意到這些國家裡，極度缺乏反對派的聲音。

「阿拉伯之春」，除了那些理想與正義外的……

在二○一一年以前，對巴格達和喀布爾的記者來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衝突的複雜性顯而易見，但他們在倫敦和紐約的編輯則不需要知道這些。但在那時候，利比亞和敘利亞的戰爭報導展現出另一種不同的天真，不過也同樣地有說服力。這是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革命精神 的進階版：讓阿拉伯之春提前發生的對抗突然已經過時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正以忙亂的速度建立起來。指揮官們樂觀地認為，在衛星電視和網路的年代，傳統的鎮壓手段——審查、囚禁、虐打、處決——再也無法保衛警察國家的權力，甚至可能會引發反效果。部落格和手機破壞了國家對於資訊和通訊的控制，YouTube則提供了一個最圖像式的即時方式來揭露那些保安的犯罪和暴力行為。

二○一一年三月，巴林當局利用大量逮捕及虐打的手段毫不費勁地鎮壓了民運活動。資訊科技的創新可能改變了少數對反對派有利的機會，卻不足以防止反革命的發生，二○一三年七月三日的埃及軍隊政變突顯了這一點。街頭示威一開始的成功，讓人們對自發性行動產生過度的自信與依賴，而把領導、組織、團結和策略的需要擺在一旁，但這些東西加起來可不只是模糊的人道主義議程而已。歷史（包括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沒有什麼能教給這個激進而可能走向革命的世代。他們沒有從納賽爾（Nasser） 在一九五二年掌握埃及權力的歷史學到什麼，也不關心二○一一年阿拉伯暴動和與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之間可能有許多類似的地方，勝利來得快去得也快。許多利比亞和敘利亞的知識份子，似乎是在網路上有回音的密室中生活和思考。對於未來，有實際可行想法的人少之又少。

媒體聚焦──說出「好故事」？

多數反對派公開認定有毒的政府是萬惡之源，但信任某個人的宣傳是件很危險的事。伊拉克的反對派是真的相信伊拉克的宗教與種族問題根源就是海珊，只要他下台，所有事情都會變好。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反對派則認為，格達費和阿塞德政權實在是太糟糕，就連質疑他們的繼任者是否會更好，也是反革命的行為。外國記者一般都會分享這些輿論。我記得對某個西方記者提起利比亞民兵的某些缺點，她責備地回我一句：「只要記住誰是好人就可以了。」

他們或許是好人沒錯，然而，反對派為何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提供媒體親善地點（可能是在解放廣場 或利比亞前線）？仔細想想，這裡頭有些事很危險。班加西（Benghazi） 的示威者會舉著以完美英文書寫的標語牌方便電視觀眾收看，但他們自己通常看不懂上面的字。沿著班加西的主要濱海公路往南開兩小時的車，就是艾季達比耶（Ajdabiya） ，那個地方的外國記者比反對勢力戰士的人數還多，攝影師得移動他們的通訊記者，以免觀眾發現這裡有多少媒體人。那裡最大的危險是被配備重機槍的貨卡輾過去：有炸彈在遠處爆炸時，這些司機通常都有點驚慌。利比亞民兵在自己的城鎮打仗時，是很有效率的，但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他們也只能撐上幾週的時間。媒體聚焦報導一些多采多姿的小衝突，而不去注意最重要的事實：格達費已經被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軍事干預給推翻了。

越殘酷，越好賣

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驚異的事了。西方領袖總會在公開場合與微笑的孩童或歡慶的士兵站在一起，這個安排是要表達他們的支持。為什麼阿拉伯反抗軍不會有同樣的公關技巧？問題在於：戰地記者太快接受並發表反對派的殘酷事蹟。利比亞有個影響深遠的故事，說政府軍受命在反抗軍區大肆強暴婦女。有位利比亞心理學家，聲稱她在受反抗軍控制的地區發放了七萬份問卷，收回了其中六萬份。有二五九名女性主動表示她們被強暴，這位心理學家說她和其中一四○位做了訪談。在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利比亞東部，能有這麼精準的統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她的故事沒有受到任何質疑，就這麼傳了出去，格達費之所以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個故事貢獻良多。數週後，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和聯合國委員會提出了報告，說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無從考證，顯然不過是非常成功的宣傳手法，但這份報告幾乎完全被忽視了。另外一件事是，反抗軍炫耀八名政府士兵的屍體：他們說這些人試圖投奔反對勢力，而被他們自己那一方處死。之後，國際特赦組織找到一段影片，顯示這八個人在被反抗軍俘虜之後還活著，這些人顯然是被俘之後才被殺的，而他們的死，卻被算在親格達費的軍隊頭上。

連政府都帶頭說謊

一則好的殘酷故事有幾個要素，它應該要令人震驚，而且無法馬上確知真假。一九九○年有一則廣為流傳的報導，入侵的伊拉克士兵把幾個科威特嬰孩從醫院保溫箱丟出來，扔在地上等死。當時引發喧然大波，但後來證實目擊者是科威特駐華盛頓大使之女，這事就變得完全不可信了，因為她當時根本不在醫院裡。記者或許也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但他們很少能夠直接證明這些故事是假的。他們也知道，新聞編輯並不想知道一則多采多姿的新聞故事可能是假的，尤其是在對手很樂意去跑這條新聞的時候。可以很簡單地把責任推給「戰爭迷霧」 ，確實，戰爭會牽涉到許多令人費解、瞬息萬變的事件，而這些報導無法被求證。戰時的每個人，都有比平時更強烈的動機去扭曲他們的成敗，通常也很難證實他們在撒謊。這幾乎不是什麼新鮮事。「先生，你有沒有想過，戰爭給了騙子多大的機會啊？」南軍將軍石牆傑克森（Stonewall Jackson） 有一次這麼對他的助手說。

當人們拿槍互相射擊的時候，要在外面長時間廝混到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當然，通常是很危險的。二○一四年六月，我在敘利亞訪問霍姆斯省省長，他突然提到敘利亞軍隊拿下了黎巴嫩邊界上一個叫做泰勒凱萊赫（Tal Kalakh） 的小鎮，這個鎮之前是由反對勢力所把持。他說我應該上那裡去親眼瞧瞧。反對勢力說會持續猛烈攻擊，而半島電視台則報導說鎮上有濃煙升起。我開車在泰勒凱萊赫附近繞了3小時，這個地方顯然已完全受政府控制，沒聽到槍響，也沒看到濃煙。小鎮的一部分被轟炸得很嚴重，街上空無一人，但支持政府的人說這是因為「人都去午睡了」的緣故。

「第一手報導」的定義與價值

在大馬士革的時候，我住在多馬之門（Bab Touma） 的基督教社區，當時反抗軍從占領區用迫擊砲炸彈對那一區進行轟炸。有個朋友打電話來說，有個自殺炸彈客在幾百碼外的地方殺了四個人。我立刻到那裡去，看到有具屍體被白布蓋住，街道的另一側有個小圓坑，看起來像是給迫擊砲彈炸出來的。敘利亞國家電視台一直報導說死者是個自殺炸彈客，要攻擊某座基督教教堂，他們甚至還給了他一個名字。這一回，真相呼之欲出：街上監視攝影機拍到的連續畫面顯示，有個迫擊砲炸彈在某個時間點上擊中一個路人。他當場死亡，被誤傳說是炸彈客。敘利亞電視台之後為了錯誤報導致歉。

在這些故事裡，政治偏見與簡單的錯誤共同創造出事件的錯誤版本，但這不是「戰爭迷霧」。這證明第一手報導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很少有記者會對自己或他人坦承，他有多仰賴二手或有圖利性質的消息來源。人們一旦親臨有新聞價值的事件現場，通常都認為自己知道的比他真正知道的多，而這只會讓事情變得越來越糟。經歷巴格達自殺炸彈攻擊事件但大難不死的人，會對我詳述炸彈客讓炸彈爆炸之前，臉上表情的變化，但他們忘了一件事：如果他們站得那麼近，他們早就死了。最好的目擊者是賣香煙的小男孩，因為他們總是在找買主。

禁止報導？反而更糟！

事實上，戰時的迷霧並不比和平時期來得濃，有時候反而更加清朗。事態嚴重時是紙包不住火的，因為這會影響很多人。一但開戰，政府就更無法監控並阻礙那些雄心勃勃的記者的行動。誰的地盤在哪裡、誰贏誰輸，都很難保密。這時更容易找到消息來源。在危險的年代，無論是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 、巴斯拉、還是大馬士革，人們都能夠很快地察覺到任何可能對當地社區造成威脅的事物：它可能是很小的事，比如說來了個新面孔；也可能是很大的事，像是有軍團進駐。政府或軍隊可以試著禁止記者報導來維持機密，但之後就得付出代價，因為新聞真空會讓敵軍所提供的資訊到處充斥。敘利亞政府拒絕發給大多數外國記者簽證，讓自己陷於政治上不利的情境，它一直到最近才開始改變這個政策。

第五章　見血，才會上頭條

過去十二年來，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及敘利亞所發生的四場戰爭有幾個相同點：都有外國勢力或明或暗地插手干預，國家也都高度分裂。西方國家的涉入會使原有的歧異擴大，讓彼此敵對的陣營走向內戰之路。在這些國家中，所有或至少一部分的反對派都是聖戰士的中堅份子。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人物把這些干預包裝成支持群眾力量來對抗獨裁者和警察國家的根本人道主義。雖然都明顯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但在這幾個例子當中，本土的反對勢力或其支持者都未能成功取得實質上的權力或建立穩定的國家。

但這四場戰爭之間...

導讀:聖戰組織重臨──從歷史及政經說起

　　　　　　　　　　　　　　　　　　　　　　　　陳婉容

遜尼派聖戰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異軍突起，為國際社會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伊拉克在二○○三年美伊戰爭始的十年亂局，無日無之的派系衝突，分崩離析的社會與破碎的國家系統，原來只是更嚴重災難的先聲。敘利亞自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引發內戰始，早已是各個大國利益集團的代理戰（proxy war）戰場，但正如本書作者，英國《獨立報》資深中東記者派崔克．柯伯恩（Patrick Cockburn）所言，所有對「國際形勢」的分析都明顯抽離了衝突的在地脈絡，以致當ISIS橫空出世，並以驚人的速度擴張版圖的時候，西方各國才如夢初醒，被迫正視這個神秘的遜尼派聖戰組織，但對於它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卻仍如墮五里霧中。

《伊斯蘭國》正是關於黎凡特和伊拉克地區少有的在地觀點。柯伯恩在我尚未出生的一九七九年就開始他的中東採訪生涯，對於近代中東政治角力了解之深自不待言，然而我或許仍能嘗試為他的分析，加上一點歷史和經濟的思考框架。

一百年前種下的衝突種子

伊拉克與敘利亞真正的故事，跟中東整體的故事一樣難以說清。現今研究中東的專家，要解釋這個地區的烽煙與衝突，幾乎最少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俄秘密協議瓜分鄂圖曼帝國領土，從而決定中東各國版圖的賽克斯．皮科協定（Skyes-Picot Agreement）說起。協定內容在此不贅，但這種在檯底下劃分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協議，最終為中東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衝突與版圖變遷，例如法國勢力下的黎凡特地區（Levant）最終分裂，敘利亞與黎巴嫩皆獨立建國；而英國勢力範圍也劃分為伊拉克和科威特等獨立國家。只消打開地圖，看看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國家那些筆直的人工國界，就知道西方國家百多年前的中東政策影響深遠，令這個派系和族群組成複雜的地區的隱患，注定難以解決。而西方和其他區域國家在地區中的干預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更令中東國家難以建立有凝聚力的政治結構。

我以跟敘利亞仿如雙生兒的黎巴嫩為例。柯伯恩已經深入解構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亂局，但黎巴嫩卻是可見將來除伊敘兩國，中東最有機會深陷大規模衝突的國家；而且回首十五年黎巴嫩內戰中的聯盟變動，再對照今日敘利亞和伊拉克那些不可端倪的結盟關係，就會發覺這個小國的衝突是中東鏡像。在鄂圖曼帝國時代，黎凡特地區是什葉派﹑遜尼派﹑基督徒和庫爾德人聚居之地，在一戰後黎巴嫩與敘利亞同受法國託管，後於一九四三年獨立。六十年代，，國內親西方的基督教馬龍派跟透過要求政府體制反映人口結構來分享權力的穆斯林衝突頻仍；加上以色列在二戰後立國對中東權力平衡所帶來的影響，黑色九月事件又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移至黎巴嫩，建立起「國中之國」，令國內政治環境日趨緊張，最後爆發內戰。什葉派﹑遜尼派﹑基督教馬龍派﹑德魯茲派甚至亞美尼亞人的民兵團都加入戰鬥，還有以色列﹑巴解組織和敘利亞介入，令和平因為利益團體太多而變得不可能。我在二零一三年再次造訪黎巴嫩，短短一個月的日子，就見證了三次恐怖襲擊。當時敘利亞內戰已經深入黎國各派系，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真主黨成為遜尼派攻擊目標；敘利亞難民湧入，又如同七十年代巴勒斯坦難民湧入一樣，為黎巴嫩脆弱的派系平衡帶來了極大震盪。說黎巴嫩現時遊走於內戰邊緣，或許仍是誇張，但黎巴嫩離建立起真正有內聚力的政府與和平社會，仍是遙遙無期。

中東國家為何總是無法建立起能夠凝聚所有民族和宗教的政府？由於部落太多，部落利益太複雜，每個部落都有外國勢力撐腰，問題不可能硬生生的用一張國旗蓋住，或在地圖上畫線就算解決。衝突總是隨著政治論述﹑族群利益﹑經濟角力與宗教派系愈扯愈遠，近至伊朗土耳其，遠至美國俄羅斯。我們眼下所見的衝突，既是在地的，又是國際的。那是理解幾乎任何中東問題，包括伊斯蘭崛起的根本。

伊斯蘭國的政治經濟

二○○三年的美伊戰爭將遜尼派獨裁者海珊拉下台，再安植什葉派政府上台，繼續美國在中東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利用什葉派清剿海珊餘黨。什葉派總統馬利基對國內的遜尼派實行強硬打壓，令遜尼派中較溫和的派系失勢，加上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波斯灣國家對遜尼派的金援，造就了伊斯蘭國借遜尼派對現狀的不滿而崛起的機會。而美國的所謂「解放伊拉克人民」，在武力推翻海珊政權，控制了伊拉克石油命脈後就毫無進展，全國陷入半無政府狀態，治安惡劣，早已是所謂「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典型。在ISIS崛起之前，恐怖襲擊已經成為伊拉克人民面對的日常。美國在推翻前政權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所煽動的派系衝突，加速了國內遜尼派激進化的過程；而美國跟沙地阿拉伯盤根錯節的政經利益關係，更令所謂的反恐注定失敗。沙地阿拉伯輸出的極端思想與龐大金援，最終催生了ISIS這個武裝組織。現今美國面對自己有份製造出來的災禍，亦得承認陷入窘境，束手無策。

說沙地阿拉伯和其他波斯灣國家的金援催生ISIS，並非倒轉了兩者的因果關係。正如柯伯恩在書中解釋，這些產油國為了聖戰份子不在國土上活動，就向外輸出金錢援助，希望推倒國外的什葉派勢力。ISIS正是這種政策的得益者，然而這些援助只是資本，這個恐怖組織將攻城掠地變成了一盤跨境生意，從搶奪油田氣田控制權，控制水電基建，到綁架外國記者或人道救援人員並勒索天文數字贖金，這個組織的營運動力，與其說是傳統聖戰者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不如說是白花花的金錢。現時ISIS已經成為史上最富有的極端主義組織，研究恐怖主義的英國學者諾伊曼（Peter Neumann）估計，現時ISIS的資產淨值超過二十億美元，而且他們控制了伊拉克大部份的油氣設施，財富還可以再累積下去，而且財富一定是ISIS持續擴張的原動力。如果我們對極端組織的理解，尚停留在宗教或政治號召的階段，而忽略了可能更為重要的經濟利益層面，恐怕永遠無法理解ISIS的全局，更是忽略了中東國家的經濟權力關係。

ISIS除了利用敘利亞內戰中遜尼派的起義，和伊拉克的派系衝突而迅速成軍，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地理上擴張（現今伊斯蘭國的版圖已經比英國更大，而敘伊之間的邊界亦已名存實亡），不能不提，而且跟讀者有切身關係的，是他們對於西方國家中，跟伊斯蘭有傳統連繫的國民，如來自中東，但已歸化西方國家的移民的吸引力。西歐和美國都有為數不少的志願者前赴敘利亞和伊拉克，加入ISIS的聖戰士大軍當中；而與中東親緣性較強的地區，諸如以伊斯蘭教徒為大多數的，在九○年代受盡烽火蹂躪的巴爾幹半島國家如科索沃，更面對國內極端主義崛起的安全威脅。ISIS之崛起除迫使西方世界重新省思九一一以降的中東政策，更加改變了西方政府對國家安全與恐怖主義的理解──恐怖組織分子化，資訊全球化，還有困擾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問題和貧富懸殊，都令ISIS和他們鼓吹的聖戰願景，對許多青年來說變得吸引。全球資本自由流動造成許多國家國民收入差距懸殊，在西方各國加劇了右翼排外情緒，在中東則助燃了族群和宗教派系衝突。ISIS早已不止是中東地區的「區域問題」，可以利用國家系統控制的「惡果」；然而西方世界領袖卻無心改變這些政策，而它們所造就的安全問題，就只能叫中東和西方各國的平民百姓來承受。

在殘暴不仁以外

西方主流媒體對於ISIS的報導，大都集中於他們的殘暴不仁，對少數群體和異教徒，例如北方的亞茲迪族（Yazidis）的迫害，還有殺害西方和當地記者﹑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冷血行為。各種聳人聽聞的暴行，縱然無比真實，不免也容易落得片面──ISIS殺人如麻固然是事實，其手段之兇殘亦令人髮指，然而除了這種從西方觀點出發的，輕易地被解讀為「伊斯蘭教就是不文明」的視角，更應該有縱向（歷史前因後果）和橫向（地理視野）的觀點，真正理解我們身處的，本應「進步文明」的二十一世紀，為何會成為極端主義與戰爭肆虐的時代。西方各個有影響力的大國各懷鬼胎，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助燃衝突，由美國安植的伊拉克政府貪腐無能惹來怨聲載道，都不止是「殘暴不仁」四字能夠概括的政治問題。柯伯恩的分析值得細讀之處，正在提供了更多可以窺視這場巨變的角度。謹以此文作為《伊斯蘭國》的一點引介。

導讀:聖戰組織重臨──從歷史及政經說起

　　　　　　　　　　　　　　　　　　　　　　　　陳婉容

遜尼派聖戰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異軍突起，為國際社會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伊拉克在二○○三年美伊戰爭始的十年亂局，無日無之的派系衝突，分崩離析的社會與破碎的國家系統，原來只是更嚴重災難的先聲。敘利亞自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引發內戰始，早已是各個大國利益集團的代理戰（proxy war）戰場，但正如本書作者，英國《獨立報》資深中東記者派崔克．柯伯恩（Patrick Cockburn）所言，所有對「國際形勢」的分...

地圖
引言
1.聖戰士攻進敘利亞
2.遜尼派在伊拉克再起
3.聖戰士控制敘利亞暴動
4.沙烏地阿拉伯想踩煞車
5.流血的人帶頭
6.衝擊與戰爭

地圖
引言
1.聖戰士攻進敘利亞
2.遜尼派在伊拉克再起
3.聖戰士控制敘利亞暴動
4.沙烏地阿拉伯想踩煞車
5.流血的人帶頭
6.衝擊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