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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威、陳豐偉、張宏秀、楊聰財　好評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序)

看這本書不見得能減緩你的焦慮症，但可以幫助你理解焦慮症，幫助你瞭解身為人類這件事情。

現代人類大約在五萬年前開始取得優勢，有一段時間，人類保持150人左右的群體，部落膨脹到一定程度就往外遷徙。這時人類的生活單純，但還是要面對一些立即、可能危及生命的威脅。進入農業社會，漸漸的，人類社會變得複雜，要擔心的事情愈來愈多，但立即的生命危險沒有那麼常見了，可是人類的大腦沒有辦法適應，對於一般生活難以閃避的諸多事件...

CH4　臨場焦慮

看這種恐懼把人折磨得多慘：臉紅耳赤或臉色蒼白、顫抖、滿頭大汗；你一下子覺得很冷，一下子覺得很熱，心臟亂跳，甚至暈倒。

很多人要上台演說、出席公眾場合或是走到大人物的跟前，就會驚懼不已。如西塞羅所言，他在演說開頭還會發抖。在腓力帕斯之前的希臘大雄辯家德摩西尼斯也是。

—柏頓，《憂鬱的解析》（1621）

所有有價值的公眾演說都有一個特點，也就是演講者都緊張兮兮。

—西塞羅（西元一世紀）

　　不久，我將上台演講，為了防患於未然，我已準備好我的「演講配方」。

　　我的準備工作如下：在演講前四小時，先吞下0.5毫克的贊安諾（我已經知道，如果我太晚吃，交感神經就會興奮過度，藥物就壓不住了）。等到演講前一個小時，我再吃0.5毫克的贊安諾，或許再加上20毫克的Inderal（恩特來）。（我需要總共一毫克的贊安諾加上有降壓作用的β受體阻斷劑恩特來，以抑制交感神經，才能在焦慮的刺激之下保持鎮定，不然就會冒汗、顫抖、噁心、打嗝、胃痙攣，致使喉嚨緊縮，喘不過氣來。）

　　我通常會用威士忌或伏特加來吞藥。因為就算兩顆贊安諾加上一顆恩特來，還是不足以完全撫平我的焦躁，得有酒精的幫助才能顯得從容，並消除其他焦躁的生理反應。其實，在上台前15分鐘到30分鐘，只要逮到空檔，我還可能再灌一杯（即使演講時間是早上9點）。如果聽眾多，教我腳軟，我還會把第二杯酒的量提高為兩倍或三倍。

　　通常，我站在台上之時，會把幾顆贊安諾放在一個口袋（以防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我需要再吃一顆），另一個口袋則裝一兩瓶迷你瓶裝的伏特加。有時，如果我還是沒能澆熄所有的焦慮，甚至會在走上台的時候，再猛灌一口烈酒。焦慮讓我想多喝一點，加上藥物的作用，我的自制力下降、判斷力也不敏銳，所以膽敢這樣。如果時機和劑量配合得剛剛好，藥物和酒精對我的認知和心理動作能力（譯注：指心理歷程支配的動作）發揮鎮定的效果，減少焦慮的生理症狀，那我就過關了：我雖然緊張，但不會搞砸了這個場子，即使有些飄飄然，還能說得頭頭是道；演講激發的焦慮反應被藥物和酒精的抗焦慮作用抵銷了。然而，要是我贊安諾吃太多顆或酒喝過多，我有可能會變得呆頭呆腦、口齒不清，簡直像個智障。萬一藥物和酒精不夠了？那我或許會很慘，滿頭大汗、聲音發抖，滿腦子想著自己完蛋了—到這步田地之前，我應該早就逃之夭夭。

　　我知道。這種克服演講焦慮的方法很不健康，顯然是酒精濫用，會很危險，但這招的確有效。只有苯二氮類藥物和酒精調配得宜，我才能麻痺焦慮，充滿自信地在聽眾前展現我的知識與口才。只要我知道我能有藥物和酒精這兩樣法寶，我就得救了—頂多會在演講前幾天感到些微的焦慮，不會打從幾個月前就擔心害怕到天天失眠。

　　自我藥療雖然有危險，長久以來卻是克服臨場焦慮的好方法。19世紀四度出任英國首相的葛萊斯頓如要在國會發表演說，會喝鴉片酒加上咖啡。（有一次，他不小心喝過量，不得不到療養院休養一陣子。）18世紀英國最有名的政治家、廢除奴隸運動的領袖威伯佛斯要去國會發表演說之前，也得利用鴉片來「安撫神經」。說到鴉片，威伯佛斯表示：「我能成功的對公眾演說得歸功於這東西。」英國電影巨星勞倫斯．奧立佛相信自己將會因為怯場而毀了一世英名，不得不提早退休。他曾對女星希碧兒．索恩戴克和她先生透露這樣的煩惱。索恩戴克對他說：「親愛的，吃藥吧。我們都吃了。」

　　就連葛萊斯頓、勞倫斯．奧立佛這樣的名人、偶像都會怯場。這樣的實例讓我好生安慰。

　　希臘政治家德摩西尼斯的演說技巧遠近馳名，但他早年也曾因焦慮、演講猛吃螺絲被嘲笑。偉大的羅馬政治家、哲學家西塞羅有一次要在公共廣場發表演說，竟因怯場而倉皇落跑。他寫道：「一開始演說時，我就臉色發白，身心懼顫。」根據後人對〈出埃及記〉4：10的詮釋，摩西要不是害怕公眾演說，就是有結巴的毛病。當然，後來他還是克服了言語障礙，為族人發聲。

　　翻開歷史，不管哪一個時代總有名人為公眾演說焦慮不已。

　　有人戰勝這樣的焦慮，有人則一直無法走出焦慮的陰影。18世紀的英國詩人考伯為了謀得官職，必須前去上議院說明自己符合資格。但那天早上，要去上議院之前，他上吊了。與其忍受那種拋頭露面的痛苦，他寧可一死。（他沒有就此一命嗚呼，改日還是得去上議院一趟。）他寫道：「讓這麼多人對我品頭論足，對我來說，跟要吞下致命的毒藥沒什麼兩樣。」

　　1889年，有個年輕的印度律師第一次開庭。在法庭站在法官面前的他，害怕到說不出話來，落荒而逃。他後來寫道：「我覺得天旋地轉，整個法院都在轉。」這個年輕律師就是印度聖雄甘地。還有一次，甘地受邀對一個地區的素食團體演講，他發現自己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說：「我發現眼前一片模糊，手腳開始發抖。我的演講稿其實不長，只有一頁。」甘地因為對演講恐懼，多年不敢在公共場合發言，就連不是那麼正式的晚宴，他都謝絕上台。幸好這個毛病沒能阻礙他成為印度的精神領袖。

　　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的律師生涯也遭遇演說恐懼的挑戰。為他作傳的一位作者說，儘管他想大聲說話，但聲音就像卡在喉嚨，怎麼都出不來。他在第二次大陸會議上根本不發一語。在擔任總統的八年期間，他只發表過兩次公開演說—他的就職演說。杜克大學的精神科醫師仔細研究傑佛遜的傳記資料後，在《神經與精神疾病期刊》撰文論道，這位總統先生可能有社交恐懼症。

　　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在法學院的模擬開庭時「緊張到發抖，說不出話來」，於是放棄律師生涯。儘管他在宴會或派對妙語如珠，對公眾演說還是敬謝不敏。20世紀最具才華的鋼琴大師霍洛維茲也曾因為怯場，隱退了15年之久。後來終於復出，但前提是他一定要看到他的私人醫師坐在觀眾席第一排才行。

　　芭芭拉．史翠珊在演唱事業登峰造極之時出現臨場焦慮症。之後，有27年之久，她拒絕商業演出，只願意在慈善演唱會上現身，因為這樣的場合讓她感覺壓力比較小。70年代紅遍半邊天的創作女歌手卡莉．賽門，1981年在匹茲堡的演唱會面對一萬名觀眾時精神崩潰，之後有七年之久完全從鎂光燈下消失。復出之後，有時在上台前她會拿針刺自己的皮膚，或是請樂團的人打她屁股，讓自己不要一直想著焦慮。歌手唐尼．奧斯蒙也曾因為恐慌症中斷演藝事業數年。（他現在是美國焦慮與憂鬱症協會的發言人。）諧星傑．摩爾曾說，他有一次上「週末夜現場」的節目，因恐慌症發作，急忙吞下一顆可那平。（但那次解救傑．摩爾的並非這顆藥丸，而是同台演出的克利斯．法爾利。他演得太爆笑了，讓傑．摩爾暫時忘了自己的恐慌症。）幾年前，休．葛蘭宣布他因為面對鏡頭會恐慌發作，決定半隱退。他得吃下「一肚子」的短效抗焦慮劑安定文才能拍片。他說：「恐慌來襲的時候真是恐怖。我整個人都呆掉了，張口結舌、無法思考、滿頭大汗。回家後，我告訴自己：『別再拍片了。你的電影人生到此為止。』」1998年奪下美式足球最高榮譽海斯曼獎的威廉斯，也有好幾年因為焦慮症，不得不退出國家美式足球聯盟。任何社交互動都會讓他緊張兮兮，他如果不戴頭盔，則無法接受採訪。奧地利小說家葉利尼克在200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但她因為嚴重的社交恐懼症無法親自上台領獎。

　　西塞羅、德摩西尼斯、葛萊斯頓。勞倫斯．奧立佛、芭芭拉．史翠珊、威伯佛斯。醫師、科學家、政治家。奧斯卡明星、海斯曼獎球星、諾貝爾獎得主。甘地、傑佛遜、摩西。這麼多人、而且是這麼了不起的人物，有時都會怯場呢，我會怯場也沒什麼大不了吧？那些人都努力想要克服焦慮，有一些也成功了，這樣的榜樣難道不能給我希望和啟發？

為什麼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會影響我們的微血管循環？

—達爾文，《人與動物的情感表達》（1827）

臨場焦慮有時像是特別為你設計的惡作劇，好羞辱你。

—馬歇爾（John Marshall），《社交恐懼症》（1994）

　　《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把社交恐懼症分為兩類：特定性的與廣泛性的。被診斷出有特定性社交恐懼症者，在特殊情況下，焦慮才會發作，幾乎都是和某種公開表演有關。至今，最常見的社交恐懼症就是演講恐懼症，其他還有：害怕在公開場合吃東西、寫字或是對上公廁有揮之不去的恐懼症等。其實，有非常多人不想在別人面前吃東西，或是害怕在別人的目光之下開支票，還有人則是得了境遇性排尿障礙（只要有人在旁邊，就會尿不出來）。

　　至於廣泛性社交焦慮症患者，則在任何社交的情境下都會覺得苦惱。一些尋常的事情，比如雞尾酒會、談生意、工作面試或與人約會共進晚餐，都會讓他們陷入極大的痛苦，身體也會出現一些症狀。情況更嚴重一點的，日子可說過得很悲慘，就連再平常不過的社交接觸，如和店員交談或是在茶水間跟人說話，都會引發恐懼。很多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只好離群索居，也很難去上班。研究顯示，社交恐懼症與憂鬱症和自殺都有密切關連。社交恐懼症患者也比較容易酗酒或濫用藥物。

　　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來說，最難堪的就是顯露自己的焦慮，然而這種焦慮表現出的種種症狀，偏偏又會讓人一眼看穿。

　　社交恐懼症患者擔心，自己拙於應對或種種焦慮的表現，如臉紅、發抖、結巴、冒汗，會予人沒用或無能的印象，但他們一緊張就會結巴或臉紅，如此一來又變得更緊張，說話也就更結巴或臉更紅。這種惡性循環只會加深焦慮，導致表現更糟。

　　從這方面來看，臉紅猶如一大酷刑。1846年，一位德國醫師發表第一個臉紅恐懼症的病例研究。該醫師描述一個21歲的醫學生，為了無可控制的臉紅羞愧不已因而自殺。幾年後，達爾文在《人與動物的情感表達》一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來鋪陳他的臉紅理論。他發現，人在最想隱藏焦慮的時候，臉紅常會洩漏這個不欲人知的心事。達爾文寫道：「臉紅不只是外表反映出內心的感覺，也顯露自己對別人怎麼看自己的想法。只要有人對一個害羞的人提到他的外表如何，儘管只是隨便說說，害羞的人就會立刻雙頰緋紅。」

　　達爾文說的沒錯：我有一些同事就很容易因緊張或焦慮而臉紅，如果有人提及此事，他們的臉就會變得更紅。如有一個女同事就曾試過想在婚禮之前用藥物治好臉紅，甚至想接受手術，希望永遠去除這種讓人難以忍受的恥辱。（每年有好幾千人接受經胸腔內視鏡交感神經切斷術，以解決神經性臉紅困擾。）雖然我的緊張、焦慮症狀一籮筐，幸好我不會臉紅。我看著這個女同事，心想，為什麼她覺得在婚禮上臉紅很丟臉？這種想法實在很愚蠢。我繼而想起我在結婚那天不也汗流浹背、四肢顫抖，我並沒有比她高明。

　　癥結或許就在於羞恥的感覺。在焦慮和臉紅底下作用的就是羞恥感。1839年，英國醫師柏吉斯（Thomas Burgess）在《臉紅的生理機制》一書論道，人類在上帝的設計之下具有這種生理反應，是要我們「克制自己」。我們在靈魂主宰之下，雙頰會自然顯現內心的感覺—做了有違道德的事，就會臉紅。因此，臉紅這樣的訊號表示我們已經逾矩。不管對柏吉斯或達爾文而言，臉紅就是人類具有自覺與社交性的生理證據。我們不但有自覺，也在意別人怎麼看我們。

　　達爾文晚期著作以及現代演化生物學家都指出，臉紅不只是我們的身體對自己發送的訊號，提醒我們做了社會不允許的事（你摸自己，如果臉紅，就會感覺到皮膚發燙），也是傳遞給別人的訊號，告訴別人自己覺得做錯了什麼而不好意思。這也是對社群高階成員表示服從的一種方式。正如柏吉斯指出的，這有抑制反社會衝動、讓自己別偏離社會規範的功用。因此，社交焦慮症和臉紅可能讓人具有演化上的適應優勢，這樣的行為可以促進合群，讓我們免於被同一社群的人排斥。

　　在精神醫學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社交焦慮症最近才成為一種正式的診斷，也就是直到1980年，《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才把這種病症從佛洛依德以前說的神經官能症分離出來，成為一種新的焦慮症，然而，對此病症的描述由來已久，而且每一個時代的描述都差不多。1901年，法國小說家、精神科醫師哈騰伯格（Paul Hartenberg）在《社交恐懼者及其病症》書中描述一種精神病症：病人如面臨社交情境，就會心跳加快、發冷、過度換氣、冒汗、噁心嘔吐、腹瀉、顫抖、言語困難、嗆到、呼吸急促、感覺遲鈍和「精神錯亂」，因此害怕與人接觸、缺乏自信，會逃避社交應對。這樣的症狀和《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的社交焦慮症如出一轍。社交恐懼者總覺得羞恥。哈騰伯格進一步區分兩種社交焦慮症：一種是在任何社交情境之下都會焦慮，另一種則只有要上台說話或表演，才會焦慮。他稱後者為「怯場」，說很多學者、音樂家、演員都有這樣的困擾。（哈騰伯格寫道，這種經驗就像暈眩或暈船，在沒有預警之下，突然覺得難受。）

　　儘管幾千年來社交焦慮的描述幾乎一成不變，社交焦慮症的診斷則仍有一些爭議。即使1980年《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已正式把社交焦慮症列入，有一段時間確診的病例還是很少見。

　　西方心理師通常把這種焦慮視為「亞洲病」，因為亞洲「知恥文化」盛行（如人類學家所言），如日本、韓國等，特別重視社會行為是否合宜。日本精神醫學中的「對人恐怖症」就和我們所說的社交焦慮症相當，這種病症在日本是很常見的診斷。）1994年進行的一項比較文化研究顯示，社交恐懼症在日本的流行，或許是因為日本社會特別強調知恥。該研究的首席研究員論道，日本人常為了一點小事覺得羞恥、盡量避免與人四目相接、刻意表現順從，這些其實是他們的文化規範，可謂「偽社交恐懼」，在西方文化之下才會被視為病態。

　　在美國，最先定義社交焦慮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精神醫學家李伯維茲（Michael Liebowitz）。擔任《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編輯委員的李伯維茲，把社交焦慮症正式列入精神疾病之中。1985年，李伯維茲在《一般精神醫學檔案期刊》發表一篇題為〈被忽視的病症：社交焦慮症〉的文章，認為很多患者都沒被診斷出來，也沒接受合宜的治療。這篇文章問世之後，有關社交恐懼症的研究才慢慢增加。不過，即使已到1994年，「社交焦慮症」這個名詞在該年度報章媒體上只出現了50 次。5年後，卻暴增為好幾萬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為什麼這個名詞會突然爆紅？這大抵是因為食品藥物管理局在1999年核准帕羅西汀做為治療社交焦慮症的藥品。史克必成藥廠在這種藥物的廣告行銷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不但在精神科醫師身上下功夫，希望他們多開此藥，也努力使一般大眾認識這種病症。

　　帕羅西汀的廣告文宣這麼寫：「想像你會對人過敏，你臉紅、流汗、顫抖，甚至呼吸困難—因為你得了社交焦慮症。」在凌厲的廣告攻勢之下，社交恐懼症一詞因此流行起來，正如藥廠廣告所言，「超過1,000萬美國人」苦於社交焦慮症。帕羅西汀因此爆紅，超越百憂解和樂復得，成為美國最暢銷的抗憂鬱劑。

　　在1980年之前，沒有人被診斷出得了社交焦慮症。20年後，研究估計，約有1,000萬到2,000萬美國人符合焦慮症的診斷。今天，根據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的官方統計資料，超過10%的美國人曾在一生中的某個時間罹患社交焦慮症，其中約有30%曾有急性發作的情況。（其他著名醫學期刊刊登的研究報告，也有類似的統計結果。）

　　本來一個病人也沒有，不到20年就暴增為數千萬個，難怪會引發爭議。這真像是一齣諷刺劇：有人創造出一種新的精神疾病病名，起初似乎極少人得這種病，在治療藥物通過核准之後，突然間一大堆人被診斷出得了這種病，藥廠因而得以大賺數十億美元。

　　此外，批評者還說，社交焦慮症的種種症狀其實有另一種說法，也就是害羞。這是一種常見的人格特質，不能視為精神疾病。2007年，西北大學英文系教授蘭恩（Christopher Lane）出版《害羞：為什麼一種正常的行為會變成疾病？》一書論道，精神科醫師和藥廠同謀，把一種平常的人格特質病態化。從一方面來看，社交焦慮症確診病例的暴增，的確證明藥廠行銷手段厲害，使市場需求大增。但是與人社交接觸會有點緊張其實很正常。很多人一想到在派對上要和陌生人說話，就會覺得有點不安。要是得對公眾演講、被人品頭論足，誰不會有點焦慮？這種焦慮是正常的，甚至是有適應優勢的。把這樣的不安定義為需要用藥物治療的疾病，豈不是把一種常見的人性特質病態化？這些都讓人不得不聯想到，社交焦慮症已成為藥廠為了營利創造出來的疾病。

　　然而，從眾多的研究和我的第一手經驗來看，儘管蘭恩等人的批評有理，有些社交恐懼症患者的痛苦卻也是真實和深刻的。是否有些人的害羞是正常的，不是精神疾病，也不需要接受精神科醫師的治療，但還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症？當然有。然而，的確有些有社交焦慮困擾的人，能從藥物控制和精神治療獲得改善，要不是藥物之助，他們可能會酗酒、陷入絕望，甚至自殺。

　　幾年前，我任職的雜誌刊載了一篇文章，談到內向者在這個社會面臨的挑戰。不久，我收到了這麼一封信：

　　我讀了貴刊討論內向的那篇文章。一年前，我那26歲的兒子為自己的內向苦惱不已。我跟他說，我們家的人都很內向，這是很正常的。三個月前，他留了張字條給我們，買了把槍，舉槍自盡。他在字條上寫說，他覺得自己有毛病⋯⋯他在人前總覺得焦慮、笨拙，無法繼續過這種痛苦的人生⋯⋯這孩子很聰明、性情溫和，也受了很好的教育。他才剛在一家公司當實習生，必須面對顧客。我想，這工作可能超過他能忍受的範圍，把他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要是他買槍之前肯告訴我們他的心事就好了。看起來他似乎認為這是他唯一的選擇。這孩子連抽血都會緊張，你無法想像他怎麼會用槍結束自己的生命。

　　研究顯示，在社交焦慮症確診的病人當中，23%曾試圖自殺。我們怎能說他們只是生性害羞，或可以減輕痛苦的藥物只是藥廠追求利益的陰謀？

CH4　臨場焦慮

看這種恐懼把人折磨得多慘：臉紅耳赤或臉色蒼白、顫抖、滿頭大汗；你一下子覺得很冷，一下子覺得很熱，心臟亂跳，甚至暈倒。

很多人要上台演說、出席公眾場合或是走到大人物的跟前，就會驚懼不已。如西塞羅所言，他在演說開頭還會發抖。在腓力帕斯之前的希臘大雄辯家德摩西尼斯也是。

—柏頓，《憂鬱的解析》（1621）

所有有價值的公眾演說都有一個特點，也就是演講者都緊張兮兮。

—西塞羅（西元一世紀）

　　不久，我將上台演講，為了防患於未然，我已準備好我的「演講配方」。

　　我的準備工作如下：在演講前四小...

第一部　焦慮之謎
第一章　有關焦慮的一切
第二章　當我們談論焦慮，我們談的是什麼？

第二部　我的胃病史
第三章　焦慮在我的胃裡翻滾
第四章　臨場焦慮

第三部　藥罐子
第五章　一袋酵素
第六章　恐慌簡史（吃藥吃出的新毛病）
第七章　藥物治療與焦慮的意義

第四部　先天還是後天？
第八章　分離焦慮
第九章　憂慮者與勇士
第十章　焦慮年代

第五部　救贖與韌性
第十一章　救贖
第十二章　韌性

致謝
注解
參考書目
索引
附錄：本書藥品資料

第一部　焦慮之謎
第一章　有關焦慮的一切
第二章　當我們談論焦慮，我們談的是什麼？

第二部　我的胃病史
第三章　焦慮在我的胃裡翻滾
第四章　臨場焦慮

第三部　藥罐子
第五章　一袋酵素
第六章　恐慌簡史（吃藥吃出的新毛病）
第七章　藥物治療與焦慮的意義

第四部　先天還是後天？
第八章　分離焦慮
第九章　憂慮者與勇士
第十章　焦慮年代

第五部　救贖與韌性
第十一章　救贖
第十二章　韌性

致謝
注解
參考書目
索引
附錄：本書藥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