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1706（康熙45）年3月，北京城內正沉浸在一派和煦的春色之中，深居紫禁城內的康熙皇帝，卻在此時接到福建巡撫李斯義的疏報，原來千里之外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正爆發嚴重的旱災和風災。皇帝隨即降旨免除三縣糧米的上繳，在諭旨中，康熙認為台灣地勢窪下，容易出現水、旱災，竟全然比不上蒙古「田土高而且腴」。註1次年，台灣再度罹災，康熙皇帝儘管相信不務農的土著猶可以採捕維生，卻也擔心「內地人民」（即當時的在台漢人）可能會因為糧食缺少而難以自存，進而引發社會問題。為了體恤有意回歸故土的漢人，乃諭令大學士行文地方官，利用兵丁換班或公務奉差之船，將寓居台灣且情願復歸本地的人載回原籍。註2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這幾次旱災，涉台官員逐漸關注起漢人在這塊邊陲荒地的拓墾，地方官開始「勸墾」，鼓勵人民往中、北部墾荒。水利開發可說是整個拓墾行動中最關鍵的部分，有穩定水源潤澤，不僅能將荒地化為水田，並能提高土地價值。不過，與其說清朝政府在政策上有什麼獎勵興修水圳的具體作為，不如說官員對農民開圳採行了放任且樂見其成的態度。經由水田化所增產的稻米，扣除本島人民的消費，尚有餘額銷往福建省沿海的福州、興化、漳州及泉州四府，註3除能穩定米價之外，也能解決與日俱增的人口所帶來的糧食需求。

在如此的歷史脈絡下，康熙末葉以後，台灣漢人的拓墾行動出現了幾個重要的發展：1708（康熙47）年7月，五名泉州籍民合資組成「陳賴章」墾號，向諸羅知縣請墾大加蚋荒埔，為台北平原的漢人墾殖揭開序幕；翌年（1709年），泉州籍人施世榜以「施長齡」墾號，於今彰化平原投資興築水圳，並於1719（康熙58）年通水竣工，成為清治台灣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二十幾年後，郭錫瑠從施厝圳灌區進入台北平原拓墾。儘管當時台北平原西部已有霧裡薛圳通流灌溉，不過對於平原的大部分土地而言，仍然只能在地形較高處鑿窪以儲存雨水，或利用分布在平原上的一些蓄水量不多的埤塘來灌溉田地。其中，上埤、下埤、上下土地公埤等，均是較早興築的埤塘，至於車層汴到東南一帶的山地，則有二十五甲的埤池，稱為柴頭埤，是郭家最初的灌溉水源。然而，這些埤塘的水量畢竟不穩定，甚至也因為水量不足而逐漸乾涸。因此，郭錫瑠決心要效法施世榜的故事，冒死前往危險的深山溪流上游，尋求更豐沛、穩定的灌溉水源；他的目標只有一個——開築大圳，期使大加蚋保的荒埔能變成美田。

這條水圳日後被稱為「瑠公圳」，而大加蚋保則在兩甲子後成為台灣的首善之都，我們相信這條生命之水不僅滋潤了台北平原、串起了各地維繫著不同人群生業命脈的埤塘和聚落，甚至帶動了「台北三市街」的興起和發展，成為台北平原經、社發展的重要水利設施。數百年來，台北平原的景觀有如滄海桑田，一間間高聳的大樓取代了昔日的金黃色稻浪，那遠從新店溪上游滾滾而來，有如臍帶般不斷滋養著平原各地所需養分的圳道，卻隨著日治以來台北城市規模的擴張與產業政策的轉變，陸續遭到合併、改修或填埋，最後消逝於都市化的洪流之中。逝者如斯夫，瑠公圳奔流的圳水雖然帶走了光陰，卻帶不走其歷史的定位與曾經的風華。

本書將依循著瑠公圳道所刻劃出來的歷史紋理與空間布局，重新述說一個有關台北平原水利社會的形成、崩解與轉型的故事。

序曲

1706（康熙45）年3月，北京城內正沉浸在一派和煦的春色之中，深居紫禁城內的康熙皇帝，卻在此時接到福建巡撫李斯義的疏報，原來千里之外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正爆發嚴重的旱災和風災。皇帝隨即降旨免除三縣糧米的上繳，在諭旨中，康熙認為台灣地勢窪下，容易出現水、旱災，竟全然比不上蒙古「田土高而且腴」。註1次年，台灣再度罹災，康熙皇帝儘管相信不務農的土著猶可以採捕維生，卻也擔心「內地人民」（即當時的在台漢人）可能會因為糧食缺少而難以自存，進而引發社會問題。為了體恤有意回歸故土的漢人，乃諭令大學士行文地方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