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藤大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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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NT$ 350
優惠價：88 折，NT$ 308
本商品已絕版
中國比日本自由？台灣人染上「日式癡呆症」？
為什麼鴻海崛起、夏普沒落，Uniglo和鼎泰豐大受歡迎？
什麼樣的台灣服務讓人被騙也甘願？中國老闆的致命傷是什麼？
為什麼台灣不利於經營國際品牌、中國只能追上日本90%的技術？
剖析中、日、台的三方競合關係，照見彼此的未來之道！
中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在東亞具有關鍵影響力，也是台灣的重要鄰居，文化上有深厚的淵源，經濟上有連動關係。理解並關注他們，是台灣的重要課題。
本書作者近藤大介為日本講談社《現代週刊》副總編輯，曾被派駐北京三年，他累積生活經驗與職場觀察，從服務品質、企業文化、年輕人的力量、技術創新能力、國家格局等項目，評比中、日各有哪些擅長項目或缺失，並提出改善的建言。
此外，能說流利中文，且家族與台灣頗有淵源的近藤大介，曾採訪台灣三位民選總統，並走遍台北，多年來累積不少對台灣政局、社會的第一手觀察。這次為了本書台灣版出版，他專程來台採訪，寫下專章，精闢分析在中華與日本文化交相影響下，台灣如何找到自己的競爭力。
台灣與中國有共通的文化背景，又曾被日本統治50年，可說是中、日兩種文化匯聚之地；而閱讀本書，看到中、日各有的缺失時，也會發現有許多缺點在台灣處處可見。中國與日本，如同兩面明鏡，台灣的缺點被映照在鏡面上，唯有正視缺點，加強自身的能力，不重蹈中、日的錯誤，台灣才能擁有更進步、更美好的未來。
本書特色
◎觀察中、日企業文化：
中國擁有龐大的資金，為何技術尚無法超越日本？
中國的百人公司，為何每次都要招募至少30個員工？
日本企業的新提案，為何往往胎死腹中？
中國老闆的致命傷是什麼？
◎從宏觀角度分析中、日國力此長彼消的原因：
中國宛如戰國時期，年輕人勇於嘗試、單打獨鬥、追求成就感。
日本高齡化社會，資金、職位多為老人持有，年輕人沒有發展機會。
中國是大陸型國家，因地緣政治的關係，始終保持洞悉國際局勢的能力。
日本是島國，缺乏廣闊的視野，一味追求和平，形成封閉型社會。
◎從中、日各有的缺失，綜合分析台灣競爭力與改進空間：
台灣優點：隨機應變、馬上行動；女性在社會上活躍的程度與男性相同；具有體貼入微的服務精神
台灣缺點：宣傳能力不足，不利於經營國際品牌；擅長複製外來事物，但缺乏脫胎換骨的能力；對外界變化缺乏危機意識的島國性格
作者簡介：
近藤大介，1965年出生於日本東京。1989年自東京大學教育學院畢業後，進入講談社工作；2009~2012年間派駐中國，擔任講談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中、日、台、朝鮮半島四地，對近藤大介都有特殊的意義，曾經自述：祖國日本是他心中「最溫柔的部分」；妻子是中國人，因此中國成為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母親在台北出生，近藤從小聽母親，外祖母細數台灣的美好回憶而長大，台灣是「母親的故鄉」。
近藤大介現居東京，擔任講談社的《現代週刊》副總編輯；並在明治大學兼任講師，教授東亞問題，專注在中國、朝鮮半島研究上。並為中國的《看天下》、《經濟觀察報》，韓國《中央月刊》等媒體撰寫專欄。
譯者簡介：
泓冰，日語教師、日語翻譯。譯作有《台灣的兩面鏡子》、《唯有青春，最難將息》等。
名人推薦：
朱文清（駐日本代表處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胡文輝（《自由時報》總編輯）
范疇（連續創業者、《與中國無關》作者）
我一直認為日本人對國家利益、公司利益一直很清楚，終身雇用制雖然逐漸鬆動，但是「以社為家，以社為榮」的精神仍然廣泛存在。作者以其實際觀察提出的兩面鏡子，就像孔子所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信讀者能從本書獲得很多啟示。——朱文清（駐日本代表處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在這樣充滿誤讀與誤判的時刻，近藤大介的最新觀察，撥開了不少文化的迷霧，讓博弈各方都看清楚自己和對方的身影，更看清楚對方內心深處的脈動。這也是三面鏡子交叉映照的效應，看到今天和昨天的映像，也最終可以探索明天的映像。
文化鏡子的意義，在於認清楚那些本來模糊的影子，在比較文化、社會與歷史的過程中，在發現別人之前，發現了新的自己。——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母親在台灣出生，台灣是「母親的故鄉」，外曾祖父日治時期任職台北火車站站長，妻子是中國人，在日本、中國有多年工作及採訪經驗，曾多次到台灣採訪……近藤大介先生身兼企業管理者、學者、記者、觀察家，就他在日本、中國工作及生活親身體驗，從細微處觀察兩國人民作事方法及態度等「外在」的不同，診斷出「日本病」、「中國病」，歸納出「內在」因素的大哉問：是國家性缺失，還是國民性痼疾？《台灣的兩面鏡子》值得大家細讀觀照。——胡文輝（《自由時報》總編輯）
中日之間的實體戰爭已經於一九四五年結束，但是中日之間的文化戰爭、認同戰爭，卻還在台灣暗地開打，其洶湧的程度，導致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包括從未到過日本和中國的年輕人，喪失了「以台灣為座標」的能力，更別說「以世界為座標」的氣魄。今後三十年後的台灣人，究竟是「和魂漢才」，還是「漢魂和才」，甚至「美魂漢才」，真的難說。而我個人希望看到的是「世魂台才」：一個以地球為座標的台灣人才集合體。——范疇（連續創業者、《與中國無關》作者）
「台灣」這件作品完成了嗎？◎范疇（連續創業者、《與中國無關》作者）
台灣是個神奇的地方，台灣人自己都覺得它充滿了難以理解的矛盾，何況一個外國人的感受？不久前我開玩笑地對朋友說「我發現了一個描繪台灣的方法，那就是中日戰爭還沒結束，但戰場由中國大陸移到了台灣」，就在這個時候，接到了野人出版社送來的這本新書稿——《台灣的兩面鏡子》。讀完作者對中、日、台三地的文化、價值觀比較之後，我笑了。中日戰爭果真還在台灣打！而且，誰勝誰負還不知道呢。
作者近藤大介的母系家族來自台灣，母親一九三七年出生於今天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後門一帶，畢業於今天的中山女高；外婆則是一九○八年在台北出生，畢業於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現在北一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作者的母系家族捨棄在台灣的一切，遷至鹿兒島，也就是作者的家鄉。作者從小從外婆口中得知的台北，「比（當年）日本本土更國際化」。
由於這特殊人生背景，作者一直疑惑，台灣的文化，究竟應該視作「日本列島的延長線」，還是「中國大陸的延長線」？他問自己，我應該把台灣人視作「日本化的中國人」，還是「說中國話的日本人」？
經過了許多年對中國及台灣的深入體驗，作者提出了他的答案：「我認為台灣文化是巧妙融合了原本台灣既有的文化，以及中國大陸與日本文化之後，發展出的獨特『結晶』。不正是台灣人巧妙地以現代精神呈現出日本平安時代就被視為理想的『和魂漢才』嗎 ？」
這個結論，想來會讓很大一部分台灣人，感到「於我心有慼慼焉」，甚至「與有榮焉」。但是，想來另有一部分台灣人，即令不感覺氣憤，基本上也不會認可這結論。這兩部分人，都稱自己為台灣人，也都排斥當前中國的共黨政權，但前者的靈魂以日本為座標，而後者的靈魂以中國為座標。
這就是我在文首所說的，中日之間的實體戰爭已經於一九四五年結束，但是中日之間的文化戰爭、認同戰爭，卻還在台灣暗地開打，其洶湧的程度，導致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包括從未到過日本和中國的年輕人，喪失了「以台灣為座標」的能力，更別說「以世界為座標」的氣魄。
今後三十年後的台灣人，究竟是「和魂漢才」，還是「漢魂和才」，甚至「美魂漢才」，真的難說。而我個人希望看到的是「世魂台才」：一個以地球為座標的台灣人才集合體。
「台灣」這件作品，在二○一四年還距離完工很遠，不知二○四四年是否得以完工？本來我覺得有希望，但讀完這本書之後，我開始檢討自己的樂觀。
本書透露了一個日本的「國家機密」：兩千多年來，日本都無法擺脫「以中國為座標」！日本花了兩千年都做不到的事，台灣能在三十年內做到嗎？
原來，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的各國最高領導還只稱「王」，後來秦始皇開始稱「皇」，「王」頓時降了一級。歷來忌憚中國的日本，境內也都只敢稱「王」，無人敢稱「皇」。作者說：「日本或是被中國的皇帝封為『日本之王』，或是對中國有所顧忌，才自封為『王』……至於『天皇』這個名稱由來，自古以來眾說紛紜，始終無法確定。我個人認為，可能是因為日本的王也想過過『小皇帝』的癮，所以借用『從天而降的皇帝』的含義，給自己起名為『天皇』吧。」
最妙的是，作者指出：「日本國」的定名時間大致為西元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前期。可是，關於「日本國」應該讀作「にっぽんこく」（Nipponkoku）還是「にほんこく」（Nihonkoku）的問題，從古至今一直無人確定。
一直到今天，聯合國還不知道日本的正式國名是什麼；二○○九年麻生太郎首相帶著內閣討論日本的正式國名，但最終還是沒有結論，不了了之。作者認為，日本的國名之所以這麼含糊，與「天皇所處的位置不明確」具有連帶關係。言下之意，天皇在名義上是最高領導，但在實質上又管不住昔日的軍人和今日的內閣黨派，因此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國名，可以巧妙的避諱很多問題。
因為歷史上「以中國為座標」，日本人只能胡攪，使得國名不清，天皇角色不明確，延續至今。那麼，在「以中國為座標」下，究竟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又有什麼稀奇呢？「總統」的角色，強的時候足以亂政，弱的時候號令不出總統府，這又很奇怪嗎？
《台灣的兩面鏡子》這本書的可讀性很高，作者以許多親身體驗的有趣例子，點出了中日文化的核心。在作者的詮釋下，日本著名的「集體主義」，既發揮了集體力量，卻也是日本人集體逃避責任的主要原因。另方面，中國的「缺乏團隊精神」，既是今日中國年輕一代充滿衝勁的原因，但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制約。點點滴滴匯集成的這本書，確實是台灣值得參考的兩面鏡子。
文化鏡子照出新的自己◎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三面鏡子，照出了你所不知道的文化祕密。日本和台海兩岸的比較，其實就是三面鏡子的互相映照，在別人的影子中，看到自己的缺點和優點。這是近藤大介新書的強烈企圖心，要找出這個文化三角形的最新互動。
這個文化三角形，都是儒家文化的產物，也都是使用筷子的世界，相似度很高，但深一層看，在歷史進程的變幻中，卻出現了過去所難以想像的差異性，從待人接物的方式、生活上的習慣，到思維的定勢，都有巨大的落差。
即便自己和自己的過去比較，也會發現很多的變化。不僅桃花不依舊，人面也全非。 日本在「失落的二十年」中，一直延伸到今天，出現了不少乖乖牌式的「草食族」、 溫順的「宅男」，沒有過去武士道精神的追求，打破了過去日本人在國際上的形象。近藤對此有不少觀察與感嘆，同時並發現日本社會在曖昧的語境中有「逃避責任」的傾向，對此作出的不少深刻的反思。
對一些老北京來說，近藤今天在北京發現的馬虎服務、品質很差的服務業表現，其實並不是老舍在《茶館》所認識的周到與客氣的老北京傳統，也不是作家唐魯孫所熟悉的北平風情。但今天如何恢復過去的優良傳統，正是需要更多的文化反思與比較。
因而持續對一個社會文化特性作出觀察，不僅作橫向的比較，也作縱向的比較，就會看到不少超越刻板印象的真相，也會看到一些今天難以看到的盲點。
今天台灣的社會秩序和人情味，被中國大陸媒體視為典範，寶島「最美的風景就是人」，也並不是一向如此。六、七十年代台灣作家柏楊，就常常在雜文上指出那些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姐，都有一副「晚娘面孔」，而坐公共汽車不排隊的惡習和隨地吐痰等，更在一九六三年被美國留學生狄仁華（Don Baron） 所批評，引發了一場青年「自覺運動」，刺激了台灣社會的自我改進。
同樣的，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在國際的形象被視為積極進取，甚至面對「中國威脅論」的指控。但很多人不會記得，二戰之前的中國，還是長期被視為「東亞病夫」，是一個做事只有五分鐘熱度，被「阿Q心態」牽著鼻子走，被胡適和魯迅等作家痛心疾首地批判。
正是這樣的反思、比較、與自我拷問，刺激一個社會不斷向前超越前進。
這也是文化批評的意義，推動一個跨國文化比較的論述空間，也推動一個歷史文化的反思空間。在一個多面的鏡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優缺點，也看到別人的優缺點。
比較日本和台海兩岸的社會與文化，在二○一四年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東京與北京在外交和國防上的摩擦與潛在衝突，正上升至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峰，國際上甚至出現了「中日必有一戰」的憂慮。而台灣和日本，最近由於故宮國寶在東京的展覽，出現「國立」之爭，再加上釣島主權的爭議，都引起全球矚目。
也就是在這樣國際風雲變幻的時刻，近藤大介的這本新書，讓各方決策者與民眾，都有一個重新檢視這個文化三角形的時機。三者的經濟互動，其實非常密切，但相對地，在文化和社會上的交流中，往往被一些無形的文化屏障所限制，被一些傲慢與偏見所蒙蔽。
在這樣充滿誤讀與誤判的時刻，近藤大介的最新觀察，撥開了不少文化的迷霧，讓博弈各方都看清楚自己和對方的身影，更看清楚對方內心深處的脈動。
這也是三面鏡子交叉映照的效應，看到今天和昨天的映像，也最終可以探索明天的映像。
文化鏡子的意義，在於認清楚那些本來模糊的影子，在比較文化、社會與歷史的過程中，在發現別人之前，發現了新的自己。
辣炒翠玉白菜——台日中三角關係的鏡中影像◎胡文輝（資深新聞工作者，現任《自由時報》總編輯）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李世民
「這裡就像不在地球上！」這是近藤大介在其所著《台灣的兩面鏡子》一書中，描述日本人看不慣中國人做事態度時的口氣；「日本以為自己就是地球！」這是他形容日本人自以為是、視野狹隘的用語。
母親在台灣出生，台灣是「母親的故鄉」；外曾祖父日於治時期任職台北火車站站長，妻子是中國人；在日本、中國有多年工作及採訪經驗，曾多次到台灣採訪……近藤大介先生身兼企業管理者、學者、記者、觀察家，就他在日本、中國工作及生活親身體驗，從細微處觀察兩國人民作事方法及態度等「外在」的不同，診斷出「日本病」、「中國病」，歸納出「內在」因素的大哉問：是國家性缺失，還是國民性痼疾？《台灣的兩面鏡子》值得大家細讀觀照。
當然，近藤先生也指出「台灣病」。例如，患了與日本雷同的「島國和平癡呆症」，大家也可照照鏡子，有則改之，無則一笑。
近藤先生在與我對談中，特別提到台北的故宮很迷人。但後來台日間突然發生「翠玉白菜風波」，這個風波正是一面鏡子，反映了台、日、中三角關係微妙的愛恨情仇！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國寶「翠玉白菜」，首度出國到日本東京博物館展出，是台日文化交流的歷史盛事。但是，開箱上架前夕，卻發生海報等宣傳品上，故宮名稱未全部冠上「國立」爭議，經政治加料「辣炒」，形成火辣辣事件，翠玉白菜差點就無法在東京「上菜」，經台日雙方努力化解才如期展出。不過，經過這場風波，藉翠玉白菜加強台日關係的「原味」，已變調走味。
「翠玉白菜風波」，從「大」方面看，是台、日、中三角的敏感神經被觸動及挑起。馬英九總統的「抗日情結」發作，把宣傳品的「國立」，上綱到國格尊嚴層次；中國介入的陰影若隱若現，馬政府對日方提出激烈抗議，甚至發出「最後通牒」，要日方限期改正。
從「小」處看，翠玉白菜風波顯示台灣人與日本人做事態度的差異。台灣故宮、日本東博簽有展出合約，雙方依約行事，本無問題。協辦單位日本媒體印製的海報沒標示國立，日方認為非屬合約範圍，無違約問題，台方原也未在意，並未精準掌握問題，當小問題被鬧大，成了大問題，處理就很棘手。
翠玉白菜風波這面鏡子映照的，正是台灣、日本、中國因地理及歷史因素所形成的三角關係與愛恨情仇。但是，當民族的歷史恨仇飆高，人民間的好感沒完全消亡也會立即隱沒。
一個重大的新變數則是中國崛起。當中國擺出稱霸東亞、爭霸天下架式，三方複雜糾結的關係，很容易被化約成原始部落的「友、敵、陌生人」。三方不可能是陌生人，身為小國的台灣，在日中兩大之間，將被迫選擇誰敵誰友。目前台灣內部隱然出現親中抗日、聯日美抗中兩條路線之爭，對抗如激烈化，對台灣的未來恐怕不是吉兆。
最後要提的是，近藤先生是「有心人」，對日、台、中都心懷感情，以國為鏡，以民為鏡。宏願應是三國相互為鏡，互諒互解，取長補短，去病強身，逢凶化吉，人民可以獲得最大福祉。至於他對台灣太陽花學運、對中國天安門事件的第三者眼睛觀點，如果你不認同，就當做旁觀的另一面鏡吧！
「日本病」值得參考◎朱文清（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顧問兼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奉派到日本服務，到現在總共來回五次到日本工作，總計在日本停留超過二十年，看過日本高度成長的盛況，也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崩潰，銀行倒閉、整併的金融危機。
在台灣沒有捷運及高鐵的年代，看到地鐵跟新幹線都好羨慕。日本電車準時且班次密集，尖峰時間每二到三分鐘就有一班地鐵，大家排隊上車，井然有序，車站及車內用敬語的日語廣播，讓我感覺這個國家與我們真不一樣。
有一次陪家鄉一位長輩從她的旅館搭電車到我住的便宜榻榻米公寓，一進門她就說住日本真好，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在電車上看到日本人有禮貌，講話用敬語（她懂日語）聽起來很舒服。
後來因為工作關係，我經常陪台灣的記者採訪日本各大公司，對日本公司上下一體的團隊精神及高度效率深深佩服。那時豐田汽車就採用所謂的「看板式」生產方式，用Just in time的方法減少庫存、等待、運送，及不良品等高效率管理方式，到今天豐田汽車已成為全球唯一年產超過一千萬輛的大車廠。
當時有位台灣女記者一直與日本記者爭辯為何日本人那麼有共識（consensus），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日本記者敏感地聯想到共識就是像戰前軍國主義一樣全民動作一致，於是努力撇清說沒有什麼共識不共識；但台灣記者只是單純想要瞭解日本公司為何那麼有團隊精神，為何那麼願意為公司效命而已。在我看來雙方真有很深的認知差距。
本書作者近藤大介先生中文流利，對中國、台灣雙方瞭解甚深，由於母親在台出生，外曾祖父曾是台北車站站長，對台灣懷有特別的感情，因此，他筆下的台灣很有效率，屬於「馬上行動」的社會。他批評日本許多公司得了「日本病」，上上下下都在逃避責任，錯失良機。中國員工則缺乏團隊精神，而台灣融合中國的中華文明及日本文化，會臨機應變，處理事務非常有效率，在台遇到兩位高階媒體人對他的臨時請見立即回應使他感動萬分。對台灣的誇獎讀者應該會很開心，但是否如此，就請各自解讀。他根據實地工作經驗對中國員工的描述十分精采透澈，台灣的
員工是否也有類似之處呢？讀者應該也很清楚。至於他指出某些日本公司的「日本病」，我認為是作者愛之深責之切，看到那些世界知名強大的日本公司竟然淪落到經營危機甚至要被收購的地步而發出的警語，這部分很值得台灣企業管理階層參考。
我一直認為日本人對國家利益、公司利益向來很清楚，終身雇用制雖然逐漸鬆動，但是「以社為家，以社為榮」的精神仍然廣泛存在。作者以其實際觀察提出的兩面鏡子，就像孔子所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信讀者能從本書獲得很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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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藤大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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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台灣不利於經營國際品牌、中國只能追上日本90%的技術？
剖析中、日、台的三方競合關係，照見彼此的未來之道！
中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在東亞具有關鍵影響力，也是台灣的重要鄰居，文化上有深厚的淵源，經濟上有連動關係。理解並關注他們，是台灣的重要課題。
本書作者近藤大介為日本講談社《現代週刊》副總編輯，曾被派駐北京三年，他累積生活經驗與職場觀察，從服務品質、企業文化、年輕人的力量、技術創新能力、國家格局等項目，評比中、日各有哪些擅長項目或缺失，並提出改善的建言。
此外，能說流利中文，且家族與台灣頗有淵源的近藤大介，曾採訪台灣三位民選總統，並走遍台北，多年來累積不少對台灣政局、社會的第一手觀察。這次為了本書台灣版出版，他專程來台採訪，寫下專章，精闢分析在中華與日本文化交相影響下，台灣如何找到自己的競爭力。
台灣與中國有共通的文化背景，又曾被日本統治50年，可說是中、日兩種文化匯聚之地；而閱讀本書，看到中、日各有的缺失時，也會發現有許多缺點在台灣處處可見。中國與日本，如同兩面明鏡，台灣的缺點被映照在鏡面上，唯有正視缺點，加強自身的能力，不重蹈中、日的錯誤，台灣才能擁有更進步、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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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日企業文化：
中國擁有龐大的資金，為何技術尚無法超越日本？
中國的百人公司，為何每次都要招募至少30個員工？
日本企業的新提案，為何往往胎死腹中？
中國老闆的致命傷是什麼？
◎從宏觀角度分析中、日國力此長彼消的原因：
中國宛如戰國時期，年輕人勇於嘗試、單打獨鬥、追求成就感。
日本高齡化社會，資金、職位多為老人持有，年輕人沒有發展機會。
中國是大陸型國家，因地緣政治的關係，始終保持洞悉國際局勢的能力。
日本是島國，缺乏廣闊的視野，一味追求和平，形成封閉型社會。
◎從中、日各有的缺失，綜合分析台灣競爭力與改進空間：
台灣優點：隨機應變、馬上行動；女性在社會上活躍的程度與男性相同；具有體貼入微的服務精神
台灣缺點：宣傳能力不足，不利於經營國際品牌；擅長複製外來事物，但缺乏脫胎換骨的能力；對外界變化缺乏危機意識的島國性格
作者簡介：
近藤大介，1965年出生於日本東京。1989年自東京大學教育學院畢業後，進入講談社工作；2009~2012年間派駐中國，擔任講談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中、日、台、朝鮮半島四地，對近藤大介都有特殊的意義，曾經自述：祖國日本是他心中「最溫柔的部分」；妻子是中國人，因此中國成為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母親在台北出生，近藤從小聽母親，外祖母細數台灣的美好回憶而長大，台灣是「母親的故鄉」。
近藤大介現居東京，擔任講談社的《現代週刊》副總編輯；並在明治大學兼任講師，教授東亞問題，專注在中國、朝鮮半島研究上。並為中國的《看天下》、《經濟觀察報》，韓國《中央月刊》等媒體撰寫專欄。
譯者簡介：
泓冰，日語教師、日語翻譯。譯作有《台灣的兩面鏡子》、《唯有青春，最難將息》等。
名人推薦：
朱文清（駐日本代表處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胡文輝（《自由時報》總編輯）
范疇（連續創業者、《與中國無關》作者）
我一直認為日本人對國家利益、公司利益一直很清楚，終身雇用制雖然逐漸鬆動，但是「以社為家，以社為榮」的精神仍然廣泛存在。作者以其實際觀察提出的兩面鏡子，就像孔子所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信讀者能從本書獲得很多啟示。——朱文清（駐日本代表處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在這樣充滿誤讀與誤判的時刻，近藤大介的最新觀察，撥開了不少文化的迷霧，讓博弈各方都看清楚自己和對方的身影，更看清楚對方內心深處的脈動。這也是三面鏡子交叉映照的效應，看到今天和昨天的映像，也最終可以探索明天的映像。
文化鏡子的意義，在於認清楚那些本來模糊的影子，在比較文化、社會與歷史的過程中，在發現別人之前，發現了新的自己。——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母親在台灣出生，台灣是「母親的故鄉」，外曾祖父日治時期任職台北火車站站長，妻子是中國人，在日本、中國有多年工作及採訪經驗，曾多次到台灣採訪……近藤大介先生身兼企業管理者、學者、記者、觀察家，就他在日本、中國工作及生活親身體驗，從細微處觀察兩國人民作事方法及態度等「外在」的不同，診斷出「日本病」、「中國病」，歸納出「內在」因素的大哉問：是國家性缺失，還是國民性痼疾？《台灣的兩面鏡子》值得大家細讀觀照。——胡文輝（《自由時報》總編輯）
中日之間的實體戰爭已經於一九四五年結束，但是中日之間的文化戰爭、認同戰爭，卻還在台灣暗地開打，其洶湧的程度，導致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包括從未到過日本和中國的年輕人，喪失了「以台灣為座標」的能力，更別說「以世界為座標」的氣魄。今後三十年後的台灣人，究竟是「和魂漢才」，還是「漢魂和才」，甚至「美魂漢才」，真的難說。而我個人希望看到的是「世魂台才」：一個以地球為座標的台灣人才集合體。——范疇（連續創業者、《與中國無關》作者）
「台灣」這件作品完成了嗎？◎范疇（連續創業者、《與中國無關》作者）
台灣是個神奇的地方，台灣人自己都覺得它充滿了難以理解的矛盾，何況一個外國人的感受？不久前我開玩笑地對朋友說「我發現了一個描繪台灣的方法，那就是中日戰爭還沒結束，但戰場由中國大陸移到了台灣」，就在這個時候，接到了野人出版社送來的這本新書稿——《台灣的兩面鏡子》。讀完作者對中、日、台三地的文化、價值觀比較之後，我笑了。中日戰爭果真還在台灣打！而且，誰勝誰負還不知道呢。
作者近藤大介的母系家族來自台灣，母親一九三七年出生於今天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後門一帶，畢業於今天的中山女高；外婆則是一九○八年在台北出生，畢業於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現在北一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作者的母系家族捨棄在台灣的一切，遷至鹿兒島，也就是作者的家鄉。作者從小從外婆口中得知的台北，「比（當年）日本本土更國際化」。
由於這特殊人生背景，作者一直疑惑，台灣的文化，究竟應該視作「日本列島的延長線」，還是「中國大陸的延長線」？他問自己，我應該把台灣人視作「日本化的中國人」，還是「說中國話的日本人」？
經過了許多年對中國及台灣的深入體驗，作者提出了他的答案：「我認為台灣文化是巧妙融合了原本台灣既有的文化，以及中國大陸與日本文化之後，發展出的獨特『結晶』。不正是台灣人巧妙地以現代精神呈現出日本平安時代就被視為理想的『和魂漢才』嗎 ？」
這個結論，想來會讓很大一部分台灣人，感到「於我心有慼慼焉」，甚至「與有榮焉」。但是，想來另有一部分台灣人，即令不感覺氣憤，基本上也不會認可這結論。這兩部分人，都稱自己為台灣人，也都排斥當前中國的共黨政權，但前者的靈魂以日本為座標，而後者的靈魂以中國為座標。
這就是我在文首所說的，中日之間的實體戰爭已經於一九四五年結束，但是中日之間的文化戰爭、認同戰爭，卻還在台灣暗地開打，其洶湧的程度，導致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包括從未到過日本和中國的年輕人，喪失了「以台灣為座標」的能力，更別說「以世界為座標」的氣魄。
今後三十年後的台灣人，究竟是「和魂漢才」，還是「漢魂和才」，甚至「美魂漢才」，真的難說。而我個人希望看到的是「世魂台才」：一個以地球為座標的台灣人才集合體。
「台灣」這件作品，在二○一四年還距離完工很遠，不知二○四四年是否得以完工？本來我覺得有希望，但讀完這本書之後，我開始檢討自己的樂觀。
本書透露了一個日本的「國家機密」：兩千多年來，日本都無法擺脫「以中國為座標」！日本花了兩千年都做不到的事，台灣能在三十年內做到嗎？
原來，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的各國最高領導還只稱「王」，後來秦始皇開始稱「皇」，「王」頓時降了一級。歷來忌憚中國的日本，境內也都只敢稱「王」，無人敢稱「皇」。作者說：「日本或是被中國的皇帝封為『日本之王』，或是對中國有所顧忌，才自封為『王』……至於『天皇』這個名稱由來，自古以來眾說紛紜，始終無法確定。我個人認為，可能是因為日本的王也想過過『小皇帝』的癮，所以借用『從天而降的皇帝』的含義，給自己起名為『天皇』吧。」
最妙的是，作者指出：「日本國」的定名時間大致為西元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前期。可是，關於「日本國」應該讀作「にっぽんこく」（Nipponkoku）還是「にほんこく」（Nihonkoku）的問題，從古至今一直無人確定。
一直到今天，聯合國還不知道日本的正式國名是什麼；二○○九年麻生太郎首相帶著內閣討論日本的正式國名，但最終還是沒有結論，不了了之。作者認為，日本的國名之所以這麼含糊，與「天皇所處的位置不明確」具有連帶關係。言下之意，天皇在名義上是最高領導，但在實質上又管不住昔日的軍人和今日的內閣黨派，因此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國名，可以巧妙的避諱很多問題。
因為歷史上「以中國為座標」，日本人只能胡攪，使得國名不清，天皇角色不明確，延續至今。那麼，在「以中國為座標」下，究竟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又有什麼稀奇呢？「總統」的角色，強的時候足以亂政，弱的時候號令不出總統府，這又很奇怪嗎？
《台灣的兩面鏡子》這本書的可讀性很高，作者以許多親身體驗的有趣例子，點出了中日文化的核心。在作者的詮釋下，日本著名的「集體主義」，既發揮了集體力量，卻也是日本人集體逃避責任的主要原因。另方面，中國的「缺乏團隊精神」，既是今日中國年輕一代充滿衝勁的原因，但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制約。點點滴滴匯集成的這本書，確實是台灣值得參考的兩面鏡子。
文化鏡子照出新的自己◎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三面鏡子，照出了你所不知道的文化祕密。日本和台海兩岸的比較，其實就是三面鏡子的互相映照，在別人的影子中，看到自己的缺點和優點。這是近藤大介新書的強烈企圖心，要找出這個文化三角形的最新互動。
這個文化三角形，都是儒家文化的產物，也都是使用筷子的世界，相似度很高，但深一層看，在歷史進程的變幻中，卻出現了過去所難以想像的差異性，從待人接物的方式、生活上的習慣，到思維的定勢，都有巨大的落差。
即便自己和自己的過去比較，也會發現很多的變化。不僅桃花不依舊，人面也全非。 日本在「失落的二十年」中，一直延伸到今天，出現了不少乖乖牌式的「草食族」、 溫順的「宅男」，沒有過去武士道精神的追求，打破了過去日本人在國際上的形象。近藤對此有不少觀察與感嘆，同時並發現日本社會在曖昧的語境中有「逃避責任」的傾向，對此作出的不少深刻的反思。
對一些老北京來說，近藤今天在北京發現的馬虎服務、品質很差的服務業表現，其實並不是老舍在《茶館》所認識的周到與客氣的老北京傳統，也不是作家唐魯孫所熟悉的北平風情。但今天如何恢復過去的優良傳統，正是需要更多的文化反思與比較。
因而持續對一個社會文化特性作出觀察，不僅作橫向的比較，也作縱向的比較，就會看到不少超越刻板印象的真相，也會看到一些今天難以看到的盲點。
今天台灣的社會秩序和人情味，被中國大陸媒體視為典範，寶島「最美的風景就是人」，也並不是一向如此。六、七十年代台灣作家柏楊，就常常在雜文上指出那些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姐，都有一副「晚娘面孔」，而坐公共汽車不排隊的惡習和隨地吐痰等，更在一九六三年被美國留學生狄仁華（Don Baron） 所批評，引發了一場青年「自覺運動」，刺激了台灣社會的自我改進。
同樣的，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在國際的形象被視為積極進取，甚至面對「中國威脅論」的指控。但很多人不會記得，二戰之前的中國，還是長期被視為「東亞病夫」，是一個做事只有五分鐘熱度，被「阿Q心態」牽著鼻子走，被胡適和魯迅等作家痛心疾首地批判。
正是這樣的反思、比較、與自我拷問，刺激一個社會不斷向前超越前進。
這也是文化批評的意義，推動一個跨國文化比較的論述空間，也推動一個歷史文化的反思空間。在一個多面的鏡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優缺點，也看到別人的優缺點。
比較日本和台海兩岸的社會與文化，在二○一四年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東京與北京在外交和國防上的摩擦與潛在衝突，正上升至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峰，國際上甚至出現了「中日必有一戰」的憂慮。而台灣和日本，最近由於故宮國寶在東京的展覽，出現「國立」之爭，再加上釣島主權的爭議，都引起全球矚目。
也就是在這樣國際風雲變幻的時刻，近藤大介的這本新書，讓各方決策者與民眾，都有一個重新檢視這個文化三角形的時機。三者的經濟互動，其實非常密切，但相對地，在文化和社會上的交流中，往往被一些無形的文化屏障所限制，被一些傲慢與偏見所蒙蔽。
在這樣充滿誤讀與誤判的時刻，近藤大介的最新觀察，撥開了不少文化的迷霧，讓博弈各方都看清楚自己和對方的身影，更看清楚對方內心深處的脈動。
這也是三面鏡子交叉映照的效應，看到今天和昨天的映像，也最終可以探索明天的映像。
文化鏡子的意義，在於認清楚那些本來模糊的影子，在比較文化、社會與歷史的過程中，在發現別人之前，發現了新的自己。
辣炒翠玉白菜——台日中三角關係的鏡中影像◎胡文輝（資深新聞工作者，現任《自由時報》總編輯）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李世民
「這裡就像不在地球上！」這是近藤大介在其所著《台灣的兩面鏡子》一書中，描述日本人看不慣中國人做事態度時的口氣；「日本以為自己就是地球！」這是他形容日本人自以為是、視野狹隘的用語。
母親在台灣出生，台灣是「母親的故鄉」；外曾祖父日於治時期任職台北火車站站長，妻子是中國人；在日本、中國有多年工作及採訪經驗，曾多次到台灣採訪……近藤大介先生身兼企業管理者、學者、記者、觀察家，就他在日本、中國工作及生活親身體驗，從細微處觀察兩國人民作事方法及態度等「外在」的不同，診斷出「日本病」、「中國病」，歸納出「內在」因素的大哉問：是國家性缺失，還是國民性痼疾？《台灣的兩面鏡子》值得大家細讀觀照。
當然，近藤先生也指出「台灣病」。例如，患了與日本雷同的「島國和平癡呆症」，大家也可照照鏡子，有則改之，無則一笑。
近藤先生在與我對談中，特別提到台北的故宮很迷人。但後來台日間突然發生「翠玉白菜風波」，這個風波正是一面鏡子，反映了台、日、中三角關係微妙的愛恨情仇！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國寶「翠玉白菜」，首度出國到日本東京博物館展出，是台日文化交流的歷史盛事。但是，開箱上架前夕，卻發生海報等宣傳品上，故宮名稱未全部冠上「國立」爭議，經政治加料「辣炒」，形成火辣辣事件，翠玉白菜差點就無法在東京「上菜」，經台日雙方努力化解才如期展出。不過，經過這場風波，藉翠玉白菜加強台日關係的「原味」，已變調走味。
「翠玉白菜風波」，從「大」方面看，是台、日、中三角的敏感神經被觸動及挑起。馬英九總統的「抗日情結」發作，把宣傳品的「國立」，上綱到國格尊嚴層次；中國介入的陰影若隱若現，馬政府對日方提出激烈抗議，甚至發出「最後通牒」，要日方限期改正。
從「小」處看，翠玉白菜風波顯示台灣人與日本人做事態度的差異。台灣故宮、日本東博簽有展出合約，雙方依約行事，本無問題。協辦單位日本媒體印製的海報沒標示國立，日方認為非屬合約範圍，無違約問題，台方原也未在意，並未精準掌握問題，當小問題被鬧大，成了大問題，處理就很棘手。
翠玉白菜風波這面鏡子映照的，正是台灣、日本、中國因地理及歷史因素所形成的三角關係與愛恨情仇。但是，當民族的歷史恨仇飆高，人民間的好感沒完全消亡也會立即隱沒。
一個重大的新變數則是中國崛起。當中國擺出稱霸東亞、爭霸天下架式，三方複雜糾結的關係，很容易被化約成原始部落的「友、敵、陌生人」。三方不可能是陌生人，身為小國的台灣，在日中兩大之間，將被迫選擇誰敵誰友。目前台灣內部隱然出現親中抗日、聯日美抗中兩條路線之爭，對抗如激烈化，對台灣的未來恐怕不是吉兆。
最後要提的是，近藤先生是「有心人」，對日、台、中都心懷感情，以國為鏡，以民為鏡。宏願應是三國相互為鏡，互諒互解，取長補短，去病強身，逢凶化吉，人民可以獲得最大福祉。至於他對台灣太陽花學運、對中國天安門事件的第三者眼睛觀點，如果你不認同，就當做旁觀的另一面鏡吧！
「日本病」值得參考◎朱文清（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顧問兼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奉派到日本服務，到現在總共來回五次到日本工作，總計在日本停留超過二十年，看過日本高度成長的盛況，也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崩潰，銀行倒閉、整併的金融危機。
在台灣沒有捷運及高鐵的年代，看到地鐵跟新幹線都好羨慕。日本電車準時且班次密集，尖峰時間每二到三分鐘就有一班地鐵，大家排隊上車，井然有序，車站及車內用敬語的日語廣播，讓我感覺這個國家與我們真不一樣。
有一次陪家鄉一位長輩從她的旅館搭電車到我住的便宜榻榻米公寓，一進門她就說住日本真好，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在電車上看到日本人有禮貌，講話用敬語（她懂日語）聽起來很舒服。
後來因為工作關係，我經常陪台灣的記者採訪日本各大公司，對日本公司上下一體的團隊精神及高度效率深深佩服。那時豐田汽車就採用所謂的「看板式」生產方式，用Just in time的方法減少庫存、等待、運送，及不良品等高效率管理方式，到今天豐田汽車已成為全球唯一年產超過一千萬輛的大車廠。
當時有位台灣女記者一直與日本記者爭辯為何日本人那麼有共識（consensus），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日本記者敏感地聯想到共識就是像戰前軍國主義一樣全民動作一致，於是努力撇清說沒有什麼共識不共識；但台灣記者只是單純想要瞭解日本公司為何那麼有團隊精神，為何那麼願意為公司效命而已。在我看來雙方真有很深的認知差距。
本書作者近藤大介先生中文流利，對中國、台灣雙方瞭解甚深，由於母親在台出生，外曾祖父曾是台北車站站長，對台灣懷有特別的感情，因此，他筆下的台灣很有效率，屬於「馬上行動」的社會。他批評日本許多公司得了「日本病」，上上下下都在逃避責任，錯失良機。中國員工則缺乏團隊精神，而台灣融合中國的中華文明及日本文化，會臨機應變，處理事務非常有效率，在台遇到兩位高階媒體人對他的臨時請見立即回應使他感動萬分。對台灣的誇獎讀者應該會很開心，但是否如此，就請各自解讀。他根據實地工作經驗對中國員工的描述十分精采透澈，台灣的
員工是否也有類似之處呢？讀者應該也很清楚。至於他指出某些日本公司的「日本病」，我認為是作者愛之深責之切，看到那些世界知名強大的日本公司竟然淪落到經營危機甚至要被收購的地步而發出的警語，這部分很值得台灣企業管理階層參考。
我一直認為日本人對國家利益、公司利益向來很清楚，終身雇用制雖然逐漸鬆動，但是「以社為家，以社為榮」的精神仍然廣泛存在。作者以其實際觀察提出的兩面鏡子，就像孔子所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信讀者能從本書獲得很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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