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促的記者：由名詞到行動

公民記者，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公民。

這個定義簡潔明瞭，但定義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一個名詞（公民記者）與其所指涉的行動（新聞報導）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特別是網絡時代。公民記者這個名詞被普遍使用，大約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論是普通用語或專門術語，一個名詞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脫不了特定的時空背景，總有歷史的軌道和複雜的當時社會因素使然。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交互牽扯、修訂和塑造，名詞及現實就有理論的原則和操作實證的基礎關係。

舉例說，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一個急性流行性傳染病毒，最早爆發在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省。由於致命的起因不明，民間認為是種難以解釋的「怪病」，鄉里市井遂流傳毫無科學依據的預防偏方，如以醋熏對抗病毒，以訛傳訛。

既然怪病無以名之，未知的事務便代表某種異象，穿鑿附會之下，人為災難或天譴的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國官方以謠言惑眾，混淆視聽，封鎖了新聞媒體與網路對疫情的報導和討論。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初，有關疫情癥狀的任何名詞因而並未見諸中國的新聞報導，但病毒繼續流竄。

2003年2月21日，病原由一個廣州訪客帶入香港，再傳染到其他地方，尤其是擴散到世界許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在幾個月內，病毒橫掃，受感染的人數激增，重者死亡，輕者住院，弄得危機四伏。

最後，全球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受波及，造成774人死亡，8,096人住院，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9人）、台灣（47人）、加拿大（38人）和新加坡（32人）最為慘重，包括前三地區的17位醫護人員殉職。中國於2003年6月15日遏止病毒的擴散，全世界的最後一個病例（2003年7月13日）則出現在美國（《南華早報》，2013年3月2日，頁A16）。

這期間，世界衛生組織根據病情，於2003年3月15日將最早在廣東被看成是怪病的傳染病正式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任何簡稱的根本作用，不過在方便溝通，避免冗長的文字減低傳播的效率。

SARS的英文縮寫卻讓香港特區政府（SAR）頗為難堪（《南華早報》雜誌，2013年3月31日，頁27），在官方發佈的英文新聞稿中堅持稱為atypical pneumonia， 中文是「非典型性肺炎」或「非典」，音譯為「沙士」。香港特區政府的反應其實是阿Q罷了，不管如何稱呼，SARS的致命力不會因用字不同而有所差別，就像在國名冠上「人民」兩字的國家，幾乎都不是民主國家。

從官方到民間，由海內到海外，中國掩飾SARS疫情的動機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安定民心、維持社會秩序、地方官僚無能顢頇、醫療預警系統的腐敗、草菅人命、建立政府威信或保護國家形象等，不一而足。美國《時代》雜誌2003年5月5日以「SARS的真相」為題的封面報導，只是其中一個對中國的嚴厲指控。

剛開始時，北京政權信誓旦旦，堅持一切都在衛生機構的控制之下，還多少瞞天過海，讓各國信以為真。最終引起其他國家重視SARS的新聞報導，不是出自中國或香港的媒體，而是美國的《時代》雜誌和其他媒體。

10年後，根據Fionnuala McHugh在《南華早報》（2013年3月31日，頁27）雜誌的報導，SARS似乎是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時，海外媒體所預期報導的故事，它們幾乎指望帶有新聞價值的死亡事件會跨過中國邊境；SARS是香港真正移交的時刻。

當時，海外媒體的消息來源是北京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醫生蔣彥永，一個在中國醫療體系邊緣的公民。2003年4月初，他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把SARS在北京的嚴重情況，先傳給國內兩個媒體集團，但未獲回應（《南華早報》，2013年4月13日，頁A6），他只好對外發佈。

儘管事態嚴重，面對這種敏感事件，國內的新聞媒體顯然另有顧慮，美國的《時代》週刊和其他媒體卻報導了蔣彥永的訪問。北京官方罔顧生命，一手遮天的蠻橫舉止，令世界各國政府不滿，輿論譁然。紙終究包不住火，中國政府被迫承認疫情，並免去衛生部長張文康的職務。

從2002年底到2003年4月初，在整個SARS疫情於中國流傳過程中，蔣彥永不僅盡到了醫生應有的職責，當北京官方對他的警告和質問視若無睹時，特別是新聞媒體受到國家機器的壓迫，而噤若寒蟬，他也扮演了一個公民記者的角色，雖然他未必有此念頭。其實，公民記者的概念在當時的中國還未受到重視。

以存在論和知識論的角度探討，SARS的不幸事件包含概念與現實之間的互動，以及它們各自所可能帶來對外在環境的理解或誤解，與對應的操作方法。

具體說，由發生到結束，SARS牽涉兩個並行的過程：其一，疾病本身的流傳—它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如北京官方的蓄意隱瞞，這是客觀的存在；其二，疾病的新聞報導—它不能獨立於SARS之外，無中生有，既必須有客觀依據，又不免主觀干擾，如個人先入為主的看法，包括政府官員和記者。

這兩個過程的進展時而平行，像鐵路的兩條軌道，時而交叉，如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前者是事件或物體與概念的脫鉤，後者則是現實和視覺或想像的接觸，它們所引起的效應，不論是正面或負面，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或解決辦法。

如果SARS是個怪病，它的起因和治療範圍就難以明確界定。因為不確定，它的後果便不易掌握，對北京政權的正當性和穩定性所可能帶來的威脅也相對提高。中國政府隱瞞事實的做法就算事出有因，頂多是鴕鳥心態，無助防範疫情的擴大，反而火上加油。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診斷，雖然照樣無法阻止病毒「殺死」病人，或危害人間，一個名詞的準確運用至少縮小了醫治的門徑。所謂對症下藥，症是認知，下藥是操作，或許這是在疾病流傳後期，其他國家較少有人死亡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北京官方的刻意欺瞞不免助長中國、香港和台灣在疫情爆發後許多生命的無謂喪失。名詞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全在一念之間，禁止某個名詞的討論或流通，如SARS，也就限制了所有可能的對應之道。

名詞與行動

當然，名詞或稱呼的存在與否，無損事件或行動的發生。蔣彥永的電子郵件除了透露真相，更傳達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他曾經當過醫生，醫學經驗、知識和見解卻不被官方與媒體重視和接受；他不是記者，卻做了類似新聞報導的工作，以消息來源，受到了國外主流媒體的關注。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在中國的國家機器與主流媒體之外，即使是邊緣的個人對社會中心也會產生相當的作用。無論是天災或人禍，SARS是個不幸悲劇，牽扯出事件、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錯綜複雜問題，它們多少都和定義有關。

SARS是天災，還是人禍？它們的分野何在？

事件如何成為新聞？一人哭，或天下哭，何時才算事態嚴重？

媒體是人民的耳目，或是上情下達的工具？人命大，還是國家顏面緊要？

公民社會以個人為主，還是以集體為重？集體是個人的總和？誰來代表？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決條件是界定每個關鍵名詞。定義是抽象的，行動則很具體，兩者之間是否有一對一的必然關係？如是，抽象的定義怎麼精確轉化成具體的行動？如果不是，相同的行動是否可用不同的名詞來描述？

同樣的道理，在公民記者和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多角關係中，一個基本的問題就值得深入探討：既然是新聞報導，為什平常通用的「記者」一詞不足以表達，還得另創新詞？

記者就是記者，公民記者到底是記者這個概念的擴張或限定？

由知識社會學的視野看，一個概念或術語的出現，與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息息相關，不會冒然而生。這些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極其錯綜（Mannheim, 1936），其中能動性（agency）和結構（structure）的互為促因及後果，對概念的產生與形成，特別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字義表面看，公民記者是個很簡單的名詞，它不過是在眾所周知的「記者」稱呼上附加「公民」兩字。也就是說，公民記者有別於一般記者。如果要吹毛求疵，跟白馬非馬的爭論一樣，公民記者與記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不能相提並論。說白馬非馬，當然是詭辯，經不起仔細推敲。

深一層看，公民記者這個概念相當複雜，包含兩個現代社會的重要觀念：公民與記者。分開來談，公民或記者的定義及其社會效用牽涉廣泛，觸及民族/國家的興起、公民社會的存在、公民的權利及義務、民主機制和言論自由的保障、人民當家做主與知的權利，以及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等。

不論中外，有關公民或記者這兩個概念的討論和爭辯，再加上它們彼此間的互動結果，大多圍繞在這些衍生出來的問題。每一個子題都可以單獨成書，更多的是成千上萬的學術論文或報紙雜誌的文章。

即使書籍浩瀚，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多年，到目前，沒有人可以大言不慚的說，公民或記者的定義早已塵埃落定，它們的效應也一清二楚，毫無疑慮。

採取這種立場的人，如果不是一知半解，便是視野狹窄，甚至是專斷，容不下其他另類或替代觀點。共產主義國家，如中國、北韓和古巴，把新聞媒體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全置於國家領導之下（其實是共產黨的指揮系統），便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國家都有新聞記者的行業，他們的形成卻往往無關公民的社會角色。

就算在民主、自由國家，公民與記者的角色與功能也非一成不變。由於封建與民主的歷史鬥爭、社會變遷、資本主義商業化的宰制、新聞與權勢及財團掛鉤、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突飛猛進、公民社會的擴張和個人獨立自主意識的抬頭等主要因素，公民與記者的意義和實際操作不斷被反覆檢驗。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因此是流動的，隨時空而異。

公民記者既然是公民與記者兩個概念的合併，以總體永遠大於個別單元的合計看，在抽象角度上，公民記者概念的出現絕非偶然，公民新聞更不是無風起浪，那些以公民記者自居的人也非渾水摸魚或無理取鬧，總有理論與操作的基礎。

以通俗話來說，所謂的公民記者，在一般人眼中，很可能就是冒牌記者或山寨記者，反正不是真的記者。至少這個名詞初聽之下，許多人會產生不少在傳播研究文獻中常探討的疑問：

公民記者是新聞記者，還是社會行動者？亦或兩者兼具？

公民記者到底所為何事？

社會上既然有專業記者，為什還出現公民記者？

誰來決定公民記者的身份？

當一個公民記者是否有些特定的要求或規定？

數據網絡的興起與個人通訊工具的普及，跟公民新聞有什關聯？

專業記者受僱於新聞媒體，公民記者替誰做事？

相對於專業的新聞工作，公民記者應該是業餘了？

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都經過編輯部審核，在事實與評論上，力求客觀和平衡，公民記者由誰把關？

專業記者面對外來壓力時，尤其是來自國家機器與利益團體的威脅利誘，所屬的媒體組織通常可以提供法律辯護和財力支持的機制，公民記者會不會為五斗米折腰？

有關受眾隱私及其他職業道德問題，主流媒體有一套可循的內外專業規範，執行起來大致對記者的舉止有相當約束作用，公民記者向誰負責？

公民新聞對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到底效應如何？

這些問題看似容易，由於牽涉經濟、政治、科技、傳播、社會、文化和心理等層面，回答起來，卻是千頭萬緒，恐怕一時不會有明確的答案，更可能會言人人殊。

一方面，公民記者出現的時間還很短暫，大致是2000年代初期的事，幾乎沒有歷史或成規可言；公民記者的社會角色和傳播效用仍然混沌不清，在新聞報導上的定位與功能，也有待時間的考驗和釐清。

另一方面，公民記者的操作大多圍繞個別突發或危機事件，事過境遷後，很少系統化。任何缺乏持續性的社會操作或組織安排，要形成某種制度，從而挑戰、改變甚至取代現有的制度，不僅會後繼無力，也難以蔚為風潮。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公民記者是意識的覺醒與某種獨立的宣稱，亦即普通人以公民的姿態在新聞領域取得新定位，而非毫無個人特性的廣大受之一，更不是傳統媒體用以營利的基本單位。如果新聞是社會檔案，公民新聞就不是附件，而是主文，由成千上萬的獨立公民共同主筆。

從新聞這個概念出現在人類歷史的記載中起，記者在社會所扮演與應擔當的角色，就一直是新聞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難題，更何況新興的公民記者。本書不可能，更無意，在這方面強作仲裁。

嚴格說，「公民記者」也許是網絡擴散後的流行概念，公民新聞的操作其實不算新奇，大約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建制的主流報導做法，在觀念與實際操作上，打破墨守成規，跟早期的前衛派（avant-garde）作家的風格有點類似。

在1920年代，捷克的共產黨新聞記者Egon Erwin Kisch站在獨特的角度或立場，推出一系列的寫實與社會批判報導文學，以「匆促的記者」（Reporter in a Rush）聞名。後來，這些前衛派的左派報導文學經由電影院在西方流傳，逐漸演變為新聞紀錄片和攝影新聞的濫觴（Hobsbawm, 1994，頁192）。

目前的公民記者自然與共產黨或左派無關，在報導題材上也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間的社會動盪大異其趣。網絡與社交媒體的無所不在，至少不是當年的傳播環境可以比擬，全球化也壓縮了時空，打破國界與心理的樊籬。

由於大部分公民記者與傳統記者對現實事件的看法有所差別，縱然具有某種前瞻性的視野，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偏重短暫的效應，而非長期影響，與前衛派「匆促的記者」沒有兩樣。

公民記者並非來去匆匆，以「匆促的記者」稱呼當今的公民記者，不意味對他們的工作能力有任何貶義，頂多突顯他們在新聞報導過程中稍縱即逝的作用，以及堅持社會使命的一種「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光從名詞看，他們先是公民，然後是記者（何雪瑩，《明報》，2010年11月7日，頁P3）。

在追求時效、速食文化產物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包括意見的自由市場，「匆促的記者」用來描述目前主流新聞記者的操作行為，也很貼切。為了與網絡媒體競爭，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傳統的媒體已經放棄了嚴謹查證、深入調查的專業化守則，急就章的設法在所謂的「第一時間」內，搶先報導或評論，置真相和真理於不顧。

從傳統新聞到公民新聞，這其間的轉化過程是意識的覺醒，某種心靈特質的呈現。也許，《詩經》「王風」集一首名為「黍離」的詩中一句話，可以用來作為公民記者的寫照：「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本書的主要目的，就相關課題，不在提出一言九鼎的論斷，而在提供知識的蒙與批判性的見解。透過相關理論架構與比較研究設計，檢視中國、香港與台灣的實際例子，分析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之間的三角關係及互動，並探討公民記者在公民社會中何去何從。

一個公民記者再如何神通廣大，知識和能力總是有限，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論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一旦成千上萬的普通人投入新聞報導的工作，他們的力量總和無疑將遠大於單獨個人的努力，新聞觸角與涵蓋面也將滲透社會各階層，深化公民社會的基礎。沒有公民的參與，公民社會將難以成形，更遑論操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只是一個小起步，一種概論的嘗試，談不上面面俱到。更多的書仍有待關心公民社會與民主體制如何在中國、香港和台灣落地生根的人來動筆，在歷史長河逆游。

匆促的記者：由名詞到行動

公民記者，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公民。

這個定義簡潔明瞭，但定義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一個名詞（公民記者）與其所指涉的行動（新聞報導）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特別是網絡時代。公民記者這個名詞被普遍使用，大約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論是普通用語或專門術語，一個名詞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脫不了特定的時空背景，總有歷史的軌道和複雜的當時社會因素使然。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交互牽扯、修訂和塑造，名詞及現實就有理論的原則和操作實證的基礎關係。

舉例說，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

目錄
第一章
冒牌記者？公民記者的理論與操作

第二章
公民新聞的促因：商業媒體的墮落

第三章
新聞無界限：消失的守門人

第四章
公民社會的擴張：人人都是記者

第五章
中國微博：以小博大的精神

第六章
香港獨立媒體：夾縫中的聲音

第七章
台灣公民記者：愛拼才會贏

第八章
結論：新聞與公民記者何去何從

目錄
第一章
冒牌記者？公民記者的理論與操作

第二章
公民新聞的促因：商業媒體的墮落

第三章
新聞無界限：消失的守門人

第四章
公民社會的擴張：人人都是記者

第五章
中國微博：以小博大的精神

第六章
香港獨立媒體：夾縫中的聲音

第七章
台灣公民記者：愛拼才會贏

第八章
結論：新聞與公民記者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