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愛德華．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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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NT$ 300
優惠價：88 折，NT$ 264
已售完，補貨中
卡耳此書就是將「崔維廉講座」時的講詞彙集而成，針對歷史的性質（歷史家與事實、社會與個人、歷史．科學與道德）、歷史的「因果問題」、編撰歷史的研究途徑等諸多問題，都詳加論列，精闢而透徹的分析，使得本書的價值益加重要。為研究歷史學的人不可不知、不能不讀的書。
本書特色
《何謂歷史？》自1961年初次出版以來，已奠定了作為此一課題之經典入門的地位。它原本是卡耳受邀劍橋「崔維廉講座」的演講稿，流暢又尖刻的風格，廣泛引起公眾的注意，遠非一般歷史入門書所能及。
卡耳所發表的機智又敏銳的文本，涉及了諸如歷史客觀性、社會與個人、因果關係的性質，以及進步的可能性之類的主題，至今仍然有挑起論辯的力量。《為史學辯護》的作者理查‧伊凡斯，為這個版本撰寫了一個廣泛的導論，討論本書的起源和影響，評估其在21世紀後現代主義和知識論焦慮的年代相關性。
作者簡介：
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究員。1916年劍橋畢業後進外交部長達20年，閒暇時研究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1936年，擔任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大學的國際關係學教授，這段期間發表了著名作品《二十年的危機，1919-1939》。1941年到1946年成為《泰唔士報》的助理編輯，撰寫社論，也因此辭去教職。1950年出版大部頭作品《蘇俄史》第一卷，至1978年共計十四卷。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的政治學教職。1955年起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1961年出版《何謂歷史？》時已年近70，後來一直待在劍橋至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譯者簡介：
江政寬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
專長：歐美歷史理論、英國史、西洋文化史
譯作：《法國史學革命》（麥田）
《新文化史》（麥田）
《歷史學與社會理論》（麥田）
《後現代歷史學》（麥田）
《馬丹蓋赫返鄉記》（聯經）
名人推薦：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李文環
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李世偉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正珍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翁嘉聲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彭明輝
玄奘大學歷史系教授 黃清連
台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楊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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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劉聿新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蔣竹山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盧建榮
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賴澤涵
討論歷史研究的原理和方法論時，不涉及卡耳有重大影響的作品，簡直就沒有要點。──《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關於歷史探究的目標和歷史學家角色，……《何謂歷史？》生動又具挑戰性的見解，還有待超越。──大衛‧侯爾斯浦(David Horspool)，《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卡耳……的表現說明，他不僅是我們最傑出的現代史家，也是對歷史理論最有價值的貢獻者之一。──《觀察家》(The Spectator)
導論
理查‧伊凡斯*
一
今日，不管用什麼可被接受的角度來看，卡耳（E. H. Carr, 1892-1982）都算不上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他沒有歷史學的學位；也從未在任何一所大學的歷史學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在劍橋研讀古典研究。他後來坦承，他那時對歷史沒有興趣。 他沒有當今進學術圈的慣用方法的博士學位。1916年，他一畢業便直接進了外交部，往後的20年他一直待在那裡。這段期間，他似乎擁有遠超過當今所容許的大量空暇，而他則把閒暇花在撰寫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研究。他在1931年發表了一本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書籍，1933年發表了一本關於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 及其交友圈（《浪漫的流亡》[The Romantic Exile]）的論著，1937年則發表了一部《巴枯寧》（Michael Bakunin）的傳記。他也開始撰寫有關當代外交的書評和文章。1936年，他辭去外交部工作而接受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Aberystwyth）大學的一個職位之時，職銜是國際關係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教授。
在此一頭銜下，卡耳因許多簡短但有影響力的對外政策作品而馳名於世，最著名的或許是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20年的危機，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然而，就像他任職外交部時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來寫書那樣，如今受聘於亞伯理斯威斯大學之時，他也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從事於新聞工作。1941年，他成為《泰唔士報》（The Times）的助理編輯，而且為該報刊撰寫了很多的社論，直到1946年離職為止。他全職地受雇於一份全國性報刊的這一事實，可能使他不受亞伯理斯威斯雇主的喜愛，不過，正因為他的個人活動，他最後被迫辭去了他的大學職位。在一段時間以自由撰稿的新聞工作者、演講人和廣播人維生之後，他在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Balliol）學院的政治學教職，其後在1955年移動到他的最後一站，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的職位，而他便待在那裡直到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因此，卡耳著手處理歷史的角度，是他為外交部和全國性報刊工作的人生。這些影響與經驗，強烈地塑造著他對歷史以及該如何研究歷史的看法。他來到歷史這個主題，在他的人生裡，相對上來說是晚了。他開始從事他唯一的大部頭歷史作品《蘇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時候，他50歲了，該書於1950年至1978年之間，以14卷發行；而到了他開始撰寫《何謂歷史？》的時候，他早就過了退休之齡。他後來宣稱，他對歷史的興趣，起因於他在1917年作為英國外交部下級職員時，從遠處觀察過的俄國革命。不過，這一興趣蟄伏了很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後被重新喚醒了；雖說比多數人更徹底、更長久，他當時就像英國許多其他人那樣，因為1941年6月蘇聯作為英國的同盟國參戰，於是轉而讚賞——而且如痴如迷於——那個國家。
一如卡耳所言，他著手《蘇俄史》的時候，面對了諸如「因果關係與偶然性、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個人與社會、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類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對他而言，是一個新的智力工作領域。學生時代，劍橋「一位相當不出色的古典學教師」教導他說，希羅多德（Herodotus）對波斯戰爭的敘述，受到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之態度的形塑，因為他寫作的時候，該戰爭正進行中。卡耳很多年後寫道，「這是一個迷人的啟示，讓我第一次了解到歷史是怎麼回事。」 當卡耳研究和撰寫蘇俄論著時，接受了此一洞識，而他在1950年代的期間為《泰唔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撰寫的一系列文章裡，試圖解決他的課題所提出的理論性問題。這些理論性問題中的第一個，便是客觀性的問題。這對於他在看待下述的事實時尤其重要：1950年，當他出版《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共產主義者與西方的冷戰戰士之間，對蘇聯的輿論是完全的兩極化；共產主義者無法忍受對蘇聯的批評，而且把它的發展中的每一件事物，描述成合乎情理又不可避免；而西方的冷戰戰士，則視共產主義為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一種威脅，不亞於先前納粹主義造成的猛烈情況，而且嚴厲批評蘇聯的發展是一種災難性的偏差。
卡耳的《蘇俄史》是一部先驅之作，嘗試從可取得的原始資料，詳細地重建1917年至1933年之間俄國所發生的事情。它也認真地嘗試在冷戰論戰的兩極之間，引導出一個方向，並且發表一種可被視為是學術性而又客觀的敘述。不過，在這樣的情勢下，該怎樣界定客觀性呢？1950年，當他偉大不朽之作品的第1卷發行時，卡耳大膽地表明：「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同時，他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第一篇文章裡爭辯說，嘗試實現客觀的歷史，當然不是徒勞的進取心；他寫道，「堅稱說易犯錯的人類，太過於身陷在時空環境之中，而無法獲得絕對的真理，跟否認真理的存在，並不是同一回事；這一類的否認，摧毀了任何可能的評判標準，也使得任何的歷史研究取向，無從分辨真偽。」很清楚地，此一觀點是不能讓人滿意的。因此，卡耳選擇了一種立場，「此一立場有可能堅持客觀真理的存在，同時又堅持歷史學家本身或歷史學家流派本身，至多祇能期望實現一種隱約又部分近似的客觀真理。」
然而，此一問題不是那樣就能輕易解決。傑出的外交史家古齊（G. P. Gooch） 的《19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最早出版於1913年，40年後加了一篇新的前言，重新作了發行。卡耳在一篇述評中，指出該書「對於確定事實的可能性，以及一度獲得確定之事實對人類的價值，有始終不渝的信心。」這一類的信心，是古齊在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傳統的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 訓練下的產物，在該傳統中，歷史學家被教導要「如其實地」（as it really was）描繪過去。卡耳還繼續說道，1952年的古齊，
知道過去40年，世界改變了很多，也知道這種對歷史事實之優越地位與可取之處的無比信心，現代的人再也不可能接受了。……人們不再質疑說，我們對歷史事實的探究，以及我們對發現的那些事實作鑑別，必然受到——或許是無意識的——指導探究之信條和假定的控制。「事實」是不偏不倚的，還有進步就在於發現事實、從事實中學習教訓，這樣的信念正是理性主義、自由主義世界觀的產物，而今日，我們無法像比我們更幸運的19世紀前輩那樣，如此輕易地將其視之為當然。
然而，卡耳同時也承認，蘇聯史達林（Stalin）政權對於歷史的扭曲，以及對文件的刪改破壞和歷史紀錄的造假，意謂知的自由之重要性更甚於以往。
幾個月後，卡耳回到這篇文章裡明顯未能解決的不安，試著使他的思考往前邁個幾步。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1953年6月，他在另一篇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文章中，問道：
過去與現在之間有一條雙向道，現在受到過去的形塑，然而，又不斷地重新創造了過去。如果歷史學家製作了歷史，那麼歷史造就了歷史學家亦為真。……在客觀決定論的危險與主觀相對性無底深坑之間的鮮明分界線上，侷促地保持平衡的當今歷史哲學家，察覺到思想與行動是解不開地纏繞在一起，也察覺到歷史的因果關係性質，正如科學的因果關係性質那樣，看來似乎愈是躲避他的掌握，他愈是斷然地想解決它。當今的歷史哲學家是從事於提出問題，而非回答問題。
這些觀點有一些在《何謂歷史？》裡重新露面。不過，卡耳並不是真的相信，歷史學家祇有從事於提出問題，因為他的《蘇俄史》幾乎每一頁都在回答問題。因此，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1960年，在歷史教科書裡國族主義偏見的討論中，他在客觀性的問題上作了另一個嘗試。在此，他的心思更加弔詭：
歷史讓人棘手的地方在於，偏見在歷史之中——甚至在最好的史著之中——似乎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要素。實際的情況是，事實不像常言所說的，「為自己說話」，就算它們「為自己說話」，也是歷史學家決定事實該說些什麼——他完全不許它們自主說話。而相當盡責之歷史學家——相當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歷史學家——的決定，會受到某一觀點的控制，而所謂的觀點，別人可能會稱之為偏見。這麼說不全然是冷嘲熱諷：最好的歷史學家，就是有最好偏見的歷史學家——所有的歷史學家皆有偏見。
由卡耳的觀點看來，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偏見是國際偏見，而非國家偏見，這意謂著，放棄將歷史書寫當成一種愛國主義的舉動，就像德國歷史學家在討論凡爾賽合約及其後果那樣，也意謂著，從國際體系的觀點，看待德國最近的過去，以及自1919年以降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對此，「偏見」是否真的為適切的字眼，卻勢必受到質疑。實際上，卡耳似乎是說，最近幾年，德國歷史學家比較沒有偏見了，因為他們考察國家往事時，開始跳脫他們國家的狹隘民族利益。卡耳總結道，「吾人或可理所當然地要求歷史學家說，他應該走在時代的進步運動之前頭，不要跟不上了。」 然而，誰又能說什麼是進步，而什麼不是呢？在此，卡耳似乎也未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解決客觀性的問題。一方面，他覺得，在冷戰論戰之中客觀性遭受到威脅，另一方面，他則相信，就該詞的任何傳統意義而言，客觀性是一個不可能的抱負，沒有歷史學家能夠理所當然地希望實現的抱負；無疑地，他在兩者之間不知如何是好。1960年代的肇端，卡耳努力在《何謂歷史？》中把這幾股思想全部兜攏在一起時，他思維之中的這些不安，就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顯露出來了。
二
卡耳在發表於1945年的一篇評論中寫道，「要是歷史沒有意義，它就不值得撰述或閱讀。」在他的觀點之中，挑戰「此一預設：重要的歷史解釋是在歷史人物（dramatis personae）的自覺意圖和深謀遠慮之中找到」，乃是至關重要的。 但歷史的意義從何而來呢？在這一點上，卡耳在跟觀念哲學家暨觀念史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 的漫長論戰之期間，發展了他的觀念。柏林是跟他有密切交誼的一個朋友，因為兩人相互稱對方的名字，以當時的標準是異乎尋常的。這兩人對俄國文學與思想，都有淵博知識和興趣。兩人的政治思維，皆受到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但對於蘇聯的看法，他們則分道揚鑣。儘管卡耳對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很多方面，並非不加批判，然而，他因為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希特勒對抗而產生的同情，則從未完全喪失。另一方面，作為來自蘇聯的避難者，柏林並沒有這類的同情心。1950年代這段期間，柏林在大西洋兩岸，成為鼓吹自由主義、「西方」價值，以及對抗共產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的一位主要代言人。
1950年，柏林在評述卡耳《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清清楚楚表明他不贊同其方法和要點。卡耳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他的意圖「不是撰寫革命事件的歷史，……而是撰寫從革命事件中浮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歷史。」因此，該書意欲提供的，「不是對該書所涉及之時期的事件作詳盡記載，而是分析那些形塑主要發展路線的事件。」 那麼，舉例來說，他以幾個主題，鉅細靡遺地追溯布爾什維克思想在1917年之前的發展，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那時的俄國，幾乎是沒有任何政治的重要性，但因為這種思想在塑造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付諸實施的政策上有其決定性。另一方面，他並未描述革命事件、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失敗方案，或殘暴的內戰衝突。
對卡耳而言，從任職外交部多年之官吏的視角來寫作，重要的是打造國家的過程和國家政策的塑造。而且就像很多公務員那樣，他對於國家產生的文件、表面的政策、憲法和紙上的法規，深信不疑。一如卡耳的傳記作者強納森‧漢斯蘭（Jonathan Haslam）所指出的，他作為外交官的經驗，「削弱了這樣的體認——任何情勢都有各種可能的結果；一旦有事件發生，不論是好是壞，外交官祇能接受它，然後繼續努力前進」。而外交官的經驗「強化了他對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認同，……在撰寫《蘇俄史》時，卡耳下意識地將他早期對英國統治階級的認同，變換成對蘇聯統治階層的認同」。
柏林覺得這種作法基本上會引起異議的，他在書評裡抱怨說，卡耳「把歷史看做是，受到無法阻擋之定律所支配的一種事件的推移」。卡耳似乎認為，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在於，使人清楚了解這些定律是什麼，它們怎麼運作，「甚至於不用在背景上簡略提及，曾經把深切的希望與恐懼集中在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更不用提及過程的受難者和傷亡人數。」因此，柏林指控說，
卡耳通過勝利者的眼睛來看歷史；對他而言，失敗者幾乎是沒有資格作證的。……歷史書寫的無私、客觀真理和不偏不倚之公正，是歐洲自由主義傳統根深柢固的理想。如果卡耳先生其餘的卷冊，也跟第一冊一樣令人印象深刻，那麼在我們的時代，它們會對那樣的理想構成極大的挑戰。
因此，對柏林而言，卡耳的歷史研究取向絕不客觀。卡耳大概認為，倘若他真有偏見的話，那麼也是最合適的偏見。柏林顯然是不同意的。
1953年，柏林詳述了他的史觀，以更含蓄的方式繼續他對卡耳的抨擊。他的傳記作者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將柏林那年在倫敦政經學院孔德（Auguste Comte）講座上發表的內容，描述為「他最根本之信念的一篇令人難忘的聲明」。該講座的內容作了擴充，後來以《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之書名出版。柏林在演講中爭論說，人類的道德抉擇能力是獨特的，使其相對不受非人之力量的控制，而在柏林看來，像卡耳這樣的歷史學家，是錯誤地將非人之力量視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力量。當然，柏林承認，這類的力量在特定的情勢下，的確抑制了人類的迴旋餘地。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弄懂那樣的迴旋餘地是什麼，辨識個人最終採取的行動過程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過程，而且據以評斷其行為。如同卡耳那樣，堅持過去已發生之事的必然性，也就是為我們自己當前的行動推卸道德責任。
卡耳不是對這類批評示弱的人。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一篇關於該演講的評述中，他堅持說，「歷史學家本身的明確功能，不在於評判，而是在於解釋」。就像柏林實際上也承認，歷史學家總是在過去之中，找尋意義和模式。
編年史作家心滿意足地說，「事情一件接著另一件」；而使歷史學家為人稱道的則是「事情一件導致了另一件」的見解。其次，儘管歷史事件當然受到個人意志——不論是「大人物」或凡夫俗子的個人意志——的推動，但歷史學家勢必進到個人意志的背後，探究使得個人願意作出其所為的原因，也勢必研究能夠解釋個別行為的「因素」或「力量」。第三，儘管歷史不會重演，但它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允許一定的通則，能夠充當未來行動的引導。
這些論證，正是卡耳在《何謂歷史？》的若干段落中，對柏林之觀點作抨擊的理由。
偉大的劍橋歷史學家崔維廉（G. M. Trevelyan） ，以他極為成功的《英國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之收益，以及他相當多的私人財富，創設了崔維廉基金。1961年，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要求卡耳接著羅茲（A. L. Rowse） 的開幕系列演講之後，擔任第二回的崔維廉講座時，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傳統，亦即按照慣例，崔維廉講座的講者，是一位劍橋歷史系以外的人物，但又跟劍橋有一些過去或現在的關連。卡耳完全適合：他從不曾是劍橋歷史系的一員，不過，他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以及三一學院的院士——不久成為終身院士；在劍橋奇特的分雙叉結構裡，這意謂著他是那個有相當多財富和威望的自治學院之一員，但不是劍橋大學本身的受雇人員。他可以指導研究生，也指導過研究生；他有資格指導大學生，但他不是常態講課的歷史系成員。別的不說，當他承擔崔維廉講座的時候，他年近70歲，早就過了退休年齡。
在要求卡耳擔任講座時，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希望他能討論蘇聯，那時，歷史系並未教授此一科目，而且歷史系的課程表，絕大多數還是集中在中古時代早期以來的英國史。不過，卡耳有不同的想法。1960年3月，就像他在寫給他的朋友以撒‧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史達林和托洛斯基（Trotsky）的傳記作者——的信裡所言，「有相當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找尋一個機會，廣泛地對歷史作猛烈的抨擊」，「除此之外，也要回覆波柏（Popper）、以賽亞‧柏林等人關於歷史的愚蠢評論。」 在《何謂歷史？》中，他兌現了他的諾言，甚至做了更多。他在1959年的9月10日到10月11日，從倫敦到舊金山的一趟海上航行期間，開始起草講稿；一年後，從1960年9月27日開始，又重新擬了稿。從1961年1月到3月，這些演講一週接著一週在劍橋開講，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上重播，而且以刪節的形式，刊登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週刊雜誌《聽眾》（The Listener）。這些演講比起先前之後的任一回崔維廉講座，可能都更廣泛地受到公眾的注意。
作為一位有很多媒體關係的新聞工作者，卡耳跟英國廣播公司有直接的門路。由於他有清楚的意圖，想確保演講內容得到公眾最大的注意，因而他運用了為報刊撰稿多年所練就的各種技巧，以新聞界的方式撰寫講稿。無疑地，從一開始，這些演講就是針對廣大得多的觀眾，而不是聚集在劍橋米爾巷（Mill Lane）講座廳的那些人。卡耳引入以賽亞‧柏林，不僅因為兩人之間持續的論辯，也因為他知道，聽眾熟悉他的名字。在他們的時代，這兩人在公眾的知識生活中，都是知名的人物。這兩人都是電台經常出現的廣播員。電台是1950年代最受歡迎的廣播媒體，那時尚未被電視超越，而且有些人會爭辯說，電台更適合傳送和討論複雜的論證和觀念的。英國知識界在1960年代的初期，圈子還是相當的小；僅有少數人曾在大學求學過，歷史學界的規模，仍舊小到大部分歷史學家因有私人關係而彼此認識；而媒體——包括《泰唔士報》、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台（BBC’s Third Programme）和《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學術論辯，仍然受到經過挑選的一群公眾人物的把持，柏林和卡耳都屬於這一群體。一位外部的觀察家評論說，「英國知識界的狹隘性、上流階級獲得報紙和期刊篇幅的方便性（的確，報刊也鼓勵有爭議的素材），[以及] 英國學者高度個人的、好辯的本性」，造成的影響乃是賦予英國知識界罕見的一致性，以及對公共論辯的特別偏好。
因此，當卡耳的講座內容在《聽眾》發表的時候，其不可避免地在雜誌的讀者通信欄中，引發了評論。以賽亞‧柏林對於他的劍橋朋友，像發連珠砲似的向他說傷人的話，尤其迅速地作出了回應。柏林聲稱，卡耳在演講中關於他的表述失實。他沒說過，決定論是錯誤的；他祇是說，以非人之力量來為人的作為負責，是一種謬論。他也未爭辯說，探究人類行動的原因是錯誤的，而卡耳毫不懷疑地在演講中誇張地用這一論點來描述他的立場。 卡耳引用了《歷史的必然性》作為回應，大意是說，假使柏林認為，決定論跟個人責任是不相容的，那麼他必然相信決定論是錯誤的。況且，假使柏林認為，不對過去的個人作道德褒貶是錯的，那麼他必然認為對他們作道德評判是對的。
柏林對卡耳回覆，重複指控說關於他的表述失實。同時，他重申他的觀點，決定論的論證是不具說服力的：
決定論主張說，個人（或者說，實際上任何）的行動，早晚會完全受到可辨認之原因的控制，此一見解與對於個人責任所具有的信心並不相容。……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否認說，人在大半不是自己選擇的情況中，擁有一種有限度的個人行動自由。
最後這句話，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柏林和卡耳在1930年代的傳記研究主題——的一句著名格言，靈巧地改述成相同的旨意。 事實上，那祇是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所說過的話而已。卡耳在這個點上努力證明他對柏林的曲解是正當的時候，覺得自己陷入了窘境，而在一封1961年6月27日寫給朋友的私人信函裡，不得不承認，他「大概誇大了我的論據」，或許由於冷戰戰士對其《蘇俄史》的抨擊，他對作品遭到粗糙決定論的指控多心了。雖然如此，他堅持說，柏林的論證仍然傾向於否認決定論的有效性，宣稱對歷史作道德評判的必要性。 柏林的回應是說，他祇承認，對歷史學家而言，道德評判是可允許的；他並未聲稱，那是一種本分。 這兩人的立場，似乎逐漸趨於一致。
然而，柏林並未停止他對卡耳的抨擊。在另一封寫於1961年7月3日的私人信函中，他暗示說，大部分的歷史學家真的在從事道德評判。他引用卡耳對列寧的敘述作為一個範例——他把列寧描繪成進步的，當然暗含著道德認可，就像他把其他個人描述為反動的，也暗含著道德責備。他要求卡耳在書籍版的講稿中承認，他確信柏林並未表達《何謂歷史？》中聲稱他表達的所有的觀點。不過，卡耳拒絕了，說道出版的流程已進行太多，一切都太遲了。 這為重新開啟更大規模的戰事，開闢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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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李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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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正珍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翁嘉聲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彭明輝
玄奘大學歷史系教授 黃清連
台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楊子政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雷俊玲
義守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劉聿新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蔣竹山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盧建榮
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賴澤涵
討論歷史研究的原理和方法論時，不涉及卡耳有重大影響的作品，簡直就沒有要點。──《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關於歷史探究的目標和歷史學家角色，……《何謂歷史？》生動又具挑戰性的見解，還有待超越。──大衛‧侯爾斯浦(David Horspool)，《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卡耳……的表現說明，他不僅是我們最傑出的現代史家，也是對歷史理論最有價值的貢獻者之一。──《觀察家》(The Spectator)
導論
理查‧伊凡斯*
一
今日，不管用什麼可被接受的角度來看，卡耳（E. H. Carr, 1892-1982）都算不上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他沒有歷史學的學位；也從未在任何一所大學的歷史學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在劍橋研讀古典研究。他後來坦承，他那時對歷史沒有興趣。 他沒有當今進學術圈的慣用方法的博士學位。1916年，他一畢業便直接進了外交部，往後的20年他一直待在那裡。這段期間，他似乎擁有遠超過當今所容許的大量空暇，而他則把閒暇花在撰寫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研究。他在1931年發表了一本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書籍，1933年發表了一本關於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 及其交友圈（《浪漫的流亡》[The Romantic Exile]）的論著，1937年則發表了一部《巴枯寧》（Michael Bakunin）的傳記。他也開始撰寫有關當代外交的書評和文章。1936年，他辭去外交部工作而接受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Aberystwyth）大學的一個職位之時，職銜是國際關係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教授。
在此一頭銜下，卡耳因許多簡短但有影響力的對外政策作品而馳名於世，最著名的或許是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20年的危機，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然而，就像他任職外交部時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來寫書那樣，如今受聘於亞伯理斯威斯大學之時，他也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從事於新聞工作。1941年，他成為《泰唔士報》（The Times）的助理編輯，而且為該報刊撰寫了很多的社論，直到1946年離職為止。他全職地受雇於一份全國性報刊的這一事實，可能使他不受亞伯理斯威斯雇主的喜愛，不過，正因為他的個人活動，他最後被迫辭去了他的大學職位。在一段時間以自由撰稿的新聞工作者、演講人和廣播人維生之後，他在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Balliol）學院的政治學教職，其後在1955年移動到他的最後一站，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的職位，而他便待在那裡直到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因此，卡耳著手處理歷史的角度，是他為外交部和全國性報刊工作的人生。這些影響與經驗，強烈地塑造著他對歷史以及該如何研究歷史的看法。他來到歷史這個主題，在他的人生裡，相對上來說是晚了。他開始從事他唯一的大部頭歷史作品《蘇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時候，他50歲了，該書於1950年至1978年之間，以14卷發行；而到了他開始撰寫《何謂歷史？》的時候，他早就過了退休之齡。他後來宣稱，他對歷史的興趣，起因於他在1917年作為英國外交部下級職員時，從遠處觀察過的俄國革命。不過，這一興趣蟄伏了很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後被重新喚醒了；雖說比多數人更徹底、更長久，他當時就像英國許多其他人那樣，因為1941年6月蘇聯作為英國的同盟國參戰，於是轉而讚賞——而且如痴如迷於——那個國家。
一如卡耳所言，他著手《蘇俄史》的時候，面對了諸如「因果關係與偶然性、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個人與社會、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類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對他而言，是一個新的智力工作領域。學生時代，劍橋「一位相當不出色的古典學教師」教導他說，希羅多德（Herodotus）對波斯戰爭的敘述，受到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之態度的形塑，因為他寫作的時候，該戰爭正進行中。卡耳很多年後寫道，「這是一個迷人的啟示，讓我第一次了解到歷史是怎麼回事。」 當卡耳研究和撰寫蘇俄論著時，接受了此一洞識，而他在1950年代的期間為《泰唔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撰寫的一系列文章裡，試圖解決他的課題所提出的理論性問題。這些理論性問題中的第一個，便是客觀性的問題。這對於他在看待下述的事實時尤其重要：1950年，當他出版《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共產主義者與西方的冷戰戰士之間，對蘇聯的輿論是完全的兩極化；共產主義者無法忍受對蘇聯的批評，而且把它的發展中的每一件事物，描述成合乎情理又不可避免；而西方的冷戰戰士，則視共產主義為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一種威脅，不亞於先前納粹主義造成的猛烈情況，而且嚴厲批評蘇聯的發展是一種災難性的偏差。
卡耳的《蘇俄史》是一部先驅之作，嘗試從可取得的原始資料，詳細地重建1917年至1933年之間俄國所發生的事情。它也認真地嘗試在冷戰論戰的兩極之間，引導出一個方向，並且發表一種可被視為是學術性而又客觀的敘述。不過，在這樣的情勢下，該怎樣界定客觀性呢？1950年，當他偉大不朽之作品的第1卷發行時，卡耳大膽地表明：「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同時，他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第一篇文章裡爭辯說，嘗試實現客觀的歷史，當然不是徒勞的進取心；他寫道，「堅稱說易犯錯的人類，太過於身陷在時空環境之中，而無法獲得絕對的真理，跟否認真理的存在，並不是同一回事；這一類的否認，摧毀了任何可能的評判標準，也使得任何的歷史研究取向，無從分辨真偽。」很清楚地，此一觀點是不能讓人滿意的。因此，卡耳選擇了一種立場，「此一立場有可能堅持客觀真理的存在，同時又堅持歷史學家本身或歷史學家流派本身，至多祇能期望實現一種隱約又部分近似的客觀真理。」
然而，此一問題不是那樣就能輕易解決。傑出的外交史家古齊（G. P. Gooch） 的《19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最早出版於1913年，40年後加了一篇新的前言，重新作了發行。卡耳在一篇述評中，指出該書「對於確定事實的可能性，以及一度獲得確定之事實對人類的價值，有始終不渝的信心。」這一類的信心，是古齊在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傳統的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 訓練下的產物，在該傳統中，歷史學家被教導要「如其實地」（as it really was）描繪過去。卡耳還繼續說道，1952年的古齊，
知道過去40年，世界改變了很多，也知道這種對歷史事實之優越地位與可取之處的無比信心，現代的人再也不可能接受了。……人們不再質疑說，我們對歷史事實的探究，以及我們對發現的那些事實作鑑別，必然受到——或許是無意識的——指導探究之信條和假定的控制。「事實」是不偏不倚的，還有進步就在於發現事實、從事實中學習教訓，這樣的信念正是理性主義、自由主義世界觀的產物，而今日，我們無法像比我們更幸運的19世紀前輩那樣，如此輕易地將其視之為當然。
然而，卡耳同時也承認，蘇聯史達林（Stalin）政權對於歷史的扭曲，以及對文件的刪改破壞和歷史紀錄的造假，意謂知的自由之重要性更甚於以往。
幾個月後，卡耳回到這篇文章裡明顯未能解決的不安，試著使他的思考往前邁個幾步。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1953年6月，他在另一篇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文章中，問道：
過去與現在之間有一條雙向道，現在受到過去的形塑，然而，又不斷地重新創造了過去。如果歷史學家製作了歷史，那麼歷史造就了歷史學家亦為真。……在客觀決定論的危險與主觀相對性無底深坑之間的鮮明分界線上，侷促地保持平衡的當今歷史哲學家，察覺到思想與行動是解不開地纏繞在一起，也察覺到歷史的因果關係性質，正如科學的因果關係性質那樣，看來似乎愈是躲避他的掌握，他愈是斷然地想解決它。當今的歷史哲學家是從事於提出問題，而非回答問題。
這些觀點有一些在《何謂歷史？》裡重新露面。不過，卡耳並不是真的相信，歷史學家祇有從事於提出問題，因為他的《蘇俄史》幾乎每一頁都在回答問題。因此，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1960年，在歷史教科書裡國族主義偏見的討論中，他在客觀性的問題上作了另一個嘗試。在此，他的心思更加弔詭：
歷史讓人棘手的地方在於，偏見在歷史之中——甚至在最好的史著之中——似乎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要素。實際的情況是，事實不像常言所說的，「為自己說話」，就算它們「為自己說話」，也是歷史學家決定事實該說些什麼——他完全不許它們自主說話。而相當盡責之歷史學家——相當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歷史學家——的決定，會受到某一觀點的控制，而所謂的觀點，別人可能會稱之為偏見。這麼說不全然是冷嘲熱諷：最好的歷史學家，就是有最好偏見的歷史學家——所有的歷史學家皆有偏見。
由卡耳的觀點看來，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偏見是國際偏見，而非國家偏見，這意謂著，放棄將歷史書寫當成一種愛國主義的舉動，就像德國歷史學家在討論凡爾賽合約及其後果那樣，也意謂著，從國際體系的觀點，看待德國最近的過去，以及自1919年以降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對此，「偏見」是否真的為適切的字眼，卻勢必受到質疑。實際上，卡耳似乎是說，最近幾年，德國歷史學家比較沒有偏見了，因為他們考察國家往事時，開始跳脫他們國家的狹隘民族利益。卡耳總結道，「吾人或可理所當然地要求歷史學家說，他應該走在時代的進步運動之前頭，不要跟不上了。」 然而，誰又能說什麼是進步，而什麼不是呢？在此，卡耳似乎也未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解決客觀性的問題。一方面，他覺得，在冷戰論戰之中客觀性遭受到威脅，另一方面，他則相信，就該詞的任何傳統意義而言，客觀性是一個不可能的抱負，沒有歷史學家能夠理所當然地希望實現的抱負；無疑地，他在兩者之間不知如何是好。1960年代的肇端，卡耳努力在《何謂歷史？》中把這幾股思想全部兜攏在一起時，他思維之中的這些不安，就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顯露出來了。
二
卡耳在發表於1945年的一篇評論中寫道，「要是歷史沒有意義，它就不值得撰述或閱讀。」在他的觀點之中，挑戰「此一預設：重要的歷史解釋是在歷史人物（dramatis personae）的自覺意圖和深謀遠慮之中找到」，乃是至關重要的。 但歷史的意義從何而來呢？在這一點上，卡耳在跟觀念哲學家暨觀念史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 的漫長論戰之期間，發展了他的觀念。柏林是跟他有密切交誼的一個朋友，因為兩人相互稱對方的名字，以當時的標準是異乎尋常的。這兩人對俄國文學與思想，都有淵博知識和興趣。兩人的政治思維，皆受到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但對於蘇聯的看法，他們則分道揚鑣。儘管卡耳對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很多方面，並非不加批判，然而，他因為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希特勒對抗而產生的同情，則從未完全喪失。另一方面，作為來自蘇聯的避難者，柏林並沒有這類的同情心。1950年代這段期間，柏林在大西洋兩岸，成為鼓吹自由主義、「西方」價值，以及對抗共產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的一位主要代言人。
1950年，柏林在評述卡耳《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清清楚楚表明他不贊同其方法和要點。卡耳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他的意圖「不是撰寫革命事件的歷史，……而是撰寫從革命事件中浮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歷史。」因此，該書意欲提供的，「不是對該書所涉及之時期的事件作詳盡記載，而是分析那些形塑主要發展路線的事件。」 那麼，舉例來說，他以幾個主題，鉅細靡遺地追溯布爾什維克思想在1917年之前的發展，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那時的俄國，幾乎是沒有任何政治的重要性，但因為這種思想在塑造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付諸實施的政策上有其決定性。另一方面，他並未描述革命事件、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失敗方案，或殘暴的內戰衝突。
對卡耳而言，從任職外交部多年之官吏的視角來寫作，重要的是打造國家的過程和國家政策的塑造。而且就像很多公務員那樣，他對於國家產生的文件、表面的政策、憲法和紙上的法規，深信不疑。一如卡耳的傳記作者強納森‧漢斯蘭（Jonathan Haslam）所指出的，他作為外交官的經驗，「削弱了這樣的體認——任何情勢都有各種可能的結果；一旦有事件發生，不論是好是壞，外交官祇能接受它，然後繼續努力前進」。而外交官的經驗「強化了他對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認同，……在撰寫《蘇俄史》時，卡耳下意識地將他早期對英國統治階級的認同，變換成對蘇聯統治階層的認同」。
柏林覺得這種作法基本上會引起異議的，他在書評裡抱怨說，卡耳「把歷史看做是，受到無法阻擋之定律所支配的一種事件的推移」。卡耳似乎認為，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在於，使人清楚了解這些定律是什麼，它們怎麼運作，「甚至於不用在背景上簡略提及，曾經把深切的希望與恐懼集中在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更不用提及過程的受難者和傷亡人數。」因此，柏林指控說，
卡耳通過勝利者的眼睛來看歷史；對他而言，失敗者幾乎是沒有資格作證的。……歷史書寫的無私、客觀真理和不偏不倚之公正，是歐洲自由主義傳統根深柢固的理想。如果卡耳先生其餘的卷冊，也跟第一冊一樣令人印象深刻，那麼在我們的時代，它們會對那樣的理想構成極大的挑戰。
因此，對柏林而言，卡耳的歷史研究取向絕不客觀。卡耳大概認為，倘若他真有偏見的話，那麼也是最合適的偏見。柏林顯然是不同意的。
1953年，柏林詳述了他的史觀，以更含蓄的方式繼續他對卡耳的抨擊。他的傳記作者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將柏林那年在倫敦政經學院孔德（Auguste Comte）講座上發表的內容，描述為「他最根本之信念的一篇令人難忘的聲明」。該講座的內容作了擴充，後來以《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之書名出版。柏林在演講中爭論說，人類的道德抉擇能力是獨特的，使其相對不受非人之力量的控制，而在柏林看來，像卡耳這樣的歷史學家，是錯誤地將非人之力量視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力量。當然，柏林承認，這類的力量在特定的情勢下，的確抑制了人類的迴旋餘地。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弄懂那樣的迴旋餘地是什麼，辨識個人最終採取的行動過程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過程，而且據以評斷其行為。如同卡耳那樣，堅持過去已發生之事的必然性，也就是為我們自己當前的行動推卸道德責任。
卡耳不是對這類批評示弱的人。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一篇關於該演講的評述中，他堅持說，「歷史學家本身的明確功能，不在於評判，而是在於解釋」。就像柏林實際上也承認，歷史學家總是在過去之中，找尋意義和模式。
編年史作家心滿意足地說，「事情一件接著另一件」；而使歷史學家為人稱道的則是「事情一件導致了另一件」的見解。其次，儘管歷史事件當然受到個人意志——不論是「大人物」或凡夫俗子的個人意志——的推動，但歷史學家勢必進到個人意志的背後，探究使得個人願意作出其所為的原因，也勢必研究能夠解釋個別行為的「因素」或「力量」。第三，儘管歷史不會重演，但它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允許一定的通則，能夠充當未來行動的引導。
這些論證，正是卡耳在《何謂歷史？》的若干段落中，對柏林之觀點作抨擊的理由。
偉大的劍橋歷史學家崔維廉（G. M. Trevelyan） ，以他極為成功的《英國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之收益，以及他相當多的私人財富，創設了崔維廉基金。1961年，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要求卡耳接著羅茲（A. L. Rowse） 的開幕系列演講之後，擔任第二回的崔維廉講座時，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傳統，亦即按照慣例，崔維廉講座的講者，是一位劍橋歷史系以外的人物，但又跟劍橋有一些過去或現在的關連。卡耳完全適合：他從不曾是劍橋歷史系的一員，不過，他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以及三一學院的院士——不久成為終身院士；在劍橋奇特的分雙叉結構裡，這意謂著他是那個有相當多財富和威望的自治學院之一員，但不是劍橋大學本身的受雇人員。他可以指導研究生，也指導過研究生；他有資格指導大學生，但他不是常態講課的歷史系成員。別的不說，當他承擔崔維廉講座的時候，他年近70歲，早就過了退休年齡。
在要求卡耳擔任講座時，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希望他能討論蘇聯，那時，歷史系並未教授此一科目，而且歷史系的課程表，絕大多數還是集中在中古時代早期以來的英國史。不過，卡耳有不同的想法。1960年3月，就像他在寫給他的朋友以撒‧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史達林和托洛斯基（Trotsky）的傳記作者——的信裡所言，「有相當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找尋一個機會，廣泛地對歷史作猛烈的抨擊」，「除此之外，也要回覆波柏（Popper）、以賽亞‧柏林等人關於歷史的愚蠢評論。」 在《何謂歷史？》中，他兌現了他的諾言，甚至做了更多。他在1959年的9月10日到10月11日，從倫敦到舊金山的一趟海上航行期間，開始起草講稿；一年後，從1960年9月27日開始，又重新擬了稿。從1961年1月到3月，這些演講一週接著一週在劍橋開講，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上重播，而且以刪節的形式，刊登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週刊雜誌《聽眾》（The Listener）。這些演講比起先前之後的任一回崔維廉講座，可能都更廣泛地受到公眾的注意。
作為一位有很多媒體關係的新聞工作者，卡耳跟英國廣播公司有直接的門路。由於他有清楚的意圖，想確保演講內容得到公眾最大的注意，因而他運用了為報刊撰稿多年所練就的各種技巧，以新聞界的方式撰寫講稿。無疑地，從一開始，這些演講就是針對廣大得多的觀眾，而不是聚集在劍橋米爾巷（Mill Lane）講座廳的那些人。卡耳引入以賽亞‧柏林，不僅因為兩人之間持續的論辯，也因為他知道，聽眾熟悉他的名字。在他們的時代，這兩人在公眾的知識生活中，都是知名的人物。這兩人都是電台經常出現的廣播員。電台是1950年代最受歡迎的廣播媒體，那時尚未被電視超越，而且有些人會爭辯說，電台更適合傳送和討論複雜的論證和觀念的。英國知識界在1960年代的初期，圈子還是相當的小；僅有少數人曾在大學求學過，歷史學界的規模，仍舊小到大部分歷史學家因有私人關係而彼此認識；而媒體——包括《泰唔士報》、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台（BBC’s Third Programme）和《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學術論辯，仍然受到經過挑選的一群公眾人物的把持，柏林和卡耳都屬於這一群體。一位外部的觀察家評論說，「英國知識界的狹隘性、上流階級獲得報紙和期刊篇幅的方便性（的確，報刊也鼓勵有爭議的素材），[以及] 英國學者高度個人的、好辯的本性」，造成的影響乃是賦予英國知識界罕見的一致性，以及對公共論辯的特別偏好。
因此，當卡耳的講座內容在《聽眾》發表的時候，其不可避免地在雜誌的讀者通信欄中，引發了評論。以賽亞‧柏林對於他的劍橋朋友，像發連珠砲似的向他說傷人的話，尤其迅速地作出了回應。柏林聲稱，卡耳在演講中關於他的表述失實。他沒說過，決定論是錯誤的；他祇是說，以非人之力量來為人的作為負責，是一種謬論。他也未爭辯說，探究人類行動的原因是錯誤的，而卡耳毫不懷疑地在演講中誇張地用這一論點來描述他的立場。 卡耳引用了《歷史的必然性》作為回應，大意是說，假使柏林認為，決定論跟個人責任是不相容的，那麼他必然相信決定論是錯誤的。況且，假使柏林認為，不對過去的個人作道德褒貶是錯的，那麼他必然認為對他們作道德評判是對的。
柏林對卡耳回覆，重複指控說關於他的表述失實。同時，他重申他的觀點，決定論的論證是不具說服力的：
決定論主張說，個人（或者說，實際上任何）的行動，早晚會完全受到可辨認之原因的控制，此一見解與對於個人責任所具有的信心並不相容。……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否認說，人在大半不是自己選擇的情況中，擁有一種有限度的個人行動自由。
最後這句話，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柏林和卡耳在1930年代的傳記研究主題——的一句著名格言，靈巧地改述成相同的旨意。 事實上，那祇是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所說過的話而已。卡耳在這個點上努力證明他對柏林的曲解是正當的時候，覺得自己陷入了窘境，而在一封1961年6月27日寫給朋友的私人信函裡，不得不承認，他「大概誇大了我的論據」，或許由於冷戰戰士對其《蘇俄史》的抨擊，他對作品遭到粗糙決定論的指控多心了。雖然如此，他堅持說，柏林的論證仍然傾向於否認決定論的有效性，宣稱對歷史作道德評判的必要性。 柏林的回應是說，他祇承認，對歷史學家而言，道德評判是可允許的；他並未聲稱，那是一種本分。 這兩人的立場，似乎逐漸趨於一致。
然而，柏林並未停止他對卡耳的抨擊。在另一封寫於1961年7月3日的私人信函中，他暗示說，大部分的歷史學家真的在從事道德評判。他引用卡耳對列寧的敘述作為一個範例——他把列寧描繪成進步的，當然暗含著道德認可，就像他把其他個人描述為反動的，也暗含著道德責備。他要求卡耳在書籍版的講稿中承認，他確信柏林並未表達《何謂歷史？》中聲稱他表達的所有的觀點。不過，卡耳拒絕了，說道出版的流程已進行太多，一切都太遲了。 這為重新開啟更大規模的戰事，開闢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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