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各方推薦

「《繁榮的求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書寫作上充滿熱情且條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對全球經濟議題的深刻理解，同時還提出了務實的解決方案。對於任何關注世界上窮人們困境的人，閱讀這本書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羅伯特‧福格爾，芝加哥大學教授，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為永不滿足的好奇心所驅使，林毅夫的生命旅程中充滿了探索。在這個動盪喧囂的年代，他對經濟理論和政策的寶貴貢獻如此與眾不同，這源於他擁有敏銳的洞察力，願意嚴格地檢驗一個假說，更有著提出新觀點的勇氣。他對發展經濟學已經做出了實...

第 2 章：流派之爭與典範的變遷

一九八六年我在耶魯大學的經濟成長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時，曾經在哈佛大學做過一次學術報告，並藉此機會參觀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高更的名畫《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更認為這是能總括他思想的代表作。在這幅畫中，他試圖闡述生命的意義這一古老命題。這幅寬邊框的畫中布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他們每一個人都從事著一項特殊而重要的活動。其中一個男人穿著簡單的纏腰布正在採摘蘋果。在背景之中，兩個女人互相挽著手臂在漫步。而在畫的左下角，一個膚色黯淡的裸體老婦人手捧頭坐著，瀕臨死亡。

高更曾經移居大溪地，「以尋求一個與他的家鄉法國相比更為原生態的社會」，並在這幅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間繪出的畫作中表述了他對人類存在諸問題的個人理解。這幅畫的整體氛圍折射出了某種悲觀甚至虛無主義，而這正代表了十九世紀末歐洲的精神生活，儘管工業革命使得大部分人擺脫了貧困。畫中人物所面臨的並非經濟上的不幸，而更多的是自我價值的存在問題。

為人生賦予意義

我在台灣長大，之後來到中國大陸，那些曾在我身邊的和我所見到的窮人從未帶著高更在其畫作中所展示的悲觀情緒去生活。作為二戰後出生的一代，我的童年時代在滿目瘡痍的昔日殖民地上度過。經歷了艱難而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政治、經濟動盪年代，我透過歷史和經濟的鏡頭去理解人類最基本的尊嚴問題。是的，存在於中國社會記憶之中的饑餓問題正是人類苦難中至關重要的一面。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向他們的朋友打招呼時都會問：「你吃了嗎」，而不是說：「你好」、「早上好」、「下午好」或「晚上好」。

從學校回家吃午飯時，如果家裡的爐子是冷的，我的兄弟們甚至不會向我的母親提出想要吃飯。我們那時僅有的正餐很微薄，通常只是幾個甘薯而已。但我周圍人們的群體心態中卻從未表現出高更作品中所體現出的悲觀、幻滅和絕望。反之，我從童年時周圍的人們身上看到：人類的無助正是其動力和靈感之源。而這也正是我這些年在非洲、南亞和其他許多貧窮地方所再次看到的。它告訴我每個國家都埋藏著繁榮的種子。

在青少年時期，我了解到了兩位我心目中英雄的平生，他們成為激勵我奮鬥的動力源泉，他們的故事有助於我做出人生中重大的抉擇。一位是李冰，他是中國二千二百多年前戰國時期秦國的蜀郡（今四川）太守。在目睹了治下人民常年被岷江的洪水所侵擾後，他修建了都江堰灌溉工程─「歐亞大陸東部最大、計畫最周密的公共工程」。儘管當時技術並不先進，地質構造也十分複雜，李冰仍然親自率領數萬工人，歷時八年，在群山峻嶺間開鑿出了一條二十公尺寬的河道，並在河岸兩邊修建了灌溉系統。而這一基礎設施工程至今仍運行良好，它使得中國曾經最為貧困的地區變成了擁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富饒肥沃之地。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從台灣回到大陸後，最初參觀的地方之一就是都江堰。當我立於懸崖絕壁之上俯覽狹長的河道時，雷鳴般的巨響和腳下奔騰的河水令我感到眩暈和震撼。兩千二百多年來這河水從未停歇，灌溉著下游肥沃的成都平原。

我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是王陽明（1472-1529）。他是明朝偉大的思想家、儒學家、官員和將軍。如同其同時代的歐洲哲學家馬丁‧路德（1483-1546）一樣，王明陽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心學」。這一思想體系透過革命性地重新詮釋儒家經典著作，將大眾從十二世紀哲學家朱熹所提倡的傳統儒家思想的苛刻行為準則中解放了出來。他最為著名的教導是「知行合一」，這一學說認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他的哲學思想對東亞社會的影響長達數個世紀。王陽明還是一位傑出的官員和極具天賦的軍事指揮官。由於他追求公正，宣導革命性的儒家教義，王陽明數次被朝廷謫貶流放。但他個人所受的磨難從未泯滅他內心的責任感。儘管他官場不順，又缺乏軍事支持，但是卻平定了「寧王之亂」和數次農民起義，為人民帶來了和平。他還在我的祖先兩百五十年前移居台灣之前所居住的地區發展當地教育。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應該像李冰一樣，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熱土做一些促進繁榮、惠及千秋萬代之事；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像王陽明一樣，擁有獨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並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為大眾的利益而努力奮鬥。這些努力賦予人生高尚的使命感。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對於我在世界銀行的工作很有幫助，因為世界銀行作為一個知識銀行，其宗旨就是「建立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雖然生活顯然不是只有物質，但解決最基本的人類需求，給予每個人以經濟上的機會是擺脫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絕好方式。為人們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同時根據環境現實調整心智模式，正是李冰和王陽明曾經所做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幫助他們的同胞改善生存狀況─並以此為他們自己的人生賦予意義。

我一直很幸運，能在中國海峽兩岸和美國的頂級大學接受良好的教育。更加幸運的是，我有機會目睹我的出生地台灣，伴隨著我的成長，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富強的工業社會；我也有幸參與了中國大陸從貧窮的中央計畫經濟轉變為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的偉大改革。

作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多次到訪貧困偏遠村莊的經歷，總是讓我回憶起一九八○年我第一次從廣東省的省會廣州出發，前往四個新設立的經濟特區之一深圳的經歷。這段旅程總共花了十個小時，我乘車在泥濘的道路中行駛了三百公里，並數次換船渡過了多條河流才到達深圳。

那時的深圳是香港邊境旁的一個小漁村。而現在的深圳已發展成為中國收入最高的現代化城市之一，擁有一千五百萬居民。今天，從廣州到深圳乘車走高速公路只需要兩個小時，乘坐高鐵僅需一個小時。現在，當我在世界銀行的職位上到各地考察時，會遇見一些年輕天真的學生，我不禁想像他們是否也會和我一樣幸運。從我曾經閱讀過的文獻來看，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在二十世紀六○年代，非洲國家比東亞國家具有更好的經濟發展條件和機會。我想知道：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非洲、南亞以及其他地區的貧窮國家的命運是否也將改變？

回首具有顯著的經濟、軍事，甚至精神意義的都江堰，李冰的偉大成就很難被忽視。尤其是從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計算中得知：在十八世紀之前，西方世界花了約一千四百年才使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而且以今天的生活標準來衡量，在十八世紀初，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貧窮的。

成長的演進

經濟史學家通常將經濟成長的歷史演進階段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人類社會出現直到十八世紀中葉，這一時期佔了人類歷史的大部分，其標誌為所謂的「馬爾薩斯條件」：儘管人口在增長，生活水準卻停滯不變。第二個時期：約從一七五○年到十九世紀二○年代，這一時期生活水準有所改善，人口統計趨勢也有變化（人口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第三個時期：十九世紀二○年代中期開始，英國首先邁入現代經濟成長的階段（Cameron, 1993）。

破解現代經濟成長之謎，並解釋經濟成長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收斂或發散，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因為經濟成長確實是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生活水準差異的主要來源。正如巴羅和薩拉─伊─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所觀察到的：「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政府的哪些政策選項會對長期成長率有影響，即使再小，我們對提高生活水準的貢獻，也遠大於對反景氣循環政策和微調進行研究的整個總體經濟分析史所做出的貢獻。」（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p. 6）顧志耐（Simon Kuznets）是一位尋求嚴謹的分析工具去觀察經濟成長模式的先驅。在其諾貝爾獎獲獎演講中，他將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定義為「能夠為民眾提供日益多樣化經濟物品的能力的長期提升，這種成長的能力是基於技術進步及其所需要的制度及意識型態的調整。這一定義中的三個組成部分都非常重要。物品供應能力的持續提升是經濟成長的結果，也是識別經濟成長的標誌。」（Kuznets, 1971）以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制度調整為顯著特色的人均收入可持續成長過程，是一種現代現象。

在十八世紀之前，絕大多數國家都處於相對落後的農業經濟階段，其發展不時被戰火和自然災害所阻礙，同時也為馬爾薩斯陷阱（指如果人口成長快於農業成長，將會出現食品供應不能滿足人口需求的階段）所阻滯。除僅佔人口一小部分的統治階級、工匠和商人外，絕大部分人口均以農業、畜牧業或漁業維持生存。有鑑於當時的技術和產業條件，這些經濟體透過數個世代反覆的實踐和積累，其資源配置已接近最佳化，改進資源配置效率的空間已經極為有限（Schultz, 1964），進一步的經濟成長只能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技術創新既可以是外生衝擊，也可以來自經驗改進。1在這一前現代時期，經濟發展以人口和經濟總量水平擴張的方式為主。經濟總量雖在擴張，但人均收入水準的提高幅度卻相當有限（Clark, 2007; Kuznets, 1966; Perkins, 1969）。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前現代時期經濟發達的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小的─最多也僅為五○％（Maddison, 2006; Bairoch, 1993）。事實上，今天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的部分地區）比當時的歐洲更為富裕（Cipolla, 1980; Pomeranz, 2000; Smith, 1776）。直到十八世紀末，以一體化程度來衡量市場總體表現，中國和西歐不相上下（Shiueand Keller, 2007）。

自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中葉於英國發生後，在實驗室裡進行可控制實驗逐漸成為技術發明和創新的主要來源。對於那些蘊涵著革命性新思想和涉及了重大、跳躍式、全新變化的發明來說，更是如此（Mokyr, 1990）。對處於世界科技前沿的已開發國家而言，這種技術發明方式的變革使得它們能夠透過對研發領域的投資而加速技術進步，於是技術發明和創新也內生於經濟發展。隨著研發投入的增加，技術進步加快，產業結構得以持續升級，生產力也得到不斷提升。由此，西方已開發國家開始了經濟起飛，南北差距也開始顯現。

蘭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 1997）在一篇開創性的文章中記錄了這一現象，他稱之為「大分歧時代」（divergence, big time）。從生產力和生活水準的演變來看，他估計從一八七○年到一九九○年，最富裕和最貧窮的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比上升了五倍，最富裕國家的收入水準和所有其他國家的平均收入水準之間的差距成長了一個數量級。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 1997）觀察到了同樣的狀況，他指出：「我們今天生活在最不平等的世界中，在不同國家出生的孩子，其未來生活展望是迥然不同的。」

在過去一個世紀裡，經濟成長的差異令人迷惑不解。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試圖趕上最先進的經濟體，但鮮有成功的案例。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特別是前蘇聯集團國家和中國）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經濟趕超策略，這些策略往往依賴現代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在亞洲和中東地區以及隨後的非洲，曾經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獨立國家不斷湧現，這一過程同樣伴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大膽的夢想。與已開發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很低，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很低，基礎設施非常落後。它們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並以此換取現代製成品的進口。因此，每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核心議程都是發展技術先進的產業，以減少對進口現代產品的依賴，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起飛和消除貧困。但是，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

的確有一些經濟體成功獲得了持續加速的經濟成長2，智利、中國、印度、模里西斯、越南等少數國家最近的發展就是其中的典範。但是，許多低收入國家仍然貧窮，許多中等收入國家陷入發展陷阱，難以接近美國或西歐的生活水準。結果，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科利爾稱之為「最底層的十億人」﹝Collier, 2007﹞）現在仍陷於貧困之中。

本次危機再一次證實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儘管遭遇全球經濟衰退，危機前經濟持續高成長的國家仍然表現良好。它們的動態成長使其更具有恢復力。在危機發生之前，它們就擁有良好的對外資產負債表和充足的財政空間，因此在危機到來時有能力實施反景氣循環政策以抵銷外部衝擊。

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消除貧困已不僅僅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也是因應當前跨越國界而引發的若干重大全球不安問題（疾病、營養不良、不安全、暴力）的一個重要策略，對經濟學家來說，思考發動和維持經濟成長的新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任務。因而，繼續尋找財富創造機制的新思想也是必需的。

本章將簡要回顧經濟成長與發展思想中各種學說的演變過程。在快速審視了學術上的進展及面臨的挑戰之後，本章突顯了在長期的探尋中─特別是在過去六十年中─所發生的許多變化，同時關注一個事實：沒有一個國家的成功是遵循了不斷改變的主流典範所提供的政策處方。本章的結論是我們需要從歷史、實踐和經濟分析得到的經驗教訓中獲取新的思想。

破解貧富之謎

從秦始皇和他的長城，到埃及法老王和他們的金字塔；從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和他的所有城市，到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和他豪華的宮殿，世界上的政治領袖經常癡迷於透過政治上的勝利和基礎設施的修建，或許還有人民的生活改善，來展現他們的偉大。但直到十八世紀末知識份子和學者們才開始有系統地思考經濟成長的策略。

一位沒有經過任何經濟學訓練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家為現代經濟學設定了方向，並為研究者解答了一個可以說是在公共政策領域最為根本的問題：成長、工作創造和減貧的處方是什麼？事實上，自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開始探尋財富創造的祕訣起，經濟學家們就表現得像推理小說中的偵探一樣：想像理論、探索假說、查證事實、追蹤證據、跟隨線索。他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經歷了很多失敗。

大部分的研究進展在於識別出高成長和低成長國家之間在初始條件、政策和制度變數上的系統差異。但在可操作的政策槓桿方面，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猜測階段。事實上，在亞當‧斯密完成開創性工作後的兩百多年裡，經濟成長對於很多人而言仍然是一個「謎」；對於其他人而言，用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和埃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隱喻來說，經濟成長則是「難以捉摸的求索」。被羅斯托（WatlRostow）稱為「第一個現代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David Hume），將經濟分析置於其對「人類條件」分析的中心位置。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被認為「對成長的動態特徵形成了合理且連貫一致的理論」。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阿林‧揚格（Allyn Young）也跟隨他的腳步，著迷於對經濟成長的研究。或許是因為被啟蒙時期人類進步思想所吸引，這些古典經濟學家探索了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和推動繁榮方面政策制定者能夠起到的作用。他們的開拓性成就提出了現代成長理論的許多核心概念，例如要素積累、要素替代、技術變遷或專業化。

「對於一國的長期經濟福利而言，沒有什麼比經濟成長率更為重要的了。」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 1997）一九九六年二月在倫敦經濟學院舉辦的萊昂內爾‧羅賓斯紀念演講中如是說，「看似微小的年成長率差異經過多年疊加起來，可以導致生活水準的巨大差異。」然而，在大蕭條之後，經濟成長的研究步伐放緩，研究的重點從長期成長轉移到短期波動。在景氣循環的動態機制和長期成長研究這兩個人類福利的重要領域，經濟學家是相互衝突的。

隨後，在二十世紀四○年代發生了非常巧合的事：四個獨立工作的研究人員想出了第一個分析框架的不同組成部分，用以分析為何有些國家的成長速度比其他國家快。在哈樂德（Roy Harrod）和多馬（EvseyDomar）研究的基礎上，索洛（Robert Solow）和斯旺（Trevor Swan）提出了索洛─斯旺模型，這激起了第一波有系統的研究經濟成長的熱潮。他們的目標是了解經濟成長的機制，確定其決定因素，發展出可以解釋經濟政策的經濟成長核算方法。

第 2 章：流派之爭與典範的變遷

一九八六年我在耶魯大學的經濟成長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時，曾經在哈佛大學做過一次學術報告，並藉此機會參觀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高更的名畫《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更認為這是能總括他思想的代表作。在這幅畫中，他試圖闡述生命的意義這一古老命題。這幅寬邊框的畫中布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他們每一個人都從事著一項特殊而重要的活動。其中一個男人穿著簡單的纏腰布正在採摘蘋果。在背景之中，兩個女人互相挽著手臂在漫步。而在畫的左下角，一個膚色黯淡的裸體...

前言

二○○八年一月，當我接到來自華盛頓特區一位世界銀行高級官員的電話，讓我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我正在休寒假，忙於準備下一學期的教學和各種經濟政策問題的研究。這通電話讓我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沒有讓我覺得特別驚訝，因為在兩個月前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訪問中國時，我與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會談了一個半小時，比計畫的時間長了一個小時。這不算是一個正式的工作面談，至少在當時不像。我們會談的目的原本只是探討中國的通貨膨脹、收入差距擴大、農村發展等國內議題。伴隨著他好奇、禮貌和關注的眼神的驅使，我們的討論逐漸深入到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取得更具包容性的成長和減少貧困的途徑、外國援助和多邊組織潛在的作用，以及其他許多問題。會談結束時，我送了他一本一年前我在劍橋大學擔任馬歇爾講座的演講集。這本演講集總結了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與轉型問題的研究。

一份有趣的工作

世界銀行提供的這份工作既令人興奮又讓人倍感壓力。我被邀請去世銀任職是一個特別的機會，也是時代變遷的標誌。世界銀行自一九四四年成立以來，第一次邀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國民擔任其首席經濟學家，引導世銀在知識方面的領導作用，並制定其經濟研究議程。為了迎接經濟發展的挑戰，世銀必須進行改變。為了有效地發揮作用，世銀必須把其財力與想法、知識結合起來。我將擔任的負責發展經濟學的副總裁一職，是透過向世界銀行以及更廣泛的發展經濟學界提供知識方面的指導與分析服務，來增進對經濟發展政策和項目的理解。其目標是提高世界銀行的營運效率，滿足成員國對優質服務的需求。

但是對我而言，要放棄我正在從事的令人興奮的教學研究工作，即便只是暫時的，也不容易。作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與創始主任，我已經在此工作了十五年。這些年來，我與許多學生、同事及朋友建立了緊密且富有成果的關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我的幫助下開始探索引人入勝的研究問題。此外，在完成了芝加哥大學的四年博士學習和耶魯大學的一年博士後研究，並於一九八七年回國之後，我也曾積極深入參與中國的經濟政策討論。中國經濟的成功既使我感到驕傲，也成為我研究興趣的來源。我渴望繼續致力於研究中國所面臨的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在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預言艱難時世即將來臨的情況下，留在國內參與論戰並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還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

於此同時，世銀向我提供了一個一生難得的機會，從許多不同方面去研究發展問題，還可以就成長與減貧策略展開全球對話。該職位的職責包括：透過提供知識來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做出更明智的政策選擇，以加速減貧與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進展。過去許多年來，這些知識也用於向全球的公共宣傳活動提供資訊。這些知識的產生則涉及研究、數據收集、分析、全球監測、預測、統計能力建設以及政策評論與建議。

負責發展經濟學的副總裁的工作包括了所有這些方面、資助世界銀行其他部門的研究項目、提供旗艦研究報告，並為國際發展以及該領域的兩份頂級學術期刊設定研究議程。該部門有許多幕僚是世界知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都是該領域最受人尊敬的學者：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斯丹利‧費希爾（Stanley Fisher）、安妮‧克魯格（Anne O. Krueger）、霍利斯‧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邁克爾‧布魯諾（Michael Bruno）、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 Stern）勳爵和弗

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緊隨這些人的腳步是一種偉大的榮譽，也是一份艱鉅的責任。

自我童年開始，我人生的追求就是幫助各國實現持續的動態成長，以消除貧困和實現繁榮。我明白加入世界銀行將讓我有機會與其他許多人分享我在這個主題上的見解，承擔雄心勃勃的研究項目去考察在經濟發展中尚未解決的挑戰，並揭示貧困地區經濟起飛或發展滯後的原因。

這確實是一份我無法拒絕的有趣工作。我申請一週的時間以考慮在華盛頓工作對我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的意義。同時，從北京大學離職並為我的博士生和繼任者做出安排也需要時間。我已經準備好接受挑戰。

在非洲勾起的奇特童年記憶

二○○八年六月，我任職一週後就飛往南非、盧安達和衣索比亞。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去非洲大陸，但在很多方面，這的確是一次開創性的旅行。我的第一次正式訪問為什麼不去拉脫維亞、墨西哥或者尼泊爾呢？

為什麼是非洲？或許是因為我將這片大陸看做是發展經濟學的最後前沿─新知識與新的解決方案可以產生最大回報的地方。由於總體經濟政策大獲改善、大宗商品價格提高，以及國際援助、資本流動和匯款的大幅增加，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經濟成長率從二○○○年的三‧一％加速到二○○七年的六‧一％。同樣，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已經從一九九六至二○○一年的每年○‧七％增加到二○○二至二○○八年的每年二‧七％。非洲人口每天不足一‧二五美元生活費的比例已經從一九九六年的五八％下降到二○○五年的五○％。致命疾病（如愛滋病）的患病率已經穩定，甚至在某些國家出現了下降。六○％的兒童可以完成小學教育，許多國家的兒童死亡率也在下降中。

不同背景的發展機構、學術機構和主要經濟學家所做的新一波實證研究甚至表明，某些非洲經濟體正臨近前所未有的起飛階段。在過去二十年間，許多國家強勁的經濟表現與反彈並非偶然，而是它們持續努力的必然結果。至少有五個根本性的變化正在發揮作用：更民主和更負責任的政府；更明智的經濟政策；債務危機的結束；與捐贈國的關係持續改善；新技術的擴散；以及新一代的政策制定者、行動家和商界領袖的湧現（Radelet, 2010）。此外，安全形勢也在改善之中。1

誠然，發展的挑戰仍然是巨大的。許多非洲國家自獨立以來表現出的結構轉型跡象仍然非常有限，反映了其緩慢的經濟進步。一九六○年該地區主體是農村，農業大約佔GDP的四○％和勞動力的八五％。雖然農村人口比例在過去五十年間穩步下落，但在二○○○年仍然達到六三％，明顯高於世界其他地區。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指出：「經濟成長沒有伴隨著就業的增加，特別是每年有七百萬至一千萬非洲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更加惡化了問題。技能的不足阻礙了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以及非洲企業家的機會，尤其是女性，由於在獲取足夠的資訊、創新和工具等方面受到限制，因而難以創辦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因為高度依賴雨養農業，非洲很容易受到諸如加速沙漠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更頻繁的旱災等極端天氣的影響。非洲可能是氣候變遷受害最嚴重的大陸。基礎設施服務仍然無法為窮人所享受─學校老師經常缺勤，資金往往也難以到達一線服務提供者手中。」

非洲大陸在政府治理指標上表現也不好，在交通、道路、水、電信和能源上的大量赤字，導致基礎設施發展滯後。由於非洲大陸的基礎設施不足和企業管制，私人投資平均只佔GDP的一五％。非洲在全球出口中的市佔率從二○世紀七○年代的三‧五％下降到現在的一‧五％。此外，緊隨二○○八年糧食和燃料價格危機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也給來之不易的發展進步帶來威脅。然而，我仍然覺得有理由對非洲經濟的未來持樂觀態度。我有一種預感，只要能尋找到解決目前複雜困難的辦法，希望就會到來，而且也許只要稍微推動一下良好政策的實施，就能帶來像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那樣積極的效果。

我開始我的南非實地考察旅行，目的是去參加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從事發展問題的學術與政策研究人員齊聚一堂。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為這次會議揭幕，大約有八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參加。我根據我的馬歇爾講座，在開普敦大學做了一次演講。我認為，減少貧困、實現動態的包容性成長的最好辦法，是把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作為其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這會使得經濟體最具競爭力，且為窮人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南非財政部長特雷弗‧曼紐爾（Trevor Manuel）主持了會議，對我的演講做了評論，並成為我的朋友支持我。

之後我去了盧安達，考察該國經濟成長潛力的限制與機會，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在東部省分，我參觀了農業合營、蘑菇生產與技術推廣的農民合作社。我還會見了一些政府官員，包括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一位嚴肅的前軍官，身材高大、舉止平靜、聲音洪亮。我們討論了盧安達的農業現代化，特別是灌溉問題。我認為雖然動員國際資金與捐助興建小水壩很重要，但是動員每個農民利用非農忙季節在他們的家庭農場附近自建小池塘，來收集雨水同樣也很重要。他們可以購買小型柴油機或電泵機抽取地下水，變雨養農業為灌溉農業。從裝配和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國家可以生產泵機來服務農村市場。總統對這個簡單的建議很感興趣。他大概想到了一句非洲諺語：「殺死一隻蝸牛不需要使用劍。」其精髓很類似一句中國諺語：「殺雞焉用宰牛刀。」

在衣索比亞，我最初幾天是在拿撒勒和裂谷地區度過的，我在這裡舉辦了研討會，與農業推廣人員和女性農民展開討論，並訪問了出口農業與合作聯盟的成員。在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衣索比亞首都）我見到了商界領袖、學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我還會見了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另一位思維敏捷、求知欲旺盛的前軍事領導人。

在我們三個小時的集體研討會前，我已經收集了在海外生產並在當地商店出售的一系列簡單普通物品，其中包括尼泊爾生產的一盒火柴和中國製造的一個塑膠電開關，以及其他簡單物品。在討論了諸如：通貨膨脹和平衡國際收支逆差等總體經濟穩定問題並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後，我向他展示了我在當地市場購買的物品，問他為什麼衣索比亞─一個大約有八千五百萬居民並具有古老而又成熟的商業傳統，在其悠久的歷史中抵禦了各種各樣的外國侵略，卻從未被任何外國勢力取得殖民統治的值得驕傲的國家─到二十一世紀仍然需要進口這樣簡單的輕工業產品，包括來自尼泊爾，一個貧窮內陸小國的火柴？至於「中國製造」的產品，幾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和技術，但仍然被衣索比亞進口。我指出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很自豪地看到我們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中佔據支配地位，即使是非常基本的商品。但作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以及作為一個關心衣索比亞減貧事業的世界公民，我對這些進口產品所代表的許多寶貴機遇的錯失感到困惑。

除了使經濟體損失大筆可以用來購買至關重要的資本品、新技術或尖端藥品的外匯之外，這個國家的發展策略導致了更高的就業不足與更嚴重的貧困。我建議政府除了努力促進出口外，還要鼓勵替代進口品的簡單工業製成品產業。這樣做的潛在收益是顯而易見的：從進口替代中獲得的外匯節約與從出口促進中賺取的外匯會產生同樣的效果。此外，進口替代產業將為窮人創造就業機會，並為更進一步的工業發展訓練企業家。關鍵在於設計並推出一種策略，避免政府介入與衣索比亞比較優勢不一致的產業而浪費公帑，這種產業不具有競爭力和自生能力，並且代價高昂。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這三個非洲國家旅行，到處都可以看到我童年所看到的畫面。農民非常渴望改善他們現在的生活，並為他們的孩子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這讓我深受感動。他們的眼睛讓我想起了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在台灣所看到的農民，以及一九七九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時所看到的農民。在訪問這些遙遠的地方時，我似乎有一種回到了我的祖國那個年代的奇特感覺。給我印象最深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國家領導人對他們國家未來的信心，以及對理解和學習其他國家經驗的渴望，還有年輕的從業者、學者、學生和商人對知識的熱切和渴望。他們每天所面對的困難似乎並沒有減少他們共創美好未來的熱情和信念。

盧安達、衣索比亞甚至南非從某些方面來說，在它們當前的經濟與社會政治生活中都帶有一種古老的亞洲味道：人口密度、傳統農業、弱小的工業部門、普遍貧困、強有力的政府以及穩定的社會，和到處都是勤勞的人民，正如上一代的東亞一樣。

在非洲之外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在接下來的年月裡我去了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讓我想起了幾十年前的亞洲，當他們與貧困、低效治理和微薄的能力對抗的時候，被許多頂級經濟學家認為是毫無希望的。是的，我總有一種似乎回到了童年的奇特感覺。那打動我的一幕幕場景，積極而樂觀的人民，還有與不同的發展利益相關者的多次交流，這些都讓我堅信：透過良好的理念、正確的發展策略以及一些金融手段，這些窮國在未來幾十年將能實現亞洲式的經濟成長，成為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透過與政策制定者們的交談，我很快發現我的責任就是借鑑世界歷史與其他國家的政策經驗，利用經濟分析幫助他們制定出充分考慮他們的願景、優勢、限制和目標的合適策略。

擁有堅定信念與謙卑，這必須認識到每個地方環境與發展潛力的差異性。正如歐洲、拉丁美洲或亞洲一樣，非洲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多樣化的大陸，有超過五十個不同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優點和缺點。著手經濟發展的政策制定者們應該記住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九八五年對迦納總統傑瑞‧羅林斯（Jerry Rowlings）所說的話：「請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如果說中國有什麼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畫。」（Zoellick, 2010）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為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策略勾畫出一個路線圖。

這本書回顧了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總裁四年中的經驗、觀察和所思所想，並以淺顯的語言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理論和政策思考。原文以英文寫成，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二○一二年九月初在全球出版發行。中文版則由華中科技大學的張建華教授主持翻譯，分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對張建華教授和北大出版社與台灣時報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

前言

二○○八年一月，當我接到來自華盛頓特區一位世界銀行高級官員的電話，讓我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我正在休寒假，忙於準備下一學期的教學和各種經濟政策問題的研究。這通電話讓我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沒有讓我覺得特別驚訝，因為在兩個月前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訪問中國時，我與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會談了一個半小時，比計畫的時間長了一個小時。這不算是一個正式的工作面談，至少在當時不像。我們會談的目的原本只是探討中國的通貨膨脹、收入差距擴大、農村發展等國內議題。伴隨著他好...

前　　言　　011

第 1 章：新挑戰與新的解決方案
產能過剩的禍根
看似經濟成功的奧祕
認真對待愛因斯坦的玩笑：新結構經濟學

第 2 章：流派之爭與典範的變遷
為人生賦予意義
成長的演進
破解貧富之謎
羅伯特‧盧卡斯與乾洗店主的女兒
收斂與發散的解釋
對發展的思考：一個有關進展、潮湧、時尚和流行的故事
尋找新答案的挫折
新的策略性思考的必要性

第 3 章：經濟發展：來自失敗的教訓
自生能力是經濟成功的隱藏要素
夢想和無知的政治經濟學
「不要看你在哪裡跌倒，要看你在哪裡打滑」
不要把嬰兒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第 4 章：來自成功趕超國家的經驗
化圓為方：成長報告的貢獻
某些國家可能已經找到了「聖杯」
現代經濟成長：已開發國家繁榮之祕

第 5 章：反思經濟發展的一個理論框架：新結構經濟學
為什麼蒲隆地不是瑞士
理解經濟發展：一個概念框架
通向繁榮的最佳速度和優先順序
新瓶裝新酒

第 6 章：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
財政政策：免費飛機、鐵路和橋梁？
貨幣使人貧困─還是貨幣使人富裕？
倖存的財富：資源豐裕國家的公共收入管理
金融發展：那些讓我們憎恨的銀行家
窮國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的外資模式
求解貿易政策悖論
破解人類發展之謎

第 7 章：新結構經濟學實踐：兩軌六步法
鑑別還是不鑑別：這是一個問題
如何鑑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幾項基本原則
一個為結構轉型排序的實用指南

第 8 章：轉型經濟的獨有特性和軌跡
天堂中的虛構自白：改革的政治學
回歸現實：多重扭曲的經濟學
經濟改革的選項：「大爆炸」還是漸進式？
蓬勃發展的轉型：來自中國、斯洛維尼亞以及其他幾個國家的經驗教訓

第 9 章：在發展的高層次階段促進結構轉型
打破中等收入魔咒
與時俱進
GIFF原理與持續結構轉型
理解財富和偉大背後的經濟學

第 10 章：經濟繁榮的祕訣
理解經濟發展的本質與原因
現實中的產業政策
過度謹慎是最大的風

術語表　　317
譯後記　　323

前　　言　　011

第 1 章：新挑戰與新的解決方案
產能過剩的禍根
看似經濟成功的奧祕
認真對待愛因斯坦的玩笑：新結構經濟學

第 2 章：流派之爭與典範的變遷
為人生賦予意義
成長的演進
破解貧富之謎
羅伯特‧盧卡斯與乾洗店主的女兒
收斂與發散的解釋
對發展的思考：一個有關進展、潮湧、時尚和流行的故事
尋找新答案的挫折
新的策略性思考的必要性

第 3 章：經濟發展：來自失敗的教訓
自生能力是經濟成功的隱藏要素
夢想和無知的政治經濟學
「不要看你在哪裡跌倒，要看你在哪裡打滑」
不要把嬰兒同洗澡水一起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