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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歷史真會捉弄人，台灣人民對這個時期的歷史，感受會尤其深刻吧！
——吳釗燮（前駐美代表）
台灣人唯有認知過去的歷史，才能走出被掌控左右的命運。
——張炎憲（前國史館館長）
一九七○年代初期，對蔣家政權和台灣人民都是危疑震撼的年代：強權關係的調整威脅到國民黨政府的生存，和台灣人民的前途。
在危疑的年代，國民黨政權與台灣人民都有何去何從的徬徨，也在努力尋求對策，以免再淪為另一政權的殖民地。在危疑的年代，「反共」是台灣內部的共同語言，但那並不是蔣介石「反攻大陸」神話的反共，而只是抗拒中共接管台灣的反共。
經歷那個年代的資深美國外交官，把那個時代稱為塑形期，或轉型期，代表美國在韓戰之後因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個政權之政策的改變，和對台灣新政策的形成。
這一本書就是要還原當年被掩沒、卻可能是最真實的聲音：這些美國外交檔案是當年朝野人士與美國外交官的私密談話紀錄。這些外交私房話，目的不在公開流傳，不是供「公共消費」，因此，可能是更坦白，更可信的真心話……
本書特點：
本書為一九七○～一九七三年間，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員，針對台灣各界的私密訪談報告，揭露出一般政府公報看不見的真實聲音。
內容跨越聯合國代表權、台美關係、台日關係、蔣家政權交棒、內政改革等諸多台灣當時面臨的內外處境與問題，是還原此段歷史的重要拼圖。
瞭解歷史的過往，是展望台灣未來走向的基石，這本書絕對是值得所有台灣人深思的課題。
作者簡介：
王景弘
歷史並不是本行，但當年在世新聽沈雲龍教授警告，現有民國史「五四運動以後的部分都不能信，我也不能講」，備受震撼，影響到日後工作、研究與寫作的方向。
在《新生報》與《聯合報》當了七年記者，深感威權統治下資訊的禁制，決心出國進修，尋找國民黨教育不讓人知道的歷史答案。一九七一年赴美，先後就讀密蘇里大學及馬里蘭大學，看了大量在台灣看不到的書。
一九七五年回台灣，翌年奉派紐約，參加蔣經國指定、用以對付「中共統戰」的華文報紙。兩年後轉華府擔任《經濟日報》、《聯合報》特派員，有機會搜集美國外交文件史料。
在二○○○年時，曾出版《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台灣》（遠流），以解密官方文件記述「蔣介石集團」被趕出聯合國、台灣民主化、美國因應台海危機、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等十大事件交涉內幕。
童年在斗南度過，對「二二八」事件並無記憶，父親在世時，父子從未談過這段往事，也未探詢他珍藏那些精美武士刀的下落，引為終生遺憾。為紀念多桑這一代和他們受過的苦難，於是編譯美國外交官有關「二二八」的電報，在二○○二年出版《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玉山社）。
國、共愚民，濫用開羅會議新聞公報，扭曲台灣主權歸屬，編譯者以美國外交檔案及《顧維鈞回憶錄》為基礎，撰寫《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玉山社），揭開兩件大事的來龍去脈，於二○○八年出版。
二○○四年，在《慣看秋月春風》（前衛）一書中，以台灣記者角度，回顧從事新聞工作時代的環境和在華府親歷的美國與台灣關係重大轉折。
二○一一年出版《1949 大流亡》（玉山社），透過美國外交官看國民黨政府崩盤的狼狽，是編譯者運用美國外交檔案，撰寫或編譯的第四本政治內幕。
今年，再度以美國外交檔案中有關一九七○～一九七三年間，美國外交官針對民間私人的談話紀錄報告，完成本書《列入紀錄：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灣外交私密談話》，希望藉以補足在官方宣言之外，人們對此時代的理解與想法。
這六本書都環繞一個主軸：還原歷史真相，提供國民黨不願人知的歷史事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王景弘大作《列入紀錄》
吳釗燮（前駐美代表，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民進黨駐美代表）
景弘先生是一位極為資深的專業新聞記者，雖然近年已不再從事新聞採訪工作，但近幾年仍經常從美國政府解密文件檔案之中，搜尋重要史料，撰寫書籍。這幾年來他所發表的大作，就包括《蘇東波—蘇聯東歐世紀之變》（一九九○），《採訪歷史》（二○○○），《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二○○二），《慣看秋月春風：一個台灣記者的回顧》（二○○四），《強權政治與台灣》（二○○八）以及《1949大流亡：華府外交檔案密錄》（二○一一）。我在學術界服務了相當長的時間，目前本職也還在學術界，但即使是以學術的眼光來衡量，景弘先生撰述的產量算是相當驚人。
如果讀者有機會深入閱讀景弘先生近年的作品，必然可以發現，他在美國政府解密文件的搜尋與翻譯過程中，帶著濃濃的台灣關懷，以台灣主體、台灣人民和台灣利益的角度，去用心體會過去的歷史真相，從歷史文件中告訴我們台灣人民，我們在關鍵的年代面對什麼我們當時所不知道的情況，做對了什麼，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做錯了什麼。閱讀景弘先生的大作，不由得讓我細細品味，從中深省我應該要怎麼樣做好服務台灣的任務，尤其是在面對國際社會的時候，我要怎麼做才能避免錯誤，保障台灣人民的利益。以此來看，景弘先生可算是我外交良心的導師，也是我的一面鏡子。
除了長篇的大作之外，景弘先生也經常在報端撰寫評論，以台灣的角度，以歷史為鏡，深入淺出針砭時事。我還真感謝，景弘先生能常常評論時事，讓更多的民眾，可以接觸到他敏銳的觀察，獨到的角度，以及尖銳如刀的筆鋒，直指那些對不起台灣的政壇妖孽之輩。
在二○○七年派駐美國之前，並不知道景弘先生多數時間住在華府，華府新聞組同仁告知這訊息，並願代約見面，當然沒有二話，因為這對我有如朝聖，因此抵華府第一個星期就見到了廬山真面目，聽他親口對時局、美台灣係的深入分析。他是一位翩翩長者，也是一位謙謙君子，談天說地，娓娓道來，讓我如沐春風。如果我說「感到榮幸」有什麼實際的例子，有機會認識景弘先生，真的讓我感到榮幸無比。在第一次見面之後，我仍常有機會在華府與他見面，也有機會拜讀他的新作。即使我已不在政府工作，回到華府時一樣有機會見到景弘先生，這真的是一件快樂的事。
景弘先生這本《列入紀錄》，我很幸運比所有的讀者有機會早一點看到書稿，早一點再次悠遊在他所搜尋的歷史紀錄之中，去瞭解那些早以成為過去的事情，但卻永久保存的美國政府史料。
有別於其他的大作，景弘先生在《列入紀錄》中所蒐集的紀錄，大部分是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台灣在野人士、非官方或非決策者的談話內容，當然也搜集了部分的決策者，作為很好的對照組，一邊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介如石的蔣介石，一邊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而這些美國官員與台灣非官方人士的談話，正可以顯現，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台灣危急存亡之秋，許多有識之士，冒著被蔣政權迫害的危險，私下要求美國支持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作為解決國共糾葛不清時，確保台灣國家利益的方法。
看著今天台灣的國際處境，不禁讓人慨嘆，為何當時美國的決策者聽了台灣在野人士的鏗鏘之言後，還會如此處理台灣問題，以及為何當時的蔣介石，會把他的個人感受置於台灣的長期發展之上。若歷史真會捉弄人，台灣人民對這個時期的歷史，感受會尤其深刻吧！
推薦序：
面對歷史，走出被擺佈的命運
張炎憲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是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流亡台灣之後，影響台灣最重大的時期。
在國際方面，一九七一年十月，蔣介石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失去代表中國的席位，從此中華民國不僅在國際上喪失地位，更連帶使得台灣成為國際孤兒，至今仍處處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打壓封殺，而無法進入聯合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在內政方面，蔣介石已年老氣衰，逐漸退居幕後，一九七二年四連任總統之後，任命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完成接班佈局。蔣經國在「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下，為防止內部動亂，乃起用台灣人進入中央政府，採取「革新保台」政策，以安撫民心。在台灣人反對運動方面，一九七○年一月三日，彭明敏成功逃亡海外之後，台灣人受到激勵，倒蔣士氣高漲；同年四月二十四日，黃文雄在蔣經國訪美之際，開槍「刺蔣」，表達台灣人不願再受蔣家獨裁的統治，此舉震驚國際社會，也使得台灣人獨立意識大為提升。這些影響台灣的巨大事件，在過去一直被蒙蔽，而無法觀察到事實真相與內部運作。
王景弘先生數年來整理美國外交檔案，已撰寫出版《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台灣》、《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宣言到舊金山和約》、《1949大逃亡》等書，逐一揭開史實，對台灣戰後史的重建做出貢獻。今日又使用美國外交檔案，編譯當年美國外交人員與台灣朝野人士的私密談話紀錄。這在當年是隱密、不能公開的資料，今日公開才得知當年真實的內幕，而這些可說是左右歷史發展的無形之手。
除了資料的珍貴性之外，這些紀錄突顯出下述幾個特點，可供我們參考。
美國為了維持世界強國的地位，對各國的政情發展極為注意，所以外交人員或負有國家安全的人員常會藉機訪問各國政要，探其觀點，做為因應掌控的參考，或藉機傳達白宮意見，達到秘密政治協商的效果。
美國對台灣政情的掌控是多方面的，不僅訪問蔣介石、蔣經國等國家領導人及其重要幕僚，更對台灣人的領袖和學生、年輕一輩徵詢意見。採訪對象不分黨派、朝野、「外省人」和台灣人，只要具有影響力的人都受到美國政府的關注。這些多角度的暗中採訪，超出我們的想像範圍，留下許多有關聯合國中國代表權、釣魚台問題、外交動向、台灣前途觀點等我們所不知道的秘辛。
這些採訪對象雖然包括台灣人，但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高玉樹、康寧祥、十二人幫等雖然表達不願與中國合併，主張台灣獨立的觀點，但就當時而言，台灣人力量仍然微弱，不足以威脅到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也無法左右美國的對台政策，所以美國仍以蔣介石、蔣經國為交涉對象。政治講求實力，在台灣人尚未崛起的年代，當然美國只會重視中國國民黨的高層意見，台灣人意見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中國國民黨政府面對國際變局，內部也有不同聲音的出現，其中以楊西崑「中華台灣共和國」的獨立主張最為突出，可惜不被蔣家接受。蔣介石認為留在聯合國安理會才能證明他的政府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以及維持統治台灣的正當性，所以採取「寧可玉碎、毋為瓦全」的僵硬政策，終於走上被趕出聯合國、外交部成為斷交部、「賊立漢不立」的絕境，以致今日我們仍嚐其惡果，無法打開困局加入聯合國，甚至還處處被中國打壓欺侮。
一九七○年代，台灣人因力量不足，在政治上只是配角，既無法左右台灣的走向，也無法得知歷史真相。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人意識崛起，台灣主體性逐漸受到重視之後，台灣人才有餘力重新回顧歷史，因此二二八、白色恐怖、舊金山和約、台北和約等史實才得以撥雲見天日，逐一被檢視，而不再被中國國民黨矇騙。
面對歷史、了解歷史的真實，才能從過去經驗中創造偉大的未來。王景弘先生辛辛苦苦從美國政府檔案中，整理翻譯有關台灣史實的紀錄，其用心不只是為了發掘隱埋在歷史中的資料，更欲藉史料的公開，期盼台灣人不要認為政治與我無關，只要不談政治就可安身立命，其實台灣常在強權與統治者的利益交換中或是統治者的黨利私利下被出賣。台灣人唯有認知過去的歷史，才能走出被掌控左右的命運，而獨立自強，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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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代初期，對蔣家政權和台灣人民都是危疑震撼的年代：強權關係的調整威脅到國民黨政府的生存，和台灣人民的前途。
在危疑的年代，國民黨政權與台灣人民都有何去何從的徬徨，也在努力尋求對策，以免再淪為另一政權的殖民地。在危疑的年代，「反共」是台灣內部的共同語言，但那並不是蔣介石「反攻大陸」神話的反共，而只是抗拒中共接管台灣的反共。
經歷那個年代的資深美國外交官，把那個時代稱為塑形期，或轉型期，代表美國在韓戰之後因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個政權之政策的改變，和對台灣新政策的形成。
這一本書就是要還原當年被掩沒、卻可能是最真實的聲音：這些美國外交檔案是當年朝野人士與美國外交官的私密談話紀錄。這些外交私房話，目的不在公開流傳，不是供「公共消費」，因此，可能是更坦白，更可信的真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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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並不是本行，但當年在世新聽沈雲龍教授警告，現有民國史「五四運動以後的部分都不能信，我也不能講」，備受震撼，影響到日後工作、研究與寫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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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在斗南度過，對「二二八」事件並無記憶，父親在世時，父子從未談過這段往事，也未探詢他珍藏那些精美武士刀的下落，引為終生遺憾。為紀念多桑這一代和他們受過的苦難，於是編譯美國外交官有關「二二八」的電報，在二○○二年出版《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玉山社）。
國、共愚民，濫用開羅會議新聞公報，扭曲台灣主權歸屬，編譯者以美國外交檔案及《顧維鈞回憶錄》為基礎，撰寫《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玉山社），揭開兩件大事的來龍去脈，於二○○八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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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釗燮（前駐美代表，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民進黨駐美代表）
景弘先生是一位極為資深的專業新聞記者，雖然近年已不再從事新聞採訪工作，但近幾年仍經常從美國政府解密文件檔案之中，搜尋重要史料，撰寫書籍。這幾年來他所發表的大作，就包括《蘇東波—蘇聯東歐世紀之變》（一九九○），《採訪歷史》（二○○○），《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二○○二），《慣看秋月春風：一個台灣記者的回顧》（二○○四），《強權政治與台灣》（二○○八）以及《1949大流亡：華府外交檔案密錄》（二○一一）。我在學術界服務了相當長的時間，目前本職也還在學術界，但即使是以學術的眼光來衡量，景弘先生撰述的產量算是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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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七年派駐美國之前，並不知道景弘先生多數時間住在華府，華府新聞組同仁告知這訊息，並願代約見面，當然沒有二話，因為這對我有如朝聖，因此抵華府第一個星期就見到了廬山真面目，聽他親口對時局、美台灣係的深入分析。他是一位翩翩長者，也是一位謙謙君子，談天說地，娓娓道來，讓我如沐春風。如果我說「感到榮幸」有什麼實際的例子，有機會認識景弘先生，真的讓我感到榮幸無比。在第一次見面之後，我仍常有機會在華府與他見面，也有機會拜讀他的新作。即使我已不在政府工作，回到華府時一樣有機會見到景弘先生，這真的是一件快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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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其他的大作，景弘先生在《列入紀錄》中所蒐集的紀錄，大部分是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台灣在野人士、非官方或非決策者的談話內容，當然也搜集了部分的決策者，作為很好的對照組，一邊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介如石的蔣介石，一邊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而這些美國官員與台灣非官方人士的談話，正可以顯現，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台灣危急存亡之秋，許多有識之士，冒著被蔣政權迫害的危險，私下要求美國支持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作為解決國共糾葛不清時，確保台灣國家利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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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是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流亡台灣之後，影響台灣最重大的時期。
在國際方面，一九七一年十月，蔣介石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失去代表中國的席位，從此中華民國不僅在國際上喪失地位，更連帶使得台灣成為國際孤兒，至今仍處處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打壓封殺，而無法進入聯合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在內政方面，蔣介石已年老氣衰，逐漸退居幕後，一九七二年四連任總統之後，任命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完成接班佈局。蔣經國在「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下，為防止內部動亂，乃起用台灣人進入中央政府，採取「革新保台」政策，以安撫民心。在台灣人反對運動方面，一九七○年一月三日，彭明敏成功逃亡海外之後，台灣人受到激勵，倒蔣士氣高漲；同年四月二十四日，黃文雄在蔣經國訪美之際，開槍「刺蔣」，表達台灣人不願再受蔣家獨裁的統治，此舉震驚國際社會，也使得台灣人獨立意識大為提升。這些影響台灣的巨大事件，在過去一直被蒙蔽，而無法觀察到事實真相與內部運作。
王景弘先生數年來整理美國外交檔案，已撰寫出版《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台灣》、《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宣言到舊金山和約》、《1949大逃亡》等書，逐一揭開史實，對台灣戰後史的重建做出貢獻。今日又使用美國外交檔案，編譯當年美國外交人員與台灣朝野人士的私密談話紀錄。這在當年是隱密、不能公開的資料，今日公開才得知當年真實的內幕，而這些可說是左右歷史發展的無形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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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台灣政情的掌控是多方面的，不僅訪問蔣介石、蔣經國等國家領導人及其重要幕僚，更對台灣人的領袖和學生、年輕一輩徵詢意見。採訪對象不分黨派、朝野、「外省人」和台灣人，只要具有影響力的人都受到美國政府的關注。這些多角度的暗中採訪，超出我們的想像範圍，留下許多有關聯合國中國代表權、釣魚台問題、外交動向、台灣前途觀點等我們所不知道的秘辛。
這些採訪對象雖然包括台灣人，但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高玉樹、康寧祥、十二人幫等雖然表達不願與中國合併，主張台灣獨立的觀點，但就當時而言，台灣人力量仍然微弱，不足以威脅到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也無法左右美國的對台政策，所以美國仍以蔣介石、蔣經國為交涉對象。政治講求實力，在台灣人尚未崛起的年代，當然美國只會重視中國國民黨的高層意見，台灣人意見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中國國民黨政府面對國際變局，內部也有不同聲音的出現，其中以楊西崑「中華台灣共和國」的獨立主張最為突出，可惜不被蔣家接受。蔣介石認為留在聯合國安理會才能證明他的政府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以及維持統治台灣的正當性，所以採取「寧可玉碎、毋為瓦全」的僵硬政策，終於走上被趕出聯合國、外交部成為斷交部、「賊立漢不立」的絕境，以致今日我們仍嚐其惡果，無法打開困局加入聯合國，甚至還處處被中國打壓欺侮。
一九七○年代，台灣人因力量不足，在政治上只是配角，既無法左右台灣的走向，也無法得知歷史真相。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人意識崛起，台灣主體性逐漸受到重視之後，台灣人才有餘力重新回顧歷史，因此二二八、白色恐怖、舊金山和約、台北和約等史實才得以撥雲見天日，逐一被檢視，而不再被中國國民黨矇騙。
面對歷史、了解歷史的真實，才能從過去經驗中創造偉大的未來。王景弘先生辛辛苦苦從美國政府檔案中，整理翻譯有關台灣史實的紀錄，其用心不只是為了發掘隱埋在歷史中的資料，更欲藉史料的公開，期盼台灣人不要認為政治與我無關，只要不談政治就可安身立命，其實台灣常在強權與統治者的利益交換中或是統治者的黨利私利下被出賣。台灣人唯有認知過去的歷史，才能走出被掌控左右的命運，而獨立自強，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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