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面子

　甲申年（一六四四）春，李自成在西安稱王；爾後，大軍勢如破竹，直逼京師。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崇禎在李自成包圍京師之前，差不多等於放棄了有效抵抗，僅僅依靠士氣不振的殘兵敗將和宮裡臨時拼湊的一群太監坐守孤城。──這樣的部隊能抵擋得住在血雨腥風中衝鋒陷陣多年的農民軍嗎？崇禎不會不明白這麼淺顯的道理。可他仍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與他的國都共存亡，在京城陷落的前夜絕望自殺。崇禎走出如此臭棋，在於他是一個要面子的皇帝。死要面子活遭罪，這句鄙鄉罵人的俗語，用在崇禎身上，再恰當不過。

　崇禎最好的選擇，無疑是南遷。明末農民軍活動的主要省份包括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和四川等北方及中西部地區，至於長江以南的浙江、福建、江蘇一帶則基本未受大的波及。此外，南京還有一套自永樂時代便保留下來的政府機構，其目的就是為了一旦京師有變，南京迅速發揮作用，穩定時局。崇禎有過南遷的設想沒有呢？有的。他的設想為什麼沒變成現實呢？那是他擔心自己的面子受損。

　甲申年正月初三，當人心動蕩的北京城還沉浸在節日營造的歡快假象中時，左中允（左中允為管理東宮事務的詹事府屬官，正六品，相當於今天的副廳級幹部）李明睿被崇禎召到德政殿議事。崇禎問李明睿有沒有行之有效的緊急措施應變，李明睿要求崇禎屏去左右，低聲提出了放棄京師遷都南京的策略。

　崇禎不是沒考慮過南遷。得解釋一句，所謂南遷，當然也就是事實上的棄城逃跑，但官方的體面說法是南狩，也就是皇帝到南方去打獵。從字面上看，和逃跑沒有半點關聯。不過，儘管有官方的說法，但崇禎知道再怎麼說南遷都不是一件體面的、聖君可以幹的事情。他是一個虛榮自負的君主，怎麼肯如此狼狽地南遷呢？南遷──逃跑也好，到南方打獵也罷，於他而言，都等於承認他繼位十幾年來的勵精圖治完全是瞎扯淡。不過在心靈深處，他也明白只有南遷這條路才能延續大明天命。聽罷李明睿的意見，崇禎故作姿態地說：「這件事太重大了，還是不要輕易提。」李明睿繼續勸說了一番，崇禎這才說出心裡話：「我是想這樣做，只是無人贊襄，所以推遲到現在。你的意見與朕一樣，但外邊諸臣不從，怎麼辦？」接著又說：「這件事情非常重大，你一定要保密，萬萬不能洩漏出去了，否則我就要重重地辦你。」

　當天中午，崇禎第二次召見李明睿，似乎想繼續研究遷都之策，但李明睿可能以為聖意已決，就沒再提此事，崇禎當然不肯先提這沒面子的事，也閉口不談。到了晚上，崇禎終於忍不住，第三次召見李明睿，仔細詢問南遷的具體操作細節，李明睿一一作了解答。李明睿還勸崇禎把內帑拿出來作兵餉，並警告說：「若中途不足，區處甚難。」吝嗇的崇禎想把這筆費用算到國家財政頭上，李明睿明確表示國家財政拿不出錢，「皇上為宗廟社稷計，決而行之」。崇禎終於完全同意，兩人一直談到二更方散。

　於是問題出來了：既然崇禎已經有預謀地和李明睿安排了南遷，為何遲遲不見行動，直到京師城破呢？

　最根本的糾結在於，好面子的崇禎始終不肯把遷都之事由他本人提出來開會討論，他希望由大臣們主動建議，然後他出面否定，大臣們再固請，他才「不得已」地遷都。這樣，他就有機會不去背負丟掉首都的罪責。然而，大臣們早就看穿了崇禎的伎倆，如果這時公然提議遷都，日後萬一追究放棄首都的責任，既然皇上是反對遷都的，那固請遷都的大臣不就吃不了兜著走嗎？在大明江山和自家性命跟前，沒人願意選擇空洞的前者。

　為了讓大臣們固請，自己才不得不遷都的想法付諸行動，崇禎召見了首輔（也就是實際上的首相）陳演，要求這位重臣站出來承擔遷都的責任。他告訴陳演：「此事要先生擔一擔。」可陳演這種官場油子平時忠君報國喊得比山響，真到了要兌現的時候，卻比泥鰍還滑。好幾次朝議，崇禎一再暗示陳演站出來請求遷都，陳演卻裝聾作啞，絕口不提。崇禎氣得大罵：「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最後，只好把陳演罷官了事──這時候被罷官簡直是一樁幸事，京師業已淪為一座風雨飄搖、一夕數驚的危城。

　既然由皇帝出面主持大規模的遷都，已由於崇禎的要面子和重臣們的要性命而流產，崇禎只得做出一副要與江山社稷共存亡、誓死守衛首都的慷慨樣。但是，另一個問題又來了：如果崇禎真的決意殉國，他肯定希望在他死後，他的江山和後代還能延續，這樣，他就應該讓他的三個兒子離開即將成為地獄的京師。──事實上，甲申年二月，左都御史（監察部部長）李邦華已經提出建議：由崇禎堅守京師，太子南行南京應變。然而這卻是崇禎最不願意接受的方案：一旦照此方案執行，太子和一幫大臣可以安全而體面地撤退到南京，他卻必須死守京師，最終以身殉國。李邦華竟然明說：「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議。」──看來，李邦華把崇禎礙於面子不肯南遷，誤認為皇上真的要留在京師死磕。崇禎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只得對李邦華的建議訕訕地回應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事，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們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於是乎，遷都南京和太子南巡兩套方案均無疾而終。除了困守京師，坐以待斃，崇禎無路可走。與此同時，崇禎的死要面子，最終也使得他的兒子們成為他的殉葬品。

　甲申年三月十八日，這時距崇禎自殺已不到二十四小時。這時，崇禎竟意外地獲得了一個死裡逃生的機會。可惜的是，這個機會同樣被他眼睜睜地扔掉了。其原因，仍然是他無法丟下皇帝的面子。

　這天上午，一個叫杜勳的人在城外叫嚷著要守軍用繩子把他吊進城裡，他有重要事情向崇禎彙報。守城的太監和一些將領都認識杜勳，此人原是宮中總管太監，頗受崇禎重用，此前派往山西監軍，後來在大同投降了李自成。

　杜勳會有什麼重要事情彙報呢？崇禎彷彿看到了一線生機。和崇禎一起接見杜勳的，是內閣大學士（相當於副首相）魏藻德。杜勳沒有對他投降李自成的叛逆行徑作任何解釋或者表示一番禮節性的悔恨，反而「盛言李闖人馬強眾」。

　原來，杜勳是給李自成當說客的。他向崇禎轉達了李自成提出的議和條件：割西北地區給李自成，「分國而王」，並犒賞軍費一百萬。如是，李自成就帶兵退往河南。據說李自成還表示，如果一旦封他為王，他願意為朝廷掃平其他農民軍，甚至幫助抵抗清軍。──李自成提出這樣的議和條件，有些令人不解。他的數十萬久經沙場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京師的易手和大明的滅亡只是朝夕之間的事，他為什麼要提出如此便宜崇禎的議和條件呢？歸根結底，在於李自成從骨子裡對即將要推翻的這個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王朝心存疑懼──不是疑懼無法推翻，而是懷疑推翻它是否有充分的正義性。潛意識裡，他仍把自己當成和政府作對的流寇，如果能通過高層次的招安裂土封王，也算功德圓滿。

　對李自成提出的分國而王並勞軍的議和條件，崇禎怦然心動。然而，崇禎之所以為崇禎，就在於他是一個好面子慕虛榮到了極致的人，他不能容忍一個被他目為反賊的人和他討價還價，乃至自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然而李自成的主動議和卻又是一個稍縱即逝的、甚至是唯一的機會。於是，崇禎把同意議和的球踢給了魏藻德，希望由他來「說服」自己。他對魏說：「此議如何？現在事情已經危在旦夕了，你就說句話定了吧。」

　但是，魏藻德這隻官場老狐狸卻不願擔當與反賊議和的風險──崇禎十數年來對朝廷重臣的翻臉不認人，想必給魏藻德留下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他對崇禎急切的問話竟默然不答，只是不斷鞠躬。崇禎著急了，從龍椅上站起身，又接連幾次徵求魏藻德的意見，但魏藻德自始至終像個木頭人，一聲不吭。崇禎只得無可奈何地告訴杜勳：「我另有旨意，你回去吧。」杜勳剛出門，暴怒而失望的崇禎一把將龍椅推翻在地。

　哪怕命懸旦夕之間，崇禎也不肯答應對手提出的相當優惠的議和條件，這並不奇怪，因為在崇禎的人生觀裡，和反賊議和，或是給予反賊任何方式的同情，都與他高貴的皇室血統和高高在上的君王身分相悖──與此相似的，還有多年以來與清軍戰和不定的決策。

　這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就這樣被崇禎輕易扔掉了。他始終不能扔掉的，是自己的面子。為了面子，他只得在三月十八日最後的晚餐後遣散兒子，砍殺女兒，逼死妻妾，並在景山的一棵老槐樹上吊死。三百多年過去了，這棵吊死過末代皇帝的槐樹已在十年動亂期間被當作「四舊」砍掉。一九八一年，景山公園管理處在原址新移栽了一棵小槐樹。一九九六年，公園管理處又將東城區建國門內北順城街七號門前一株有一百五十多年樹齡的古槐移植此處，替代了一九八一年移栽的小槐樹。時至今日，站在這棵假冒的崇禎絕命樹前，大明帝國土崩瓦解的慘痛結局依然歷歷在目。在崇禎留下的遺書中，他繼續為自己的誤國害己強作粉飾，他堅持認為，自己不是亡國之君，而是大臣們誤國。

　◇◆◇

　這個故事說明：

　第一，俗話說，「剝樹莫剝皮，傷人莫傷面」。在中國，臉面是一種古怪的易脆品。為了面子，尋常百姓不惜一擲千金或流血五步，而皇帝則不惜與三百年江山一同走進墳墓。所以，在此友情提醒：面子太貴，敬請理性消費。

　第二，一個反復無常的上司，要想讓手下人在關鍵時刻給自己背黑鍋擔風險，比牽著一頭駱駝穿過針眼兒還困難。

皇帝的面子

　甲申年（一六四四）春，李自成在西安稱王；爾後，大軍勢如破竹，直逼京師。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崇禎在李自成包圍京師之前，差不多等於放棄了有效抵抗，僅僅依靠士氣不振的殘兵敗將和宮裡臨時拼湊的一群太監坐守孤城。──這樣的部隊能抵擋得住在血雨腥風中衝鋒陷陣多年的農民軍嗎？崇禎不會不明白這麼淺顯的道理。可他仍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與他的國都共存亡，在京城陷落的前夜絕望自殺。崇禎走出如此臭棋，在於他是一個要面子的皇帝。死要面子活遭罪，這句鄙鄉罵人的俗語，用在崇禎身上，再恰當不過。

　崇禎最好的選擇，無...

後記

　您現在看到的這部小書，是我寫作另一部書的副產品。那部書叫作《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

　《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是一部聚焦一六四四年明清鼎革的專著，用編輯擬就的內容提要來說，那是「以生動的筆法為讀者描繪出一六四四年中國全景：從崇禎皇帝的末路，李自成的勃興與衰落，到努爾哈赤及其子孫的苦心經營，還有江陰百姓的悲壯抵抗……」在寫作該書的一年多時間裡，其間的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古人的功過得失，喜怒哀樂，因時時著意加以體察和把握，恍然自己也成了三百六十多年前大明陽光下的一分子。

　據我的經驗看來，每完成一部書，尤其是那種入戲太深的書，除了有一種分娩後的虛脫外，還有一種因浸淫過度而產生的厭倦。意外的是，儘管《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是我寫作生涯中用力最大的作品，但我居然沒有產生以往那種厭倦。不但沒有厭倦，反而還有繼續這個話題的欲望──《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雖有二十餘萬字，但由於體例和結構，我感到還有一些東西沒能涉及，還有一些寫作中的思考和邊角餘料有寫出來的必要。於是，就有了現在您看到的這部小書。

　在中國的所有朝代中，明朝和清朝無疑是最令人感興趣的，而危機四伏的晚明，則更能讓人從中讀出一份歷史的警醒和彷徨。回首往事，三百六十多年前的那些先人的面容依然歷歷在目，他們的掙扎，呼喊，沉淪，麻醉，彷彿一個意在言外的眼神，隔了迢遙的時空，向我們和我們的時代?擲過來。

　與《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相比，這部小書無疑是片段的、零碎的，它不追求結構上的完整與宏大，而著意於電光石火般的感悟和思考。行文上，也與《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追求的嚴謹整飭不同，更在意敘述的流暢與閱讀的機趣。由於此書的寫作時間長達三年──雖然總共不過四十餘篇短文──因而大多篇章在寫出來後，先後在幾家雜誌刊發過。在此，對《精英會》、《歷史學家茶座》、《巔峰》、《文學界》、《讀者》、《書屋》、《同舟共進》等刊物表示感謝。當然，我更要感謝的是中華書局和兩部書的責任編輯徐衛東兄。

　　　　　　　　　　　　　　　二○一二‧四‧六，陰晴無定之暮春於成都城南

後記

　您現在看到的這部小書，是我寫作另一部書的副產品。那部書叫作《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

　《一六四四：帝國的疼痛》是一部聚焦一六四四年明清鼎革的專著，用編輯擬就的內容提要來說，那是「以生動的筆法為讀者描繪出一六四四年中國全景：從崇禎皇帝的末路，李自成的勃興與衰落，到努爾哈赤及其子孫的苦心經營，還有江陰百姓的悲壯抵抗……」在寫作該書的一年多時間裡，其間的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古人的功過得失，喜怒哀樂，因時時著意加以體察和把握，恍然自己也成了三百六十多年前大明陽光下的一分子。

　據我的經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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