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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小宇宙──

我讀保羅‧索魯的《赫丘力士之柱》

/詹宏志

寫出原創性旅行文學的第一個門檻，應該是一條具有獨特想像力的「旅行路線」。

　　

因為真正的「空白之地」(Empty Quarer)或「未測之地」(Uncharted Land)早已隨古典探險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從前，探險家們來到又一個全新之地，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們正進入一個從未被血肉之軀注視過的新地域。」(We were now getting into areas never viewed by mortal eyes.)這種偉大的句型現在只能搬上火星去用，吾生也晚的小輩旅行者，再也沒有資格使用這樣不合時宜的修辭。那麼，現在的旅行者從那裡可以去尋求一種真正的「新經驗」，供我們內思反省，進而產生文學呢？

地域不新，途徑卻是新的；道路不新，理由卻是新的。這是新一代旅行者仍可以源源不絕找到新經驗，更不斷創作出耐人尋味的旅行作品的原因。美國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 1941-)就是其中一位想像力最奇詭的旅行作家，他的其他幾本旅行文學作品，都包含了某一個匪夷所思的旅行路線，譬如在《老巴搭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1979)裡，作家索魯從波士頓的自家門口出發，搭乘平日上族通勤的火車，一路接駁換乘，景色更替變化，一站換過另一站，他竟這樣一路穿越整個北美洲，再穿過中美洲，垂直而下數千公里，一直走到阿根廷境內的巴塔哥尼亞高原，直到鐵路戛然而止，那幾乎是道路的盡頭，無人的所在，作家才說：路途已盡，我可以回家了。想想看，這是何等獨特、何等不凡的「旅行路線」。

十五年後出版的《赫丘力士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 1995)一書裡，保羅‧索魯再接再厲，想像那不可想像的路線，這一次，他看上歐洲文明起源的地中海海岸，如同約翰生博士曾經說的：「我們所有的宗教、幾乎所有的律法、幾乎所有的藝術，以及幾乎一切使我們脫離野蠻的東西，都來自地中海海岸。」(All our religion, almost all our law, almost all our arts, almost all that sets us above savages, has come to us from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衝著這句名言，索魯因而決定沿著海岸把地中海繞一圈。

地中海不算大，只有將近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約等於七十個台灣的大小，比新疆則略大三分之一；但它沿岸的民族與文化卻既多元又多彩，上方是歐洲，下方是非洲，東邊則是亞洲，而西邊露出一個極狹的開口：也就是歐非兩洲遙遙相望的直布羅陀海峽。穿過它，你就進入了更浩瀚的大西洋，往北可至英倫三島或北歐，往南可繞過好望角，找到往印度與香料群島的另一條航道；而繼續再往西航行呢，再往西你就和哥倫布一樣準備要發現新大陸了。只是古代歐洲人並無意穿過直布羅陀海峽，他們相信出了海峽，不過是一片空漠汪洋，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一直要等到「大發現時代」，歐洲人才走出海峽，看見全新的世界。

直布羅陀海峽最窄的兩端，一邊是位於西班牙半島卻歸英國管轄的直布羅陀(Gibraltar)，另一邊則是位於摩洛哥的休達(Ceuta)，兩個地方正是希臘神話中赫丘力士第十件苦勞（捕捉格里奧尼斯的紅牛）時所立的兩根石柱，這也是本書書名《赫丘力士之柱》的由來。作者並不想直接從海峽此岸到達彼岸，他繞了個大遠路，從直布羅陀出發，沿地中海岸向東，經過西班牙的東海岸，然後是法國的蔚藍海岸，你緊接著就遇見義大利，往南你還得看看西西里，然後過義大利的鞋跟來到南歐，包括四分五裂的前南斯拉夫和文明搖籃的希臘各島，再向東，你先遇見的會是既歐洲且亞洲的土耳其，然後你就來到所謂的「東方」(The Levant)，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和以色列，再轉了個彎，別管蘇伊士運河的誘惑，你就來到埃及，這時方向已經轉回向西，你現在正沿著北非的海岸，將經過利比亞、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最後來到摩洛哥，回到直布羅陀海峽對面的另一根「赫丘力士之柱」，這樣，你已經環繞了地中海一周，周長約三千六百公里，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同的歷史地理，不同的語言飲食。這就是作家保羅‧索魯從此柱到彼柱的「環地中海之旅」的路線計畫。

旅行文學的第二個門檻是「文學」，但這幾乎沒有方法，也沒有規則，只有文學家自己的體驗和創造。保羅‧索魯出了名的是一個尖刻犬儒的旅行作者，他對路上所見所聞的鋒利言詞有時也讓某些忠厚的讀者無法忍受，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遊記並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歡迎，所以他開宗明義就調侃自己說：剛剛讀到這裡就喃喃自語：「他又來了。」的讀者們，您可以放棄了。

但文學有百種面貌，索魯的風格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毫不留情，也絕不隨俗。他讓你看見的不是表皮，而是進入皮下組織的顯微鏡；而如果你願意冒著自己的自尊也受一點點傷害的風險，讀到的確實是極其敏銳的觀察以及冷面笑匠式的幽默。索魯的旅行一向別出心裁，但卻深入人群，他流連在觀光客不到的偏城小鎮，繞行到難得邂逅的僻路，與當地人談天辯論，記錄荒謬卻真實的人生面向。他不是美麗景點的描述者，更不是奇風異俗的採擷者，他書中記錄的多半是人物，以及與人的對話；但奇怪的，似乎這種平凡的事物在他的筆下，卻產生比虛構想像更驚人的戲劇性。

我曾說索魯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因而他的旅行有時顯得有點「反旅行」；而他的旅行文學也常常反旅行文學，刻意與習見的旅行文學背反。索魯似乎是一位深怕落入「俗套」陷阱的作者，尤其害怕俗套的「結局」。所有的旅行文學都隱藏一場「治療」或「救贖」，旅行者出發是一個人，回來是另一個人（通常是變得更有智慧或更悲天憫人）；但索魯絕不掉入這個陷阱，他讓地中海之旅變成一個循環無解的儀式，他在結語時說，中國、秘魯之旅治癒我的中國病、秘魯病，但地中海之旅並沒有治好我的地中海病，他似乎沒有因此完成一個通過儀式，旅程完成，經驗卻未完。他說：「我知道我將像重回博物館一樣重回地中海，去看或去想。」地中海之旅，彷彿是靈魂故鄉的追尋，是祖先崇拜的加強。《赫丘力士之柱》一書止於他去拜訪住在摩洛哥的美國前輩作家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 1910-)，鮑爾斯也像索魯一樣是位追尋者，他的小說《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1949)正是一個世代以前流浪追尋的代表之作，保羅‧索魯，看似與其他事物斷裂隔絕，這場拜訪行動卻是傳統的接續。是呀，不要錯看言詞尖銳的人，他們只是需要保護他們脆弱柔軟的內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