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進士飄蓬渡海東

位於今東京都千代田區的法政大學，乃創始於1880年的一所私立學校。晚清十年留東大潮中，有近2000名中國留學生先後就讀於此。 更不可思議者，這批學生中竟有150餘人留學前已獲進士出身，且不乏身列三甲的狀元、榜眼、探花。述及這批進士留學之緣起，應提及晚清政府為新科進士再教育專設的進士館。1904年清政府設進士館，令新科進士之留京者入館接受三年法政再教育。然1905年廢科後，該館生源不濟，故將未及畢業之學員派赴法政大學，同時將新科進士未入館學習者一併咨送遊學，遂有進士群體集體東渡之盛況。政府將其文化精英、候任官員群體的再教育，委諸東鄰日本，這在中國選官史及留學史上，無疑是空前之舉。拙文擬在晚清新政展開、興派留學的語境中，考察進士留學的緣起，及其在日本的學習、生活與社會活動實況，並嘗試探討其學科程度。對留學進士之人數、經費，以及進士留日學員的政治傾向，尤加意考述，最後對晚清速成法政留學教育略作檢討。

二、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之開辦及旨趣

法政大學之前身，為1880年薩埵正邦（1856-1897）等人成立的東京法學社， 1882年改稱東京法學校，1889年5月合併東京佛學校，更名為和佛法律學校，翌年7月於麹町區富士見町築新校舍，成而遷入；1903年據《專門學校令》進行改組，8月獲文部省批准升為大學，正式改稱法政大學。其時之法政大學，在校學生數僅1248人。

設立法政速成科一事，在1903年已有動議。此前法政留學方興未艾，留學生習普通科者居多，習法政者尚少。1903年留日的669名中國學生中，修讀法政者計有東京法學院9人，東京帝國大學法科5人，日本法律學校4人，僅佔總數的2.69%。 面對晚清新政展開對新型法政人才的需求，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1863-1904）、副會長長崗護美（1842-1906）與當時留日學生總監督汪大燮（1860-1929）商議，擬仿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經驗，在東京為中國遊歷官紳設速成法政學院，然學章甫擬就而汪大燮已卸任，近衛篤麿旋身故，事遂終止。 速成科的正式開辦，實得益於當時留學日本的曹汝霖（1877-1966）及范源濂（1876-1927）從中聯絡調和。

1904年，范源濂來與曹霖汝商議，擬在日本辦一速成法政班。同年3月，范源濂前往拜訪梅謙次郎（1860-1910），陳說為中國官紳設立法政速成學校之必要，並請梅謙次郎擔當此事。開辦速成科的提議，得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1855-1911）的贊同，小村介紹梅謙次郎與清朝駐日公使楊樞（1844-1917）會面，楊樞亦極為贊同，並向長崗護美取得前擬學章作為稿本，與梅謙次郎酌中改定章程，於1904年4月30日得文部省認可，遂成此事。 速成科附設於法政大學，其設立之旨趣，校長梅謙次郎述之曰：

今清國銳意維新，知新學之不可緩，爰遣學生來學我邦，數年以來數以千計，洵盛事也。顧目下之來於我邦者雖多，而修業於法律、政治之學者尚少。誠以我邦之官私立學校之授斯學者，其講述皆以邦語，其課程皆須三四年而畢。清國學子之有志於斯者，不得不先從事於本邦語言，從而入專門各學校，綜計先後須得六七年。夫以六七年歲月之久，是非立志堅定者，鮮克見厥成功。即成矣，而其數必又居於最少，是可惜也……本大學有見於此，特設法政速成科，授以法律、政治、經濟必要之學科，以華語通譯教授。俾清國朝野有志之士，連袂而來，不習邦語，即可進講專門之學。歸而見諸施行，以扶成清國釐革之事業。夫以清國時事之蹙、需才之亟，有若今日，欲養成多數新人物，舍斯科其奚由哉？

1904年5月7日，速成科舉行開學典禮，來賓、講師、校友及中國留學生凡一千餘人參加，禮甚隆重。到場者包括日本司法大臣波多野敬直（1850-1922），清政府駐日公使（欽差大臣監管遊學生總監督）楊樞等中日官紳。典禮上梅謙次郎、波多野敬直、楊樞分別致辭演說，曹汝霖代表中國留學生發言。 速成科首班共招學生94人，其中官費48人，自費46人。艾時赴京上任的王士性而言，更是影響其政治立場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法政速成科進士學員群體考辨

晚清最早呈請留學的進士，為戊戌科進士施愚，他申請留學時已獲授翰林院編修，但其留學詳情則未知。現能掌握遊學詳情的進士，最早為1904年5月進入速成科第一期的戊戌科狀元夏同龢。夏氏呈請遊學時，《東方雜誌》特別刊文報導稱讚：

夏雲卿修撰同龢，具呈翰林院掌院，請准自備資斧，遵照奏定新章赴日本遊學，……按京外各官，均經奏准出洋遊歷遊學，免扣資俸，而呈請者究不多見。前有施編修愚請赴日本遊學，曾蒙學務大臣嘉許……茲夏修撰復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國學校為學生，其志量洵加人一等矣。

此後，學部陸續批准進士出國遊學， 1904年11月10日批准癸卯科進士靳志赴法國遊學，王世澂、卓寶謀派赴英國遊學。 1905年批准進士館學員、工部主事饒孟任遊學英國，內閣中書陳煥章遊學美國。 至此，由學部咨送進士館學員遊學者，計有郭崇熙、邵章、陳敬第、解榮輅、荊育瓚、卓寶謀、袁嘉榖、李維鈺、俞樹棠、王世征、袁永慶、靳志等十二人。 此外，晚清政府出於新政展開的需要，決定派現任職官分批出洋遊歷遊學，其中也包括進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員。1907年8月，乙未科（1895）狀元駱成驤等10人奏請留學，與進士館外班一併送入法政大學速成科第五期。

但以上提及的遊學進士，主要憑自願呈請，故人數較少，也較分散。晚清進士遊學的大規模展開，是以進士館名義公費派遣、主要進入法政大學速成科、補修科的進士群體。其實1904年擬定《進士館章程》時，已明定進士館畢業人員 「如有自覺學力不足，仍願深造以底大成者，准其呈明學務大臣、監督暨本衙門堂官，留學肄業，年限由其自認。」 至1906年底進士館首班學員已畢業，但由於科舉廢止，進士館將面臨生源短缺之虞，故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初七日，學部奏請：

除癸卯進士畢業期近仍留本館肄習，俟畢業後再行遣派出洋遊歷外，所有甲辰進士現在館肄業之內班，均送入法政大學補修科，其外班之分部各員有志遊學者，分別選擇送入法政大學速成科。至因有事故未經到館之翰林、中書，擬由臣部電咨各省，催取各員趕緊來京，與外班各員一體送入速成科肄業。查日本法政大學補修科系一年畢業，速成科一年半畢業，此次內外兩班及未經到館人員分別遣送，其入學程度大致相當。將來入補修科各員，以在館日期並算，適足三年。其入速成科各員，雖未滿三年，而所習學科較多，視本館章程較為完備，應准其於畢業回京時一律考騐，按照定章分別獎勵。

因此，同年七月初十日，學部電令各省，飭兩科翰林、中書未來京者，限八月十五日前赴日本留學。七月二十六日，電令各省墊付每名學員川資120兩，學費每年400兩則由學部匯交出使日本大臣轉發。 八月初四日，學部致駐日大臣電文，開列甲辰進士內班進士館學員（在館兩學期及以上），應入法政大學補修科者38人；內班（在館僅一學期）、外班及未經到館應入法政大學速成科第五期者54人，凡92人。 但若以當時法政大學方面的記載，進入補修科者37人，入讀速成科第五期者58人，實為95人。

晚清留學日本的進士，到底有多少人？據光緒33年（1907）5月留日學生監督處的官費學生學費預算表，進士館派出之留學生為145人，按每人每年銀400兩的標準，應支出58000兩。 這批進士館學員在學情況統計如下。

表1 光緒三十三（1907）年五月進士館留日學生統計表

學校班級 人數 預計畢業時間 備註

法政大學專門部二年級 4 1908.7

早稻田大學專門部二年級 2 1908.7

中央大學預科 1 1911.秋 預科畢業再入大學部

大阪高等預備學校 1 1910/1913 若入專門學校/若入高等學校再入大學

物理學校 1 已由農工商部派往札幌農學校考察

早稻田大學專門部一年級 2 1909.7

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預科 2 1910.7 預科畢業再入專門部

法政大學補修科 50 1907.10

法政大學速成科 54 1908.4

警監學校第一組 1 1908.秋

法政大學速成科 24 已畢業

高等警務學堂 1 已畢業

其他 5 3人回京供職，1人回籍辦理學務，1人病故。

總 計 148（有3人次重複統計）

然而，此處列出的145名進士館留日學員，僅為1907年5月統計時仍然在讀者，並不包括此前已畢業及之後才派遣留學者。筆者將《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特集》所載歷屆留學生名單與《清代進士題名錄》逐個對照，再結合《官報》所列進士館留學人員名錄，整理出晚清留日進士共175人。其中見於法政大學歷屆畢業名單者134人，包括速成科第一期2人，第二期20人，第三期5人，第四期27人，第五期43人（法律部21人、政治部22人），補習科37人（據名單統計有51人，但其中14人系速成科前四期畢業轉入）；確知留學法政大學但畢業生名單未見者24人。留學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等校進士共17人。換言之，留學法政大學的進士共158人，佔晚清留日進士總數的90.29%。除此175人外，留學歐美院校者4人，故晚清進士留學者凡179名。175名留日進士中，有庚寅科（1890）進士1人，甲午科（1894）2人，乙未科（1895）1人，戊戌科（1898）10人，癸卯科（1903）52人，甲辰科（1904）102人；另有翻譯進士2人，遊學進士2人，科次不明者3人。這些進士中，有狀元3人：駱成驤（乙未科），夏同龢（戊戌科），劉春霖（甲辰科）；榜眼1人：朱汝珍（甲辰科）；探花2人：楊兆麟（癸卯科），商衍鎏（甲辰科）。若以籍貫論，則直隸、江蘇、浙江籍留日進士居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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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年來經濟不景氣，願意就讀研究所學生的數目一再下滑，而報考歷史學門的學生亦在減少之中。與同行交談時，常有不復當年盛況之嘆。

但是換個角度來說，在這個時候來報考與就讀歷史研究所的同學，應是能夠堅持理想、敢於圓夢的一群。面對這樣的青年，歷史所的老師自然樂於教學，也願意創造更多的平台，讓他們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國立中央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過去一直有很多的互動，兩校主管也力促雙方學術的交流。兩年前，中央大學推出了「中央大學文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計畫案」，鼓勵文學院系所提出合作方案，我想這是開拓學生視野，促進學術交流的好機會，所以提出合作計畫案，得到校方與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同意。「歷史學青年學者論壇」就是這項合作計畫案的重要部分。

2012年3月2日，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八位碩博士生，在蒲慕州教授帶領下，來到中央大學。他們與中央歷史所推薦的八位研究生舉行了兩天研討會。很高興看到這些歷史學的高材生在會中發表論文，能夠各闡論點、互相切磋。更有意義的是，一些與會同學結成朋友，能夠彼此交換心得，相互協助，或提供史料、導覽史蹟。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生有多位來自大陸，所以這次的會議實際上是兩岸三地的史學新秀的論學。

在籌備這項論壇時，就已經考慮將論文擇優出版。經過與蒲慕州教授的協商，決定由兩校老師來把關，對論文做學術審核。所以在本書中的文章，都是經過嚴格的審核及修改。這些文章是這些年輕歷史研究者的心血，也可以說是兩校歷史教學的成果，相信兩校系所都樂見這些文章能結集成冊，就教於歷史學界。這批年輕學者對於歷史學是有熱愛、有使命的。本書出版之際，當初與會者有些人已經畢業，也有些人已經投入歷史教學的工作，他們反映出歷史教育的代代承續，希望他們都有美好的未來。

出書之時同時要特別感謝兩校對歷史系所交流的肯定與贊助，特別是中央大學李誠副校長倡導的兩校合作案。中央大學文學院衛友賢(David Wible)院長對此項交流的支持，以及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汪榮祖教授在論壇開幕時的專題演講，對於參與論壇的同學是很大的鼓勵。香港中文大學方面，文學院梁元生院長與歷史系葉漢明主任對兩校合作計畫的參與和協助，都是要特別感謝的。最後，這次論壇能的事務工作，則是歸功於中央歷史所的助理和同學的熱情參與。

王成勉 誌於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序

近年來經濟不景氣，願意就讀研究所學生的數目一再下滑，而報考歷史學門的學生亦在減少之中。與同行交談時，常有不復當年盛況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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