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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與執念

范立達

山崎豐子的作品，在台灣流傳得非常廣泛，細數已經上市的繁體中文版譯著，就有《暖簾》、《花暖簾》、《女人的勳章》、《女系家族》、《白色巨塔》、《華麗一族》、《不毛地帶》、《兩個祖國》、《不沉的太陽》、《命運之人》等十部，因此，台灣的讀者們對她應該並不陌生。

但對於喜愛她的讀者（當然包括我）而言，心中或許存在著些許困惑。那困惑是：山崎老師從那裡生出來那麼大的創作動力？她的小說題材如此廣泛，是怎麼構建出來的？

這樣的疑點，只能從山崎豐子的三部傳記中找到答案。

天下雜誌出版部之前已經出版山崎豐子三部傳記中的《我的創作，我的大阪》，在那本書中，山崎豐子很清楚地說明了她早期的作品的創作概要，讀者因此而能了解她早期作品的背景，為何都以大阪（她的故鄉）為主。在這本《作家的使命．我的戰後》中，山崎更明確地交代她創作《戰爭三部曲》（《不毛地帶》、《兩個祖國》、《大地之子》）及後期作品《不沉的太陽》、《命運之人》的心路歷程。而創作這些小說時，山崎豐子可以說已經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作家，她在本書中談到她小說的創作、採訪的方式及小說家的使命，都非常的重要。個人認為，喜歡山崎老師作品的讀者不但應該一讀，有志朝小說創作之路邁進的年輕人，更應該仔細研讀，相信在閱後必有重大啟發。

以我個人的看法，我會認為，山崎豐子畢生的作品中，《戰爭三部曲》應該算是她最重要的創作。這三部作品之中，《不毛地帶》描寫的，是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蘇聯俘虜並被流放至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六十萬日本軍人；《兩個祖國》的背景，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被美國政府強制關到集中營的十餘萬日裔美國人；《大地之子》的主角，是二戰後被遺棄在中國大陸的戰爭孤兒。這三部鉅著，耗費了山崎豐子十八年的歲月。

二戰的記憶，一直是山崎豐子揮之不去的陰影，她曾回憶，在戰爭時期，跟她同年齡的男生都被拉去充軍，女生則被迫中斷課業，集體到兵工廠擦子彈。生活雖然困頓，但對照周遭一個又一個命喪戰場的同學，卻又幸運太多。她從那時就認真思考，「生還下來的人，到底該做些什麼？」人生不能重來，老天爺不能還她一個無憂無慮的青春歲月，她只能藉由小說創作提醒世人，勿忘戰爭的殘酷。《戰爭三部曲》一再重覆出現的主題就是：走過戰地的焦土，戰後的日本雖然富裕起來，但心靈是否仍是一片不毛之地？在本書中，山崎豐子就這麼呼籲，「忘卻戰爭是很可怕的事，幾乎與自殺沒兩樣。」

要創作這樣的題材，難度當然相當高。其中最困難的，就是如何蒐集素材。

山崎豐子自己承認，「我的作品裡的生命，來自採訪。」在本書中，山崎豐子也很大方地向讀者分享了她採訪的方式。

她說，她創作的步調是：四天採訪，三天書寫。但採訪時，並不是盲目的蒐集，她會先立訂作品的主題，將登場人物和故事大綱設定好，再開始採訪。

以《不毛之地》為例，為了採訪，山崎豐子獨自橫跨整個西伯利亞，從伯力一路走到莫斯科，之後，又飛到中東油田採訪。這部作品，山崎豐子前後寫了五年，用掉五千張稿紙。訪談三百七十七人，登場的小說人物達兩百一十人。

《兩個祖國》是山崎豐子嘗試將二戰時美國日裔俘虜集中營、太平洋戰爭、廣島核爆、東京大審四大主題結合在一起的小說。寫作的難度更高。因此，她光是設定主題、閱讀資料、採訪，就花了兩年時間，之後下筆，又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才完成這部小說。

《大地之子》創作歷程耗時八年，由於書中主題是描寫滯留在大陸的戰爭孤兒及尋找血親的故事，為了採訪，她住在中國長達三年，待過農村、工廠，走訪過監獄，並曾四度進入中南海，晉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

在那個相當封閉的時空環境裡，山崎豐子在中國大陸的採訪工作，想必相當困難，但在她鍥而不捨地追逐下，連加入中國共產黨時，該如何填寫入黨申請書、加入後又如何宣誓的細節，最後都躍然紙上。

山崎為小說的採訪，不是只有《戰爭三部曲》才如此工程浩大。之後，她為了《不沉的太陽》採訪，曾以七旬高齡，四度造訪非洲。同時，為了清楚掌握航空史上最重大空難發生的經過，她採訪御巢鷹山空難遺族，並閱讀了全部的驗屍紀錄。

至於為了替《命運之人》一書採訪，山崎豐子遠赴重洋，到美國檔案局裡，面對數萬立方呎的檔案，抱著一本日英字典，逐頁逐字地查找資料，那種精神與毅力，自然更令人動容。

對於採訪，山崎豐子這麼告訴讀者：「採訪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技巧，一切只是在於誠實及努力。」但其實，要做到「誠實及努力」，就非常不簡單。

例如，山崎豐子為《大地之子》採訪，第一次晉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時，胡耀邦以為山崎豐子要寫一部促進中日友好關係的小說，因此表示會盡力協助，但山崎豐子不改直言本色，很清楚的回答：「小說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所以不會書寫歌頌中日友好的小說。但寫作的結果，若能夠促進中日友好，也是一樁好事。」而胡耀邦也很大方的說：「妳若想寫中國落伍的部分、缺點、陰暗的部分，都可以。我讓妳的採訪通行無阻。」

對此，山崎豐子一直感念在心，並認為胡耀邦是《大地之子》的親生父親。這部作品在日本連載期間，胡耀邦過世，令山崎豐子非常難過，兩年後，她排除萬難，趕赴江西省共青城，將已發行成上、中、下三本單行本的作品，獻在胡耀邦的墓前，作為對他的最敬禮。試想，如果山崎豐子當初為了怕被拒絕，而虛與委蛇地應付胡耀邦，事後，這部作品要如何獻在胡耀邦的墓上呢？

又例如，在為《兩個祖國》採訪時，山崎豐子想要訪問東京大審的語言審查官。在史實中，東京大審的語言審查官有四人，但在審判結束後，一人病死、一人自殺、一人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後一人下落不明。山崎豐子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好不容易找到這名下落不明的審查官，並進行連續多天的訪談，這才讓書中的相關情節活絡起來。

耗費這麼多力氣，這麼大量的採訪，真正能應用在小說裡的內容多不多呢？山崎豐子坦白地說，只有四十分之一而已。這幾乎已經是一種淬鍊了。

或許有人會問，資料的查找與蒐集，有必須做到這麼細緻化的程度嗎？對此，山崎豐子自謙解釋，「勇氣不足，若不詳細確認，就沒有辦法提筆。」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毋寧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或許與山崎豐子早年所受的記者訓練有關吧。

除了資料的蒐集，採訪的另一個重點，在於人物訪談。山崎豐子自述，訪談時，每天早上十點開始到晚上九點才休息，用在受訪者身上的訪談時間，平均每人約在兩小時至兩個半小時左右。而採訪後，還必須紀錄、整理，工作時間自早上十點到半夜一點，每天工作至少十二個小時。

大量工作的結果，讓她的健康受了嚴重的影響。山崎豐子說，在《大地之子》的創作後期，她的右手食指和大姆指之間神經麻痺（橈神經麻痺症），她只能將鉛筆夾在兩指中間，再輔以左手，用兩隻手一起寫。

所以，山崎豐子自述，她在創作時，就有如入監服刑，一直要到寫下最後一個句點，才會有一種「出獄了！出獄了！」的解脫感。

剛開始創作時，山崎豐子曾立下「一年一作」的志向，但隨著採訪難度愈來愈高，創作格局愈來愈大，最後竟成了「十年一作」。當外人疑惑：「這麼久才創作一部著作，要靠什麼維生啊？」山崎豐子卻說：「耗費如此長的時間從事一項工作，最難的是必須對同一件事情持續抱持著相同的熱情與耐心。」

的確，要把八年、十年的時間，全心全意把心思灌注在一部小說上，連手術麻醉前都還掛念著：「啊！漏寫了…」，若沒有這種執念，長篇小說如何可能完成？「寫小說只有文筆好、素材好是不行的，重點是要表現出人情故事。」山崎豐子自述：「對於人類的喜愛，絲毫不曾厭倦。」這正是她創作的熱情來源。

身為社會派小說家，山崎豐子必須讓她的作品與真實社會的環境、背景及重大的社會問題相扣合，例如，《白色巨塔》問世時，日本的大學醫學院剛好爆發嚴重的醫界醜聞；推出《華麗一族》時，正巧碰上銀行問題；《不毛地帶》在雜誌連載期間，震驚日本的「洛克希德醜聞」也浮上檯面。而《命運之人》發表後，蒙受不白之冤的記者西山太吉也終獲回復名譽。

關於此一巧合，有人認為，山崎豐子的作品都預言了即將發生的重大社會事件，但山崎豐子卻認為，她描寫的題材都是社會現象，寫作的目標原本就朝著揭發社會弊端的方向前進，是因為小說的內容讓讀者們更加關注書中提到的背景，如醫界、金融業等，一旦關注後，這些行業中的弊端自然也就跟著被突顯出來。

所以，最終還是回歸到「人」的因素，因為對「人」充滿了興趣，才會不停的在作品中描繪人生百態。

小說的題材屢屢觸碰社會禁忌，山崎豐子可謂非常勇敢。

她認為，這正是身為社會派作家的使命。她曾說：「若失去財產，再賺便有；失去名譽，只要振作也可挽回。但是 ，人如果失去勇氣，那麼還不如不曾活過。」、「身為作家，我若失去勇氣去寫出應該寫的故事，那麼就等於我已死去。」

其實，旁人再多的介紹，還不如看山崎豐子如何省視一名作家的自我定位：「小說家這種工作，是挑戰並書寫自己未知的部分。」、「作家必須自懲，讓自己處於饑饉狀態。絕不發表無法超越舊作的作品，要讓讀者接觸新作品時，甚至忘了舊作品。」、「要寫超過既有作品的好小說，是多麼困難的事。而且我每天都會責備自己，為何選擇這樣的主題，然後，繼續痛苦地奮鬥。」、「作家這種職業，必須擁有超越生死的堅強信念以及生死觀。」、「與其寫出無味的作品，還不如不要寫。寫出無味的作品，才是對不起讀者。」

在小說界，山崎豐子就是一顆不沉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