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王又玲 /殘障聯盟秘書長

王榮璋 /公平稅改聯盟召集人

朱澤民 /景文科大教授‧前健保局總經理

林永頌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民間司改會常務董事

施朝賢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胡孟瑀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孫一信 /智障者家長總會副秘書長

滕西華 /台北市社工師公會理事長‧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秘書長

蔡宛芬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

劉毓秀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

賴中強 /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

賴萬枝 /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聯合推薦（按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在「貧窮產業」充斥的今天，廣大受薪者在...

生育率滑落「並不是」全球趨勢

　　科幻小說中經常出現所謂的平行世界，意即從事時光旅行的人在某個時間點上改變了歷史，導致兩種分岔的社會現實分別發展下去。讓我們用「平行世界」的觀點，重說一遍本章開頭的小故事：

台灣女孩怡真，今年二十八歲，懷孕八個月了。為了生產後能順利回到工作崗位，她想找保母。

保母告訴準媽媽，每個月的收費是一萬六千元，不過政府會幫家長分擔托育費用，實際怡真只要負擔每個月一萬元。至於年終獎金，怡真可以看保母服務的滿意度，自己決定。怡真算一算，自己的月薪兩萬六千元，扣掉保母費每個月也還有一萬五千多可以支用。老公賺的錢大部分拿來專心繳房貸，這一萬五千元當作一家人的飲食開銷也還綽綽有餘。

怡真想，她的薪水不高，但累積幾年工作經驗，希望有更好的發展。而且，孩子剛出生的兩年花費比較貴，忍一忍就過去了，兩歲以後可以讀社區裡的公辦民營幼兒園，每個月差不多七千元，更便宜。雖然遠在台南的婆婆很想要抱孫，但偶而回去一趟，當作旅行也就好。

夜深了，怡真還在媽媽育兒的資訊網站上流連忘返。看著其他媽媽的育兒經，幻想自己未來會有怎樣的「甜蜜負荷」。如果生小孩沒那麼累、沒那麼犧牲，自己會不會想生第二胎呢？老公又會怎麼說？一轉念，怡真告訴自己：還是別想那麼多吧，等老大出世以後再看看囉……。

　　可惜這個平行世界的理想，此刻並非台灣的現況。

　　養兒育女自求多福？

　　事實上，台灣的學齡前（零到六歲）幼兒托育費用居高不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瑞典每名幼兒托育費用占家庭總收入的百分之三，美國每名幼兒托育費用占家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但台灣幼兒的托育費可能高達家庭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少子女化牽扯那麼多企業、政府、社會安全體系的衝擊效應，但是歸根究底，來源是一個個年輕就業家庭，所遭受的真實生存壓力。造成此種壓力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國家政策官僚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養兒育女是每個家庭自己的事，政府為什麼要幫忙？」

　　這種養兒自求多福的意識形態從一九九四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暨實施方案」公佈以來，可說是昭然若揭。當時的政府在綱領文字中明確表達：「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之社會福利政策以弘揚家庭倫理」，養兒育女、照顧老人的責任，要回歸家庭本身。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更明確強調要「三代同堂」，拒絕由政府推動普及性的照顧福利政策；部分媒體也附和郝柏村的說法，說國家支持家庭會拖垮經濟，把台灣變成「懶人國」。

　　當時的台灣尚未落到今日這步田地，國家財政尚未惡化，我們也沒有成為全球低生育率問題最嚴重的國家。

　　但是，保守傳統家庭主義的政府，放任養兒育女由每一個就業家庭自行承擔—特別是由這些就業家庭中的女性（年輕的媽媽、年長的阿嬤）自行承擔。於是，我們當時錯過了由國家政策支持家庭育兒的歷史機會。

　　「傳統」扼殺家庭未來

　　中央研究院二○一一年二月提出的「人口政策白皮書」指出，人口學者比較歐洲「穩定低生育率」以及「超低生育率」兩種類型的國家，發現影響生育率是否持續下降的重要因素是「傳統的家庭觀念」以及「婦女的勞動參與率」。觀念保守的國家，婦女婚後必須離職回家照顧嬰幼兒、婚育生活動輒得咎；若是該國家婦女婚後不容易找到工作，就會導致「超低生育率」的惡果。

　　換句話說，家庭主義或「三代同堂」的迷思，製造出一個個被束縛在家庭內的女性，以滿足料理家務、養育子女、侍奉公婆等傳統價值觀的期待。那麼對自己的生涯發展還有企圖心的女性，就會選擇避開家庭，成為恐婚族、恐孩族，寧願晚婚、不婚、同居或不育。

　　家庭價值較傳統的義大利、西班牙、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生育率較低，原因正是這種保守的家庭傳統。東亞的台灣、南韓等國，情況與歐洲超低生育率國家非常類似，都有制式的婚姻制度；且婦女婚後工作機會受限，嬰幼兒托育的經濟壓力大，導致婦女選擇離職。女性必須在「家庭」與「職場」之間二選一，於是，女性紛紛選擇比相夫教子更值得期待的「職場」，生育率隨之降低。

　　有人認為，「少子女化」是發達國家的必然結果。不過有趣的是，根據二○一一年美國人口資料局的報告顯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四個國家或地區，是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無獨有偶，都是華語文化圈的經濟後進國。反觀世人咸認「高度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瑞典、美國、法國、挪威、澳洲、荷蘭、加拿大，他們的生育率並沒有像東亞國家一樣「敬陪末座」，可見「生育率」與「國家發展」之間並非粗糙的反比關係，與一國人民是否「重視傳統家庭價值」恐怕更是沒關連。

　　二○○九年賓州大學的經濟學家 Kohler在〈自然〉（Nature）雜誌的研究，比對各國「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的長期相關性，結果顯示當一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升高到○•九以上時（HDI 數值最高為一），就能扭轉「經濟發展與生育率降低」的噩夢。發展程度提高，生育率也會隨之提高（例如瑞典、法國）。唯有日本、韓國等富裕的東亞國家是例外，其原因應是這些國家未能建立制度，實現性別平等以及工作與家庭的平衡。OECD各國生育率與女性勞參率（見圖 4.5）更是一翻兩瞪眼地呈現出政府是否有「建立制度」的差別。

　　在一九八○年代，各國還沒有意識到「政府」對「家庭」的責任時，生育率與女性就業是反比關係。要出外工作、或是回家育兒？女性要「二選一」。然而經過二十幾年，各國開始推動「友善家庭政策」並蔚為趨勢後，生育率與女性就業反而變成了「正比關係」。也就是說，愈來愈多女性勞工可以在職場上發展，同時可以生兒育女，成為有職業的母親。

　　「工作家庭兩頭燒」，兩者不是本來就相互抵觸的嗎？婦女勞動參與率迅速提高，女人既要養育孩子又要兼顧工作，不是很累人嗎？台灣人民習以為常的觀念與經驗，在當代發達國家陣營中，其實是「異常」的。

　　《聯合報》在二○一一年七月四日的〈借鏡國外〉專題報導中盛讚北歐國家的瑞典，打破先進國家「女性高教育、高就業率，一定兼有低生育率」魔咒，並引用斯德哥爾摩副市長安娜•傑摩兒的話說：「我們沒有『家庭主婦』！在瑞典，每個人都工作。」「工作對女人和男人一樣重要，這是我的身分認同。」

　　不只是瑞典這種高稅率的福利國家，英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他們都在生育率與女性勞參率的「正比關係」軸線上，他們都用協助女性兼顧工作與育兒的政策，打破了「先進國家生育率必然滑落」這個古老的迷思。如果把二○一○年的台灣，放到二○○五年 OECD 國家的軸線圖上，顯得奇怪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

　　家庭分工與育兒壓力

　　少子女化並不是世界趨勢。少子女化是沒制度、沒政策、沒有花心思幫助女性勞工平衡生育與工作的「擺爛國家」所造成的惡果。問題是，甚麼制度和政策，可以協助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要讓青年男女同時「減輕育兒壓力」與「減輕工作壓力」，大略分為四種可能的政策方向。

　　第一種減輕女性育兒壓力的政策是促進男性的育兒責任。如果養育子女的責任全都落在女性身上，現代女性的生育意願勢必大為降低。所以，創造「父親」願意育兒的文化雖然十分困難，卻是釜底抽薪的辦法之一。例如在瑞典，性別平權深入人心、父親請育嬰假比例相當高，這種兩性分擔育兒工作的文化是怎麼來的？瑞典政府為男人提供免費的「父親課程」，讓男人在成為父親之前做好心理上、技巧上的準備，所以參與育兒的「新好爸爸」們，與子女之間的疏離感降低了；另一個意外的好處是，推著嬰兒車的男人甚至變成一種「時髦」的象徵，因為別人的上班時間你卻推著嬰兒車趴趴走，表示你有本事整合職場與家庭。愈來愈多男人願意育兒，女人的壓力自然減輕。

　　第二種減輕女性育兒壓力的政策是創造普及平價的托育服務。為了減輕家庭的育兒壓力，政府可以主動推廣托育措施，用價格合理、品質可信賴的兒童托育服務，分擔就業母親的照顧壓力。台灣大學劉毓秀教授的研究指出，政府是否提供人民用得起（affordable）、也願意用（accountable）的三歲以下托兒服務，與生育率是有統計相關性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丹麥、加拿大、美國等嬰幼兒托育服務相對完整的國家，生育率也較高。反觀台灣，零到三歲的幼兒托育服務比例極低。因此，育兒責任重度集中於媽媽（約占六成）和阿嬤（約占三成）。

　　至於三到六歲兒童，台灣的托育普及率雖然高，但政府官員因為觀念的限制與現有托育業者的利益，一直不願意「下海」搞托育，所以台灣幼兒園幾乎都是私立學校的天下。同時，私立幼托的收費水準卻是公立托兒所的三至五倍，搞得家庭托育的經濟壓力極大—想要「搶進」公立托兒所的窄門，可能比搶上公立大學更難。若能改善這種托兒服務短缺的狀況，家庭育兒壓力自然減輕。

　　保障工作與促進生育

　　減輕壓力的方式，首先是保障育嬰假與就業穩定。如果父母生育後可以請充足的育嬰假，回家照顧小孩時仍可領取部分薪資，之後也可回到工作崗位不必擔心沒頭路，勢必能降低許多女性在事業與生育二擇一的選擇壓力。全球許多國家都有這種育嬰假與留職停薪津貼制度，在台灣的勞工育嬰假留職停薪津貼也於二○○九年五月開辦。不過，從二○一○年四月到二○一一年四月一整年的數字看來，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初次核付件數，總共四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件。相比之下，二○一○年全年度新生兒約十六萬七千人，也就是僅約四分之一的新生兒媽媽領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這似乎看出，民間請育嬰假的職場女性仍是少數；且育嬰假結束後是否能真正回到職場也有待觀察。

　　減輕工作壓力的第二種政策，是降低工時並促進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北歐的法定工作時間較短，有研究指出，北歐女性在生育與工作之間取得較好的平衡，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工時較短加上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促進該地區婦女的兼職就業或半職就業，從而保障職場生涯與家庭責任能兩全。

　　然而，除非政府能在短期內設計出有效的政策，創造大量「報酬優渥的可兼職工作」，否則這類政策在台灣的適用性大有疑慮。二○○七年台灣勞工每周平均工時為四十三小時，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年報的說法，台灣勞動人口的工時是全球第三長，僅次於香港跟印度。亦即台灣全職工作的工時極長，很難有什麼「彈性」。正如本書第三部分所警告，台灣的兼職工作容易陷入「非典型勞動」，工時雖短、薪資也低，更有隱藏的勞動風險例如工傷等。對經濟壓力頗高的台灣新手爸媽來說，從事「非典」工作並不是有吸引力的選擇。

　　總之，這四種政策選項：促進男性育兒責任、創造普及托育服務、保障育嬰假與就業穩定、降低工時並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都是幫助勞動女性平衡生育與工作的方法。一方面「減輕育兒壓力」、一方面「減輕工作壓力」，才能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以及性別平等，讓女性不再視結婚生子為畏途。

　　家庭導向的保守國家，過去太依賴讓女人在家奉獻照顧老小，又無法及時調整腳步跟上女性出外工作的時代趨勢。這種制度落後導致女性婚育的代價太高。也就是說，抱持家庭主義、對勞工家庭生存壓力袖手旁觀的擺爛政府，反而扼殺了家庭。女人渴望平等機會，男人卻不願意改變，政府也不想推動家庭支持政策，願意且能夠成家的人民就愈來愈少，導致「生育罷工」的現象。

　　反之，協助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的政策若能有效實現，那麼生育率就有可能重新上升，或至少避開最惡劣的結果—即行政院經建會估計到二○六○年，每年只有五萬六千個小孩出生的「低推估」。

　　台灣人口結構已經走到了分叉路口，繼續走錯，未來付出的社會代價將會越來越大，這一切，端看政府是打算繼續擺爛，或是拋棄保守立場與新自由主義，積極根據台灣在地條件設計出最可行的政策組合。

生育率滑落「並不是」全球趨勢　　科幻小說中經常出現所謂的平行世界，意即從事時光旅行的人在某個時間點上改變了歷史，導致兩種分岔的社會現實分別發展下去。讓我們用「平行世界」的觀點，重說一遍本章開頭的小故事：台灣女孩怡真，今年二十八歲，懷孕八個月了。為了生產後能順利回到工作崗位，她想找保母。保母告訴準媽媽，每個月的收費是一萬六千元，不過政府會幫家長分擔托育費用，實際怡真只要負擔每個月一萬元。至於年終獎金，怡真可以看保母服務的滿意度，自己決定。怡真算一算，自己的月薪兩萬六千元，扣掉保母費每個月也還有一萬...

序

「崩世代」的危機與轉機

我們的責任是洞悉未來，並改變未來

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　孫友聯



　　一九九九年，台灣勞工陣線（勞陣）以「平等的承諾」為主軸，提出了台灣勞工的主張政策白皮書，針對當時百廢待舉的勞工政策及法律提出檢討和批判，並具體勾勒出勞工與社會政策藍圖，作為二○○○年總統大選的政策訴求。然而，在那個年代，失業勞工領到失業給付者少之又少、職場性別平等沒有法律可以保障、高達百分之八十勞工對勞基法退休金望塵莫及、勞保也不能領年金、大量解僱沒有任何規範，而勞工團體最在乎的勞動三權也處處受限制。因此，《平等的承諾—台灣勞工的主張》，扣下了二○○○年以後各項勞動法修立法工程的板機。

　　二○○○年，台灣的政治民主寫下新頁，民進黨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完成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但在朝小野大的政治氛圍下，練習著政治民主化的習題。於此同時，《平等的承諾—台灣勞工的主張》一書中倡議的各項改革工程逐一啟動，其中包括台灣自主工會運動醞釀許久的「全國產業總工會」，終於在二○○○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不僅打破了近一個世紀單一總工會的神話，也促使台灣的全國性總工會多元化發展；而各項勞動法規的修立法也陸續展開，包括「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性別工作平等法」（二○○二年一月十六日）、「就業保險法」（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二○○三年二月七日）、「勞工退休金條例」（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及國民年金法（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等也相繼完成立法，並完成「團體協約法」（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修法。

　　二○○八年的兩場選舉，國民黨在國會大獲全勝，豪奪近四分之三的席次，再加上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國民黨完全執政。在新政府上台與舊政府看守的階段，立法院通過包括「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延長強制退休年齡至六十五歲、「勞保條例」第十七條降低滯納金加徵比率及上限，以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納入定期契約勞工等修正。

　　在馬政府上台後亦延續這一波改革的浪潮，陸續通過許多重要的勞動法案，其中包括確立了勞保老年、失能及遺囑年金化的「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二○○八年七月十七日），以及修改「就業保險法」（二○○九年四月一日）以兌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政見，同時因應日益惡化的失業問題，延長中高齡及身心障礙者的失業給付。此外，勞資爭議處理法（二○○九年六月五日）及工會法（二○一○年六月一日）的三讀修正通過，工會組織的自由化，以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的建立，台灣正式進入了新勞動三法的時代。

　　二○○○年以來，台灣雖歷經了二次的政黨輪替，但勞工政策的發展仍不脫「平等的承諾」所標示的路徑，因此，過去十年來，可謂為勞動法體系重建的「關鍵十年」。儘管許多修立法的內涵差強人意，更有包括勞基法適用範圍、各項社會保險（勞保、就保）涵蓋率過低，勞動檢查及就業安全體系功能不彰等老問題有待解決，但整體而言，勞動法體系大致完成初步的重建工作。

　　就如同著名全球化學者貝克（U.Beck）所言，勞工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早就不是工作問題，而是失業的重分配問題」。反映在過去十年台灣勞工的處境，國家對資本的快速外移束手無策、穩定勞動位置的持續流失，讓未解的老問題交織著新問題，成為下一階段勞動法體系再造與補強的依據。勞工除了要面對趨惡就業環境的新風險（就業不穩定、失業、過勞，以及工作貧窮等問題）；更要面對各項生活必需消費過度自由化、商品化的衝擊，處境更顯艱難。因此，勞陣理監事會於二○一一年六月的第七屆第二次會議討論「勞工政策白皮書」提案時決議，延續一九九九年的政策白皮書中現今已完成與未完成的主張，並回應當前更趨複雜的問題，新的白皮書將嘗試再提出新的政策藍圖，引領下一個二十年的勞動政策發展。

　　經過短短三個月的密集討論，完成這本《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跳脫了原本規劃中單純勞工政策白皮書的框架，而是藉由回顧台灣近二十年在新自由主義的侵蝕之下，各項結構性不正義及財團化的形成，包括倒退的「租稅正義」、「窮累」的勞動過程，以及「少子女化」對社會的衝擊等，刻劃出勞工在這個不正義過程中的處境。

　　《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的主要內容，試圖從如下幾個面向切入，讓讀者看到台灣勞工及社會面對的「真實處境」，倘若這些處境沒有改變，在不遠的未來，台灣將出現在一個「崩落的世代」，衝擊著台灣的永續發展。本書內容，大致如下：

　　首先，從探討新自由主義對於勞工及社會的衝擊，刻劃台灣社會未來面臨的崩壞危機，其中包括大量失業、貧窮懸殊、人口衰退、國家破產，甚至於出現部份歐美國家族群衝突的問題。運用大量統計資料的交叉分析，讓讀者理解過去二十年台灣政黨盲目迷戀新自由主義的荒謬，以及在這意識型態作用下的危機。倘若台灣繼續以這個毀滅的路徑前進，難保在不遠的十年或二十年，台灣將出現類似近日英國倫敦嚴重社會衝突的現象。

　　其次，透過對台灣租稅正義及財政紀律崩解的脈絡化瞭解，本書不僅要戳破政府減稅拼經濟的神話，更要標示出台灣「財團化」的政治動態。尤其，台灣歷經了政黨輪替，雖然兩黨在政治、統獨的議題上有所不同，但在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上卻有志一同的採取「新自由主義」核心模式，即毫無節制的減稅，並相信養雞終究會生蛋，雨露均霑的受益。但事實上，最終結果不僅造成國家財政惡化、債台高築，更擴大了貧富差距。因此，本書從租稅負擔率、經濟成長率，以及失業率等發展趨勢分析，突顯過去二十年政府毫無節制減稅圖利財團的動態過程。

　　第三，台灣勞工的「工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尤其是當政府在經濟發展策略上信仰新自由主義，盲從所謂國家競爭力的主流論述，再加上台灣勞工在這二十年來遭逢全球化及資本外移的多重衝擊，除了失業問題（包括長期失業）惡化，大量派遣及外包等低薪、不穩定就業的出現，勞動條件向下修正，許多勞工只能無奈的在失業或過勞死之間作選擇。因此，透過官方統計資料分析，描繪台灣工作崩壞的具體圖像，並從中突顯現行各項政策或法規的缺失，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資幾乎等於勞工唯一的經濟來源，工作崩壞而導致的工資不足，對勞工及其家庭的衝擊甚大，除了勞動法之外，也是社會福利體系應關注的問題。

第四，則是已為總統視為「國安層次」議題的少子女化問題。過去兩年，台灣在全球生育率的排名敬陪末座，蟬連生育率最低的國家。然而，少子女化問題的衝擊，反映在各級學校的招生，亦或者未來的扶養比失衡、勞動力供給等問題，嚴重的問題不言而喻。為了鼓勵生育，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無不提供補貼或津貼了事，無視廣大受薪階級需要的是平價、安全的公共照顧體系，一味的以發津貼的方式，不但無法刺激生育，也無法修正過度商品化的照顧及教育體系。某種程度上，少子女化和前述勞動貧窮問題息息相關，因此，建構一個新公共化台灣，以有效解決台灣生育率低落的現象，將是未來國家領導人無法忽視的問題。

　　最後，回應上述的種種問題，除了在傳統勞工政策的範疇提出對策及修立意見，本書將嘗試觸及價值選擇的層面，藉由對於新自由主義之批判，以更鮮明的立場確立台灣未來的社會圖像，以建立一個公共性的新台灣。

　　礙於能力、人力及篇幅的限制，許多深具代表性的議題應該要一併納入討論，例如大埔農地、中科四期等不當徵收，以及許多不當建設等財團化的例證，未及納入本書的分析內容。然而，在短短的三、四個月的有限時間，蒐集大量的官方及次級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並以具體的例子穿插說明，希望能夠提供讀者更清晰的理解途徑，不僅是一本政策白皮書，同時也是思索台灣價值選擇的一本書。

本書的完成，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助研究員林宗弘先生，擔任撰寫及總潤筆的工作；以及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李健鴻先生和彭婉如基金會王兆慶先生的投入，豐富了本書的論述。同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全體編輯人員針對文字、編輯等的協助。勞陣秘書處工作人員（張烽益、江明芸、楊書瑋及洪敬舒）的無眠無日的付出，理監事的細心審查並提供寶貴意見，以及暑期實習生（政大勞工研究所研究生葉永山先生；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郭浩傑先生、溫億秋小姐；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張子健先生；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羅映儒小姐；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李東儒先生；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張書愷先生、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陳麗華小姐、黃騰煌先生）的參與。同時，也感謝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及台灣石油工會提供會議場地。

序

「崩世代」的危機與轉機

我們的責任是洞悉未來，並改變未來

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　孫友聯



　　一九九九年，台灣勞工陣線（勞陣）以「平等的承諾」為主軸，提出了台灣勞工的主張政策白皮書，針對當時百廢待舉的勞工政策及法律提出檢討和批判，並具體勾勒出勞工與社會政策藍圖，作為二○○○年總統大選的政策訴求。然而，在那個年代，失業勞工領到失業給付者少之又少、職場性別平等沒有法律可以保障、高達百分之八十勞工對勞基法退休金望塵莫及、勞保也不能領年金、大量解僱沒有任何規範，而勞工團體最在乎的勞動三權也處處受限制。...

"林進勇 序：預見「崩世代」
孫友聯 序：「崩世代」的危機與轉機——我們的責任是洞悉未來，並改變未來
羅映儒 序：七年級後的崩世代
蘇凱蕊 序：讓「人為的美麗世界」到來吧！
楊壹郎 序：「崩世代」別來I

第1章　台灣大崩壞？
第2章　財團化危機
第3章　工作貧窮化
第4章　少子女化危機
第5章　創新福利國
"

"林進勇 序：預見「崩世代」
孫友聯 序：「崩世代」的危機與轉機——我們的責任是洞悉未來，並改變未來
羅映儒 序：七年級後的崩世代
蘇凱蕊 序：讓「人為的美麗世界」到來吧！
楊壹郎 序：「崩世代」別來I

第1章　台灣大崩壞？
第2章　財團化危機
第3章　工作貧窮化
第4章　少子女化危機
第5章　創新福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