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天地會起義的歷史背景太平天國期間，湖南天地會起義此起彼伏，十分踴躍，不僅給了太平軍以有力的支援，而且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在湖南的腐朽統治。湖南天地會的興盛可以從當時湖南社會的經濟狀況中找到原因。耕地面積有限，土地兼併嚴重是當時湖南封建農業經濟的基本狀況。據統計，咸豐元年（1851年）湖南人平均耕地面積僅一畝半左右， 耕地嚴重不足。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在於地主階級瘋狂的土地兼併，如桂陽縣大地主鄧文盛共有七子，「列宅分地，數十畝田舍相望」；另一大地主鄧仁心，兄弟二人有「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游食田野數十里，不犯人禾」 ；長沙縣地主李象鵾，嘉慶壬申時有收年租一千二百餘石的土地，至道光壬辰（1832年）時發展到「較壬申數且六、七倍」 。隨著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數官僚地主手中，喪失土地的破產自耕農越來越多。迫於生計，這些破產農民往往屈從苛刻的條件向地主求佃，地主趁機對佃雇農實行超經濟的剝削。

當時有人揭露說：「近日湖南人情澆薄，以強期弱，往往本屬雇工，配以婢女，限滿不許歸宗，仍行霸留者。偶或摯婦言歸，輒即指為逃奴叛僕，輒轉興訟。愚民飲恨吞聲，莫敢辯理，殊甚矜憫。又有擅將佃戶為僕，矜行役使，過索租粒，盤算磊利，甚有呼其婦人至家服役，佃戶不敢不從者。且有佃戶死亡，欺其本宗無人，遂賣嫁其妻若子，並收其家資者」 。因此在地主肆意漁肉下的雇工佃戶在政治上近似奴僕，在經濟上形同乞丐。尚未破產的自耕農的日子也不好過。官府對田賦的改折浮收和胥吏差役的苛捐勒索是架在自耕農脖子上的兩把刀子。鴉片戰爭前後，全國性的銀貴錢賤同樣使湖南的農民大受其害，各地官府趁火打劫，任意改折，使農民的負擔大大加重。據曾國藩當時的估計，銀錢改折使農民「暗加一倍之賦。」 湖南巡撫駱秉章也承認：「地丁正糧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漕米一石，民間有費至數石者。數目繁多，民間難以折算，州縣亦難清釐，一聽書吏科算徵收，包徵包解，不厭不止。從前銀價，每銀一兩易錢一千文，漸次增長至二千三百文。農民以錢易銀完納，暗增一倍有餘之數。……收成稍稔，穀一石僅值錢四百文。農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須糶穀五石，始得銀一兩。……農末交困，群情洶洶。」 曾國藩、駱秉章這裏所說的還僅僅是正賦，官吏胥役的浮收勒索尚不在其內，事實上，後者也同樣是相當可觀的。對於這一點駱秉章也是承認的，他認為「官吏之浮收和銀價之翔貴」同為「湖南錢漕致弊之原」，因為「州縣廉俸無多，辦公之需，全賴錢漕陋規稍資津貼……如必盡革州縣陋規，絲毫不准多取，則辦公無資。廉謹者無所措其手足，不肖者反將從此藉口，別開巧取之端，更為國計民生之害。」 湖南有些地方衙門官吏「一年四季轎馬紛紛，沿鄉徵糧，每逢糧少者，銀壹兩勒錢七八千十千不等，糧多者勒錢五六千不等，帶取抽封造冊紙筆契喜錢及茶油茶葉雜費，不飽不放。」 苛捐雜稅，不一而足，有些地方甚至「四出晝夜追比，鞭撲滿堂，血肉狼藉」，連曾國藩也深感農民「真有日不聊生之勢」 。湖南南部地區更是從1830年起至1854年為止，「屈指二十四年，蟲蝗水旱，大荒三載，災連不絕，流離失所者居多」 。例如郴州府桂陽縣1846、1847年連年旱災，1847年又有雹災，1850年旱災，「秋冬瘟疫作」。

1853年夏水災，「後大饑，斗米六百文。」 1854年寧遠縣久旱災無水。 飽受天災人禍的湖南自耕農破產之後，有一部分轉入手工匠作，商路腳夫，挖煤開礦或淪為流民。這些「無恆產力作以謀衣食者……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 ，其中在湘潭經南風嶺到廣州這條商路上奔波謀生，從事運輸、護商、小販的勞動人民又受到清政府鎮壓天地會起義的影響，生計幾絕。不得不奮起抗爭，鋌而走險。據駱秉章奏報，「郴桂一帶亂民本多，又自楚粵道梗以來，商販不通，小民失業，無聊以饑寒而流為盜賊者亦複不少」 ，這些「乞活流民聚黨橫索」 ，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湖南的會黨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興盛起來的。咸豐初年湖南寶慶府知府魁聯承認「南省會匪，遍地皆有」 ，曾國藩亦稱「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 。具體地來說，湖南天地會的分佈以湘南的永州府、桂陽州、郴州為最多，湘東南的衡州、長沙府屬的茶陵、攸縣、醴陵、瀏陽次之，湘西南的寶慶府等地再次之。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清朝政府十分害怕太平軍和湖南會黨聯合起來，構成一股反清的合力。

1851年7月咸豐帝在上諭中稱：「湖南地方會匪實亦不少，現在廣西賊氛未靖，湖南境地毗連，若會匪潛相勾引，所關非細。……且既有土匪接應之謠，尤不可不預為防範」。

為此咸豐帝特命湖廣總督程矞采「即行馳赴湖南督同文武大員於要隘處所加意防堵，仍不動聲色，防查該省會匪實在情形，妥為防備。」 但是隨著太平軍向湖南的進軍，清政府企圖防止湖南會黨和太平軍合流的計畫破滅了。早在1852年春，桂陽州天地會就在李明先、彭遠洪的領導下於小洞地方聚眾起事，建號「洪順」，相應太平天國。 1852年6月上旬太平軍自廣西全州進入湖南永州府境內後，「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黨，日以千計，……一至道州，勢遂復熾」 。打著天德王旗號的天地會周法潰部主動約道州太平軍共同攻打江華縣城。 而應邀前來會攻江華的太平軍中又有千餘人是道州當地的起義群眾。 在湖南天地會的支持下，太平軍在湘南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破郴州，拔永興，克安仁，下攸縣，占醴陵。

「行五六百里，無一兵一勇與之面者。」 及至太平軍離湘入鄂，「凡入添弟會者，大半附之而去」 。湖南天地會的踴躍歸附，使在蓑衣渡之戰中受到嚴重挫折的太平軍很快恢復了元氣，使太平軍在數量上增加了許多倍，對太平天國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在太平軍出湖後，仍有不少天地會眾留在湖南堅持鬥爭。致使湖南的封建統治者「無日不在憂危恐懼中」 。湘軍成軍後，曾國藩為了保護後方，不得不把王鑫所統帶的一支精兵留在湖南鎮壓會黨。因此在湖南堅持鬥爭的天地會同樣有力地支持了太平軍的戰鬥。

湖南天地會起義的歷史背景太平天國期間，湖南天地會起義此起彼伏，十分踴躍，不僅給了太平軍以有力的支援，而且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在湖南的腐朽統治。湖南天地會的興盛可以從當時湖南社會的經濟狀況中找到原因。耕地面積有限，土地兼併嚴重是當時湖南封建農業經濟的基本狀況。據統計，咸豐元年（1851年）湖南人平均耕地面積僅一畝半左右， 耕地嚴重不足。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在於地主階級瘋狂的土地兼併，如桂陽縣大地主鄧文盛共有七子，「列宅分地，數十畝田舍相望」；另一大地主鄧仁心，兄弟二人有「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

湖南天地會起義的歷史背景
湖南道州天地會起義
江西龍泉添弟會起事
關於小刀會起義的幾個問題
1853年臺灣天地會大起義
李紹熙遊民集團和上海小刀會起義
寧波雙刀會起義與洪世賢起義
諸暨蓮蓬黨起義
康有為、梁啟超與會黨的關係
興中會時期孫中山與美國致公堂的關係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與美國致公堂的關係
論黃興與會黨的關係
論宋教仁與會黨的關係
陶成章會黨工作述略
論秋瑾與會黨的關係
張謇論會黨
陳亞貴
黃德美
林俊
劉麗川
劉永福
應桂馨其人
常玉清其人
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播與中國秘密會社
近代秘密社會的倫理觀
近代會道門經典的政治傾向
崔濟愚《東經大全》的價值傾向
義和團運動中的道教信仰
論吳文化對江南民間宗教信仰的影響
探析清代中後期荊楚文化對湖北民間宗教信仰傳播的影響
探析民國初期中原文化對中原民間宗教信仰的影響
探析民國前期泰山神民間信仰的特點
從《申報》看上海地方政府反迷信措施（1927～1937）
參考書目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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