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侯文詠（醫師）、吳清基（教育部部長）、楊進添（外交部部長）、邱文達（衛生署署長）

劉啟群（臺灣路竹會會長）、林元清（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李飛鵬（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我就讀臺北醫學大學的時代，最佩服的英雄是史懷哲，那時史懷哲非洲行醫的故事是個崇高、遙遠的傳奇。我從來沒有想過，只要有心，原來再崇高、遙遠的傳奇，都可以是此時、此地。──侯文詠（醫師）

◎這些非課堂的學習、師長的言教身教，都是醫學生寶貴的學習經驗。──吳清基（教育部部長）

◎ 期盼國內有更多醫療院所投入國際醫療援助的行...

1-1.醫療團的流浪先驅：杜繼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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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octors]

北醫大醫療團團員

杜繼誠 (配照片)

1956年4月12日生，高雄醫學院醫學士。曾任阮綜合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門諾醫院主治醫師、慈濟醫院主治醫師、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主治醫師。專長領域為神經外科、一般外科、脊椎問題、電腦斷層判讀等。



史瓦濟蘭對很多人來說，既陌生，又遙遠；但看在臺灣醫療團團長杜繼誠眼裡，這個非洲國度卻是個可愛又迷人的地方，他簡直愛死了。



坐在史瓦濟蘭首都巴巴尼近郊一家小旅館的大廳裡，邊聽著草原風格強烈的旋律，杜繼誠將他聊近年來的旅外醫療經驗娓娓道來，著實是種相當另類的經驗。



習於流浪的行醫者

「我是在二○○八年七月來到非洲的，」杜繼誠啜了口濃濃的茶，「那時候是參加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醫療團，才來到史瓦濟蘭。」在那之前，杜繼誠原本是高雄阮綜合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在高雄服務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杜繼誠總是覺得，自己的血液裡肯定有著流浪的基因，只要在一個地方待久了，這個基因就不安份，蠢蠢欲動，逼他非得再換個地方不可。「沒辦法，我就是停不下來。」

「我父親是大陸人，也就是俗稱的老芋仔。」隨著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杜繼誠的父親從軍職退下，先是轉任保警，最後再轉成一般的警察，每換一次職務，就搬一次家。因此，從懂事開始，杜繼誠對生活的記憶，就是不停地搬家，先是從高雄搬到澎湖，再搬到宜蘭，最後才在臺北落腳。而光是宜蘭這個地方，他們就搬家搬了好幾次。

也許是習慣成自然，就算後來上了大學，就讀醫學院的七年裡，他也是「不安份」。一個地方住久了，就再也待不住，非得搬家不可。就這樣，他前前後後搬了近十次家，直到娶妻生子後，才暫時安定下來。

只不過，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杜繼誠內心深處那顆驛動的心，又被撩撥開來。而年少輕狂年代心嚮往之的非洲大陸，不時掠過心頭。就在那個時候，彰基正在招募援外醫療團的成員，他毅然決然地加入，就這樣來到史瓦濟蘭。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醫療團才運作沒多久，彰基和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合約出了問題，合作被迫中止，醫療團轉由新得標的臺北醫學大學接手，醫療團重組，首批醫護人員幾乎全都撤離，只有杜繼誠一人選擇留下。

「我知道這麼做會引來側目，甚至被指為忘恩負義。」即使已過了兩年多，杜繼誠每次只要一觸及這段往事，就覺得很受傷。

「我只不過是想為醫療團做點事，或講得更直接一點就是為臺灣做事，難道這樣做不對嗎？」

在那段雙方交接的混亂期裡，杜繼誠暫時代理團長，扛起臺灣醫療團這塊招牌。不久後，臺北醫學大學醫療團成員一般外科醫師沐曉鐘、骨科醫師石英傑、家庭醫學科醫師曾淑娟及護理師兼行政助理蔡惠青等人陸續抵達後，才讓臺灣援外醫療作業重上軌道。



強龍不壓地頭蛇

二○○九年四月底，當時的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邱文達和幾名負責援外醫療的主管走訪史瓦濟蘭，實地了解醫療團的工作屬性，並對曾經碰過或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和醫療團成員面對面深談，尋求解決之道，同時也誠心感謝他們的無私奉獻。短短一週的訪問期間，邱文達專程拜訪我國駐史國全權大使趙誠，確實了解雙方政府對醫療團的期許，也對醫療團未來的工作方向，有更全方位的認知。

結束訪問行程，在驅車前往史國唯一機場的路上，邱文達除肯定杜繼誠及所有醫療團成員的努力外，也不忘一再叮嚀杜繼誠：「全心工作，強龍不壓地頭蛇！」

史瓦濟蘭是非洲第四貧窮的國家，醫療資源明顯不足，加上愛滋病毒帶原率又高達四成左右，不僅世界衛生組織（WHO）、比爾蓋茲基金會（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及柯林頓基金會（William J. Clinton Foundation）等全球性組織投入龐大人力物力在這個非洲國家，古巴（Republic of Cuba）、奈及利亞（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剛果（Republic of Congo）、坦尚尼亞（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辛巴威（Republic of Zimbabwe）等國醫護人員，也長駐各醫療院所，提供最基本、也最迫切的醫療服務。



就拿史國最大的史京醫院（Mbabane Government Hospital）來說，就有包括臺灣醫療團在內的五十幾名外籍醫護人員，堪稱小型的醫療聯合國。這些援外醫療人員之間，有著既合作、又競爭的微妙關係，難怪邱文達搭機離開史瓦濟蘭之前，再三提醒杜繼誠謹慎以對。

剛開始前進史瓦濟蘭的頭半年裡，杜繼誠非常小心謹慎，一來史京醫院的管理階層對他及臺灣醫療團還不太清楚，不太敢放手讓他們去拚；二來他也想多了解這個國家的醫療制度，以及這家醫院的運作模式，雙方都還處於互相了解的磨合階段，互動不多。

隨著時間拉長，雙方的了解增加，加上杜繼誠開了幾檯成功的神經外科的手術，在當地媒體大大露臉，讓院方覺得很有面子，杜繼誠和臺灣醫療團其他醫護人員才有更多揮灑空間，站穩腳步。



專業獲取信任

杜繼誠不諱言，除了在史京醫院的常規醫療工作外，臺灣醫療團的另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提供皇室成員適時的醫療照護服務，上自國王恩史瓦帝三世（H.M. King Mswati Ⅲ）及王母，下至眾多王妃的健康照護，都可看到醫療團努力的身影。

有道是「見面三分情」，更何況是經常在他們身心出現狀況時，適時提供溫暖照拂。時間久了，皇室成員和臺灣醫療團之間建立起深厚情誼，而這種源自於醫病之間的關係，往往能為臺史邦交加溫，讓兩國邦誼更加穩固。

也因如此，趙誠及蔡明耀這兩位前後任的中華民國駐史瓦濟蘭全權特命大使，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中讚揚臺灣醫療團的成就。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上午，蔡明耀前往位於曼齊尼（Manzini）的波雅尼小學（Boyane Primary School），視察臺灣醫療團該年第二場義診時，就對臺灣醫療團讚揚再三。

過沒幾天，就在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啟程前往臺灣訪問前夕，杜繼誠應約到王母的寢宮走一趟，剛好碰上國王也親蒞主持國是會議。「別緊張，這次不是為了國王及王母的健康而來，」他笑笑著說，「是負責王母行程的副禮賓官要我來的。」

原來，王母的姪女右腳膝蓋痛到舉不起來，卻怎麼也治不好，只好請杜繼誠幫忙。在那次堪稱「特別門診」的診療過程中，杜繼誠仔細檢查對方的膝蓋，最後確認沒有器質性的病變，當場施打一劑抗發炎止痛藥，暫時緩解疼痛，才讓她破涕為笑、高高興興地走出去。

這麼一個看似不起眼的關心，往往可收到大大的效果。二○一○年初，王母參訪中東富國卡達（Qatar）的行程中，杜繼誠就受邀隨行，負責王母的健康照護。同年七月底，在國王恩史瓦帝三世第十二次訪問臺灣時，他也是隨行成員之一，協助安排國王在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接受健康檢查的所有細節。

在史瓦濟蘭服務的醫師何止百人，杜繼誠能以區區一個外籍醫師身份，扛起國王、王母等王公貴族的健康照護重任，不難看出臺灣醫療團近兩、三年來的努力，已獲得高度肯定。

「愈是這樣，我們的責任愈是重大。」杜繼誠欣慰之餘，也不忘提醒醫療團的工作伙伴們，時時以提升醫療品質為念，為臺灣爭氣。



1-6.只為醫療和救人：黃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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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octors]

北醫大醫療團團員

黃祐賢 (配照片)

1976年3月1日生，阿根廷國立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士。曾任彰化秀傳醫院內科第一、二年住院醫師、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內科第一至三年住院醫師／總醫師／研究員。專長領域為腦中風、癲癇、帕金森氏症等。



在常駐史瓦濟蘭首都巴巴尼史京醫院的臺灣醫療團當中，神經內科醫師黃祐賢無疑是最亮眼的一位，只因他那光頭造型，閃閃亮亮，遠遠就認得出來。

黃祐賢是小留學生，小時候住在中和，在秀朗國小讀到三年級時，全家移民阿根廷，他從一開始完全不會說一句西班牙話，一路苦讀，最後考進國立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院。二○○一年，他重回臺灣，選擇到彰化秀傳醫院工作。

說起決定回國到彰化服務的緣由，黃祐賢有點不好意思地。原來當年他決定回臺時，長輩們認為臺灣醫界普遍有門戶之見，擔心他受到排擠，要他慎選服務的醫院。「秀傳醫院剛好有個學長，可以照顧我，我就進來了。」

在秀傳醫院內科待了一年多，黃祐賢轉到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系服務，一待五年多，直到有次在臺灣神經醫學會網站看到一則援外醫療的徵人廣告，才決定再次轉換跑道。



自己先做再說

二○○九年十月，黃祐賢加入臺北醫學大學和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合辦的臺灣醫療團，來到位於史瓦濟蘭首都巴巴尼的史京醫院，成為該院唯一的神經外科醫師。黃祐賢一口流利的英語，讓他和就診病患溝通時，毫無障礙，很快就融入整個醫療體系，如魚得水。

這一年來，他深深覺得史瓦濟蘭人非常善良，很好相處，雖常有得過且過、不夠積極的行事態度，常讓快手快腳的他受不了。但久了之後，他也學到因應之道。「他們不想改變現狀，更不喜歡被要求做這做那的。」

摸透了史瓦濟蘭人的行事風格，黃祐賢若想來些改變，通常是自己先做了再說，引起對方的注意。慢慢地，他們會覺得有趣，進而有樣學樣地試試看，「那就行啦！」

連加恩在非洲的故事，經媒體反覆報導後，到非洲行醫的念頭，逐漸在國內年輕學子的心中萌芽。但黃祐賢提醒有意走上這條路的年輕人，一定要再三確認自己確實有強烈的意願，並做好充分準備，否則難以成功。

黃祐賢認為，語言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項要求，英語不一定要說得流利，但至少要有聽說寫的能力，如此才能和病患或醫護人員溝通。此外，醫療團進駐的國家，不管是史瓦濟蘭或聖多美普林西比，都是相對落後的非洲國家，醫療資源遠遠不及臺灣，因此不能完全套用臺灣的醫療觀念，以免出現落差，既傷了對方的心，也燒熄自己的滿腔服務熱情。

那麼，就窮則變，變則通吧！就算當地醫療資源不足，還是要想辦法把病人照顧好，黃祐賢就常以此自勉。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他在國防軍的耶弗維尼（Ephocweni）診所看診時，便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應變能力。

那天早上，當一名他高度懷疑感染肺結核的中年男子照完胸部X光後，診間沒有燈箱，他就把那張X光片拿到玻璃窗邊，透著外面的光線，仔細查看肺部有無異常陰影。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動作，使用的工具雖或有不同，效果卻絲毫不打折扣。

在連加恩效應下，這些年來，國人對駐外醫療有不一樣的認知與期許。問黃祐賢是否想過關於出名這件事？「出名？那太膚淺了吧！」黃祐賢一派平淡。對他來說，到非洲工作，為的只是醫療和救人，不想其他。

1-1.醫療團的流浪先驅：杜繼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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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大醫療團團員

杜繼誠 (配照片)

1956年4月12日生，高雄醫學院醫學士。曾任阮綜合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門諾醫院主治醫師、慈濟醫院主治醫師、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主治醫師。專長領域為神經外科、一般外科、脊椎問題、電腦斷層判讀等。



史瓦濟蘭對很多人來說，既陌生，又遙遠；但看在臺灣醫療團團長杜繼誠眼裡，這個非洲國度卻是個可愛又迷人的地方，他簡直愛死了。



坐在史瓦濟蘭首都巴巴尼近郊一家小旅館的大廳裡，邊聽著草原風格強烈的旋律，杜繼誠將他聊近年來的旅外醫療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