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問

問：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很多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政府部門都參與了。簡化漢字不僅僅是減少筆劃，還包括精簡總字數、減少異形、異讀、古讀等等工程。據唐德剛先生回憶，大陸在五十年代公佈的簡化漢字方案，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看了還不斷地擊節讚賞。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簡化，是古代書法家們寫草書時已經反復用過的。時至今日，一個人選用哪種字體都是自己的自由，現在由電腦轉換字體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強令改變十多億人的文化習慣，卻缺少足夠的理由。連終生只會寫繁體字的毛澤東，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只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而已。

問：在網路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冠冕在臺灣曾流行一陣子，但一直不很清楚「大師」的真正定義是什麼？在西方比如說天主教「封聖」、英國女王「封爵」、某種獎項「桂冠」得主……都很明顯，泛說的「大師」是否能有較為周延的定義或標準？

答：在民間，「大師」是指路邊算命卜卦的人。後來，大陸行政當局為了保護民間工藝，評選過一批「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製作大師……，主要是指各項民間工藝的當代傳人。這裏所說的「師」，帶有「師傅」的意思，都是親自動手的製作工匠。除了以上兩種，第三種「大師」，是對剛剛去世的專業人士的尊稱。例如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去世了，追悼會上就稱為「國學大師」；一位老畫家去世了，報紙上就稱為「繪畫大師」。中國歷來遵守「死者為大」的原則，這就使「大師」的稱呼聽起來不太吉利。即使還活著，大多也已經「日暮鄉關」。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是有苦衷的。他們告訴我，大學的理工科早就設立了很多不同層級的高端研究所，但是文化藝術學科卻沒有，因此經過評選，決定全上海在藝術學科設立兩個「大師工作室」。除了我，還有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周教授今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對這件事，我與他們商量了好幾個月，希望能去掉「大師」二字，以免產生某種不良的感覺，但他們說這已經成為制度，很難再改動。

由此可見，這個辭彙並沒有太明確的含義，只是教育行政部門表示重視的一種級別劃分而已，不必深究。我在工作室掛牌那天說了這樣一段打趣的話：「一個人，先做大人，再做老人，因此老的地位高於大。我已經做了幾十年的老師，今年由老降為大，似乎也不算什麼，不要當真。」

問：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繫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答：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馬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歷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以政治為業」的人越少越好。

問：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答：「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文革」災難中反覆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製造「民粹」。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我曾在一個演講中說過：「民粹」對於民主的傷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使人嚮往民主，「民粹」使人誤會民主。

問：我們生活在一個安逸的年代，屬於政治、經濟、科技的盛世。我所擔憂的是，我們許多文化精神卻在流逝、在消退，我們是否需要再有一個戰亂的時代，才能迎來再一次的文化繁榮？

答：以為戰亂能推進文化精神，是一種致命的誤會。這種誤會，大多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影視作品種下的惡果。

戰亂，永遠是文明的最大摧殘者。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毀於戰亂。如果說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災難會帶來抗震救災的大愛精神，但我們不能為了培植這種大愛精神而期待地震。

戰亂確實有可能激發英勇氣概，但更多的卻是非人道的殘忍。而要消除這種殘忍在人們心靈裡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費遠比戰亂更長的時間。墨子說，一心只想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統治集團，他們會用千言萬語論述戰爭的必要性，而對普通民眾而言，則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戰爭。因此，他提出，為了普天下的「兼愛」，必須堅持「非攻」。

問：現在的城市越來越像工地，不斷在拆，不斷地建，我們似乎難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別提心中的安穩了。請問余老師，您怎麼看目前包裹在「現代化進程」 中的大拆大建？

答：我們原來的生態實在太落後、太簡陋了，可以用「髒、亂、差」三字來概括。因此，「現代化進程」是必須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過幾年就安靜了。

在這個問題上，不少文化人給大家製造了一個誤會。他們總是宣稱，我們是從和睦的古典社會一步跨入喧鬧的現代社會的，因此誘使大家進入了一個「是古典，還是現代」的偽命題之中。

其實，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告訴大家，「古典」早已過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時代就過去了。而且那時的「古典」也不精彩。後來，兵荒馬亂、連年災害、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多數中國人陷於最低劣的生態之中，現在的「大拆大建」，是針對這種生態而來的。

即使被現在一批文人描繪得精彩絕倫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也是一種低劣生態，我長期生活其間，深有體會。狹小而陰暗的房間和樓梯，處處都可以互窺和偷聽；沒有衛生間，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馬桶」的呼聲，整個城區臭氣熏天；沒有煤氣，家家戶戶都在生煤球爐，因此臭氣又裹卷在嗆鼻的煤煙中，使人張不開眼……

中國民眾有權利過得好一點，千萬不要為了寫文章、玩文化，去偽造和美化過往的生態。我們的前輩一直沒有找到像樣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們的虛假強加給他們。

問：前段時間曾經有人聲稱他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不知道秋雨老師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答：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圖。在今天世界各地，富裕雖然令人羨慕卻缺少話語支持，貧困雖然令人同情卻缺少實質幫助。因此，「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說法，有某種針對性。

但是，如果把這兩句話進行理論琢磨，就立即顯得簡陋了。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辦事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辦之事；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講話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言之痛。那麼，官員的宿命就只能是：隨說隨辦，無論貧富。



課程

第二十課 漢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馬遷的目光

余秋雨：我們同情某些非常有眼光的歷史學家，無奈地只能在一塊非常瑣碎骯髒的土地上鑽研；我們也同情某些盛大的時代，沒有一個智者的眼光去觀察它，沒有一支奇妙的筆去描述它。然而在漢武帝和司馬遷的時代，居然這兩種遺憾都沒有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司馬遷承受了奇恥大辱，也可以獲得某種安慰，因為兩種偉大終於相遇。司馬遷的偉大，首先是那片土地給他的。我們曾經否定過「憤怒出詩人」「災難產生偉大」的說法，因為我也不認為《史記》是他受刑後的「發憤」之作。「發憤」發給誰看？「發憤」要發得那麼從容而宏大麼？請記住，一切弊氣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寫好的。司馬遷寫作的動力不在這裡。因此我們在講述司馬遷的生平時也不要老是糾纏在他的宮刑話題之中。他的動力，是當時意氣風發的中華文明給予他的，是漢武帝的大地給予他的。因此，我們還要從這個角度重新來說說他的生平。

在很年輕的時候，他已經用自己的腳步觸摸過這片遼闊而又統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為皇帝侍從的便利，成了當時走得最遠的青年學者。

為了今天的課堂，我特地參照多種古籍畫了一張司馬遷年輕時代的行旅圖，昨天已經傳真給你們，我們一起按照他的漫遊順序，用當代地名溫習一下吧，哪一位先來？

劉璇：出發地是現在的西安，先後經過河南南陽、湖北江陵，然後到達湖南長沙。在長沙，他當然不能不想到屈原，於是去汨羅江悼念，後來還專門寫過關於屈原的文章。

王牧笛：他沿著湘江南下，到沅江後，應該是沿著長江向東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廬山。再順著長江東行，上岸以後到了紹興。

余秋雨：那就到了我家鄉附近。

王牧笛：那裡有禹穴──現在叫大禹陵，他到紹興要紀念大禹，這是一個著名的遺跡。然後再由浙江到江蘇的蘇州──猜測起來應該是這麼過去的，因為路比較近。到蘇州看五湖──五湖到底是哪幾個湖還有爭議，因為後來水文地理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接著渡江到江蘇的淮陰。

余秋雨：大家都可以想到，他一定會去訪問淮陰侯韓信的故居。

劉璇：以後他北上山東，到了曲阜，參觀了孔子遺跡。又到了北方齊國的都城臨淄，再到鄒城、滕州，再南行到徐州、沛縣、宿州，拜訪陳勝吳廣起義以及楚漢相爭的各個地方。

余秋雨：這應該是司馬遷興趣最大的地方。儘管他在江蘇的北部，以及安徽、河南這一帶，都遇到很多麻煩，但心裡卻一直非常高興，因為他的整個思維全都沉浸在歷史當中。對這個心中裝著雄偉歷史的旅行者來說，現實的困難不算什麼。擺脫麻煩以後，他去了淮陽，訪問春申君的故地，再到河南開封，訪問戰國時期魏國的首都。然後就從這一帶出發，返回長安，即現在的西安。這一條路線，我們在地圖上畫一圈，發現中原一大半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僅是中原，當時的長江流域，甚至一些還沒有被開發的地方，他也到達了。

這是他二十歲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資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後來在《史記》中頻頻提出的批評，就是一路上產生的。總的來說，他為大漢帝國遼闊的疆域和這個疆域裡所埋藏的可歌可泣的歷史感到驕傲，他由此而意氣風發。

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很小的官銜叫「郎中」，可以隨從漢武帝出行了。這個官職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伺候車輛，有時候做點警衛工作。但是這個小官職對司馬遷來說卻是求之不得，因為他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自己已經開始的旅行繼續下去了。哪一位同學把他的行程說下去？

薩琳娜：在二十三、二十四歲的時候，司馬遷侍從著漢武帝出行，到陝西的鳳翔，山西的夏縣、萬榮，河南的滎陽、洛陽，陝西的隴縣，甘肅的清水，寧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實在走得不少，比較多，然後再回到陝西淳化的甘泉山，漢武帝的別墅行宮在那兒。

余秋雨：走完了這一大圈，司馬遷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接受了一個使命：到雲南和四川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去考察和慰問。在漢武帝的時代，一方面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戰，開疆拓土，安定邊境；另一方面又要對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並把漢朝的政權力量延伸到那裡。在當時，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難走，任務非常艱巨，會遇到很多危險，不適合位高、年長的官員去。結果像司馬遷這樣年紀輕，身體好，又有過旅行經驗，又有處理複雜問題能力的小官員，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對象。司馬遷的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認識了大中華的遼闊版圖、複雜生態、險峻山水。

王安安：司馬遷剛剛從西南回來，又跟著漢武帝出行，去了山東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盧龍，內蒙的五原。那時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歲。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的萊州，河南的濮陽。後來他又到了寧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寧遠，湖北的黃梅，安徽的樅陽，山東的膠南……

余秋雨：走了那麼一圈又一圈，我想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司馬遷一路上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是史料的考證？是傳聞的蒐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地點的確認？都有一點吧，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個收穫，一是採擷到了豪浩之氣，二是獲得了現場感。這兩種東西，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能夠充分領受。

司馬遷在二千多年前極為落後的交通條件下走了中國那麼多地方，是他後來成為中國首席歷史學家的基礎。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之後的生活，有點奇特。他為寫《史記》而勉強活了下來，沒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漢武帝這樣做的理由，沒有見之於史冊。我很想聽聽同學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兩千多年，我覺得這兩個時代的邏輯真的不一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有官員或者學者，因為犯罪進了監獄，又沒有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終結了。可在那個時代，我們會發現司馬遷的政治生命得到了第二次展開。

魏然：這可能跟漢武帝本人的極權地位有關。這樣的皇帝心裡沒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禍福只憑他一句話。

余秋雨：在中國古代，王權高於法律，一個皇帝絕對地掌握著決定一切官員命運的權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興趣的是漢武帝這樣的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特殊表現。他們的雄才大略使他們樂於做一些突破規範和理性的遊戲。把一些高官一會兒投向監獄、一會兒又投向高位，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似乎在這種快速轉換中享受著權力的快感。因此，漢武帝不是僅僅突然可憐起了司馬遷，優待他的刑後生活，而是狠狠提升一把，而且提升得比原來還高，又不說明理由。提升了，還會注意他踉蹌走路的背影，欣賞自己在這位大智者身體上留下的暴虐。我發現，不少特別有成就的皇帝，往往越喜歡玩這種故意穿越理性的遊戲，並由此走向乖戾。漢武帝的這次乖戾，落到了偉大的司馬遷身上，成為他在執政過程中最為可恥的紀錄，比連打幾個敗仗更可恥。由此也可證明，極端權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因此又必然走向罪惡。

魏然：正如秋雨老師所說的，司馬遷已經領受過民族的偉大和時代的偉大，因此受了冤屈還能堅持寫作，但我讀他寫的《報任安書》，其中說到他自從受了刑之後，汗流終日，一睜開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難想像他在那樣的身體狀態和精神狀態下，如何具體地來完成這部著作。

余秋雨：謝謝你提到《報任安書》。這篇文章確實寫到了他近乎崩潰的心理狀態，除了你所記的汗流終日外，還說自己沒有顏面到父母墳頭祭掃，而且預想以後時間越長，污垢越重，因此難過得「腸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馬遷為什麼要對任安說這一切？

多讀幾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訴任安，自己咬牙忍受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為寫《史記》而搶得一線生機。所以，他不能答應任安要他去營救的請求，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使這一線生機斷裂。司馬遷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換任安的命，他毫不猶豫；但是，用《史記》去換任安的命，他拒絕。

生命本是輕微的，但也有可能與泰山連在一起。自己已經與泰山連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於自己而毀了泰山。為此他說出了那句大家都聽到過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後面六個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卻很重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同的生命走向決定了生命的天差地別。司馬遷的「泰山」，就是《史記》。

王安安：秋雨老師曾經說過，《史記》的終筆也就是司馬遷生命的終結。我認為這是一個象徵意義的死亡，司馬遷在真實意義上的死亡，並不為大家所記住。這是不是暗藏著一個反諷？司馬遷寫了多少人的生命與死亡，可是作為一個史學家，他自己的死亡卻沒有被後世記住。

余秋雨：有一點史料透露，似乎是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的一些話，還是為朝廷所不容，結果被處以極刑。郭沫若先生為此專門做過考證，只是史料畢竟語焉不詳。一般的說法是：司馬遷總是表達不滿，所以最後被殺。為什麼歷史書上對此不作敘述呢？我想這是歷史學家們對自己開山祖的一種仁慈，大家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局。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司馬遷自己選擇了退場，退得很徹底，讓大家找不到線索。



第二十五課 一座默默無聲的高峰

余秋雨：我們前面談到的三國魏晉時代的人物，在當時就已經比較有名。曹操、諸葛亮，都是軍事和政治上的強人，魏晉名士，都是名氣不小的貴族知識分子。但是，那個時代的文化最高峰，在當時差不多沒人知道，默默無聞。這是一座隱藏了的最高峰，被雲遮住了，而且遮了很久。是的，對陶淵明來說，這個雲散得實在太慢了。

按照慣例，我還是想先聽聽大家對陶淵明的印象。在我看來，一個古代文化人不管在歷史上命運如何，他在當代年輕人心目中的印象，卻是一個重要的落腳點。他如果天上有知，也會傾聽你們的談論。

王湘寧：在我的印象中，陶淵明是一個崇尚美、愛好自然、懷有理想主義的人，讀了他的《桃花源記》，會覺得他是一個喜歡做夢的人。

余秋雨：喜歡做夢的人很多，但你知道最厲害的做夢人是什麼樣的嗎？那就是把自己的夢變成民族的夢。在中國文化的歷史上，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只有陶淵明。那夢，叫桃花源。

王牧笛：我非常喜歡陶淵明寫的一篇自傳──《五柳先生傳》。文章非常短，只有一百來字，裡面有一句話很有名，「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所有學生都特別喜歡。這句話是說我喜歡讀書，但是我不太想琢磨它裡面具體是什麼意思，每當我有一些體會，就很高興，就忘了吃飯。

余秋雨：一鑽牛角尖就會把美夢鑽破。不求甚解，是一個傑出人物避過文化陷阱的基本策略。

劉璇：他的《飲酒》詩中，有四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是說只要你的心情很寧靜，無論身處多麼喧囂的世事當中，都像在靜謐的山林裡一樣。這兩句詩對熙熙攘攘的現代生活中的我們格外有啟發，因為我們不可能再像陶淵明那樣回到偏僻的山林裡歸隱了，我們只能克服浮躁，讓自己的心靈變得寧靜純潔，回歸自然與淳樸。

余秋雨：「心遠地自偏」，也就是心能移地，這是一種哲學思考。但陶淵明畢竟不會滯留在玄思之中，他立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感性的美麗境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種色彩明亮的大安靜。

裘小玉：我喜歡陶淵明的《輓歌》：「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裡面有陶淵明對生死的觀念， 他不是不珍惜生，相反他非常珍惜生，所以才不為五斗米折腰。他是以一種審美的眼光看待生，對於俗世中的事情順其自然，不會特別介懷。死在他看來是一種永恆，所以他會說「托體同山阿」，死去以後就和青山同在。

余秋雨：如果把這首詩讀成人們對死亡的無奈，對他人的抱怨，那就錯了。它為人類的死亡下了一個最積極的定義，那就是「托體同山阿」。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死亡定義中，沒有一個比得上。

王安安：陶淵明有一個非常顯赫的曾祖父，就是陶侃，在東晉的政治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陶淵明似乎從來沒有從陶侃那裡得到過什麼好處，也不說自己的曾祖父是誰，但是最後他的名聲反而比陶侃大。

余秋雨：炫耀自己出身名門，等於是宣布自己沒有出息。

炫耀的人可能不知道，就在他炫耀的片刻，人們正在對比他與家世門庭的巨大差距，從心裡輕輕搖頭，深深歎息。

好，你們五位都說了，我也加入一份。我本人在人生的一個關鍵時刻曾經受到過陶淵明的「加持」。那是在十八年前，我為了成為一個獨立文化人決定辭去一所高等藝術學院院長職務，卻阻礙重重。我說服不了學院裡的師生和上級領導，已經到了放棄的邊緣。但是就在這時，頭頂上似乎出現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裡的呼喚：「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這呼喚，像一聲聲催促，又像一聲聲責問，一聲聲鞭策，終於使我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因此，最後在學院接受我辭職的歡送大會上，我特地引用了陶淵明的這首詩。他的這首詩，是我實現一次人生大轉折的路標。

陶淵明所說的「田園」，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精神家園」，既是有形的，更是無形的。他本人早年為了家裡的生計，做過幾次小官，但只要能勉強過日子，他就辭職回家了。我們初一聽，他家裡有菊花，有東籬，又看得到南山，非常舒適，但應該明白，他必須自己耕種。就像嵇康掄起鐵錘打鐵一樣，親力親為。我當時辭職後獨自去甘肅高原考察中國文化，「田園」是龐大而不確定的，我在生活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此一路上就靠陶淵明和嵇康鼓勵自己。

叢治辰：秋雨老師，我覺得陶淵明和嵇康畢竟有一點不同，嵇康的日子過得很好，飯吃得飽飽的，才有力氣去打鐵。打鐵是他的個性。物質生活上，陶淵明好像不能跟嵇康比。可以說耕種是他的個性，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養家糊口過日子。這樣一比，好像嵇康比陶淵明顯得更浪漫，陶淵明卻更不容易。

余秋雨：你說得很對，嵇康再怎麼打鐵，也是一個貴族知識分子，而陶淵明則選擇了遠離貴族生活。而且，嵇康和其他魏晉名士都有一點點故意要顯擺自己的叛逆姿態，而陶淵明則是完全消失，不讓別人追蹤。因此，陶淵明更徹底。

細說起來，陶淵明家裡人不少，完全靠種田，日子過得比較艱難。最要命的是，回家三年以後，一場大火把他們家燒得乾乾淨淨。這下他就陷入深深的貧困之中。四十五歲以後，他的詩文不太講自己田園生活的瀟灑了，更多的是想到老和死。他的一百多首詩裡面，有幾十處提到老和死，是中國古代詩人當中提到老和死最多的，因此他也成了其中最具有生命意識的一個人。他的生命意識，不像先秦諸子那樣空蹈，也不像屈原、嵇康那麼奇麗，而是體現為一種平實、懇切的狀態，與人人都能接通，因此變得特別浩大。

前兩天聽季羨林先生說，他畢生的座右銘就是陶淵明的一首詩。我一聽便笑了，因為那也是我的人生指南。那首詩只是最樸素的四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陶淵明的樸素，是對一切色彩的洗滌，因此也是中華文明在當時的一種最佳歸結。他吸取了儒家的責任感，但放棄了儒家的虛浮禮儀，他更多地靠近道家，又不追求長生不老，他吸收了佛教的慈悲和看破，卻又不陷入輪迴迷信……結果，他皈依了一種純粹的自然哲學：以自然為本，以自然為美，因循自然，欣賞自然，服從自然，投向自然。他本人，也因自然而淨化了自我，領悟了生命。

王安安：季羨林老師和余秋雨老師所喜歡的那四句詩，還有前面說過的「托體同山阿」等，確實從自然哲學通向了生命哲學。順其自然，別跟天道自然擰著幹，心態平和一些。聽起來，陶淵明確實是把各種各樣的中國學派提煉成了一種人生態度。讓我感到吃驚的是，最高的提煉居然是樸素和尋常。

余秋雨：陶淵明畢竟是一個大藝術家，他在完成上述有關生命哲學的實驗以後，從自己種地的院子裡面跳了出來，跳到了桃花源。桃花源是對他實際生存的田園的超越。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田園是陶淵明的「此岸理想」，桃花源則是他的「彼岸理想」。田園很容易被實際生活的艱難所摧毀，因此他要建造一個永恆寧靜的世界。這個世界雖然寧靜，卻對現實世界具有一種批判性，批判改朝換代的歷史，批判戰亂不斷的天地，批判刻意營造的規矩，批判所有違背自然的社會形態。但是，他又把這些批判完成得那麼美麗，那麼令人神往。

桃花源是無法實現的，因此這不是一種奮鬥目標，而是一種形而上的存在，構成了一個精神天國。有人說中國文化缺少一種超世的理想結構，我覺得桃花源就是。

陶淵明正是為了防止人們對桃花源作出過於現實化、地理化、景觀化的低俗理解，因此特地安排了一個深刻的結尾。

當漁人離開桃花源的時候，桃花源人請他不要告訴別人。他出來的時候還在路上做了一些記號，結果再回頭就找不到了，徹底迷路了。不僅他找不到了，連官府動用力量找，也完全沒有結果。這可寫得真好。我們的許多小說，即使像《水滸傳》《三國演義》和《紅樓夢》，都缺少好的結尾，而這個結尾卻非常漂亮。

劉璇：不但結尾漂亮，整篇文章都特別優美。不是那種華麗的美，很清淡，好像就是隨手點染出來的。「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簡簡單單這麼一句，也不堆砌詞語，但是感覺全出來了！

余秋雨：中國的超世理想，是由這麼乾淨的文學筆調寫出來的，因此不符合西方的學術規範，不被很多學者承認。其實，即使在古代中國，陶淵明也被承認得很晚。陶淵明的作品一直非常寂寞，甚至到了唐代還是這樣。唐代已經有人提到他，但那個時代更需要熱烈和多情，更需要李白、杜甫、白居易。直到中國歷史終於拐入雅致的宋代，大家才開始重新發現陶淵明。最誠摯的發現者是蘇東坡，他在《與蘇轍書》中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你看，蘇東坡認為陶淵明超過了李白和杜甫，這真是石破天驚之見，不由讓人一震。蘇東坡晚年又說，「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就是說，他不僅佩服他的文字，而且佩服他的氣節。從此以後，人們越來越喜愛陶淵明。當然，這和後來的時勢變化也有關係。兵荒馬亂的時代，人們會更加思念田園和桃花源。

閃問

問：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

我以整整一年的時間，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開設了一門課程，內容是中華文化史。這門課程的進行方式比較特殊：一，師生之間有很多討論，每次課後學生又會提出很多文化問題要我快速問答，名曰「閃問」；二，全部課程都由香港鳳凰衛視播出。

我們的課程在電視臺播出的第一個月，就有很多讀者來信要求出書；從第二個月開始，參與課程的一些北大學生已經成了「亞明星」，不少觀眾能夠隨口說出他們的名字。一位台灣教授問我：「男學生都那麼帥氣，女學生都那麼漂亮，學問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選的？」我說：「沒有挑選，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當這種美色與古老話題聯在一起的時候，新舊之間互相映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魅力。」

這本書的初版在大陸很受歡迎，短短的時間內就銷售了十二萬冊。據讀者反映，大家最感興趣的居然是「閃問」部分。台灣最重量級的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讀了之後竭力主張此書在台灣出版，又建議加入台灣大學學生對我的「閃問」。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就把我的初版書稿交給一部分台灣大學學生傳閱，然後請他們提出問題。台大學生提出的問題很快就來了，我一一作答。與此同時，我又補充了與北大學生的一些問答。

相比之下，北大學生的問題比較銳利、重大、活躍、有趣，台大學生的問題比較含蓄、雅致、誠懇、天真。我努力用完全相同的態度來回答兩邊的問題，但是，提問者的不同口氣也悄悄地左右了我的口氣。好在大家都知道，我心中歷來缺少政治座標，因此說重說輕都是出於文化。我把與兩所大學學生的問答，放在全書之前。

由於兩所大學學生的共同參與，我這本書的新版就變成了現在的書名——《中華文化：從北大到台大》。

書中的主體內容，就是我在北大開設的課程。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華文化史。但是這部中華文化史與同類著作不同，是我對當代人「文化記憶」的探尋。這種探尋，包括「已經擁有的文化記憶」和「應該擁有的文化記憶」兩個部分。為了弄清這兩個部分，我在講課現場對北大學生進行了一次次測試。

本書表明，我主張當代人「應該擁有的文化記憶」，比較側重於早期。理由是，那個時期創建了中華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頓了中華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後來那些漫長的歷史走廊，儘管故事多多，則不妨快步走過。這種格局，我在《尋覓中華》一書中已經有過書面表述。《尋覓中華》的台灣版，收在爾雅出版社的《新文化苦旅》中。

我與兩所大學的學生進行了那麼深入的心靈交流，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潤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潤文化。中華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輕而又美好的生命來滋潤它。如果沒有今天的滋潤，那麼，即便是奉為天書聖典，它也只能風化。

余秋雨

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我以整整一年的時間，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開設了一門課程，內容是中華文化史。這門課程的進行方式比較特殊：一，師生之間有很多討論，每次課後學生又會提出很多文化問題要我快速問答，名曰「閃問」；二，全部課程都由香港鳳凰衛視播出。

我們的課程在電視臺播出的第一個月，就有很多讀者來信要求出書；從第二個月開始，參與課程的一些北大學生已經成了「亞明星」，不少觀眾能夠隨口說出他們的名字。一位台灣教授問我：「男學生都那麼帥氣，女學生都那麼漂亮，學問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