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號稱「中興」；而「明治維新」亦在此時，何以「中興」只得一時，他人的「維新」卻建立了堅實的富強之基？鑑古知新，且暫拋下「天子出天花」，談一談由倭寇而為藩閥；藩閥而為「皇軍」，近代禍我中華之由。

按：德川幕府「奉還大政」，始於慶應年間，但「倒幕派」主力薩摩（福岡）、長州（山口，在廣島附近）兩強藩，卻有變成德川第二之勢。

所謂「王政復古」，將成空話；於是「文治派」思以議會牽制強藩；陳水逢著「日本政黨史」云：

當時推動王政復古的力量，一為朝廷中以岩倉具視為中心的急進派公卿；一為共同聯合倒幕的薩、長、土，三藩以及尊王派的肥、尾、藝、越各藩志士。在國是會議中，這些勢力分成保守與急進兩大派系，一主文治，一主武治，且以各藩為背景的藩閥，互相對立，爭權奪利，情勢頗為複雜。

是時全國早已平定，中央政府的組織，亦粗具規模，但各藩仍擁有版籍與武力，各自為政，對中央政府的政令法制，多陽奉陰違；封建制度的色彩，仍極濃厚，朝廷未舉統一之實，王政維新的大業未能貫徹。

文治派領袖木戶孝允，目睹這種情形，認為要鞏固中央政府基礎，非削弱諸藩的勢力不可，乃連絡大久保利通，勸說薩、長、土、肥四強藩，向朝廷建議，奉還版籍。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七月十四日天皇命各藩知事入京，發表廢藩置縣的詔。於是使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日本國民置於均等的支配統制下，地方制度統一，朝廷全收土地兵馬之權於中央，鞏固政府基礎，確立了閥族的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至是數百年的封建制度遂告廢絕。

明治天皇即位於公元一八六八年，即同治七年；明治四年為同治十年。在廢藩置縣的一年以前，文治派亟圖謀求外援，於同治九年七月，遣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少臣花房義質等來華，與總署商立約通商；當時天津教案正處於緊張階段，曾國藩則已在馬新貽被刺後，奉旨回任兩江；李鴻章甫行到任，無暇接見，所以柳原只在天津見到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其時洋務體制上，有一個對實際工作相當重要的改革：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歸直隸總督經管，頒給欽差大臣關防，兼轄山東之東海關，奉天之牛莊關。直隸總督於春融開凍後，移駐天津。封河再還保定省城。歲以為常。並增設津海關道。

此為李鴻章自謂「早年科名、中年戎馬」以後，「晚年洋務」的正式開始。同治十年五月受命為全權大臣，與日本在天津議約，以江蘇臬司應寶時；署津海關道，總署章京領班出身的陳欽為幫辦；對手則為日本的大藏卿伊達宗城；原來的柳原前光，變為伊達的副手。

九月間定議，計修好規條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並附兩國海關稅則。條件較遜於中國與歐美所訂的商約，因而日本政府頗為失望；伊達宗城亦因此丟官。但在中國政府，認為已作了相當讓步。

印鸞章所編「清鑑綱目」記成約經過云：

先是日使柳原前光來中國，疆臣有以前明倭寇為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李鴻章奏駁之，謂「順治迄嘉道年間，嘗與日本通市，江浙設官，商額船每歲購銅百萬斤。咸豐以後，蘇浙閩商，往長崎貿易寄居者，絡繹不絕。論者拒絕之請，於今昔時勢，彼國事實，蓋未深究。

今彼見泰西各國，與中土立約，彼亦援例而來，設拒之太甚，必因泰西介紹固請，自不如就此時推誠相與。彼使臣等來謁，每稱欲與中國結好，協力對外，立言亦頗得體。既允立約在前，斷難拒絕於後。」時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亦上疏力爭，其大致與鴻章摺中言相同；且言「日本素稱鄰邦，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比。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滕薄薛，積疑生嫌。但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通例辦理；尤不可載利益均沾等語。

疏入。朝旨韙之。

按：其時日本政府的文治、武治兩派，正起爭議；「征韓論」業已發端。但不論文治、武治，發奮圖強的目標是一致的；全力追求與歐美各國的地位相等的目標，亦是一致的，因此，伊達宗城攜回一份與歐美不平等的條約，被認為是一種屈辱。

因此，日本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復派柳原前光與李鴻章交涉，要求依照萬國通例改約。李鴻章的答覆，頗為得體；確較一般洋務者為高明；他說：「萬國公法，最忌失約，今兩國於未換約之先，即議改約，旋允旋悔，所謂﹃全權立約﹄，豈非自相柄鑿，貽笑他邦？」柳原大慚而退。

當然，這亦是李鴻章自尊其「全權」的立場；以後，李鴻章受命交涉已有成議，而朝廷意見不同時，李每以「不便失信於外人」為辭，佔得上風，即肇端於此案例。

改約不成，終於正式訂約。日本特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使，而李鴻章在天津「互換條規」時為同治十二年四月。而在此之前，台灣山胞惹事，終於引起日本對華的武裝侵略。

事起於同治十年十一月，有一條琉球船遇颱風飄到台灣，為山胞劫殺五十四人；十二年二月，又有日本小田縣人四名，遭遇了同樣的命運。按琉球早為中國的藩封，順治入關以後，稱臣一如明制；但又同時朝貢於日本。

因此，日本自以為應該提出交涉。當時總署大臣毛昶熙，態度強硬，他的答覆是：「番民之殺琉民，已聞其事，害貴國之民，則我未聞之也。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

這話理直氣壯，但不能令人心服，因為日本人死了四個，確是事實。如果僅就此接受交涉及的要求，酌量賠償，便可無事，而日本的武治派志不在此，特就琉民被害，提出質問，柳原前光與毛熙昶有如下的對話：

柳：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台番者何也？

毛：生番係化外之民，我政府未便窮治。

柳：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問，安在為之父母？是以我邦將問罪島人，使某先告之。

既然台琉皆為屬土，則恤琉人而不懲台番，是中國的內政，不煩他國干預。這本是很容易應付的事，不幸的是毛昶熙說錯了一句話，謂生番係「化外之民」，無異表示了放棄對生番的統治權。

日本武治派原就是想以此為藉口，所以事先提出關於生番、熟番居住區域，如何劃分的問題；毛昶熙這句話，恰好墮其彀中，因而柳原有那樣明確強硬的表示。

交涉經年，日本準備妥當，終於在同治十三年三月出兵了，「清史記事本末」記：

以陸軍少將西鄉從道為都督，谷干城及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率兵赴台。海軍少佐福島九成為廈門領事，兼管番事，別延美國人李先得參謀議，傭英美船為運輸，而特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為總理。時美公使鏤斐迪，執局外中立之例，收還其船舶人民之為日本所傭役者，並令廈門領事捕李先得等；英公使巴夏禮亦言日本此舉不合公法，中國必生異議。

於是內閣人士紛議，急遣人馳諭於重信，令止軍行，且歸京。重信告從道，從道不奉命，曰某當親擣虜巢，斃而後已，萬一清國生異議，朝廷目臣等為亡命流賊以覆之可也。

重信勸諭百端，從道不聽，即夜下令發師。重信電聞，日廷大憂，再傳內旨於長崎，從道憤然行。而廈門日領事九成，亦書告閩督李鶴年，謂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鶴年覆書，爭生番為中國屬地，請撤兵，隨疏以聞，令葆楨巡閱台灣，調兵警備。

日本出兵台海，為武治派勢力蠢動的鮮明跡象；亦為「征韓論」失敗後，謀求有所代替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陰謀分子，便是奉派來華的副島種臣；我何以說他是陰謀分子呢？因為他在中國是以偽善者的面目出現的；一切強硬交涉，都由柳原前光出面，他隱在幕後指揮。

梁嘉彬在「近代中日關係探源及兩國外交使才舉例」一文中，有頗為深入的分析。副島受任外務卿之初，曾經在橫濱截住一條秘魯商船，解救了來自廣東台山等地「豬仔」二百三十名；奉使來華，每向中國當道自炫此功；同時為了攻擊文治派，也洩漏了若干日本政壇的秘密。加以他是日本的漢學家，漢詩漢文據說得蒼渾古樸之致，因而中國官場認為他是「親華派」。

同光號稱「中興」；而「明治維新」亦在此時，何以「中興」只得一時，他人的「維新」卻建立了堅實的富強之基？鑑古知新，且暫拋下「天子出天花」，談一談由倭寇而為藩閥；藩閥而為「皇軍」，近代禍我中華之由。

按：德川幕府「奉還大政」，始於慶應年間，但「倒幕派」主力薩摩（福岡）、長州（山口，在廣島附近）兩強藩，卻有變成德川第二之勢。

所謂「王政復古」，將成空話；於是「文治派」思以議會牽制強藩；陳水逢著「日本政黨史」云：

當時推動王政復古的力量，一為朝廷中以岩倉具視為中心的急進派公卿；一為共同聯合倒幕的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