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連 戰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胡 佛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滿紅 (國史館館長)／重量推薦

前 言

近代中國的問題一直受國際因素的影響，抗戰八年和戰後兩年的國共關係非但不是例外，而且代表了強權在中國的角逐。

中共的成立與發展有共產國際的背景，抗戰之前本已瀕臨窮途末路，在共產國際的鼓勵和指示下，以「擁蔣抗日」取得喘息（八一宣言、西安事變、共赴國難宣言均為此一環境的產品），再以日本侵華，取得擴張、發展和壯大的機會。在日本投降後佔據和國民黨政府分庭抗禮、討價還價的有利地位。

日本於1941 年底發動太平洋戰爭，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單獨抗日已四年有半，早就精疲力盡，偏安西南四省。為使中國牽制日本百萬大軍，美國以協助中國繼續抗戰為目標，由於中國內部有國共之爭，美國願作調人，爭取共同抗日。自此，美國不僅要協助國府作戰，還要協助國共改善關係，美國介入國共談判，由此而來。

本書係作者1974 年完成之博士論文，由於自美國介入國共談判後之資料，多出自美方官方檔案，在當時固然有其學術價值。但嗣後中文資料（國共雙方）逐漸披露之後，如不予以平衡引用，難免有偏頗之嫌。近幾年來在這方面予以補充，才敢正式出版。

由於論文集中討論國共在1937 年至1947 年的談判問題與經過，對其他相關的問題除非絕對必要，均儘量排除或簡單帶過，以免模糊焦點。即使在中文資料增補過程中，也力求簡單扼要，俾維持原來的體例。

為使讀者對此一時期若干相關問題增加認識，謹以前言方式介紹此一時期若干影響國共談判的背景和因素，希望對了解本書有所幫助。

一、 美國與戰時中國

（一）雙方認知上的落差

中國對美國，由期望到失望，美國對中國，由同情到不滿。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 年七七事變後，中國的單獨抗日使得美國輿論同情中國，中國政府和美國支持中國的友人也成功地強化了這種情緒。「維持中國作戰」（keep China in the war）一時成為美國鼓勵中國的口號，這固然有助於美國政府強化對日本的政策，但畢竟美國的政策是基於美國的利益，而不是基於對中國的友善。

從美國自己的觀點，對亞洲的戰爭從一開始就疏忽了一個事實，中國政府把中共問題視為主要問題，日本終究會被盟國打敗；而美國認為打敗日本為首要目標，國共爭執妨害對日的作戰。這一分歧從未化解，造成中美雙方對彼此的失望和不信任。

中共把抗日戰爭視為發展壯大自己的絕好機會，他們也充分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強化在淪陷區的號召。

盟國容或在戰爭目標上有不同意見，仍會儘量化解他們在利益上的衝突，但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利益的衝突非但未能化解，而且還日益擴大。當美國人來到中國看到一個完全與自己不同的社會時，這種分歧便開始擴散了，尤其當他們看到戰亂中國的貧窮、落後、無知和原先對中國的英勇、偉大和快樂的形象完全不同時，他們的失望和驚訝是可以想像的。他們甚至懷疑，過去對中國的認知是中國政府不實宣傳的結果，更加深了對中國政府的猜忌和不信任。

同樣的，美國人以自己的標準和想法要求中國的軍隊，這點當然更令他們失望。他們發現，中國根本沒有作戰的訓練和能力，有的只是人多可以犧牲和廣闊的土地可以撤退。他們不去思考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已單獨對抗日本的直接侵略四年半（1937 年7 月至1941 年12 月），間接侵略（從九一八算起）已十年半，不就是靠犧牲和不屈服的決心。相反的，他們卻一昧批評中國，只想依賴美國為中國打戰。

事實上，中國之抗日本來就是以卵擊石，日本在發動對中國侵略之前便有「三月亡華」的野心，但中國居然抵抗了四年半還沒有被打垮。日本也透過德國，希望以戰逼和，如此日本就可以中國為基地，向太平洋和東南亞全力發展，建立其「東亞新秩序」，但中國政府始終不為所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為了抗日所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不但使中國農村凋蔽，人民流離失所，而且整個經濟也破產，加上中共處處與國民政府作對，專扯國軍後腿，國民政府的處境只有用內外夾攻、腹背受敵來形容。美國歷史學者瓦格（Paul A. Varg）形容當時的中國，有如一個被勒著脖子的人，抵抗力只有愈來愈小，他說，「打仗是一回事，但被窒息而死完全是另一回事。」

美國人對中國的情勢由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過度讚揚，到爆發之後的過度失望，基本上反映了美國對中國不夠了解。同樣的，中國人對美國也由過高的期望變為失望，在中國人心目中，美國是一個既強又富的大國，好不容易等到美國參加對日戰爭了，當然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何況中國已經支撐了那麼久，也應該稍作喘息，但美國的表現卻令中國人十分不安：

1. 美國參戰初期，太平洋戰爭並不順利，尤其是菲律賓、香港和新加坡相繼被日本攻下，到了緬甸失守了之後，中國對美國的信心已大為降低。

2 .美國重歐輕亞的戰略日益明顯，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美國要先在歐洲打敗德國之後，才能集中力量在亞洲打敗日本。這一戰略也涉及了美國戰略物資提供的優先順

序，中國以抗日最久、損失最重，認為理應得到美國的大力協助和援助。

3. 中國向美國要求5 億美元貸款，但美國卻要干涉其用途，國務院甚至認為中國的抗日是中國自己的事。中國爭取到之美國援助，經常被移作他用。對此一問題，白宮參謀長李海海軍上將（Admiral William Daniel Leahy）和美前駐蘇聯大使浦立德（William C. Bullitt）都曾為中國不平。

4. 在1942 到1943 年間，中國急需在緬甸開闢第二戰場，以解除中國被切斷運輸之苦。美國本已承諾，但由於英國之不配合，終被打消。

1943 年12 月，美國軍方情報單位曾分析，國民政府對反攻日軍已無能為力，但美國又必須讓國府打下去，至少還可拖住日本的百萬大軍。

國府軍隊為什麼不能打仗？原因有三，一是飢餓、二是疾病、三是缺乏武器。美國大使館官員艾哲生（George Atcheson）曾報告說，許多軍隊均處於半飢餓狀態，所以逃兵愈來愈多。1943 年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的報告中，曾提到一個師在一年中由於營養不良而死了1,500 人，另一位美國大使館的人員的報告說，他看到一個連的軍隊只有八枝槍。

1944 年9 月美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曾引用蔣夢麟的報告，他當時為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國紅十字會主席，指出中國當時在徵來的兵中，100 人只有10 個人身體及格；當有了飯吃，經過訓練後，100 人中也只有22 個人可以打仗。蔣夢麟指出中國最需要的，第一是糧食，第二是醫藥，第三是領導，第四是武器裝備。

（二）戰略上的分歧

儘管中國的情況不樂觀，但美國在戰略上不得不儘量容忍，一方面要中國牽制日軍，另方面美國原計劃要以中國為基地去轟炸日本本土。

中國本希望美國和英國配合中國反攻緬甸，1943 年5 月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便對美國提出此一建議，1943 年11 月的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上，也得到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的支持。史迪威說打開緬甸的道路，將有助未來在香港反攻日軍。

開羅會議中，蔣委員長雖力陳進攻緬甸必須海陸夾攻，但由於英國抵制，未能成案，僅得羅斯福之「保證」將繼續推動，但不旋踵，一週後便在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中被推翻。

羅斯福在1943 年11 月25 日向蔣委員長保證，繼續推動「海陸夾擊反攻緬甸」（Buccaneer）計畫。但一個月後，羅氏便致電蔣委員長因將在歐洲反攻，反攻緬甸計畫告停或延期。事後，羅斯福曾向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表示，美國對中國的承諾似無一次信守，心中極為不滿。

在德黑蘭會議中，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稱由於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不但中國基地已不需要，連中國是否繼續對日作戰，亦不必過慮。羅斯福稱對蔣委員長已有承諾，如無重大理由，不能取消緬甸的兩棲作戰計畫。邱吉爾說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早日勝利，就是最好的理由，並稱其從未

對蔣委員長有任何承諾。

德黑蘭會議的重大意義，是蘇聯取代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戰略夥伴。更嚴重的是羅斯福與史迪威的一段談話，史迪威說蔣委員長可能垮台，並建議尋找替代人選，羅斯福表示可行。羅斯福並表示蘇聯疆界已經足夠，不需再擴張，蔣委員長也表示中國不要越南。此段談話，對史迪威可能有很大的鼓勵，當時其助手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也在座，對其日後推動與中共合作有很大的鼓勵。

蔣委員長對此一決定，十分憤怒，他告訴羅斯福說，打通緬甸對中國是件攸關生死的大事，每月經由駝峰（the Hump）空運給中國戰區的物資不到一萬噸，而其中75%是給在華美軍所用。在此情況下，蔣委員長要求美國給予10 億美元貸款作為補償，結果中美為了匯率問題爭執不下，迫使中國最後不得不被迫放棄此一要求。

1943 年之前，美國重視中國戰場，對中國所求者多予回應；1944 年以後，美國不再重視中國戰場，對中國所求者多予駁回。

馬歇爾電告史迪威稱自魁北克會議（Quebec Conference 1943 年8 月）後，攻日戰略已作成「不必經由中國」之決定，故今後打敗日本不必在亞洲大陸作戰。

事實上，中國戰區自始未受西方盟邦平等之待遇，理由為：1. 先歐後亞之戰略決定。2. 未能參加決定戰略之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簡稱CCS）。3. 不准參與軍火分配委員會。4. 對日戰略的決定，排除中國在外。5. 與其他盟國不同，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物資由美方負責分配。6. 中國分配到美國對盟國援助的比例最少，除1945 年的8%之外，其他每年均在1%左右。「維持中國作戰」自始就是一個消極性的政策。

二、中共如何利用抗戰壯大自己

中國因抗戰所造成的困境，給予中共擴張和發展的機會。中共把抗戰變成「內戰」，他們充分利用國民政府的弱點，控制國府失去的土地，以民族主義號召農民和學生。更驚人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一切中共的缺點都被掩蓋了。

學者瓦格說，中共發展的速度不是「擴張」（expansion），而是「爆炸」（explosion），中共把抗戰變成他們「革命的火車頭」（a locomotive of revolution）。抗戰的結果是日本控制城市，中共控制鄉村，國府退守西南。

中共並無足夠的武裝對抗日軍，結果是國軍打硬仗，中共打游擊。在國府檔案中，有日軍供詞指中共的戰時策略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國民黨）、七分擴展」，曾有若干學者懷疑這一策略來源的正確性。但美國研究中共統戰的學者史萊克（Lyman P. Van Slyke）的評論是有沒有這個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確在執行這一策略。

日本學者片岡哲也（Tetsuya Kataoka）分析中共的策略，認為是結合了農民革命和城市的反帝運動。他指出，日本佔領使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城市的基礎，也為中共的鄉村包圍城市創造了機會。國民黨一方面過於信賴美國，另方面又不敢公然對抗蘇聯，使中共主導了民族主義的運動。

（一）中共的策略之一：誣指國府不抗日，國軍作戰不力

中日軍力的對比，1937 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有陸軍270萬，海軍艦艇10 萬噸，空軍有飛機600 架。日本擁有陸軍448萬，並且一個師的裝備相當於中國一個師的三倍。日本的海軍艦艇噸位已達190 萬噸，1933 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噸位之比，就已經是5：5：3 了。另外，日本空軍有2,700架飛機。

中共以抗日為口號，先指稱國府不抗日，再指責國軍抗日不力。但事實上，國府一直在準備抗日，只因敵我軍力懸殊，希望爭取時間和外援；當然，也希望先解決內憂，能夠一致對外，所以才有先安內再攘外的主張。總之，國府的政策是準備長期抗戰。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委員長就說過：「不是不打，是要準備好了再打！」七七事變之際，他又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在7 月17 日廬山講話中，他曾堅決地告訴全國人民：「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之決心！」

1932 年，蔣委員長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 年，蔣委員長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佔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裡，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

其次，國府的戰略因為是準備長期作戰，所以必須要有戰略退卻的準備。七七事變之後，蔣委員長將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委員長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斷我戰場，佔領我後方，然後由西向東逼我就範；一方面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勇敢和犧牲的精神與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狂言。一俟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長期作戰的力量。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

由於蔣委員長堅決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八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有22 次，大型戰役有1,117 次，小型戰鬥28,931 次。八年抗戰中國軍隊傷亡364 萬人、平民傷亡913 萬人，以當時幣值計算，直接財產的損失為313 億美元，間接損失為204 億美元。最嚴重的是生產力的喪失導致經濟混亂，戰後的平均物價是戰前的2500 多倍。

美國學者易勞逸（Eastman E. Lloyd）教授對國民黨並無好感，但他有這麼一段評論：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他們積極地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戰鬥，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1945 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台，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二）中共的策略之二：只擴張，不打硬戰

中共利用抗戰、發展壯大自己的政策，在七七事變後就定了調。雖然國府已正式接納共軍，共同作戰，但中共幾乎在同時（1937 年8 月20 日至25 日），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稱之為「洛川會議」，決定了共軍在抗戰中的做法。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也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 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 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 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在九月中旬分別電告彭德懷、林彪和朱德等，反覆強調共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在此同時，中共正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1937 年9 月22 日），向國府提出「四項保證」，接受國府的指揮，共同抗日。

在確定了游擊戰來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並向敵後發展武力的戰略後，毛澤東於1938 年11 月6 日特別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游擊戰的「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

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清二楚。

（三）中共打的什麼仗？

毛澤東說，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此種分工是必須的、恰當的，而且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

正面作戰和敵後戰場有什麼不同呢？根據1944 年10 月的一篇演講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輪廓，周恩來說：

我們看，在最近半年內，截至9 月為止，中國正面戰場淪陷了10 萬多方公里的土地，而我們敵後戰場卻從敵人手中收復了5 萬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戰場丟棄了4 千多萬的人口，而敵後戰場又解放了4 百多萬的人口。正面戰場失掉了102 個城市，而敵後戰場又奪回了8 個城市。正面戰場損失了幾十萬軍隊，而敵後戰場卻又擴大了10 萬正規軍。

有一次，周恩來向王世杰抱怨國府以大軍封鎖邊區共軍之時，王世杰答稱國軍在邊區的軍隊負有對日軍警備的目的，共軍在邊區集結軍隊超過國軍甚多，究竟是誰威脅誰？如果共軍肯同赴前線抗日，還需要國軍封鎖嗎？

1940 年5 月4 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

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份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__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

毛澤東還指示說：

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 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裡，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在這一政策指示下，1941 年1 月發生了「新四軍事件」，造成了國共在抗戰期間最大的一次軍事衝突。所謂「新四軍事件」又稱「皖南事變」，因為新四軍是周恩來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周恩來曾悲憤地寫下「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名句，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渲染成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我台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造成的事件。當時的《大公報》曾有如下的報導：

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7 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10月4 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5日又攻擊八十九軍，消滅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5 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中共在抗戰期間真正打過仗嗎？中共在其戰史上吹噓最厲害的是「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但事實真相是如何呢？所謂「平型關大捷」只是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軍主力22,000 人時，林彪尾隨襲擊了日軍的一支補給部隊，結果是虜獲了15,000 件日軍大衣！

所謂「百團大戰」只是在1939 年底和1940 年初，彭德懷不斷地派出少許的軍隊，炸碉堡、扒鐵路、襲擊小股的日軍、主要還是偽軍。這一「百排小戰」卻被中共吹成了戰績輝煌的「百團大戰」，結果是只有勝利，沒有傷亡。但彭德懷事後被迫做了檢討，檢討自己不聽中央不給打日軍的命令，檢討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實力⋯⋯。

由於毛澤東明確地制止八路軍和新四軍打日軍，明確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傳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1937 年8 月中共中央對南方游擊區的祕密指示）。所以，抗戰八年，中共只「陣亡」了兩位將軍。一位是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是在逃跑時遭遇日軍空襲被炸傷，然後死在醫院裡；另一位關響應，是病死在延安的醫院裡。他們哪像國民黨的206 位將軍，是不折不扣壯烈戰死在戰場上的呢？

歸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第一就是要「獨立自主」，就是說中共絕不能因為要執行「統一戰線」，就聽國民黨蔣委員長的指揮。他的理由是，聽了國民黨的指揮，就是聽從了資產階級的指揮，就是喪失了無產階級在「抗統」中的領導權。其次是中共在抗統中必須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用張國燾揭露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不聯合、只鬥爭」──毛澤東製造的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理論，中共在抗戰中「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的事實，都是明顯的例子。再就是用「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理論，來警告和要求他的黨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階級鬥爭，只不過它的表現形式是民族鬥爭罷了！而正因為「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就是說我要它大，它就大；我要他小，它就小。所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真正成為中共領導「革命武裝鬥爭、革命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革命根據地」的「三大法寶」之一。

由於毛澤東明確指示只能打「山地游擊戰」，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但中共卻在其「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吹噓其抗戰成績為：「八年來，我軍與敵軍共作戰12 萬5 千餘次，殲滅日軍52 萬7 千餘人，殲滅偽軍118 萬6 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枝69 萬支（挺），各種炮1,800餘門。抗擊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和幾乎全部偽軍。」

我們懷疑中共既然不以日軍為主要作戰對象，又何來如此輝煌戰績？戰績的真假姑且不論，但「擴張」的收穫則是驚人的，根據中共自己的報導：「解放全國土地近100 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億二千萬，解放區遍布19 個省區，我軍則由戰爭開始時的5 萬餘人發展到120 餘萬人，民兵達到260 萬餘人。」

中共利用抗戰擴大自己並於戰後打敗國府，不得不特別感謝日本的侵華戰爭。1964 年7 月10 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領袖佐佐木更三時，向日本道謝，說沒有當年日本的侵華，中共不可能取得政權。

三、美國開始介入國共紛爭

（一）史迪威事件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美國將中國視為盟國，成立中國戰區，以蔣委員長為中國戰區統帥（Supreme Commander China Theater），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蔣委員長要求美國派一位高級軍官擔任他的參謀長。在馬歇爾的推荐下，史迪威於1942 年3 月至1944 年10 月在中國成為僅次於蔣委員長權力最大的人物。史迪威在接受此一任命時，便強調他要擁有全部的軍隊指揮權力。

史迪威是位職業軍人，個性耿直而火爆，他認為他的責任就是要使中國軍隊能打敗日軍。史迪威純粹從軍事上的出發點，不僅要訓練和裝備國民黨的軍隊，還要直接指揮「中國戰區」。史迪威取得美國軍方的支持，並且以美國租借物質作為

與國府交涉的交換條件。

在緬甸作戰上，蔣委員長堅持必須由英國提供兩棲登陸作戰，但史迪威卻要求中國派兵支援，為此羅斯福還一再警告蔣委員長配合史迪威，否則以停止援助要脅。由於英國一直不積極參與緬甸戰役，中國政府遂不願投入太多軍隊以避免無謂犧牲，此舉令史迪威不滿。5 月24 日，他向馬歇爾提出了徹底改組中國軍隊，防止國共內戰，以及更換中國領導人的建議。

史迪威的想法和作風與蔣委員長合作得並不愉快，羅斯福總統早在1942 年10 月就有撤換他的想法，但為馬歇爾反對而未果，馬歇爾甚至對史迪威保證對他的堅定支持。

由於對國府的不滿和對中共的同情，史迪威毫不掩飾他對蔣委員長的敵視和輕視，他曾說國府是一個個人（指蔣委員長）表演的獨腳戲，國民黨是他的工具，蔣夫人是他的門面，愚蠢的美國宣傳是他的手段，我們都是上當受騙的人。他在日記和言談中，以「笨蛋」（peanut）稱呼蔣委員長，他還說蔣委員長是中國第二個「葉名琛」。羅斯福總統得知史迪威的言行也非常不滿，他曾告誡史迪威不能以對待摩洛哥蘇丹的方式來對待蔣委員長。

作為一位職業軍人以及執行美國在華政策的重要官員，史迪威顯然不能體會美國支持中國的用心。羅斯福總統曾說，如果希望中國將來能發揮大國的作用，美國就應以大國的地位對待中國，所以美國不但在1942 年10 年10 日宣布廢除在華治外法權，並在1943 年初安排中國參加開羅會議，把中國當作平起平坐的盟友看待。

史迪威的驕狂可能是天性使然，他也批評羅斯福總統幼稚、愛幻想，還說羅斯福總統偏心，視海軍為掌上明珠，把陸軍當後娘生的看待。史迪威的自大也超乎常人，他自認是中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A. MacArthur），在未正式被任命為指揮中國戰區司令之前（爭取但未實現），他已儼然以未就任的聯軍統帥自居，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為了拍他馬屁，恭維他為「中國的救星」。

儘管如此，一直到他被撤換之前，他在美國軍方的地位卻屹立不搖，主要便是他的老長官馬歇爾對他無保留的支持，面對一再要求撤換史迪威的壓力，馬歇爾始終不為所動。馬歇爾揚言，如果史迪威被調換，他將不令美國將領統帥中國軍隊或擔任中國戰區之參謀長。馬歇爾並對羅斯福說，除史迪威外，無人可派。

有一次羅斯福總統召見史迪威，由於不滿羅斯福總統對他支持不力，史迪威顯得無精打采，事後羅斯福總統問馬歇爾，史迪威是不是病了？馬歇爾說史迪威比白宮內任何兩個人加起來都強壯。在美國軍方，史迪威是唯一可直接稱呼馬歇爾George 的人。不過，馬歇爾也了解史迪威的個性和脾氣，他多次要史迪威忍耐、少發脾氣，馬歇爾也承認史迪威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

史迪威十分同情中共，他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是「赤色份子」，他口中的赤色份子是革命份子，他說革命是美國的傳統，中國需要革命，所以美國應該支持中共。史迪威剛來中國之時，中共也對他極盡巴結之能事，周恩來曾託人捎口信給史迪威說，中共願在史迪威之下工作，服從史迪威的指揮，這番告白令史迪威十分窩心。史迪威奉調回美國，行前函告朱德，以不能共事為歉，1946 年死前，還聲言以不能與朱德並肩作戰為憾。

1944 年7 月史迪威電馬歇爾，要求美國迫蔣委員長交出軍事指揮權，包括中共軍隊在內。7 月6 日羅斯福在軍方建議下，電請蔣委員長接受史迪威的要求，蔣委員長起初還試圖緩和處理，就史迪威指揮權一事要求美國派一位可以完全信任的代表與他研商，並堅持共軍應服從國府的命令。

赫爾利便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來華，為了免除蔣委員長被壓迫的感受，羅斯福也取消史迪威過問租借物資的事。此一爭執本可緩和下來，無奈史迪威以蔣委員長對其指揮權一事一再拖延不做決定極為不滿，又向馬歇爾告狀。9 月16 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一份由軍方起草，措詞嚴厲的電文，指責蔣委員長如再不採取行動就必須要承擔一切後果。史迪威得意洋洋地在蔣委員長面前出示這一電文，終於激怒了蔣委員長。9 月24 日蔣委員長以國家和個人人格不能受辱的理由，要求羅斯福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事後以交出處理租借物資之權，以及不再提與中共合作之事，希望改變蔣委員長的決定，但未能成功。在得知蔣委員長要求將其調走後，史迪威十分驚訝也非常痛苦，他向他的老長官馬歇爾傾訴他的不滿，強烈抗議美國政府竟然接受蔣委員長的要求，他說個人的因素不構成蔣委員長不接受他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蔣委員長不願與日本打戰，他說蔣委員長是中國統一和共同抗日的主要障礙。

1944 年10 月9 日，蔣委員長再電羅斯福堅持調換史迪威。10 月13 日，赫爾利也正式建議羅斯福調回史迪威，他指出：史迪威與蔣委員長已失去共信的基礎。蔣委員長對史迪威謀求合作，史迪威對蔣委員長謀求屈服。如羅斯福支持史迪威將失去蔣委員長，甚至可能失去中國。正因中國情況嚴重，美國才應負起責任。赫爾利強調美國能維持中國作戰，美軍將領亦能帶領中國軍隊，美政府更能與蔣委員長合作，但此三事，如史迪威在，便皆不能做到。

1944 年10 月19 日， 羅斯福調回史迪威， 並由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接任。美軍戰史謂史迪威之撤換，對三個月後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上對中國之政策有所影響。赫爾利稱馬歇爾1946 年在華調處對國府之態度，也與史迪威事件有關。

（二）美國親共外交官的言行

美國當時駐華使館中有幾位年輕、能幹的外交官，他們出生於中國，能操流利華語，被認為最了解中國情況，但均十分親共，其中最有名的是謝偉志（John S. Service）和戴維斯。史迪威奉派到中國之後，便把這批「中國通」借調擔任他的政治顧問或助手。由於戴維斯和謝偉志經常撰寫政情報告，鼓吹美國與中共合作，被稱之為「戴謝集團」。從他們的報告和建議中，可以了解到他們對國府的成見有多深，對中共的幻想有多天真，以及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有多大。至於他們為什麼會如此左傾，則是值得我們研究這段歷史的人，應該深思和檢討的。

1943 年1 月和6 月，謝偉志和戴維斯均建議美國派人訪問延安或設置領事。1944 年1 月25 日，戴維斯力陳與中共建立關係的必要，因為他認為美國缺少對中共第一手的資料和聯繫。

1944 年7 月至11 月間，謝偉志在延安寫了許多報告，表達中共希望打敗日本並在建設新中國的鬥爭中與美國合作，以及中共奉行一種穩健的革命綱領，非常適合中國的國情，也值得美國支持。

謝偉志對中共和延安的美化有如下的描寫：「到處都是強調民主和發展與人民的親密關係」，「有一段出奇的政治意識」，「延安的氣氛有如一個教會學校」，「這裡是一個沒有娼妓、沒有鴉片、沒有壓榨、沒有乞丐的中國」，「中共不講理論，只重視實用」。

1944 年8 月23 日，毛澤東與謝偉志長談，其內容為：1. 希望盡快與美國達成協議。2. 希望美國壓迫國府成立臨時國民會議。3. 當美軍登陸中國時，美國與中共應有合作關係。4. 只有美國採取行動，才能阻止國民黨發動內戰。5. 建議中國新政府由50%國民黨代表和50%其他政黨代表組成。6. 美國應支持所有抗日的力量，如果美國只支持國民黨便是干涉中國內政。7. 中共走的是溫和路線，將來中國的重建和發展需要外國資本，也要進口外國貨物，所以美國企業家不必擔心。

謝偉志說，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充其量說是脆弱的，毛澤東不斷清算親蘇的黨員，就是一例。謝偉志說，美國對中共的援助將「影響中共的性質、政策和目標，而這對美國來說是有長期的重大關係的。」根據謝偉志的報告，中共對蘇聯的看法為：1. 蘇聯在亞洲的利益決定蘇聯的參戰。2. 不相信蘇聯會控制東北，而是希望一個友好的政府，有利貿易。3. 不指望得到蘇聯的援助，毛澤東還警告接受外援的危險，他說中國當前的戰爭

是民族解放戰爭，艱苦會變成力量。

謝偉志認為美國與中共合作可達到美國的目標。他的理由是：1. 國民黨無力也不願為抗日而繼續犧牲。2. 中共認為他們愈努力抗日，便愈會得到人民的支持。3. 繼續支持國民黨只會鼓勵國民黨打內戰。4. 美國雙方都支持才會迫使國民黨改革。5. 援助中共可確保國民黨無法發動內戰。6. 中共的實力可確保美國援助的最大回收。

美駐華大使高斯並不同意謝偉志的意見，他認為中共的目的是統治中國，美如支持中共將導致國府垮台。兩人對防止中國內戰雖有共識，但對如何防止中國內戰看法並不一樣。

戴維斯原為昆明領事，史迪威調其為美大使館二等秘書兼史氏顧問，非常親共，一再指責國府不積極抗日，只等待美國去打仗。

戴維斯認為：1. 國府已失民心，又不妥協。2. 如果美國此時不爭取中共，中共將倒向蘇聯。3. 美國應對國府施壓，與中共有限度的合作。4. 如果國府不改組，國共就無法妥協，結果就是內戰。5. 內戰將導致中國分裂，並可能造成美蘇對抗。

1944 年10 月12 日，戴維斯曾建議美國對中共提供武器，此即有名的「戴維斯建議」（Davies Proposal），他建議由美國將俘獲之德國武器撥與中共，令其奪取江南地區，並以承認中共為獨立政府為代價，並約定在進行此一計畫時務必對國府保密。

我國史學家梁敬錞曾把「戴謝集團」呈報美國國務院的106 項報告（1942 年6 月29 日至1945 年6 月6 日）整理歸納其內容為四大類：

1. 攻擊國府──政治不民主、軍事不抗日、準備內戰、貪污無能、失去民心，囤積租借物資，與敵媾和。

2. 讚揚中共──政治民主、並非共產黨、無意接受蘇聯援助、對美友好、願與美軍合作抗日，並將其軍隊交美軍指揮。

3. 國共孰擇──國府反中共，疏蘇；蘇聯親中共，惡國府。

4. 改變美國對華政策之要求

（1） 美國若選擇國府，將促發中國內戰，逼使中共親蘇，引起美蘇關係惡化。

（2） 美國必須改變擁蔣政策，促使國共成立聯合政府，實現統一而友好的中國。

（3） 美軍如在中國沿海登陸攻日，必須借重共軍，故建立關係刻不容緩。

1944 年10 月底、11 月初，戴維斯、謝偉志和艾默生在延安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研商中共和美軍共同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在戴維斯的報告中，提到：1. 中共靈活而可靠，可與美國多方面合作，美國應放棄對蔣委員長的支持。2. 內戰不可避免，中共必然勝利。3. 美國如不採取行動，中共可能轉向蘇聯求援。戴維斯並主動要求赫爾利訪問延安。

1944 年12 月到1945 年1 月間，中共積極爭取美國的軍事合作和援助。1944 年12 月15 日，戴維斯、美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巴瑞德（David D. Barrett）和戰略情報局的柏德（Willis M. Bird）帶了游擊戰的方案到延安，包括四、五千名美國突擊隊到中共地區以及向二萬五千名共軍提供協助與合作的計畫。中共認為他們是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中共說「華北人民把美國看作他們最好的朋友，把魏德邁將軍當作總司令看待，如果決定向他們下達命令，他們會服從的。」但12 月17 日戴維斯回到重慶時，赫爾利已得到消息，認為他們不應該擅自與中共討論軍事合作問題，命令戴維斯立即離華。

1945 年1 月9 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試圖更大的突破，他們經由美國軍方管道希望前往華盛頓，當面向羅斯福總統說明中國錯綜複雜的問題。但這一計畫還是走漏了，1 月14 日赫爾利電告羅斯福，指稱一些不忠誠的美國人破壞美國的對華政策，因為他們以和中共合作來拒絕和國民黨妥協，他反對羅斯福接見中共人士，並主張在即將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上爭取蘇聯支持國府。羅斯福指示馬歇爾和魏德邁，調查美軍在未經授權去和中共勾結的事。馬歇爾除了對蔣委員長正式道歉外，並將所有涉及此一事件的人員調離職位，包括巴瑞德和魏德邁的參謀長

麥克魯（Robert B. McClure）。

1945 年3 月，毛澤東對謝偉志說，他不解為什麼美國不認為中國在戰後會吸引美國的投資和貿易，他也不懂為什麼在1944 年底有了良好的開始之後，美國的政策又搖擺不定了。他又說，「說什麼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沒有那回事！」由於赫爾利決定把謝偉志調回美國，4 月1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為謝偉志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歡送會。毛澤東請謝偉志向美國政府轉達中共的保證，根據謝偉志的記載：「不管他們是否得到一槍一彈，他們都將抗擊日本和幫助美國軍隊，日本戰敗之後，美國人和共產黨人應竭力避免衝突。」

1945 年6 月6 日，美國的左派雜誌《亞美》（Amerasia）被聯邦調查局發現擁有美國政府失竊的文件，包括謝偉志在內的編輯人士被控以間諜罪遭到逮捕，而且這一行動是杜魯門親自批准的。6 月25 日，《解放日報》社論針對謝偉志的被捕事件，指稱一個帝國主義反革命集團已經代替中國真正的朋友在執掌

權力，這個集團所倡導的政策是「不承認中國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認國民黨政府及其反動領袖和暴君蔣介石」。中共警告說，「做出任何代表蔣介石進行干預的決定，必然會使美國人捲入中國的一場內戰。⋯⋯如果像赫爾利這樣的帝國主義者份子不肯懸崖勒馬⋯⋯那麼中國人民就要給他們應得的教訓。」在延安的美軍人士也說，毛澤東一再強調，如果美國繼續支持蔣介石，就必然會葬送美國和中共友好的關係。

（三）赫爾利的調處

赫爾利曾在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任內擔任過戰爭部長，曾以代表美國辛克萊石油公司（Sinclair Oil Company）與墨西哥談判而出名。在歐戰初期，他曾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分在中東工作。他本人不是軍人，當時是為了到中東便於談判而授予少將官階。他的經驗使他對自己談判的能力深具信心，對於賦予他的新使命，他認為關鍵在蘇聯，並認為只要蘇聯不支持中共，便有助於調處國共的衝突，在經過莫斯科時，他得到了史達林（Joseph V. Stalin）和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的保證，使他滿懷信心地來到了中國。

赫爾利初到中國時對中共並無敵意，但他逐漸不相信他們。1944 年11 月，他接任高斯擔任大使後，以維護國府立場為其立場。在美國支持之下，蔣委員長的立場是不反對談判，但堅持兩個條件：軍政一元化、政府改革應循序漸進。赫爾利對訓令的了解是，要求建立國共兩黨的合作以及強化中國政府繼續抗戰。他認為國府的缺點可以補救，是唯一可以統一中國的力量。

由於赫爾利幫助蔣委員長調走了史迪威，蔣委員長保證「承擔責任與中共達成協議」。赫爾利開始與中共駐重慶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會見，他肯定中共的力量，鼓勵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並提出國共合作的構想，並願居中調處。結果，中共邀請赫爾利訪問延安，毛澤東認為由於美國擔心蔣委員長的地位，或許會做出有利於中共的交易。

1944 年12 月24 日，赫爾利收到毛澤東電報，建議在延安會談，但28 日周恩來卻來信說24 日電文有誤，是翻譯錯誤。這件事十分離奇，一方面幾乎是不可能有這種錯誤，美軍觀察組的人員對中文十分熟悉，而且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錯誤。另方面，如果是中共改變了心意，究竟是什麼原因，或什麼人造成這種改變？如果是反對赫爾利的那些美國外交官，也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赫爾利有這種懷疑也不是沒有根據的，例如：一是駐華美軍若干人士制訂一個在共產黨控制區使用美軍的計畫，計劃避開國府，直接向共軍提供裝備，並將共軍置於美國軍官指揮之下。不止於此，他們還計劃安排毛澤東訪問美國會晤羅斯福，以及轉達朱德函魏德邁要求2,000 萬美元貸款。

赫爾利認為如果美國接受這些建議，等於承認中共是「一個武裝的交戰國」，不但會破壞美國支持國府的政策，而且必然會引起混亂和內戰，導致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當麥克魯等辯稱美軍有權以任何有效手段與日本作戰時，赫爾利指責他們違反「軍人不干涉政治」的美國民主傳統。結果，赫爾利獲得勝利，不但這些自作主張的外交人員和軍官被調離中國，1945年2 月15 日魏德邁在記者會上，也公開聲明軍人不應介入政治，並且強調他受命支持國民政府，除此，「不向任何人、任何活動或任何組織提供援助」。

1945 年初，當赫爾利發現駐華美軍與中共已有來往後，便認為他已陷入危機，他聲稱不能讓中共利用美國來取代國民政府。赫爾利於1 月14 日向羅斯福建議美國應與英國、蘇聯在即將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上爭取合作來壓迫中共與國府合作，這點與蔣委員長的想法一致，但美國政府是以解決國共爭執作為改善中蘇關係的先決條件。

當赫爾利於1945 年2 月回美述職時，美駐華大使館由代辦艾哲生領銜向國務院聯名告狀，他們提出：1. 赫爾利的行動已損害了中國和平統一的機會。2. 避免中國內戰的唯一機會在於美國與中共合作，並迫使蔣委員長和中共分享權力。3. 使中共得到美國的協助要比爭取蘇聯的協助和干預有利。赫爾利認為他們在其背後捅了一刀，他分析戴謝集團之目的為：1. 阻止國軍收編共軍。2. 建立中共與美國關係，接受美軍裝備。3. 促成國共「聯合政府」。4. 中共取代國府。

赫爾利始終認為國共合作的關鍵在中蘇關係上，畢竟中國長期以來均由外國力量決定其命運。赫爾利與國務院意見不一，但向羅斯福爭取到兩項承諾：1. 在國共未達成協議前，不向中共提供援助。2. 爭取蘇聯和英國支持美國對華政策。

4 月2 日，赫爾利公開聲稱中共是中國統一和民主的障礙，美國絕不向中共提供援助。在整個3 月和4 月初，赫爾利和魏德邁在華府爭取對他們政策的支持，他們一方面希望美國堅定的支持國府，另方面也不諱言，在日本戰敗後，國共的衝突不可避免。羅斯福與赫爾利和魏德邁不只一次會見，但羅斯福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表示他對中國問題的意見，也沒有表示對赫爾利和魏德邁的任何不滿。

1945 年4 月羅斯福過世，杜魯門（Harry S. Truman）繼任後，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的官員對赫爾利的鬥爭又發動了一次反攻，他們指稱赫爾利的言行背離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精神，赫爾利的政策除了助長蔣委員長不現實的內部問題外，還會造成美國和蘇聯在國共爭執中各支持一方的對抗。5 月7 日副國務卿格魯（Joseph C. Grew）在給赫爾利的電文中，便提醒美國在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同時，應保持足夠的靈活性，並要蔣委員長了解美國的支持不是無保留的。5 月20 日，赫爾利電杜魯門說明他的立場，他說羅斯福派他使華的兩大任務──阻止國民政府崩潰和協調中美之間的軍事關係──均已實現，何況中蘇關係已穩定下來，他對中國的前途十分樂觀。6 月6 日，謝偉志以共黨間諜被捕，使得國務院反對赫爾利的聲勢一下沉寂下去。

由於赫爾利堅定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並把主張支持中共的美國外交官和軍方人士壓制下去，招致中共對他的攻擊。 7月12 日毛澤東發表了「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指出赫爾利代表的政策將會造成中國內戰的危機。7 月10 日赫爾利電國務卿指國共兩黨都在等候莫斯科會談（中蘇談判）的結果，他認為「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共終將以一個政黨的地位參加國民政府」。中蘇條約簽訂後，赫爾利立即建議蔣委員長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

中共在重慶談判中不妥協的態度，使赫爾利和魏德邁十分擔憂，他們認為唯一的理由便是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中共和蘇聯可能訂立了祕密協議，阻擾中國的和平，並把東亞的共產黨勢力和歐洲的共產黨勢力結合在一起。魏德邁電告馬歇爾說，歐洲共產主義的勝利幾乎已經完全實現，蘇聯如今一定經由中共把中國納入他們的體系。赫爾利則稱之為帝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鬥爭，他要求回到美國去陳述這種危險，並爭取支持和拯救中國，赫爾利9 月底回到美國。

國共在華北的衝突使美國輿論譁然，赫爾利成了眾矢之的，成了被指責的對象，蘇聯和英國的輿論也指責他，中共則公開表示反對他續任大使。中國局勢的演變使赫爾利倍感壓力，尤其在杜魯門政府中，他已感受到他不受信任和尊重的氣氛，甚至他也得到杜魯門總統將改派一名民主黨人取代其職務的訊息。赫爾利於11 月以健康為由表達辭意，但杜魯門總統勸他回到中國繼續努力，他本已接受，但卻在11 月27 日於未告知美國政府的情況下，突然宣布辭職。

1945 年11 月26 日，民主黨眾議員德拉西（Hugh DaLacy）公開指責赫爾利使美國「承擔了對中國內政，實行武裝干涉的義務。」不知是否與赫爾利辭職有關，但可能也是導火線之一。赫爾利在辭職函（1945 年11 月26 日）中指責美國「政策上的混亂」，以及「國務院中有人支持共產主義，尤其是中國的共

產主義」，他聲稱美國政府必須全盤改組制訂政策的機構。12月5 日，他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說，美國調處的失敗就是國務院內親共份子的破壞所致。

12 月7 日，國務卿巴恩斯（James F. Byrnes）反駁赫爾利對美國政府的指責，他說美國不能將對中國的支持擴大到捲入中國的內部衝突，美國支持蔣委員長，但這個政府必須擴大範圍容納各黨派的代表。赫爾利辭職的真正原因，是他理解到他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的角色已愈來愈沒有重大影響力，他在與巴恩斯和海軍部長佛雷斯托（James Forrestal）的談話中，抱怨說他已聽到了許多對國府不利的說法，包括美國將放棄蔣委員長。

在忠實執行美國的對華政策上，赫爾利是無可挑剔的；而他發現其下屬在進行與他政策相反的工作時，不滿和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赫爾利與戴謝集團的爭執，不但給了中共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不利於美國的調處，並對日後美國對華政策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對中國來說，這是個額外的不幸！

四、日本投降前後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

（一）雅爾達密約和中蘇條約

在雅爾達會議前，美國了解中國是美國與蘇聯、英國在政策上不協調的地區，美國希望中國成為遠東一個主要的穩定因素，蘇聯則希望美國能保證一個對她友好的中國。1944 年6 月10 日，美駐蘇大使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告訴史達林美國的對華政策，第一是扶持國民黨政府，第二是調處國共爭端，第三是使蔣委員長放寬國內政策。史達林對此並無異議，只是表示不容易做到，他還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只是「美乃滋」（margarine）的共產黨。

11 月10 日，當哈里曼向羅斯福報告蘇聯對日作戰計畫後，羅斯福問到，「如果蘇聯人進入中國，他們還肯出來嗎？」11 月17 日，哈里曼報告羅斯福，蘇聯急於國共達成協議，目的是蘇軍向在華日軍發動攻擊後，可以利用中共軍隊保護蘇軍的右翼。如果國共不能達成協議，蘇聯在華北和東北將支持中共，並向蔣委員長提出更嚴厲的條件，到時美國就會面對一個不可能有圓滿結局的情勢。

12 月14 日，史達林向哈里曼提出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1. 取得沙哈林島南部和千島群島。2. 租借遼東半島南部，包括旅順、大連。3. 租借東北的鐵路。但保證無意侵犯中國在東北的主權。

1945 年2 月4 日至11 日雅爾達會議，蘇聯承諾將於歐洲戰爭結束二至三個月後對日作戰，同時與國民黨政府締結友好同盟條約，交換條件為：1. 維持外蒙古現狀。2. 恢復1904 年日本取得原屬俄國的權利：（1）庫頁島南部及附近島嶼。（2）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享有優越權益，租借旅順軍港。（3）以中蘇合營公司共管中長及南滿鐵路，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3. 取得千島群島。

在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曾對羅斯福說：「他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國共）不能合作，他認為，為了這個目的（合作），蔣介石應負起領導的責任。」1945 年2 月的雅爾達密約，美國的立場是：1. 如中國單獨對付蘇聯，付出的代價更大。2. 蘇聯有能力得到她想要的。3. 希望有助國共達成協議。格魯認為，為了幫助打敗日本及蘇聯承諾不協助中共，這是國府應付的代價。在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時，哈里曼試圖修改蘇聯對中國提出的嚴苛條件，但史達林不為所動。史達林警告宋子文，如果不儘快達成協議，中共就會進入東北。

在日本投降所留下的權力真空中，虛弱的中國政府之生存，依靠美國的協助和蘇聯的克制。

赫爾利4 月回到中國後，首要任務便是推動中蘇談判。史達林授與全權由其自行判斷何時將雅爾達密約告知蔣委員長。5 月10 日，他向杜魯門報告，蔣委員長除了不同意「優越權益」和「租借」之外，其他都可接受。

5 月8 日德國投降，28 日美特使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和史達林討論蘇軍對日作戰和對華政策。史達林準備8 月向日進攻，並說支持蔣委員長領導中國成為「完整的和穩定的國家」，因為中共領導人不如蔣委員長，也「無能力完成中國的統一」。霍布金斯表示美國希望中國堅持門戶開放，史達林說美國是戰後唯一有能力援助中國的國家。史達林在5月28 日與霍布金斯會談時，明白告訴美國負責履行對蘇聯的承諾，蘇聯才會調動軍隊，因為要讓蘇聯人民有正當的理由來參加太平洋戰爭。

6 月12 日，蘇聯大使彼得洛夫（Apollon A. Petrov）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締結中蘇條約的條件，蔣委員長表示對旅順不能使用「租借」，外蒙古可以高度自治，中蘇之事由雙方自己解決，無需他國同意。1945 年6 月15 日，美國正式通知中國政府單獨與蘇聯談判和訂約，並要求在協議達成之前要先向美國

「報備」。當美國要求中國與蘇聯談判中蘇條約之時，杜魯門還向宋子文保證，美國不會做傷害中國利益的事，只願看到「可能引起麻煩和糾紛的問題得到解決」。蘇聯希望7 月1 日前開始與中國談判，美國通知中國儘快派宋子文前往。

中蘇條約的談判（1945 年6 月30 日至8 月14 日），是使美蘇祕密交易的合法化。

在為了外蒙古問題而陷於僵局之時，中國本想爭取美國的支持，但美國卻表示不必固執成見，應在廣泛的基礎上與蘇聯達成協議。相反的，美國希望中國以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在東北問題上的讓步。很顯然的，美國認為東北對美國的利益遠大於外蒙古對美國的利益。最後以公民投票決定外蒙古的獨立，維持一點國府的顏面而已。

7 月16 日，原子彈試驗成功，當杜魯門問到是否還需要蘇聯對日作戰的問題時，馬歇爾認為蘇軍已在遠東聚結，美國已無法改變原先計畫。事實上，也無法阻止蘇聯的行動。中蘇談判的關鍵問題，在於中國不願承認蘇聯在東北的

「優越權益」。美國務卿巴恩斯強調任何超出雅爾達密約的要求都會引起麻煩，史達林反駁說，蘇聯在中蘇條約中提出的條件比雅爾達密約還要寬大。

在中蘇條約第二階段的談判時，美國反而要求中國不能多做讓步。哈里曼對史達林說，希望中蘇條約公布時，蘇聯宣布在東北支持門戶開放，但史達林予以拒絕。美國在中蘇條約第二階段談判時介入，表示美國已擔心蘇聯企圖把東北列入其勢力範圍，但美國並無決心支持其主張。當蘇軍大批進入東北後，美國只得要求中國儘快結束談判。

第二階段（8 月7 日至8 月14 日）的談判，是在重大變化的環境之中進行，7 月26 日波茨坦宣言（Potsdam Ultimatum）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8 月6 日、9 日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8 月8 日蘇聯向日本宣戰，次日蘇軍向東北全面進攻，日本於8 月14 日宣布投降，這種變化對中蘇都造成壓力。對蘇聯來說

既然已經參戰，對中國索取報酬顯然已沒有正當性；對國府來說，蘇軍已進入東北，如再不讓步可能損失更大。史達林利用這種情勢，還特別提醒中方代表，「如果不儘快達成協議，中共將進入東北」。蔣委員長本決定不再退讓，如今也只好授權談判代表「權宜決定」，8 月14 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在條約上簽字。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的規定，「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以及「由國民黨政府派代表在東北收復區設立行政機構，整合中國軍隊」。蔣委員長告訴赫爾利，中蘇條約代表：1. 蘇聯有意幫助促成中國軍隊的統一。2. 支持中國創造一個統一民主政府的努力。3. 支持中國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在中蘇談判中的角色十分艱困，如接受蘇聯要求，等於失去東北主權，如不接受，就要面對蘇聯造成事實以及支持中共的後果。在美國都不能堅持對蘇聯的立場之時，國府更無實力面對蘇聯的勒索了。

早在1942 年當美國試探國府對東北的立場時，蔣委員長曾堅決表示東北沒有任何妥協餘地，他也希望美國支持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否則一旦蘇聯控制東北，戰後太平洋將無太平之日。美國在雅爾達會議中對蘇聯在東北問題上所做的承諾，大為超出蔣委員長的意料。在中蘇談判之時，蔣委員長曾寄望美國伸出援手，約束蘇聯的要求，但也未成功。蔣委員長曾向美國先後提出四點建議：1. 美國是否準備在遼東半島登陸？ 2. 提供雅爾達密約中有關條款的確切解釋。3. 反對蘇聯租借旅順港，請美國參與使用，牽制蘇聯。4. 請美國參加中蘇談判，簽

訂多邊條約。但美國明白表示不願共享旅順的使用權，也不可能參與中蘇談判。美國的立場只是履行雅爾達協定，一切按協議事項辦理。

（二）哈里曼和魏德邁建議未被採納

波茨坦會議後，杜魯門認為東亞的最大危險是蘇聯的擴張，哈里曼尤其強力主張，美國應與中國合作對抗蘇聯對東北的要求。他還建議美軍在韓國和東北登陸，以阻止蘇聯介入。哈里曼認為，美國有力量使蘇聯接受美國對雅爾達會議的狹義解釋。為此，哈里曼與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面談，他表達美國主張把雅爾達協議解釋為門戶開放政策，以及任何與此一原則牴觸者都是違反雅爾達精神的。但史達林拒絕接受哈里曼的說法，他說雅爾達的意義就是蘇聯在東北的特殊利益，包括控制大連在內。

7 月底8 月初，情報顯示西伯利亞和華北地區的空運增加，明顯的這是蘇軍和共軍之間的聯絡和補給。根據美國情報機構的說法，這是史達林給蔣介石的訊號，如不立即接受中蘇條約，蘇聯就會擴大支持中共。美國同意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的決定，是希望日本迅速投降，以避免蘇聯過分介入東北。杜魯門政府顯然不信任蘇聯的承諾，對中國如何安排接近300 萬日本軍隊和人民向國民政府投降，便成為美國必須處理的問題。

魏德邁受命處理此一問題，在接受日軍投降上，既要阻止內戰，又要遏制中共。他於7 月31 日與蔣委員長達成協議，協助國軍占領華北的重要港口和城市，並爭取在租借法案失效之後如何使國軍繼續取得美國軍援。美國計劃在150 天內將國軍運往戰略地區，魏德邁向馬歇爾報告說，美國只有在後勤方面徹底支持蔣介石，才可能阻止全面的暴動和混亂，並且使中共的勢力限於部分地區。魏德邁也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對蘇聯施壓，以便可以約束中共。

在8 月15 日，杜魯門在日本投降後發布的第一號命令中，便指定在中國戰區蔣委員長是唯一有權接受日軍投降的負責人。但朱德和葉劍英均對美方提出警告，主張共軍有權接受日軍投降，以及美國應停止對國民政府的援助。

日本投降第二天，杜魯門便指示除了韓國和大連之外，也要儘快佔領不在蘇聯軍事行動之外的中國沿海港口，美國軍方還特別指定青島和大沽為優先港口。但顯然美國決策層次對中共在華北的實力並不太了解，也低估了蘇聯和中共的關係。

中共的目標是把日本的戰敗變成中共控制華北和東北，他們希望在華北接受日軍投降，為了怕美軍干預，他們儘速地在日軍佔領區建立他們的政權。他們決心不接受國民政府的指揮，他們寧可繼續打游擊也不會接受政府的安撫，他們已有長期作戰的準備和決心。但為了爭取時間，以及防止美國全面支持國府，他們以追求「聯合政府」為訴求，也不排除政治談判。

中共在日本投降之際，毛澤東下令共軍「全國規模的反攻」，奪取「武器和資財」，同時毛警告說「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這不是非常矛盾嗎？他已發動了內戰，居然還要制止內戰。根據中共作家盛里予的報導，兩個月內，共軍便消滅偽軍23 萬多人，收復了197 個城市。

美軍在日本投降後對亞洲的戰略優先順序，第一是佔領日本、第二是控制韓國、第三是避免蘇聯控制中國。美國希望控制華北沿海地區，一方面便於解除日軍武裝、遣返日俘，另方面阻止蘇聯勢力南下華北。魏德邁建議美國軍方要儘量在中國採取行動：1. 即刻派兵支援。2. 限制中共的活動。3. 規定日軍只向國軍投降。

魏德邁曾提出警告，對於東北的日軍武器將被中共接收，美國如不出面阻止，中國的內戰勢將擴大。面對亞洲的沸騰，美國若處理不當，必將得不償失。魏德邁1945 年11 月20 日的報告：1. 美蘇在東北和華北爭奪實力地位的鬥爭已經開始。國府沒有力量占領東北，也沒有力量控制華北，建議東北由美英蘇三國「托管」。2. 要求對駐華美軍的地位給予明確的指示。

但魏德邁的建議並不被美國其他軍方人士接受，麥克阿瑟認為美國派軍到中國以不捲入戰爭為前提，由於蘇軍已迅速佔領東北，美軍也取消了登陸大連的計畫。

美國在戰後對中國的情勢曾有多種考慮，但每一種考慮都有問題：1. 全面捲入，支持國民政府；但戰後的美國民意不會支持，也不符合美國傳統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2. 嚴守中立，但如中共勝利被認為蘇聯將控制中國，令美國難以接受。3.「狄托主義」（Titoism），希望中共成為東方的南斯拉夫，不接受蘇聯的領導；但在戰後美國決策人士不認為有此種可能。基本上，美國對共產黨是反感的和排斥的。

美國戰後對蘇聯的反感除了意識型態上的因素外，也有戰略安全上的考慮，美國擔心蘇聯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會影響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美國新的對華政策從開羅會議到雅爾達會議已經有了原則的決定。1. 希望中國成為遠東主要的穩定因素。2. 爭取英國和蘇聯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對中國的安排：1. 給予中國四強之一的地位。2. 要求中國與美國密切合作，相互支援。蔣介石不但接受美國的提議，並且建議以軍事基地供美國使用，包括旅順。

美國以雅爾達密約換取蘇聯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但美國在戰後卻擔心中國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魏德邁1945 年11 月20 日的報告，也表達了這種憂慮。

（三）美國不介入政策的形成

對戰後中國的情勢， 美國軍方和國務院在1945 年下半年討論和爭論不休。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認為，如果中共控制東北，就是「兩個中國」。海軍中將巴貝（Vice Admiral Daniel E. Barbey）認為，國共必須合作，甚至可組成「鬆散的聯邦」（loose federation）。作戰部副部長麥克勞（John J. McCloy）認為，中國如要成為一個穩定的力量，就必須要領土完整，他質疑為什麼美國要把東北變成另一個外蒙古？作戰部長派特森（Robert P. Patterson）認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可以在中國控制情勢，中國的內戰只是表演性質而已，他說美軍的任務雖然主要是遣返日俘，但如能支持國府也不錯。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認為，國共之間可以先達成停戰協議。最後，軍方由海軍部長佛洛斯托和陸軍部長（原作戰部長）派特森聯名向國務院建議繼續援助國府來支持中國的統一。國務卿巴恩斯認為美國應促成國共合作，同時爭取蘇聯的支持。

美國不積極介入的原因是：1. 傳統上重歐輕亞。2. 在戰時對國府的偏見。3. 不認為中國在戰略上那麼重要。4. 美蘇之間「默示」不介入中國內戰。但美國的立場造成對中共有利的國際環境。

馬歇爾抵華後致電巴恩斯，希望了解蘇聯的對華政策，他得到的答覆是，莫洛托夫說，「支持蔣介石是蘇聯的政策，我們奉行這一政策」，「美國處於了解蔣介石政府的意圖和計畫的最佳地位上，唯一的問題是，蔣介石是否確實希望解決他內部的問題？」

蘇聯提出的備忘錄中說，「蘇聯政府堅持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外國軍隊干涉中國內政正在導致內部政治鬥爭的加劇，並使中國的局勢複雜化。」建議蘇美達成諒解：「同時從中國撤出他們的軍隊，無論如何不遲於1946 年1 月中旬完成，至於中國內部問題，蘇聯政府認為，這些任務應在沒有其他國家干涉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自己及政府來決定。」

美國拒絕了蘇聯同時撤軍的建議，經巴恩斯解釋後，史達林說，「如果美國希望留下她的軍隊，蘇聯政府不反對，他們只是希望告知這個情況。」當巴恩斯表示希望蘇聯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時，史達林說蘇聯「與蔣介石政府有一個這樣的條約」，並且還說，「如果有什麼人能解決（中國）這個形勢的話，那就是馬歇爾將軍，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位」。

12 月27 日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發表公報，「三國外長曾就中國局勢交換意見，他們一致認為：必須在國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個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必須由民主份子廣泛參加國民政府所有的一切部門；並且必須停止內爭。他們重新確認：他們對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信守不渝。」「（美蘇）兩國外長完全一

致，期望蘇軍與美軍在可行的最早時機，從中國撤退。」巴恩斯在會後給馬歇爾的回電中說到，「目前史達林打算履行其對華政策，不會刻意地去破壞我們為統一中國所作的努力。」

五、馬歇爾的調處

（一）馬歇爾之任命與訓令

赫爾利的突然辭職在美國政壇上拋下了一顆炸彈，當時正值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對華政策上激烈辯論的時刻，支持國府的共和黨人士批評美國未能積極支持國府，民主黨政府儘量為美國的消極政策辯護。赫爾利為知名的共和黨人，其辭職的大動作被認為有政治上的考慮，為了阻止或減少赫爾利的事件造成對杜魯門政府的傷害，杜魯門接受其好友農業部長安德森（Clinton P. Anderson）的建議，徵召馬歇爾取代赫爾利的角色。安德森說如此一來，第二天報紙的頭條新聞將是馬歇爾的新職，而不是赫爾利的辭職。

杜魯門接受了安德森的建議，立即打電話給馬歇爾告知他的決定，馬歇爾當時剛剛卸下六年的陸軍參謀長的職務，回到家鄉準備安渡餘年。基於軍人服從的天性，對杜魯門的決定，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杜魯門派馬歇爾到中國，不是馬歇爾主動爭取，也不是因為馬歇爾是接任赫爾利的預定人選，更不是杜魯門對處理戰後中國問題已經有了任何妥善的方案。事實上，這一決定完全是基於國內政治考慮的應急之策。在杜魯門的盤算中，馬歇爾的政治聲望足以壓制赫爾利突然辭職可能帶來的傷害。事實證明馬歇爾的任命也的確達到了這個預期效果，只是攸關中國戰後命運的這樣一件大事，就如此在美國國內政治的考慮下，被草率地決定了。

杜魯門日後在其回憶錄中說「馬歇爾被認為是遠遠超越黨派政治的英雄，他的謹慎不會使美國捲入愚蠢或無望的戰爭，也不會有人懷疑他會出賣中國或蔣介石」，所以他「找不到比馬歇爾更適當的人來擔任出使中國的艱鉅任務」。顯然這是杜魯門的後見之明，也是為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遁詞。

馬歇爾的任命如此倉促，竟未先知會中國政府，有違外交慣例，美國對中國之不尊重，由此可見。

馬歇爾對亞洲和中國問題並不在行，整個第二次大戰期間他關注的重點在歐洲，馬歇爾對中國問題最重要的管道還是來自史迪威──他一手培植的愛將，他對史迪威的袒護已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當羅斯福總統被迫在蔣委員長和史迪威二人之間作一選擇之時，馬歇爾依然強烈的支持史迪威。甚至在羅斯福作了決定後，馬歇爾仍不死心，為羅斯福擬了信函，要蔣委員長收回撤換史迪威的成命，但羅斯福拒絕簽字。

史迪威被撤換已成定局後，馬歇爾氣憤的說今後將不派美國高級軍官去中國，當然這是他個人的氣話，因為羅斯福總統立即以魏德邁接替了史迪威。可能馬歇爾作夢也想不到一年之後，他自己居然以五星上將之尊，來到他最不喜歡的國家。

不過，馬歇爾畢竟是位責任心很強的人，他深知這一任務的意義重大，如何維護美國在亞洲的重大利益，不僅只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而已。所以，在接受任命啟程赴任之前，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去研究如何執行美國的對華政策，以及他如何完成這一使命。

馬歇爾訓令之制訂過程

在第一次馬歇爾與杜魯門、巴恩斯的會談中，馬歇爾對中國的情勢表達其看法為：1. 遣返日軍為當務之急。2. 中國內戰有害美國利益。3. 蘇聯將援助中共以爭取對中國的控制。4. 內戰將造成分裂，中共和國民黨將分據中國北部和中國南部。5. 一個分裂的中國必然使蘇聯成為主宰中國的力量。

馬歇爾關心的是他手中究竟有什麼籌碼來達成他的任務？但在從馬歇爾任命到他啟程來華的過程中，對中國內部情勢和馬歇爾任務成功與否的機會均未討論。事實上，馬歇爾成功的機會很小，選擇的範圍也極為有限。在放手不管和全面介入之間，促成國共談判，即使不成功，可能是美國政府擺脫中國困境的僅有選擇了。但當時在美國決策層次，仍然認為有成功的機會，他們認為以援助國府為手段可以迫使國府多做讓步，他們希望能夠阻止中共與蘇聯合作。

在杜魯門的聲明中，刪除了兩段文字，一是「繼續提供軍備協助國府運送軍隊重建收復地區包括東北在內」，二是希望英國和蘇聯參加此一建立和平的工作。在拒絕武裝干涉的前提下，馬歇爾認為美之政策應為：1. 促成國共停戰。2. 建立聯合政府。3. 限制美軍顧問團的活動範圍。4. 拒絕魏德邁的擴大軍

援計畫。5. 不贊成美國出面勸退蔣委員長。

馬歇爾的訓令為一精心設計的目的和手段，杜魯門給馬歇爾的指示，包括三個附件：美對華政策、杜魯門的公開聲明、國務卿致陸軍部的備忘錄。馬歇爾訓令的重點是軍事干涉的排除，理由是：美國在亞洲大陸並無任何巨大責任。因為美國不願在中國承擔責任，所以美國不會採取可以改變現狀的行動。副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認為，軍事干涉既不符合美國傳統的對華政策，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對華政策主要是考慮蘇聯的反應，美國認為在蘇聯不干涉的情況下，如美國積極干涉，可能會招致國際批評。1946年2 月，馬歇爾稱美國必須儘快撤出在華美軍，以免蘇聯報復。嗣後（1948 年2 月）馬歇爾解釋中國和希臘不同之處，在希臘是外國力量支持叛亂，在中國則不是。

新形成的對華政策主要內容為：1. 協助運送國軍至華北，但時機由馬歇爾視國共談判的情況而定。2. 要求蔣委員長通過談判解決國共爭論，必要時以美援作為手段。3. 早日召開政黨的國民會議，促成中國的統一， 中共應放棄其軍隊和地方政權，並取得合法政黨地位。4. 如中共不肯讓步而導致和談破裂，美國將全力支持國府；但國府不能做出合理讓步，美國仍需支持。5. 幫助中國遣返在華北的日軍。6. 承諾以各種方式幫助國府，通過政治談判達到中國的團結、穩定和民主，並促請蘇聯、英國支持美國政府。

12 月14 日，美國對華政策聲明由馬歇爾、杜魯門、艾奇遜三人最後定稿，杜魯門在12 月15 日對外發表。美國發表對華政策聲明的時機與即將舉行的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有關，美國希望爭取蘇聯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國務卿巴恩斯提出蘇軍撤出東北，以及蘇聯應依照中蘇條約，支持國府等問題。

杜魯門指示馬歇爾，不統一的中國不能指望美國的援助。杜魯門在新聞稿中將美國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加以排除，馬歇爾也一直嚴於遵守。當馬歇爾赴華後，杜魯門便下令所有對中國的援助要由馬歇爾同意才能運送，艾奇遜對如何執行此一政策有詳細的說明。杜魯門向馬歇爾保證對馬歇爾的使命不論是否能達到期望的結果，都將予以支持。馬歇爾要求艾奇遜擔任他在華府的聯絡人，可以隨時面報杜魯門。杜魯門承諾和要求，馬歇爾的電報必須在24 小時內得到答覆。

從雅爾達會議到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美國以10 個月的時間重新擬訂對華政策，就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在對華政策上可作比較。

1. 馬歇爾的聲望和能力遠超過赫爾利。

2. 馬歇爾得到充分的授權，並直接對杜魯門總統負責。

3. 馬歇爾統一指揮和領導美國在華工作，包括調派軍隊和美援的運用。

4. 羅斯福調處國共的目的是對日抗戰，杜魯門的目的則是防制蘇聯。

5. 由於日本投降和蘇聯的支持，中共的力量已大為增強。

6. 蘇聯的因素已相當大的影響了中國的情勢，美國對蘇聯的影響已相形見絀。

（二）馬歇爾對調處的態度、心得和感想

中共發言人一方面歡迎美國調處，另方面又攻擊美國挑起內戰，朱德說華北的國共衝突是由於美國運送國軍至華北引起的。他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協助，政府軍隊是無法與共軍打仗的。中共也試圖讓美國相信不要害怕或擔心中共，劉少奇曾對《紐約時報》記者竇奠安（Tillman Durdin）說，中共的政策是建立在國家，私有與合作企業上的民主資本主義發展計畫，中共不是追求蘇聯共產主義的模式。中共的計畫是相當於美國在傑佛遜和林肯時代的經濟理念，中共與蘇聯共產黨或任何其他外國共產黨均無關聯。彭德懷也說，中共追求的是一個自由、獨立和民主的中國，美國不必擔心中共會與蘇聯結合。《美國在華聖戰》（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的作者沙勒（Michael Schaller）教授說，周恩來與馬歇爾第一次會談時所表現的奉承，除了沒有說把棒球列為中國的國家運動項目之外，幾乎什麼好話都說盡了。

馬歇爾到華初期與各方人士接觸時，儘量不表示具體意見，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但當必要時，他便會坦率表達他的看法。在第一次與蔣主席見面時，馬歇爾對蔣委員長表示，美國民意不會支持美國政府捲入中國內爭，當蔣夫人說難道美國人民會樂見中共勝利嗎？馬歇爾回答說，美國人民不偏袒國共任何一方。

馬歇爾對蔣委員長一再強調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似乎不耐，他反駁蔣委員長說「他沒有發現俄國政府公開支持中共的行動；他擔心的倒是蔣介石使用武力會把中共逼的倒向蘇聯。」蔣委員長對馬歇爾之不滿可見之於其日記（1946 年4 月28 日）中：

近察馬歇爾之心理及其態度，乃極以對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頓為慮。時現恐懼與無法應對之情態，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制，一唯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凡與共黨心理牴觸之條件，皆不敢向共方試談，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

馬歇爾使命的早期，因為國共雙方都摸不清他的想法，所以儘量與他配合，使他的調處十分順利。但到了7 月，馬歇爾的使命就出現重大裂痕，由於馬歇爾執行的是支持國民政府、援助國民政府的政策，中共對馬歇爾的信任逐漸消失。杜魯門在回憶錄中敘述了馬歇爾在此一時期的觀點：

有一些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領導人物頗有信心地認為可能在戰場上打敗共產黨，這種估計在馬歇爾看來是極端錯誤的。他認為蔣委員長的軍隊不但不可能很快地取得勝利，而且失去了這種立即取勝的機會之後，⋯⋯失敗的只會是蔣介石。

在調處陷於僵局後，馬歇爾的心情十分低落，馬歇爾說他不了解國共雙方的真正意圖，所以他很難採取果斷的行動。他說他知道國共雙方都在利用他，而他決心不被任何一方所利用。他說有時他可以對某一方施用壓力，但可能就會幫助了另外一方，而他的訓令是不使任何一方得到勝利。馬歇爾說他從不懷疑周恩來的誠意，但他也讓周恩來了解他對中共的意圖是有所保留的。馬歇爾也對周恩來強調杜魯門總統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儘管美國國內容或有不同意見，但事實上，政策是由他決定的。

1946 年12 月1 日，馬歇爾在與美國大使館同事的會談中，公使級參事巴特沃斯（W. Walton Butterworth）認為，國共雙方從一開始就在利用美國的調處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馬歇爾說他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他還要盡力而為。大使館人士對剛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表示肯定，馬歇爾說他多停留下來就是希望能

夠影響憲法的制定。

馬歇爾認為蔣委員長太過依賴一些反動的人士，也就是他心目中破壞他調處努力的人。馬歇爾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大使不同之處，在於司徒大使對蔣委員長較為信任，而馬歇爾認為蔣委員長過於依賴反動份子的戰爭政策。

巴特沃斯認為，馬歇爾留在中國對國府尚有約束作用，司徒大使過於傾向國府，所以馬歇爾的離去將是災難的開始。但馬歇爾不認同這一看法，他說他已成為國民黨反動派利用他以談判來掩飾從事武力的藉口，所以這使他成為一個傷害美國政策的角色。

當時美國國內的媒體人士如魯斯（Henry R. Luce）和霍華德（Roy Howard）大力鼓吹援助國府，馬歇爾認為他們的看法膚淺和偏差。馬歇爾還強調援助國府只能強化反動份子的力量，使改革無望。馬歇爾認為這種努力只能自曝其短，對雙方都不利。他警告說，如果中國的反動份子癱瘓憲法，還指望經由魯斯和霍華德的努力而得到美國援助，將是一大錯誤。他說美國政府決定不會原諒中國的內戰，美國輿論受國民黨腐敗的影響要遠大於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在致杜魯門的電文中，馬歇爾最後的結論是「如果我必須坦率說出我要說的話時，將會對雙方許多人造成更大的傷害。」儘管馬歇爾一再指責他們，但「國民黨的反動派」從未公開批評過馬歇爾，馬歇爾認為這是國府需要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因。

杜魯門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到，「每逢一些人在華盛頓或美國其他地方發表演說，號召對蔣介石進行『全力援助』時，中國的『死硬派』便增加了新的信心，並且阻擾馬歇爾為和平而進行的努力」。

馬歇爾與蔣委員長維持友好關係，蔣委員長十分合作，但他又不得不接受內部反對妥協的意見。蔣委員長面對馬歇爾的批評，始終保持風度，對馬歇爾的批評儘量傾聽，對這點馬歇爾也予以肯定。

馬歇爾與周恩來的來往和接觸超過任何人，馬歇爾對周恩來十分尊敬，但中共對馬歇爾的攻擊卻有增無減；因為攻擊馬歇爾對中共有利，中共的政策是力圖挑起人民的反外情緒。中共除了宣傳的目的外，主要還是反對美國支持國府的政策，他們認為美國言行不一。

馬歇爾則認為中共的指責是不正確的，是由於恐懼、不信任和猜忌所造成的。他反對中共這種做法是因為宣傳者最後自己都會相信這些假話，因而分析事情愈來愈不客觀了。由此可見馬歇爾對中共何其仁慈和體諒。

馬歇爾的公正是指不斷然撤除一切援助，以免形成對國府的否定，如此只會有利於中共，也是一種不公正。事實上，美國日趨嚴格的中立政策只能傷害國府，對中共和蘇聯極毫無作用。

1946 年11 月23 日，艾奇遜致馬歇爾電文中，曾說明美之政策為：不讓中國成為美蘇之間的嚴重困擾，不指望中國成為遠東穩定力量，但希望中國不要成為不穩定的力量。遠東已無權力真空，因為已被美蘇填補，要儘量調和美蘇關係，儘量維護美國的利益，美國不應放棄其領袖地位。

美國的對華政策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問題是無法達成。雖然馬歇爾來華調處的使命失敗，但杜魯門認為馬歇爾已善盡職責。事實上，馬歇爾主宰了1946 年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政府對他無保留的支持也是空前的。

馬歇爾的使命低估了國共之間的重大分歧，註定是一項失敗的使命，更不幸的是馬歇爾的使命造成了美國對中國人民的反感和不信任。馬歇爾的錯誤在於調處失敗後，他既未能使美國的對華政策得到兩黨一致的支持，也未能儘早公開相關資料，使美國朝野辯論他的政策。馬歇爾事後對其調處的感想，「那是一個我完全不能理解也無法作出判斷的問題」（1948 年8月13 日）。

（三）東北問題——決定性的因素

馬歇爾調處在初期創造了三個奇蹟──停火協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和軍隊整編方案，但卻留下一個東北的難題。

1945 年4 月蘇日中立條約終止，中共預估蘇日戰爭為期不遠，毛澤東指示配合蘇聯，開闢東北，並在宣傳上大力宣揚蘇聯的強大和勝利。1945 年6 月，毛澤東在「七大」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東北四省非常重要，有了東北就有了基礎，東北有可能為中共掌握。6 月下旬，中共便組成三支「挺北支隊」向東北進攻。

日本投降後，1945 年9 月19 日中共中央指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方針，並強調目前全黨全軍的主要任務是「完全控制熱、察兩省，發展東北我之力量，並爭取控制東北」。中共認為，「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1945 年8 月下旬，蘇軍已控制整個東北，當蘇軍向東北進攻之後，毛澤東便號召共軍密切和有效的配合蘇軍作戰。8 月12 日毛澤東在延安說：「外國共產黨的軍隊來援助中國人民，在中國境內打擊法西斯，是歷史上從沒有的」。

1946 年3 月11 日，蘇聯通知國府已開始撤軍，其原因為：1. 與國府的經濟合作談判失敗。2. 美國立場的強化，包括馬歇爾堅持派軍調小組進入東北。3. 歐洲冷戰的開始，蘇不願擴大戰線。4. 共軍在東北已建立基礎。蘇宣布撤軍，共軍迅速佔領重要據點，破壞交通，阻止國軍北上。在蘇軍5 月初完成撤軍

時，共軍已控制大部分東北。在共軍迅速佔領蘇軍撤離地區後，美方才相信中共和蘇聯在東北的密切關係。蘇聯撤軍後，中共開始攻擊美國協助運送國軍至東北，周恩來批評馬歇爾之兩面手法，但馬歇爾仍認為可說服中共達成協議。

軍調小組進入東北後已不能發生作用，儘管馬歇爾一再督促也無效果。一直到國軍攻佔長春後，周恩來才要求停戰。

馬歇爾認為國府堅持以軍事解決東北問題超過國軍的能力，但蔣委員長認為只要美國支持，中共必將妥協，馬歇爾便以退出調處壓迫蔣委員長停戰。事實上，在東北停戰期滿未能達成協議時，馬歇爾的使命便已經結束了，剩下半年的時間，

只是拖延時間而已。

中共在東北的勝利是其全面戰勝國民黨的關鍵，東北是中共第一個全面控制的地區，在軍事上和心理上影響極大。國民黨東北之敗在於未能建立其地方基礎，也未能運作對其有利的策略，對爭取東北民心上尤為敗筆。

中共在東北原無任何基礎，但在日本投降後短短的一年時間內便建立了「革命的基地」，中共派遣大量幹部至東北，包括19 名中央委員，不但可貫徹政策，且自主性強。國共在東北最大的不同是國民黨依靠外來力量，而中共依賴地方力量。中共在華北的優勢，使其能迅速進入東北建立地方政權。

對中共有利的因素：1. 一個友善的蘇聯。2. 國軍不善於打游擊戰（戰術彈性太少）。3. 東北的反共力量多跑向南方。4. 國軍未能收編地方力量。

當中共從蘇聯手中接收日本關東軍武器之時，正是美國以武器禁運制裁國府的時候，結果長達十個月的禁運使國軍潰不成軍。國軍在東北的作戰缺乏全面戰爭的觀念；事實上，國軍也從未有效控制東北的情勢。

蘇聯表面上的不干涉，對中共便是最大的協助；因為干涉需要解釋，不干涉不需要說明，不干涉是減少可能損失及不確定的政策，也是對一個內戰合理的反應。事實上，蘇聯在國共之爭中並非中立，蘇之不公開介入是將其影響極大化，以及與美衝突之可能性極小化的策略。蘇之不公開介入和其對中共私下支持及援助，是符合其利益的做法。

蘇聯全力協助中共在東北的活動，除了其原訂的政治目的外，也與當時美國的政策有關。9 月中旬在倫敦舉行的五國外長會議討論締結合約和管制日本等問題，因為美國抵制蘇聯參加管制日本，中國也支持美國的立場，蘇聯為報復美國和國府，在東北便毫無忌憚地扶植中共，排除美國的可能加入。

中共是戰後在東北的唯一有地方組織的力量，在與國民黨競爭中，享有決定性的優勢。中共在東北的勝利產生的骨牌效應，加速其成功的奪取政權。中共在東北的勝利是由於在政治上、軍事上，尤其是組織上的成功，蘇聯對中共的協助更是決定性的因素。

國府在東北一開始不是沒有機會，但在組織上和領導上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美國早日介入，情況也可能不同。

（四）中蘇在東北合作的破局

在1945 年底的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上，美國尋求蘇聯支持美之對華政策，但美國拒絕蘇聯提議定期（1946 年1 月15 日）自中國撤軍的建議。蘇聯認為蘇軍在東北比美軍在華北的繼續停留有更充分的理由。1945 年底，史達林邀蔣經國訪蘇，提出與中國經濟合作的建議，並要求美軍不能繼續留在中國。蔣主席的立場是不願與蘇聯單獨談判，希望美國能參加，但美國拒絕。

1945 年12 月30 日和1946 年1 月3 日，史達林與蔣經國進行了兩次會談。

蔣經國表示國民黨不想消滅中國共產黨，但軍隊應該統一，政令應該統一，希望史達林影響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史達林說蘇聯在延安原有3 個代表，但因不同意中共的做法已召回國內，而美國卻有30~32 個代表。他說共產黨國際已解散，中共也不一定聽蘇共的話。但他同意國府的看法，那就是在一國之中不能有兩個政府和兩支軍隊，他也堅決主張國共要進行談判。

對東北問題，蔣經國表示東北不是如一些人所說的，是反對蘇聯的戰略基地，其父授權他向史達林保證永遠也不是，國府不僅希望維持東北的門戶開放，也希望保留蘇聯在經濟方面的主導作用。但史達林明確表示，任何第三國，尤其是美國，不能在東北主導，威脅蘇聯的利益。

蔣經國和史達林的兩次會談具體的結論為：1. 雙方相互保證支持，史達林不會公開站在中共一邊，蔣主席不會公開反對蘇聯，包括不參加美國反蘇集團。2. 對國共爭執，國府希望蘇聯能影響中共妥協，史達林表示無能為力，但希望透過談判，經由選舉，使兩黨併存。3. 東北問題為雙方的重點，蘇聯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但要維持其特殊地位和利益。國府主張門戶開放，蘇聯反對美國力量進入東北。

在1946 年中期，史達林曾表示希望與蔣主席見面，但被蔣委員長拒絕。對這一段插曲，蔣委員長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有很詳細的說明。蔣主席當時的決定是基於對蘇聯的不信任，以及在美蘇競爭關係中選擇美國作為支持中國的憑藉。但後來情勢的演變證明蔣委員長失去了蘇聯的支持，但也沒有得到美國支持。在這場中、美、蘇三國關係的競爭中，美國是白忙一場，她避免了在遠東和蘇聯的衝突，但也將戰後的中國拱手送給共產集團。蘇聯和中共是最大的獲利者，蘇聯恢復了戰前在遠東的特權，中共打敗國府成為共產國家的一員，也享受

了一段與蘇聯友好合作的蜜月時期。國府是最大的輸家，可說是兩頭落空，她忽略了蘇聯對中國政策的兩面性和投機性，只要在東北問題上稍作妥協便可避免蘇聯全面倒向中共；她也過分依賴美國的支持，但失去了蘇聯的籌碼，美國對國府便更加收放自如，甚至毫無顧忌了。

（五）對馬歇爾使命的評價

美國普遍有一種說法認為，馬歇爾的調處並未完全失敗，因為至少是阻止了美蘇在中國的衝突。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待商榷，因為這是美國錯估了蘇聯的企圖，蘇聯在戰後事實上無意也無力在中國與美國對立或對抗。當時，蘇聯還力勸中共與國府合作，蘇聯也認為美國會以武力介入中國內戰；一方面是基於意識形態，美國不會允許中國出現共產政權，另方面是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美國如此艱苦地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怎麼會甘心將勝利的果實拱手讓人。尤其在太平洋的反攻日本之戰，除了中國以焦土戰略拖著日本百萬大軍外，美國可以說是獨挑大樑，其他盟國幾無貢獻。蘇聯在日本投降之際，不費吹灰之力把大軍開進東北，並把東北的工業設備搶劫一空，蘇聯有什麼正當性與美國在中國對抗？蘇聯又有什麼實力與美國衝突──美國當時已經有了原子彈，第七艦隊還在日本。史達林在1948 年承認，當時他認為美國人將全力協助國府打敗中共，所以並不看好中共。

但是蘇聯錯估了美國，美國也錯估了蘇聯，雙方都高估了對方。事實是美蘇都無意在遠東敵對，蘇聯戰後在東歐的斬穫尚需大力的經營，在遠東，日本強敵已除，已無任何威脅。即使美國在中國享有特殊地位，蘇聯還擁有東北和外蒙古的特殊地位。戰後在遠東，蘇聯所得到與美國的付出和犧牲來比，可說不成比例。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對現狀滿意的程度決定他的外交政策。戰後蘇聯在遠東的地位應該是接近滿意了，難道還準備和美國東西同時對抗嗎？

美國在戰時一方面爭取蘇聯合作，一方面又處處防範蘇聯，幾乎在戰爭結束之時，美蘇冷戰的氣氛便已形成，但美蘇競爭和對立的地區是在歐洲。蘇聯力量的擴張在東歐，美國對抗蘇聯和協助歐洲國家戰後重建在西歐。遠東對美蘇來說都是次要的利益，因此任何一方的主動就會取得競爭的優勢。雙方的差別，在於蘇聯表面中立，但暗中支持中共；美國表面支持國府，但暗中牽制國府。造成的結果便是情勢逆轉，贏棋變成輸棋。

美國希望以拉攏中共來阻止中共與蘇聯的合作，更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姑且不論早期蘇聯（第三國際）和中共的密切關係，在整個抗戰時期，中共均以維護蘇聯的利益為要務。戰爭末期為了爭取美國支持其在東北「恢復」其特權，蘇聯刻意淡化與中共的關係，美國竟信以為真，直到東北情勢惡化，美國才了解蘇聯與中共結合密切，但已為時晚矣！

由於美蘇相互猜忌又錯估對方，受到傷害的仍然是國府。如果美國在佔領日本問題上不排除蘇聯，蘇聯未必在東北問題上過分為難國府；如果美國堅定要求蘇聯履行中蘇條約，國府收復東北也不會有太多的困難；如果美國支持國府與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合作，中共在東北壯大的機會就大為減少。

馬歇爾在1945 年12 月11 日的筆記中寫到，他到中國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國分裂以及阻止蘇聯控制東北。顯然，這兩項目的都未達成，怎麼說他未完全失敗呢？

杜魯門在決定馬歇爾的任命後曾說，這是一個「最佳人選」和「最佳方案」結合，似乎對解決中國戰後問題充滿了信心。

馬歇爾是最佳人選嗎？杜魯門任命馬歇爾的時候只有一個考慮，即是要避免赫爾利的突然辭職帶給美國國內的衝擊，以馬歇爾的聲望這個目的是達到了，但以馬歇爾對國府成見之深，絕非最佳人選。馬歇爾接受此一任命為了確保他「使命必達」，他已做好完善的規劃，不僅保證他不受任何牽制，並可全身而退。事實上，馬歇爾就是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負責人。

馬歇爾被認為是公正和誠實的執行國共調處，但事實是否如此呢？舉兩個例子說明其實未必如此。一是馬歇爾為爭取周恩來的信任，曾在1946 年6 月對周恩來說，他就是代表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既無需向美國政府請示，也未接到美國政府的指令。但在該年7 月下旬美國開始對國府實施軍事禁運，當國府交通部長俞大維問到馬歇爾時，馬歇爾卻說他和這件事毫無關係，稍後才又改口說是美國高階層所作的決定。

二是馬歇爾在日後美國參院遠東軍事情勢聽證會中所做的證詞中否認曾建議國民政府採行「聯合政府」，並把此一構想推到耶魯大學教授費爾喬德（Prof. Fairchild）身上，但馬歇爾的說法卻被杜魯門總統的回憶錄所否認。杜魯門說，馬歇爾曾向國府提出一個「聯合政府」的草案，根據美國參院聽證會的調查，此一草案係馬歇爾委託畢格史塔夫（Knight Biggerstaff）教授起草，馬歇爾並積極參與此一草案的最後修訂。

從戴謝集團到史迪威，再到馬歇爾，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並不密切，國民政府不值得支持。因此，結論便是美國應以阻止內戰，促成聯合政府來推動中國的和平統一。

馬歇爾的方案是最佳的方案嗎？前已述及，如美國能正確判斷蘇聯的意圖，本可大力支持國府，不但可以讓國府保住東北，而且還可與蘇聯合作共同約束中共和國府，至少將內戰儘量推遲。事實上，美國可以提出一項劃分國共勢力範圍的方案，一方面可以反映雙方實力，一方面可保護美國在中國的利益。

馬歇爾的調處從一開始就是有利於中共的，因為美國以和平統一的中國為援助的對象，所以美國對國府的壓力就比對中共大；再加上美國排除武力干涉，同樣的，對國府的壓力又比對中共大。在此種雙重壓力下，國府已居劣勢，再加上種種不利的因素結合在一起，國府要翻身也難。

事實證明美國希望運用其影響力來左右中國的政局，但這種影響力只對國府有用，對中共和蘇聯都發生不了作用。蘇聯和中共一直採取中立化美國的政策，換言之，要求美國不偏袒國共任何一方，但是美國卻沒有中立化蘇聯和中共的策略。每次都是在對方造成事實之後，強迫國府讓步或妥協。

國府最大的失策便是過分依賴美國和過分相信美國，即使美國派來這麼一位對國府不友善的人來調處，國府還是相信美國政府和民間對國府的支持。國府還寄望於美蘇終會爆發衝突，屆時美國就會支持國府對抗蘇聯支持的中共，只可惜國府未能支持到1950 年代。

在美國忽視或不願面對蘇聯援助中共的事實之時，國府就應該覺醒美國已不能再依賴。當你與他人發生爭執時，你希望你的朋友來幫助你，結果他說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你認為這位朋友還會幫你嗎？事實上，國民政府已經被美國拋棄了，至少自羅斯福總統過世後，只是國府不願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而已。一直到大陸淪陷，國民政府中一定還有不少人不相信美國會見死不救，直到他們看到白皮書為止。

在馬歇爾任務結束之後，中共認為馬歇爾使華推遲了全面內戰的爆發達半年之久，也使美國有限援蔣的政策推行延遲了一年，並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中共認為美國不能面對中共「壯大」的事實，她的對華政策就不會成功。這一點倒是有些誇大其辭，沒有蘇聯在東北對中共的協助，沒有美國一再牽制國府的作戰，中共又能「壯大」到什麼程度？

前 言

近代中國的問題一直受國際因素的影響，抗戰八年和戰後兩年的國共關係非但不是例外，而且代表了強權在中國的角逐。

中共的成立與發展有共產國際的背景，抗戰之前本已瀕臨窮途末路，在共產國際的鼓勵和指示下，以「擁蔣抗日」取得喘息（八一宣言、西安事變、共赴國難宣言均為此一環境的產品），再以日本侵華，取得擴張、發展和壯大的機會。在日本投降後佔據和國民黨政府分庭抗禮、討價還價的有利地位。

日本於1941 年底發動太平洋戰爭，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單獨抗日已四年有半，早就精疲力盡，偏安西南四省。為使中國牽制日本百...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珍貴的紀錄 高希均
序 願兩岸一同迎接「東方世紀」 連 戰
序 國共關係的精闢研析 胡 佛
序 本國史與世界史的結合 林滿紅
序 言
前 言
第一章 國共談判之背景
一、中共要求第二次國共合作
二、抗日戰爭與國共和解
三、毛澤東的「王明路線」
四、共軍在戰時的戰術
第二章 戰時之軍事與政治商談
一、軍事商談
二、政治商談
第三章 戰時商談之美國調處
一、赫爾利的第一次調處
二、赫爾利的第二次調處
第四章 重慶會談的召開
一、戰後國民政府的困境
二、中共之敵視態度
三、會談的決定
第五章 重慶會談的主要內容
一、會談的經過
二、基本觀點的分歧
第六章 重慶會談的檢討
一、「會談紀要」發表後的反應
二、毛澤東對重慶會談的評論
三、讓步與誠意──雙方立場與策略的檢討
四、後續會談的失敗
第七章 美國的調處
一、馬歇爾抵華──與相關政黨的初次接觸
二、1946年1月10日停火協議
三、恢復交通之協議
四、軍隊重編的協議
五、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
六、協定的內容以及馬歇爾居中的角色
七、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政治僵局
第八章 軍事協商的失敗
一、派遣小組到東北的談判和協定
二、東北局勢的惡化──馬歇爾從調處中抽退
三、六月停火的談判
四、六月停火期間的談判
五、協議無法達成的分析
第九章 政治協商的失敗
一、安排國共直接談判的失敗
二、司徒雷登大使特別小組的失敗
三、國共的決定性決裂
第十章 馬歇爾的最後努力
一、第三方面的調處努力
二、國民大會的召開和談判的結果
三、馬歇爾調處任務的結束
第十一章 結 論
一、和談的結果
二、國共和談的回顧
三、國共和談的特色
四、馬歇爾的調處特色
結 語


大 事 紀
參考書目
索引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珍貴的紀錄 高希均
序 願兩岸一同迎接「東方世紀」 連 戰
序 國共關係的精闢研析 胡 佛
序 本國史與世界史的結合 林滿紅
序 言
前 言
第一章 國共談判之背景
一、中共要求第二次國共合作
二、抗日戰爭與國共和解
三、毛澤東的「王明路線」
四、共軍在戰時的戰術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