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我們應該將全世界的領袖都關起來，直到他們讀完本書之後才能重獲自由。他們將會樂在其中，而我們也將因此得救。本書的確有資格取代聖經。」

──演化生物學大師理查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作者

「拜讀本書草稿時，我在上面寫滿了：『不可思議！令人驚艷！怪異有趣！神奇美妙！引人入勝！精巧絕妙！偉大絕倫！』我對本書的評價不言而喻。」

──道格拉斯 ．霍夫斯達德（Douglas Hofstadter），《哥德爾、埃舍爾、巴哈：一條永恆的金穗》（Godel， Escher， Bach： An Enternal Golden Braid）作者

「我...

第三篇
沒有友誼與遠見的合作

4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中的和平共存系統

合作有時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成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戰線戰況慘烈，敵對雙方經常為了幾公尺的領土廝殺。但在這些戰事之間，沿著法國和比利時八百公里的戰線，甚至在其他地方，敵對雙方的士兵往往相當克制。一名英國軍官在巡視準備接手的戰壕時，

十分驚訝，他觀察到德國士兵竟然在步槍射擊範圍內走動，而我們的人似乎不加理會。他私下下定決心破除這種惡習，接手時，不應該允許這種事情發生。這些人顯然不把戰爭放在心上，雙方明顯相信「和平共存」的政策。（達格代爾〔Dugdale〕，一九三二年，第九四頁）

這不是一個特例。壕溝戰的和平共存系統相當普遍。儘管高級軍官盡了最大努力制止，戰事激烈使得群情激憤，也不論殺人或被殺的軍事邏輯，指揮官不費吹灰之力，便可打壓當地協商直接停火協議的努力，這個現象仍然普遍存在。
這是一個儘管各方之間嚴重對立，合作依然成局的例子。因此，它對前三章發展的觀念和理論的應用構成了一個挑戰。特別是，將主要目標利用理論來解釋：

一、和平共存系統是如何開始的？
二、它是如何維持的？
三、這套系統為什麼到戰爭近尾聲時瓦解？
四、為什麼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壕溝戰的特色，但其他戰爭則鮮少出現？

第二個目標是透過這個歷史案例，建議怎樣進一步闡述原有的觀念和理論。
幸運的是，最近探討和平共存系統的研究報告問世。這份跟書一樣厚的傑出研究，出自英國社會學家湯尼•阿什沃思（Tony Ashworth，一九八○年），根據戰壕戰士的日記、書信和回憶錄寫成。素材幾乎涵蓋英國的五十七個師，平均每個師都有超過三個來源。在比較小程度上，這些材料也徵詢過法國士兵和德國士兵的意見。結果寫成一套非常豐富的研究報告，以高超的分析技巧，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Western Front）壕溝戰的發展和特色，提供了周詳的說明。本章內容多處引用阿什沃思卓越作品中鮮活的說明，及其對歷史的解讀。

雖然阿什沃思並沒有這樣說，但西線平靜戰區裡的局勢發展歷史其實就是重複囚徒的困境。在任一特定地區，雙方人馬可能是彼此敵對的小型部隊。在任何時候，他們都有開槍射殺或故意發射以免造成傷害的選擇。對於雙方而言，削弱敵人的力量是一大重要價值，因為當重大戰鬥的命令下達戰區時，它會促進己方的生存。因此，在短期內，最好是現在就傷害敵人，不管對方是否還擊。這確立了相互背叛優於單方面的克制（Ｐ＞Ｓ），以及對方單方面的克制優於相互合作（Ｔ＞Ｒ）。此外，由於相互懲罰意味著都獲益不多或沒有相對增益，兩個地方部隊比較喜歡相互克制的報酬（Ｒ＞Ｐ）。把這些合在一起，確立了一套基本的不等式Ｔ＞Ｒ＞Ｐ＞Ｓ。此外，雙方對相互克制的偏好會甚於隨機交替嚴重駁火，使Ｒ＞（Ｔ＋Ｓ）/２。因此，這種小部隊之間相互對峙的戰區情況，便符合囚徒困境的條件。

在這種具有潛在致命性的囚徒困境之中，交手雙方便是相隔一百至四百公尺無人地帶（no-man’s land）彼此對望的兩小隊人馬。一般來說，基本單位可以是營，約由一千人組成，隨時都有一半的人馬駐守在前線。在步兵的生活中，營扮演很大的角色。它不僅組織成員作戰，而且還供應餐食，支付薪水，提供衣物，以及安排他們的假期。營裡所有的軍官和大多數士兵彼此認識。對於我們來說，有兩個關鍵性的因素使得營成為最典型的賽局參與者。一方面，營的規模夠大，對於來自其領土的攻擊行動可以「負責」（held accountable）。另一方面，它也夠小，能夠透過多種途徑（正規和非正規的），控制它的成員的個人行為。

一方的一個營可能面對敵方來自一個、兩個或三個營的部分人馬。因此，每個參與者可以同時參與多個互動。在整個西線前線，會有數百個這種對峙。

這些囚徒困境只有小部隊參與。雙方的指揮官都不認同一般士兵這樣的觀點：

前線一些區段戰況沉寂的真正原因是，雙方都沒有任何在這一特定地區推進的意圖……如果英國炮轟德國人，德國人會回擊，損害是相等的：如果德國轟炸一個英國前進戰壕並擊斃五名英國人，英國人會以炮擊回應打死五名德國人。（貝爾頓•科布〔Belton Cobb〕，一九一六年，第七四頁）

對軍隊總部而言，重要的是發展部隊的攻擊性。協約國特別推行一項消耗戰略，雙方損失相當對盟軍而言為淨收益，因為德國的實力遲早會先耗盡。因此，在國家層次，第一次世界大戰近似零和賽局，一方的損失代表另一方的獲利。但在地方層次，在前線戰區，雙方對於彼此克制的偏好則更甚於相互懲罰。

在當地，兩難局面繼續存在：在任何時候射殺都是明智的選擇，無論對方做或不做。壕溝戰之所以有別於大多數其他作戰型態，在於敵對的小部隊在不動的戰區對峙了很長的時間。這改變了賽局，從一步（one-move）囚徒困境（以背叛為主要的選擇），轉變成一個重複囚徒困境（在這種困境裡面，有條件的策略是有可能的）。結果與理論的預測一致：如果互動持續，穩定的結果可能會是基於互惠的相互合作。特別是，雙方都遵循不會首先叛變的策略，但如果一方叛變，會激怒對方。

在進一步探討合作的穩定性之前，讓我們先看合作如何開始。第一階段的戰爭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戰線的推移極為快速且非常血腥。但是當戰線穩定下來，在前線許多地方，軍隊之間的互不侵犯自發成局。最早的實例可能與用餐時間有關，雙方在同一時間在雙方的無人地帶用餐。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有位部隊已在戰壕駐紮一段時日的士官觀察到：

軍需官習慣在每天晚上天黑後帶來口糧，把它們分送給前線下來的士兵。我假設敵人這時候也是忙於用餐，無心戀戰。這種情形持續了幾個晚上，雙方在配給作業上都不再小心，因為如此，有些士兵在回途中笑著談論返回自己的駐點。（《步兵知道的戰爭》〔The War the Infantry Knew〕，一九三八年，第九二頁）

到聖誕節前，友善氣氛更為濃郁，總部對這種行為當然厭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有時大聲呼叫或傳遞信號便可直接安排停戰。一名目擊者指出：

上午八時到九時這一段時間被視為神聖的「私人事務」（private business）時間，某些地方甚至以一個旗幟表示雙方狙擊手界限外的區域（摩根〔Morgan〕，一九一六年，第二七○—七一頁）

但是直接停戰可以輕易打壓。軍令明確指出：「法國軍人的職責在戰鬥，而不是與敵人親善」（《第五營喀麥隆》〔Fifth Battalion the Camaronians〕，一九三六年，第二八頁）。更重要的是，有幾個士兵被軍法審判，且全營受到懲罰。沒有多久，大家都看出口頭上的安排很容易被軍方高層禁止，於是這種安排變得十分罕見。

另一種相互克制的做法始於天氣惡劣的期間。當雨下得夠大的話，幾乎不可能進行重大的攻擊行動。天候狀況特殊期間，雙方軍隊經常出現停戰狀態，根本不射擊對方。當天氣好轉，相互克制模式有時仍然延續。

因此，口頭協議在戰爭初期許多時候是有效展開合作的方式，但是直接親善很容易受到壓制。長期上有各種方法可以更有效地協調雙方的行動，而不必訴諸文字。一個關鍵因素是，如果認識到一方行使某一種克制，那麼另一方可能回報。基本需要和活動的相似性，讓士兵們明白，對方可能不會採取無條件背叛的策略。例如，在一九一五年夏天，有名士兵看到，敵方出於對獲取新鮮糧食的渴望，很可能會以合作回報互惠：

炮擊敵人戰壕背後的通路，可以輕易造成遍地傷亡和血跡，因為這些通道滿是運送口糧和水的推車……但整體上那個區域平靜無事。畢竟，如果你阻止敵人運送糧食，他們的補救辦法很簡單：他們也會阻止你們運送糧食。（黑伊〔Hay〕，一九一六年，第二二四—二五頁）。

以互惠為基礎的策略一旦展開，便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傳播。某些時段的克制行為可以延長下去。某種特定種類的克制可能促使他們嘗試其他種類的克制行動。最重要的是，前線某個小戰區的發展可能為鄰近的部隊戰區所模仿。

展開合作固然重要，讓合作得以維繫下去的條件同樣也不可或缺。相互合作得以維繫的策略都是可激怒的策略。在相互克制期間，敵對士兵煞費苦心讓對方知道，他們確實有能力在必要時採取報復行動。例如，德國狙擊手瞄準木屋牆壁上的斑點連番射擊，射到牆壁破了大洞才住手，就是要對英方展現其威力（《步兵知道的戰爭》〔The War the Infantry Knew〕，一九三八年，第九八頁）。同樣地，炮兵通常也會對準目標發射，目的是讓對方知道，他們只要想造成更大的傷害，便有能力這麼做。這些展現報復能力的威嚇行動有助於維繫這套系統，顯示克制不是因為軟弱，而背叛勢將弄巧成拙。

當背叛確實發生時，報復的威力往往會超過以牙還牙的水準。當對手的行為超出雙方認為可以接受的程度時，以二牙還一牙或以三牙還一牙是通常的反應。

我們晚上走出戰壕前面時……德方士兵也正走出來，因此這時射擊對方不被認為是合乎成規的。真正厲害的是槍榴彈……要是丟進壕溝，死亡人數會多達八、九人……但我們從來不使用它們對付德國人，除非他們特別挑釁，因為在他們的報復系統，我們每發一槍，他們就回擊三槍。（格林韋爾〔Greenwell〕，一九七二年，第一六—一七頁）

雙方可能存有一種固有的抑制機制，通常有助於避免這些報復行動演變為無法控制的互相反擊。一方挑起行動之後，可能會發現到對方的反應愈來愈激烈，於是會避免出現加倍或三倍的反應。當情勢不再升溫，就可能會趨於消退。由於雙方不是每顆子彈、槍榴彈或炮彈都真的瞄準目標發射，所以內部會有一種降低衝突的傾向。

另一個保持穩定合作需要克服的問題是部隊駐地輪換。大約每八天，一個營將與其他駐紮在其後方的一個營交換駐地。部隊的規模愈大，改變駐地的間隔時間就愈長。即將離開的部隊會和新遷入的部隊交接，這樣的過渡時期可讓合作維持穩定。這時候原來的士兵會向新遷入的士兵解釋與敵方特定默契的細節。但有時候老傢伙對新來者光這樣說就夠了：「博世先生不是一個壞傢伙。你別惹他，他也不會來惹你」（吉隆〔Gillon n.d.〕，第七七頁）。這種社會化的過程讓部隊接手其他部隊留下的賽局。

維護合作穩定還有一個問題。相較於步兵，炮兵比較不會受到敵方攻擊報復。有鑑於這個事實，炮兵參與和平共存系統的機會比較小。因此，步兵對於炮兵的前進觀察員往往特別當心。就如一位德國炮兵這樣形容步兵：「如果他們有多餘的美食，就會送我們一份，部分原因當然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是在保護他們」（蘇爾茲貝區〔Sulzbach〕，一九七三年，第七一頁）。其實步兵的目的是促使炮兵尊重他們不要惹事生非的意願。新進的炮兵前進觀察員常碰到步兵這樣要求，「你可別滋生事端。」最好的回答是：「除非你想要的話。」（阿什沃思，〔Ashworth〕一九八○年，第一六九頁）這反映了炮兵在與敵人維繫相互克制方面扮演的雙重角色：在不被激怒時處於被動，但在敵人破壞和平時會立即報復。

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軍隊指揮官都希望制止這樣的停戰默契，他們都擔心這種默契會耗損軍人的士氣，他們也都認為整個戰爭期間，不斷進攻的政策是獲勝的唯一途徑。總部可以直接監視他們發動的幾乎任何命令，幾乎少有例外。因此，總部能夠發動大規模戰役，命令士兵離開自己的戰壕，冒著生命危險攻擊敵軍陣地。但是在大規模戰役之間，他們無法監視命令的執行以繼續施壓。○1畢竟，高級軍官很難確定誰在認真射殺敵軍，誰在有所保留，避免報復。士兵們成為戰勝監視系統的專家，小部隊會保留一卷敵軍的電話線，每當總部要求證明他們巡邏了無人地帶，就送交一小段混充。

最後摧毀和平共存系統的是不斷推進攻擊的制度，這是總部可以監測的。這是精心策劃的行動，襲擊敵方戰壕，這些戰壕的人數從十人到兩百人不等。襲擊部隊獲令殺敵或在敵方自己的戰壕捕獲戰俘。如果襲擊行動成功，將有俘虜證明；如果失敗了，傷亡將證明一切。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假裝已經進行襲擊。襲擊敵方時，並無有效的合作方式可與敵方交換俘虜與屍體。

和平共存系統無法應付數百個小規模襲擊行動造成的干擾。襲擊後，雙方都無法預期未來會發生什麼。襲擊的一方，可以預期對方的報復，但無法預測何時、何地或如何。遭到襲擊的一方也緊張，不知道這次襲擊是一次孤立的攻擊或是一系列攻擊行動中的開端。此外，由於總部可以下令襲擊和監視，也可以控制報復行動的規模，避免這整個過程受到任何的牽制。部隊不得不對敵方發動真正的攻擊，敵軍也全力反擊，雙方交火，一發不可收拾。

諷刺的是，當英國最高統帥部採取襲擊政策時，最初目標不是為了終結和平共存系統，而是有其政治目的，向法國盟友顯示他們已經盡力打擊敵人。襲擊的直接效應是他們的形象，藉由恢復進攻精神，提振了自己部隊的士氣，而且通過襲擊，造成敵軍比己方襲擊部隊更多的耗損。這些士氣和傷亡率的效應是否確實達到效果，至今仍有許多爭議。回顧起來，襲擊的間接影響顯然是摧毀西線廣泛流行的克制默契，破壞了默契穩定性需要的條件。最高統帥雖然沒有認知到這個影響，但是透過防止各營士兵自行採取基於互惠的合作策略，實際上終結了和平共存系統。

襲擊行動的導入，讓和平共存系統的演化週期劃下句點。在地方層級的小型營隊透過探索行動，為合作找到了立足點，由於小部隊和敵方之間的對峙會持續一段時間，所以合作能夠自我維持。到最後由於這些小部隊失去掌控行動的自由，合作因此受到破壞。營隊之類的小部隊用自己的策略面對敵軍。自發性的合作始於各種不同的背景環境之中，如在敵人分配口糧時自制不發動攻擊，第一次在戰壕過聖誕期間暫停攻擊，和在惡劣天氣後遲遲不發動戰鬥，令持續作戰變得幾乎不可能。這些克制行動迅速演變為雙方彼此都明白的明確行為模式，例如對不可接受的行為會採取以二牙還一牙或以三牙還一牙的報復。這些策略的機制演化，必然是經過不斷地試探和模仿周遭部隊而形成的。

這些機制的演化，既不是盲目的突變，也不是適者生存。不像盲目突變，士兵們了解他們所處的情況，並積極試圖充分運用。他們了解其行為的間接影響，體現了我所稱的回響原則（echo principle）：「為對方提供不適，只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提供給自己」（索律〔Sorley〕，一九一九年，第二八三頁）。這些策略是根據思考和經驗。士兵們了解到，要與他們的敵人保持相互克制，克制的基礎必須在於展現實力和若遭挑釁會被激怒的意願。他們也了解到，合作必須建立在互惠之上。因此，策略的演化是基於深思熟慮，而不是盲目的適應。演化也不涉及適者生存。雖然無效的策略將意味著部隊更多的傷亡，但更換策略通常意味著部隊自己能夠生存下去。

壕溝戰和平共存系統的起源、維護和摧毀，都符合合作演化的理論。此外，在這個和平共存系統裡面，有兩個非常有趣的理論發展。這些新發展出來的理論是有關倫理和形式的崛起。

有名英國軍官回憶有一次面對德方撒克遜（Saxon）部隊的經驗，這起事件便可說明發展出來的倫理：

我正在與連隊軍官喝茶時，聽到外頭許多人怒吼的騷動聲，出去一看，發現我們的人和德軍各站在自己的戰壕牆邊。突然，一陣炮彈連續射過來，但沒有造成傷亡。很自然地雙方都趴下，我們的人開始咒罵德國人，突然間一位勇敢的德國人站起來高喊：「我們很遺憾，希望沒有人受傷。這不是我們的錯，那是該死的普魯士炮兵。」「（魯特爾〔Rutter〕，一九三四年，第二九頁）

這位撒克遜士兵的道歉不光是純粹努力避免遭到報復而已。而是反映了道德上的歉意，因為違反了互信的情況，而且也表明擔心有人會受到傷害。

相互克制的合作交流，實際上改變了互動的本質。它們傾向使雙方彼此關心對方的福祉。這種變化可以用囚徒困境的說法解釋，持續的相互合作經驗改變了參賽者的回報，使雙方合作的價值更勝於以往。

反之亦然。當突襲的命令造成相互合作模式惡化時，會引發強大的倫理報復。這個倫理不光是冷靜地遵循互惠策略，同時似乎也關係到當同志倒下時，該怎樣才能適切且以符合倫理的方式履行義務。而且報復會誘發報復，因此，合作和叛變都會自我強化。這些相互行為模式的自我強化，不僅是指互動策略而言，敵對雙方怎樣看待結果的影響也是如此。抽象而言，這裡的重點在於不光是偏好會影響行為和結果，行為和結果也會對偏好造成影響。

另外還有一個有關壕溝戰案例的理論，那就是形式的發展。這些形式包括了敷衍地使用小型武器，以及故意無害地使用大炮。例如，德國人在一處進行「他們的攻擊行動，所採的戰略是巧妙融合持續發射和故意射偏，此舉雖滿足了普魯士人的使命，但並不會對湯馬士•阿特金斯（Thomas Atkins）造成嚴重的不便」（黑伊〔Hay〕，一九一六年，第二○六頁）。

更教人驚訝的是，多處戰區對大炮的使用都是可以預測的：

他們（德國人）在目標的選擇、射擊的時間和發射輪數如此有規則，在前線一、兩天內，瓊斯（Jones）上校便已發現了他們的攻擊模式，知道下一分鐘炮彈會落在哪裡。他的計算非常準確，就算在敵軍連番炮轟的地方，他也敢走過去，這樣的風險雖然讓他看起來像個門外漢的參謀官，但就在他走到炮擊目標之前，炮彈便會停止。（希爾斯〔Hills〕，一九一九年，第九六頁）

另一方的作為也大同小異，有名德國士兵這樣描述英國「晚間槍」（the evening gun）的射擊行動便是如此：

七點一到便開始射擊了——規則到可以用來設定手錶的時間……射擊的目標總是一成不變，範圍十分準確，永遠不會更改方向或超出或低於標記……快要七點的時候，甚至有些好奇的傢伙爬出來……觀看爆破的景觀。（科彭〔Koppen〕，一九三一年，第一三五—三七頁）

這些敷衍的形式和例行性的射擊行動傳遞出雙重的訊息。對指揮高層而言，這些是攻擊行動，但是對敵人而言，這卻是和平的訊息。這些人假裝執行攻擊政策，但實際上卻不是。阿什沃思自己的解釋是，這些裝模作樣的行為不光是為了避免敵軍報復而已。

在壕溝戰，形式化的攻擊行動在結構上形同一種儀式，敵軍有規則地定期參與，相互放射炸彈、子彈之類的武器，這些行動象徵且強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惺惺相惜的情緒，以及認為敵方同樣也是受苦同袍的信念。（阿什沃思〔Ashworth〕，一九八○年，第一四四頁）

因此，這些形式有助於強化道德制裁，進而加強和平共存系統的演化基礎。
和平共存系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痛的壕溝戰局中成形，證明了以互惠為基礎的合作一開始幾乎不需要友誼。只要有適當的情況配合，合作甚至能夠在敵對的雙方之間發展出來。

在戰壕中的士兵們做到了一件事，他們相當清楚地理解互惠之於維繫合作扮演的角色。下一章將以生物的例子說明，這種參與者的理解對於合作的成局和穩定並非全然必要。

第三篇沒有友誼與遠見的合作4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中的和平共存系統合作有時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成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戰線戰況慘烈，敵對雙方經常為了幾公尺的領土廝殺。但在這些戰事之間，沿著法國和比利時八百公里的戰線，甚至在其他地方，敵對雙方的士兵往往相當克制。一名英國軍官在巡視準備接手的戰壕時，十分驚訝，他觀察到德國士兵竟然在步槍射擊範圍內走動，而我們的人似乎不加理會。他私下下定決心破除這種惡習，接手時，不應該允許這種事情發生。這些人顯然不把戰爭放在心上，雙方明顯相信「和平共存」的政策。（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