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保羅不算久，兩人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季、多倫多東郊洛鎮的埃力斯大學相遇。我曾經休學，到印度工作和旅行，認識保羅那一年，我二十三歲，正在讀大學的最後一年。保羅剛滿十九歲，是個大學新鮮人。我立刻喜歡上保羅自然流露的聰明與好奇心，還有他對什麼事都存點懷疑的態度。我們一拍即合，經常在一起廝混。我年紀比較大，閱歷比較多，講話一派老夫子的權威，保羅則像年幼無知的門徒般聆聽──只不過他會挑起一邊眉毛，把我的誇大其詞迎面丟回來。然後我們會哈哈大笑，拋開這些角色。我們的關係很清楚：非常好的好朋友。

後來，第二個學期才剛開始，保羅就病了。他早在聖誕節便開始發燒，從那時起，他就染上了一種根除不了的乾咳。最初，他──我們──都不以為意，感冒、空氣太乾燥──無非就是這些因素吧！

情況慢慢變糟，現在我想起很多當時根本不放在心上的跡象。保羅吃飯總剩下食物，還有一次抱怨拉肚子，以及不能用體質單薄解釋的精神不濟。有一天我們上圖書館，正爬著樓梯，不過二十五級，爬到頂端便停下腳步。我還記得我們停步的唯一理由就是保羅上氣不接下氣地要求休息。他體重好像也輕了，冬天穿著厚重的一堆衣服，實在很難判斷，但稍早之前，他確實比較壯碩。確定發生問題後，我們談論這件事，我扮演醫生，說：『我們來看看……氣喘、咳嗽、體重減輕、容易疲倦。保羅，你患了肺炎。』我當然是開玩笑。我懂什麼？但他果然是得了那方面的病。肺囊蟲肺炎，簡稱ＰＣＰ。二月中旬，保羅到多倫多去看他的家庭醫生。

九個月後，他死了。

愛滋病。他在電話上對我宣佈，一副事不關己的口吻。他離開了將近兩星期，說他剛從醫院回家。我驚訝得有點頭昏。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想到我自己。他有沒有在我面前割傷過自己？如果有，是怎麼處理的？我有沒有用過他的杯子？分享他的食物？我試著確認他的身體系統跟我的身體系統之間，可曾有互通的管道存在。然後我才想到他。我想到同性戀行為和嗑毒。但保羅不是同性戀，雖然他沒有直接跟我談過這種事，但以我對他熟識的程度，連一點曖昧的形跡都沒有。我同樣無法想像他吸食海洛因上癮。總而言之，情況不是那樣的。三年前，他十六歲的時候，跟父母到牙買加度聖誕假期，一家人出了車禍。保羅斷了右腿，失了不少血，在當地醫院接受輸血。六個車禍目擊者到醫院志願捐血，其中三人的血型符合。打了幾通電話，做了些調查，結果發現這三人中有一人，出乎意料地在兩年後治療肺炎時死亡，驗屍證實此人有嚴重的弓蟲性腦炎──可疑的併發症。

保羅的家在富裕的羅斯岱爾地區，那個週末我去探望他。我其實不想去，我壓根不願意想這件事。我問──我想以此為藉口──他是否確定他父母願意接待訪客？但他堅持要我去，我只好去了。我開車去多倫多，找到那兒。我對他父母的猜測沒錯，因為剛開始那個星期，受傷最重的不是保羅，而是他的家人。

得知保羅恐怕已遭病毒感染的那天，他父親傑克終日一語不發。隔天一大早，他父親從地下室取出工具組，在睡袍外罩上冬季外套，走到車道上動手破壞自家的汽車，因為在牙買加發生車禍的時候，是他開的車，雖然車禍不是他的錯，而且他們當時開的是另一輛租來的車。傑克用榔頭敲碎了所有的車燈和玻璃窗、把整輛車拆成廢鐵和垃圾、把鐵釘敲進輪胎，還從油箱裡吸出汽油，澆在汽車裡外放火燒車。這時鄰居叫了消防隊，隊員趕到現場滅火。警察也來了。他父親結結巴巴地說明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大家都非常諒解，警察沒起訴就離開了。他們只問他要不要去醫院，而他不要。所以，那就是我到達保羅家位於街區邊緣的大房子時看到的第一樣東西：一輛燒毀的賓士車，上面鋪滿了滅火泡沫。

傑克是個勤奮的商業律師，保羅把我介紹給他，他微笑著跟我握手說：『幸會！』然後好像就沒別的話要說了。他的臉很紅。保羅的母親瑪麗在臥室，學校剛開學時我見過她。她年輕的時候取得麥基爾大學人類學的碩士學位，是高段的業餘網球好手，到過很多地方旅行，現在則在一個人權組織兼職。保羅以母親為榮，母子關係非常好。瑪麗極具才幹且精力充沛，但現在她以胚胎的姿勢清醒地躺在床上，看起來像個縐巴巴的氣球，所有的活力都從她身上流光了。保羅站在床旁，只說：『我母親。』她幾乎沒有反應，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保羅的姊姊珍妮佛是多倫多大學社會系的研究生，她表現傷痛欲絕的方式最容易理解，眼睛發紅，臉頰浮腫──看起來糟透了。我無意搞笑，但就連喬治Ｈ，他們家的拉不拉多犬也非常難過。牠硬把自己塞進客廳的沙發底下，抵死不肯出來，不停嗚嗚哀鳴。

結果是星期三早晨出來的，從那時起（我星期五去的），他們全家包括喬治Ｈ在內，全都粒米未進。保羅的父母沒有去上班，珍妮佛沒有去上學。他們想睡就睡，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有天早晨，我發現保羅的父親睡在客廳地板上，衣著整齊，裹著波斯地毯，一隻手向沙發底下的狗兒伸去。除了瘋狂爆發的來電交談聲外，整棟房子非常安靜。

這一切的核心是保羅，他沒有反應。在一場家中成員都被傷心痛苦壓垮的葬禮中，他是葬禮的指揮，以專業的鎮定和麻木的同情處理一切事務。直到我住在他們家的第三天，他才開始有所反應。但死亡無法被人理解。保羅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些很可怕的事，但他摸不著箇中涵義。死亡超乎他的理解，那是抽象的理論。他談論自己的狀況，就像談論一則國際新聞。他說：『我快要死了。』就像在說：『孟加拉有渡輪翻覆。』

我本來只想待一個週末──因為還得上學──但最後住了十天。期間我做了很多打掃房屋和烹飪的工作，他家的人沒什麼感覺，不過沒關係。保羅幫我忙，他喜歡這樣，因為這樣他才有點事做。我們把車吊走，更換被保羅父親破壞的電話，我們把房子裡裡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們替喬治Ｈ洗了澡（牠叫喬治Ｈ，因為保羅非常喜歡披頭四合唱團，他小時候每次遛狗都自言自語：『就在這一刻，所有人都不知道，喬裝改扮的披頭保羅和披頭喬治走在多倫多街頭。』他鎮日夢想著在大都會球場或其他類似的場所演唱〈救命！〉）。我們還去採買食物，督促全家人進食。我所謂的『我們』或『保羅幫忙』──實際上指的是我做所有的工作，而他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戴普松和磺胺藥物抑制住保羅的肺炎，但他還是很衰弱，氣喘吁吁。他走動起來像個老頭子，每個動作都很緩慢而吃力。

這家人經過一段時間才克服震撼。保羅生病期間，我注意到他們一共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部分發生在家裡，痛苦逼得太近，他們以各自的方式退縮：保羅的父親專門破壞堅固的東西，像是桌子或電器；保羅的母親神智不清地躺在床上；珍妮佛關在房間裡哭；喬治Ｈ則躲在沙發底下哀鳴。第二階段多半在醫院，他們圍在保羅身旁互相打氣，談話、哭泣、互相鼓勵、說說笑笑、講悄悄話。最後來到第三階段，他們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我想你可以稱之為正常，是某種無視死亡存在而度過整天的能力，臉上帶著鎮定、勇敢又有點麻木的表情，那樣的勇氣因為天天都需要，所以變得既悲壯又平凡。這家人有時得花幾個月經歷這三個階段，有時則只要一小時。

我不想談愛滋病對人體的影響，就想像一個人因為生病變得很慘──然後愈來愈慘好了（你無法想像那種逐漸剝蝕、瓦解的過程）。翻開字典查『肉體』（flesh）這個字──一個豐滿的字──然後再查『融化』（melt）。

這還不是最壞的部分，最慘的是因此構築的防禦心理，一種叫做『我不會死』的病毒。被它感染的人最多，因為它專門攻擊活人，那些圍繞在垂死者四周、深愛他們的人。我很早就感染這種病毒。那天的情況我記得很清楚：保羅在醫院，他在吃晚餐，全部的晚餐，吃到餐盤乾淨得發亮，即便他一點也不餓。我看著他用叉子把最後一顆豌豆送進嘴裡，還在吞嚥前刻意把每一口食物嚼爛。這會幫助我的身體作戰，每一小口食物都會發揮作用──他心裡正這麼想。每個字都寫在他臉上、身上、整面牆上。我很想尖叫：『別管那顆他媽的豌豆了，保羅。你快死了！死定了！』但舉凡與『死亡』有關的字眼、衍生字、同義字，我們現在交談時都刻意迴避，所以我就坐在那兒，表情一片空白，憤怒在胸中翻騰。每次看到保羅刮鬍子，我的心情就更壞。他下巴上不過長了幾根柔軟的嫩鬚，他生來就不是毛髮濃盛的人。儘管如此，他還是天天刮鬍子。他每天都塗滿一臉小山似的刮鬍膏，再用拋棄式刮鬍刀刮掉。這幅畫面逐漸鐫刻在我的記憶裡：健康忽好忽壞的保羅穿著醫院的衣服站在鏡子前，左右轉頭，把臉上皮膚這邊拉拉、那邊拉拉，一絲不苟地做一件徹底沒用的事。

我那學年搞砸了，不論聽講或上討論課，我都經常蹺課，也沒辦法寫任何報告。事實上，我連書都讀不下去：我翻開康德或海德格，瞪著同一個段落，發呆好幾個小時，想知道裡頭寫些什麼，努力集中注意力，卻一無所獲。在此同時，我開始憎恨自己的國家。加拿大散發一股平淡無聊、自得其樂、與世隔絕的臭味，加拿大人從脖子以下都埋在物質主義裡，從脖子以上都是美國的電視節目。到處都看不到理想主義或嚴謹的生活態度，只有死氣沉沉的庸碌。中美洲、原住民、環保或雷根治理下的美國，加拿大各方面的政策一律讓我反胃。這個國家沒有一樣討我喜歡，完全沒有。我等不及想逃走。

有一天，在一堂哲學──我的主修──討論課上，我負責報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教授是個非常聰明而體貼的男老師，他打斷我，要我說明一個他沒聽懂的觀念。我沉默下來，看著大家坐著的這個擺滿書本的舒適房間。那一刻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就在那一刻，從我的迷惑之中升起一股無法遏止的力量，我被憤怒和憤世的情緒沖昏了頭。我尖聲大叫，隨即起身把厚重的黑格爾課本從緊閉的窗戶扔出去，宛如一陣風般衝出了教室，使出全身力量把門砰的一聲甩上，還對精雕細琢的門板狠狠踢了一腳。

我試圖向埃力斯大學辦理休學，但我錯過了限期，因此提出申訴，出席一個委員會──『大學部名次與申訴委員會』。我休學的理由是保羅，但是當名次與申訴委員會的主席油滑地壓低聲音，要我說明『心情悲痛』是什麼意思時，我看著他，打定主意，絕對不會把保羅的痛苦像個橘子般剝皮分瓣獻出去。不過這次我沒有吵鬧，我只說：『我改變主意了，我要撤回申訴，謝謝你費心。』然後就走了出去。

所以，那年我被當掉了。我不在乎，我到現在還是不在乎。我在洛鎮打混，那是打混的好地方。

但我真正要告訴你的，也就是這個故事的主旨，其實是赫爾辛基的羅卡馬提歐家族。那不是保羅的家族，他姓阿特西。那也不是我的家族。

事情是這樣的，保羅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月，病情穩定時就回家，但我印象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住院。在他病情發展的過程中，化驗與治療成為他生活的重心。我會去探望保羅，週間都跑到多倫多去看他一、兩趟，週末通常也去，而且天天打電話給他。我去到那兒，如果他精神夠好，我們就去散步或去看場電影或戲劇。不過大部分時間，我們只是坐坐。保羅和我都不介意光是坐在那兒，聽音樂、想各自的心事。

不過我開始覺得，我們該用這段時間做點什麼。我的意思不是穿上羅馬長袍，對人生、死亡、上帝、宇宙和這一切的意義做出哲學性的思考。早在我們知道他生病之前，我們上學期就做過這種事。那是大學生的特權，不是嗎？你們整晚不睡直到天亮，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聊？還有，當你們讀完第一遍的笛卡爾、巴克萊或艾略特，除了這些，又能聊什麼？不管怎麼說，保羅才十九歲。你十九歲時是什麼樣子？就像一張白紙，充滿希望、夢想和不確定，充滿了未來，人生觀卻幾乎等於零。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兩個必須做點有建設性的事，從一無所有之中創造一點東西，從無意義中創造意義，除了靠一張嘴胡謅些人生、死亡、上帝、宇宙和這一切的意義之外，也要超越這一切，使自己具備那樣的意義。

我仔細思考過這件事。我有很多時間思考：春季時我找到擔任全洛鎮園丁的工作，這種工作讓我雙手忙碌，頭腦卻很自由。

想到這點子的那一天，我正推著柴油剪草機，橫過鎮公所前的草坪，耳朵上戴著工業專用耳罩隔絕噪音。兩個詞讓我驀然停下腳步：薄伽丘與《十日談》。我在印度的時候，曾經藉著一個破破爛爛的版本，讀過這部義大利經典名作。概念如此簡單：翡冷翠城郊一棟孤立的別墅；外界都籠罩在黑死病威脅下；十個人湊在一起，希望苟全生命；他們講故事給彼此聽，藉以打發時間。

就這樣，想像力施展化腐朽為神奇的魔法，薄伽丘在十四世紀辦到了，我們在二十世紀也可以照辦：我們互相講故事給對方聽。但這次生病的是我們，而不是外界，我們也不逃避這世界。正好相反，我們要用我們的故事記憶這世界，重新創造它、擁抱它。是的，以說書人的身分相聚在一起，擁抱這世界──就這麼辦，這就是保羅和我打破空虛的方法。

這點子我愈想愈喜歡。保羅和我可以創造一個家族的故事，一個大家族，故事變化無窮，但保持相關性，前後一貫，又能生生不息。可以是個加拿大家族，背景訂在現代，考察歷史與文化也會比較簡單。我必須堅定地引導，不讓故事淪為單純的自傳。我也要做充分準備，在保羅太衰弱或沮喪時，一個人就可以把故事講下去。我還得說服保羅，讓他知道別無選擇，講這場故事不是遊戲，跟看電影、聊政治不屬於同一層次。他必須明白，除了故事以外，其他一切都無意義，就連他僅有恐嚇自己作用、充滿絕望的存在主義念頭也一樣。唯一算數的是想像力。

但想像力不會憑空出現。如果我們的故事要有力量、廣度與深度，要避免過分貼近事實、脫離天馬行空的思考陷阱，那就需要有個結構、某種綱領，某種我們盲人能用白手杖探測得到的界石。我絞盡腦汁尋找這樣的結構。我們需要的東西必須既堅定又無束縛，既限制我們，也給我們帶來靈感。

我在收拾草屑時想通了：我們要利用二十世紀的歷史。我的構想是用二十世紀當模型，從每年選取一個事件做為象徵性的綱領。整個故事分成八十六段插曲，隨著世紀漸進的發展，從每一年選取一件大事，每段插曲要與這件大事相互呼應。
想通如何利用我與保羅共度的時間，使我精神大振。

我小心地說明給保羅聽，當時我們在醫院，他正在做化驗。

『我不懂，』他說：『你說「象徵性的綱領」是什麼意思？故事發生在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這個家族仍然存在，我們挑選與情節平行發展的歷史事件，引導我們編這個家族的故事，就像喬伊斯寫的《尤里西斯》與荷馬的《奧德賽》互相平行。』

『我沒讀過《尤里西斯》。』

『無所謂。重點是，小說所有的情節都發生在一九○四年的某一天，地點在都柏林，書名卻來自一部古希臘史詩。喬伊斯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尤里西斯十年的漂泊，跟他的都柏林故事平行對照。他的小說是《奧德賽》隱喻的變形。』

『既然我沒看過，我們何不把那本書朗讀一遍？』

『因為我們不僅要做觀眾而已，保羅。』

『哦。』

『首先，我們必須決定這家人住在哪裡。』

保羅以空洞的眼神望著我，心中仍疑慮──也很疲倦。我堅持這件事，甚至有點不高興。我沒有開罵，但隱約有點火藥味。他臉一歪就哭了起來，我立刻道歉。好吧，我們朗讀《尤里西斯》，這點子多好啊！然後──有何不可？──繼續讀《戰爭與和平》。

我已經走出他的病房，正要踏進電梯，走廊上忽然傳來一陣大喊。

『赫─爾─辛─基！』

我露出微笑。你知道，保羅跟我心有靈犀。我們都很年輕，年輕可以很極端。我們還沒有被習慣與傳統束縛，只要我們高興，隨時可以重來。所以，故事的地點就訂在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很好的選擇，我們都沒去過的遙遠城市，遠比就在我們眼前的城市更容易在想像中玩弄。我回到保羅的房間，他的臉仍因為大聲喊叫而泛紅。

我問他那家人姓什麼。他嘟起嘴巴，瞇著眼睛思索了一會兒，然後發出聲音：『羅卡馬提歐。』什麼？『羅卡馬提歐，羅─卡─馬─提─歐。』我不是很同意，聽起來不像真正的姓氏。聽起來像北歐姓氏的名字比較好，不是嗎？但保羅堅持：羅卡馬提歐──羅─卡─馬─提─歐，他重複道──這是一個有義大利血統的芬蘭家族。那就這樣吧！赫爾辛基的羅卡馬提歐家族找到了，也命名了，他們的故事等著被娓娓道來。我們定了一些規則：由我決定接受哪些虛構部分，禁止使用一看就知道是自傳的素材。故事發生在現代，一九八○年代中期。每段插曲都要在我們一次會面期間講完，而且必須一以貫之，循序漸進地跟二十世紀某一年的某件大事有相似之處。我們要輪流講故事，我負責奇數年，保羅講偶數年。最後，我們同意羅卡馬提歐是兩人之間的小秘密。

我得說明，你不會讀到赫爾辛基羅卡馬提歐家族的故事，某些私密內容不能公諸於世，大家知道它們存在就夠了。敘述羅卡馬提歐家族的故事很困難，尤其是過去了這麼多年。我們剛開始編故事時勇敢又有力，經常辯論或打斷對方，我們的智巧和創意有時連自己都感到意外，也常哈哈大笑──但當你的健康並非處於顛峰狀態時，重新創造一個世界是很累人的事。保羅絕非不願意──他用一個字或哼一聲表示反對，或要我改變方向──而是無能為力，甚至聆聽都會使人疲倦。

赫爾辛基的羅卡馬提歐家族故事往往以耳語敘述，但講給你聽的時候不是耳語。在愛滋病蔓延的年代，我所保留的──在頭腦以外的──就只有這份紀錄。

我認識保羅不算久，兩人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季、多倫多東郊洛鎮的埃力斯大學相遇。我曾經休學，到印度工作和旅行，認識保羅那一年，我二十三歲，正在讀大學的最後一年。保羅剛滿十九歲，是個大學新鮮人。我立刻喜歡上保羅自然流露的聰明與好奇心，還有他對什麼事都存點懷疑的態度。我們一拍即合，經常在一起廝混。我年紀比較大，閱歷比較多，講話一派老夫子的權威，保羅則像年幼無知的門徒般聆聽──只不過他會挑起一邊眉毛，把我的誇大其詞迎面丟回來。然後我們會哈哈大笑，拋開這些角色。我們的關係很清楚：非常好的好朋友。後來，第二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