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旅行長短調
曾經，旅行是人類生命中的大行動。義大利旅行家馬可孛羅、阿拉伯旅行家巴圖塔，一生的志業是搭起異國文化的橋；中國學問僧玄奘行腳天涯，取宗教之道；歐洲中世紀的修士，必須藉拉丁語的旅行所意味的吃苦雲遊四方，來增進知識∣∣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Grand Tour」（大旅行）則一直是年輕貴族必經的成年儀式。

旅行，曾經如此稀罕、珍貴、困難。在艱難的年代，所有的旅行者都是旅行藝術家，因為他們所完成的旅行之舉，都是生命之結晶。

曾幾何時，在一九七○年代航空旅行逐漸便利之後，旅行也慢慢從生命的大行動，變成了小行動。旅行不再是終生之夢，而是隨時都可以完成的目標。旅行，也成了觀光、度假、遊學的代名詞。

大眾旅行的時代，旅行藝術家卻相對變得稀少起來。所幸，仍有一些把旅行當成人生壯舉之士，藉著旅行來完成不同的生命夢想。

有的旅者，旅行是自我放逐，走上異鄉是為遠離家園的束縛；有人是自我追尋，藉著旅行，尋覓那雲端上的自我領悟；有人是自我征服，攀登高山哪裡征服得了山，不過是征服自我；有人是自我學習，把旅途當成一段一段的人生功課；有人旅行即創作，旅行即人生成品。

我的旅行，從青春期的自我追尋開始，在路上，一直是我生命的渴求。有的旅行是長調，像一九九一年整年在路上十一個月；有的旅行是短調，如隨時從台北出走京都，跌入歷史的時空。

我在旅途上，認識世界，也摸索自我，旅行見證五光十色的人生幻象，也更親近幽靜空寂的內心真相。

行旅二十載，足跡踏近六十國的旅者如我，世界仍是一本百看不厭的生命之書。旅行是神祕的時空遊戲，可以在世界的時空旅程中忽上忽下。
在旅行的長短調中，我是生命的旅者。

Berlin 走調的柏林夢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我按照兩個多月前的原訂計畫到德國旅行。路經柏林時，當地的朋友都替我懊惱，為什麼不早一個多月抵達，就正好趕上東德垮台的大事。那一年十一月，在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之外，東德死硬派領袖突然被驅逐出境；一夜之間，東、西柏林的人可以自由越境，東、西德在被柏林圍牆分隔了二十八年後，終於重新結合。

從那一天起，柏林圍牆四周，就沒日沒夜圍繞著世界各地去瞻仰遺蹟的人們。人們在圍牆上跳舞、接吻、歡唱，不少人帶著鎚頭在圍牆上敲下一小塊做紀念。很快地，這個點子就成為最熱門的商品，人人都想擁有一塊柏林圍牆的歷史化石。我也買了一塊送給一個當時很想離婚的女性朋友，祝福她早點脫離婚姻之圍牆。

那一陣子，在東、西柏林看到的人都滿臉微笑，人人都對德國新未來充滿憧憬。當我在電視上看到，當年十二月五日伯恩斯坦(Bernstein)領著柏林愛樂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真的覺得東、西柏林充滿希望。

當時的東柏林仍是一片殘敗，連一家好的小咖啡館都沒有，甚至一九八七年就重建完成的東柏林大旅館(Grand Hotel)，裡頭的餐飲及服務水準都十分共黨官僚化。然而即便當時的東柏林，並非屬於如繁華的西柏林般的旅遊勝地，但一經比較，東柏林傳統建築之美，卻讓西柏林一下子，就�角F俗麗的村婦。東柏林，雖然遲暮，卻仍是風華絕代的貴婦。

一九九二年八月，在戈巴契夫被軟禁不久後，我又重遊了柏林。這時柏林圍牆已經被拆除遷移，波茨坦廣場區前擺滿小攤子，賣著各式共黨時代的紀念品，從柏林圍牆石塊，到東德軍帽、軍徽、制服、共黨證等不一而足。朋友說，柏林圍牆的石塊，據說已經賣掉了兩倍面積的柏林圍牆，存放在世界各地旅人的抽屜中、櫥櫃上。

朋友帶我去新開張的小酒館，聽當時很流行的戰前音樂。我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金髮女郎模仿著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唱著<再度戀愛>(Falling in Love Again)和<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我曾有一張CD，是根據瑪琳•黛德麗在一九五○年代於紐約灌製的音樂拷�屆A她慵懶、低沉、挑逗又帶點嘲諷、不在乎的嗓音，是會讓聽者墜入貓眼般迷離的夢境的聲音。很少人能把她模倣好，這個金髮女郎就差了一點。相形之下，我們的白光還算是別有風味、值得一比的。

一九九二年的東柏林，到處都在大興土木，雖然有些東德人已經開始抱怨越來越飛漲的物價，與越來越低落的生活水準。一個東柏林作家跟我說：「東柏林真吵，到處都是建築工地裡的起重機和電鑽的聲音。」

我和他坐在歌劇院旁新開的、就叫「歌劇院」的咖啡館，客人中東柏林人寥寥無幾，都是外來客。作家似乎永遠不合時宜，開放前反共產黨，開放後又反德國基民黨；他說東柏林人販賣完他們的過去後，已經開始被迫販賣他們的現在了。許多東柏林人不堪物價高漲，被迫遷出東柏林。

一九九九年，我又再度回到了柏林，我的東柏林作家朋友已經搬走。西柏林人和西德人，乃至全世界對東柏林的過去有興趣的人，都已經占領東柏林的各個精華區。大家都努力地想恢復東柏林昔日的風華，但奇怪的是，往日的風華卻慢慢在消逝中。演唱老歌的小酒館已經不流行，現在當道的是，販賣迷幻情境的電子音樂舞場；服用快樂丸的年輕人，並不在乎他們置身的是倫敦、維也納或東柏林。

我很慶幸在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二年時去過東柏林，我看到了當時的希望。今日的東柏林人已經不談未來了。

Boston 矛盾波士頓
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國的波士頓，剛好碰上「Gap」在市中心的廣場上開了新店。信步走去這家從舊金山起家，當時還不算太紅，也還保有點風格的服裝公司。一進去，就聽到他們正在放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的<別讓我今晚寂寞>(Dont Let Me Be Lonely Tonight)。

真是再巧合不過了。我來波士頓前，一位在波士頓念過書的朋友就告訴我，波士頓有不少詹姆士•泰勒迷；不只是因為歌手本人生於波士頓，也因為他那種平實低調的唱腔，加上清亮乾淨的吉他伴奏，是非常長春藤的，當然與這群屬於中上階級、有點保守的大學生胃口很合拍。

我自己倒是對詹姆士•泰勒一直沒有太大的興趣；他的音樂對我而言，屬於那種「可以聽，但沒太大感動」的類型。然而，我曾經交往過的一個男朋友，是詹姆士•泰勒迷。我常想，我們最後分手，大概是因為他很喜歡<你有了朋友>(Youve Got a Friend)這首歌，而我卻越聽越乏味。

不過那次到波士頓，倒讓我比較了解孕育詹姆士•泰勒的文化環境。波士頓像是個小巧精緻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的模擬品，擁有比現代倫敦更多的「高尚、有教養」的人，但也有更多的對舊社會的惆悵與淡淡的鄉愁。在波士頓，反抗，可能是為了查稅，卻很少為了人權或意識型態對立。

那次在波士頓，當然會在哈佛方場上吃有名的「亞歷山大」冰淇淋，也沿著河岸看大學生划平底船，還陪同一起去的畫家朋友，賣了兩幅畫給一位富有的韓裔女收藏家。而也去了波士頓美術館，看他們有名的中國鈞窯瓷器的收藏。

然後我們離開波士頓。帶走的印象中，波士頓是一個絕大部分屬於知書達禮白人的中產社會。那時，在波士頓市區中心，眼睛所見，非洲裔有色人種的人數少得可憐，亞洲裔也不多。當時我並不知道，波士頓市郊的非洲裔有色人種的比例，其實和白人不相上下。

一九八九年，我買了一張女歌手崔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的個人同名專輯；從資料上發現，她的家鄉是波士頓。她真摯嘹亮、豐富有力的聲音，立即抓住我的注意。我忍不住把她和詹姆士•泰勒做了一番比較，卻免不了立即偏愛崔西•查普曼。

同樣是哀愁，崔西•查普曼會談到革命()，會唱到貧困黑人少女的生命悲劇()，會探討黑白種族分離歧視的問題()，會處理家庭暴力下女性的無助()，也關懷第三世界的飢饉與貧困。這些女性、弱勢、社會乃至世界性的議題，藉著查普曼的歌聲，立即產生巨大的感染性與急迫力量，更直接地掌握住聽者的感動。

因為崔西•查普曼，我開始試著從更多元的角度去了解波士頓，也慢慢知道安靜、有禮、高尚的波士頓中上層社會，一直沉默地在進行他們「白種化波士頓市區」的區隔工作，也因此波士頓市區才會顯得那麼白人社會。

崔西•查普曼讓我打開了另一個觀察波士頓的視野。我想著自己下回去波士頓時，一定不會忘了隨身帶著她的CD。我猜想，現在Gap店裡放的會是詹姆士•泰勒，還是崔西•查普曼？

自序：旅行長短調曾經，旅行是人類生命中的大行動。義大利旅行家馬可孛羅、阿拉伯旅行家巴圖塔，一生的志業是搭起異國文化的橋；中國學問僧玄奘行腳天涯，取宗教之道；歐洲中世紀的修士，必須藉拉丁語的旅行所意味的吃苦雲遊四方，來增進知識∣∣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Grand Tour」（大旅行）則一直是年輕貴族必經的成年儀式。旅行，曾經如此稀罕、珍貴、困難。在艱難的年代，所有的旅行者都是旅行藝術家，因為他們所完成的旅行之舉，都是生命之結晶。曾幾何時，在一九七○年代航空旅行逐漸便利之後，旅行也慢慢從生命的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