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評論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本書作者歷時十餘年，搜尋考辨大量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詳細剖析了延安整風的前因後果及運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力圖再現當年這場運動的歷史真貌，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推薦者：鄭會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對歷史的重新解讀　　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釋，需要歷史學者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對各種資料進行細心的梳理，認真的研判，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近10年來，海內外學者的一些新的研究對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幕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披露，但真正全面、系統研究延安整風的學術著作當屬高華教授的這部新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本書作者認為，毛澤東在整風中創造出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沉重地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這一系列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不僅成為每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同時也改變了1949年以後生活在內地所有中國人的命運。　　本書上篇“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共五章，主要介紹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領導人歷史上的分岐和矛盾，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步掌控了黨權與軍權，抗日戰爭爆發後毛澤東開始對國際派的代表人物王明進行迂回反擊，對於整風運動加緊進行輿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下篇“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共分為10章，這是本書的重點。作者不惜筆墨，參考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將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作了深入透徹的剖析。　　國共分裂後，毛澤東雖然首先在江西創建了農村根據地，開始走上了武裝割劇、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並不高，甚至還經常受到當時的中共中央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排擠和壓制。毛澤東認為發動一場統一黨內思想、樹立自己絕對權威的運動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而開展延安整風運動正是毛澤東發動黨內鬥爭策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操練。　　毛澤東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他清楚地知道，為了打擊主要敵人，必須團結和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們作為貫徹執行自己意志的工具，同時也要在打擊的對象中分化和瓦解另一部分人。　　在毛澤東的眼中，以周恩來、彭德懷、陳毅為代表的所謂“經驗主義分子”都曾在歷史上反對過他，必須在運動中加以觸及，目的是打下他們的傲氣，樹立自己的威信，但最終對他們還是要團結和利用的（特別是在統戰和指揮軍隊方面）。毛澤東的打擊對象十分明確，那就是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為首的“國際派”，但即使是在打擊對象中也是有所區分的，譬如張聞天、王稼祥曾在遵義會議上站在毛的一邊，因此在處理時情況就不完全一樣。這也說明歷史上的因素以及個人的好惡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始終佔據著極高的比重。　　延安整風運動的步驟是：先整國際派，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然後再利用部分投降的國際派以及軍隊中的高級幹部整肅在黨內具有“五四”傳統，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以王實味、丁玲為代表），最終樹立起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無比崇高的地位。　　隨著整風的結束、“新人”的誕生，毛澤東終於在黨內、軍內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首陝北民歌應運而生，響徹雲霄。　　作者認為，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與斯大林的清黨和肅反運動相比，審幹與“搶救”運動在觸及和改造人的靈魂方面，不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凡是對中國當代歷史稍有了解的讀者看過此書大概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建國後所發生的歷次政治運動，其手法與延安整風完全是一個模式，所不同的只是後者規模日益擴大、手段日臻完善罷了。而延安整風運動所開創的填履歷表、寫自傳、作鑒定、建立檔案等一系列制度更是延續至今，成為黨和國家管理幹部、審查幹部的重要方式。　　本書從動筆到定稿前後歷經9年，若加上收集資料，時間就更長了。本書篇幅巨大，考證精細，它不是時下坊間流行的那種紀實文學，而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全書文字平實，融會貫通，章節之間安排得十分緊密，雖然全書沒有一句對話，但新意卻散布在每一個章節之中，作者善於捕捉每個細節，字裡行間都反映出當年的氣氛，讀者閱讀此書會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這在當前出版的各類歷史著作中也是不多見的，因而值得向所有關心中國歷史和政治的讀者推薦。　　本文原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9月），由於篇幅所限，摘選時作了大量刪節，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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