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七九六—一八六四）》是美國哈佛大學孔復禮（PhilipA.Kuhn）教授的力作。孔復禮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清史的著名學者，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本書研究中國晚清時期的團練、地方武裝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中文資料，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問題，是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傑出著作之一。劉廣京教授以魏斐德的《大門口的陌生人》和孔復禮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兩書為例，稱譽這兩位作者是美國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討社會史動態的最傑出的史家（劉廣京：《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見《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本書認為，中國有「民兵」思想的悠久歷史，但明、清時代的制度基本上已體現了士兵和平民的分離。一七九六年開始的白蓮教造反，正規的軍事機構和力量無以對付，驅使官員們尋求輔助的辦法，地方性的團練武裝應運而起。這時期的團練仍在國家監督之下，對王朝的軍事制度並無直接影響，但對以後太平天國時期的地方軍事化起著先導的作用。　　本書以主要篇幅討論十九世紀中葉起出現的各種類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裝問題，著重研究由正統的名流—士紳創辦的各類團練的形式、規模、財政基礎以及和氏族的關係，尤其是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徵稅網絡之間的關係問題。又以江忠源、胡林翼、曾國藩、劉於潯等人為對付太平天國和其他造反事件而創建各類地方武裝為例，對上述這些問題作了詳盡具體的分析。在這些正統的地方武力之外，本書還探討了各種形式的異端地方武裝，如村社武裝、「股匪」、「堂匪」等的興起、和正統武裝的異同、兩者在一定條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轉化等問題，展示了晚清地方軍事化的廣泛普遍和複雜情景。　　作者極為重視晚清的地方軍事化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他認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穩定延續的社會根源，在於王朝與地方名流—士紳間的協調，在於官僚和地方社會之間的利益衝突能夠以最低限度的糾紛來解決。這樣，名流—士紳憑藉他們的社會影響、正統的學術傳統以及倫理觀念，使傳統政權得以反覆重建。但到晚清動亂時期，情況有了不同。名流為著自己的利益，也為著王朝的利益，在鎮壓王朝內部敵人中起帶頭作用，使王朝得以度過危機而繼續生存；但這一結果的代價是中央政府權力的縮小和名流勢力的擴張，名流在王朝體系中，特別是在地方政府中開始正式行使權力，名流領導的地方武力開始作為官方的機構承擔保甲、里甲等職能。地方權力旁落到名流—士紳之手的趨勢，成了咸豐朝及以後農村中國的共同特徵，其影響直至於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行政和社會。作者認為，這標誌著傳統國家的崩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因而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始。作者懷疑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能夠用鴉片戰爭這樣的外部事件來劃界，認為王朝的衰落不同於舊秩序的衰落，中國舊秩序衰落的開始時期不早於一八六四年，即太平天國被撲滅的那一年。　　美國學者解釋中國近代史，常注重西方對中國的刺激和反響，以為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轉變，係由於西方潮流的衝擊。孔復禮在本書中的看法不同，他從中國內部事件引起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來探究中國近代的起始。中國學者大都主張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的開始。我想，鴉片戰爭並不是一樁單純的外部事件，英國侵略者以大砲轟開中國的大門，標誌著中國內部的發展也自此進入一個新階段。歸根結底，歷史發展的分界點應該到社會的內部變化中去尋找。因此，孔復禮的看法對我們是有啟發意義的。　　晚清時期為著鎮壓太平天國和其他造反而引起地方軍事化，中國史家早已有所注意，並就這種現象對中國兵制、政制的影響作了很好的研究。孔復禮的著作著重探索這類軍事化的社會史意義，這就開闢了新領域，擴展了視野，大大豐富了歷史認識的內容。這是他的貢獻，也是最值得中國史家借鑒之處。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社會史，必然要研究社會中的各種成分如平民、貴族、官僚、士紳、民族等等。只要有科學的指導思想和分析方法，這樣做不僅不會削弱階級觀點，反而會使階級觀點更加有血有肉。　　當然，我想中國史家不一定認為此書的研究已經盡善盡美，不會都同意此書的觀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紳權的擴張雖然是十分值得重視的現象，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著傳統社會的崩潰，似乎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論證。作者承認，名流與王朝站在一起度過了當時的國內危機，這說明「傳統政權的立足基礎仍然是穩固的」，也說明「在此後的幾十年中將要動搖這些基礎的特殊的『近代』因素，還需在中國歷史的趨向中去引發決定性的變革。」（見此本第一章）。可見紳權擴張這一事實本身似乎並不是界定中國歷史階段的充分條件；作者開宗明義提出的「怎樣區分清代統治的衰落和傳統中國社會的衰落」的問題，依然需要從社會、經濟、思想等各個方面去進行分析研究。此書將十九世紀中葉的地方軍事化與二十世紀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情況聯繫起來，並概括說「太平天　　國時期的地方軍事化影響到縣一級中國行政的特點，並且以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的各種方式，形成了縣級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間的關係。」但由於此書涉及的歷史時期止於一八六四年，如作者所指出的，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社會史存在著大量未被研究的課題，因而這樣的聯繫必然仍是朦朧的。孔復禮指出，辛亥革命前後，農村名流並不因科舉制?　　蚸M舊政權給予的特權被取消而消失；農村名流以什麼方式改變了自己的特徵，又以什麼方式去適應變化了的環境，這些必定是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中心問題。這是孔復禮著作給予的又一啟示。此書中譯本的出版，很可能引起中國同行對孔復禮所提出的這些問題的興趣，並且進一步研究十九世紀中葉地方軍事化與此後幾十年地方軍事化的異同，研究十九世紀中葉農村名流與地方行政關係的狀況與此後幾十年狀況的異同。我想，這一定也是孔復禮樂觀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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