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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往無限可能之路
「我們會一直遇到很棒的機會，而這些機會則巧妙地偽裝成難以解決的問題。」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這是一通改變了我命運的電話。
1977年1月初，某個寒冷的週日晚上10點鐘，電話聲響起。當時我住在麻州劍橋一間老舊木造房的小小出租閣樓，就位於哈佛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同一條街上不遠處。那年我23歲，一邊寫著學期作業、一邊改學生作業，同時還要努力為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的考試做準備。
我接起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聲音清晰有力：「我是羅傑．費雪教授。謝謝你寄給我你的論文。我很欣賞你用人類學的角度思考中東和談的議題。我自作主張把主要的圖表寄給了負責中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我是他的顧問，我認為他應該會覺得你的想法很實用，能幫助他規劃談判工作。」
我當下說不出話。我在做夢嗎？ 我覺得之前應該沒有教授打電話給我過，尤其還是在週末。我也絕對沒有想過，我在寫學生作業時的一個想法，竟然能幫助到位於華盛頓的政府高官，而他負責的事務正是普遍被視為世界上最困難的國際衝突。
就如那個年紀的許多年輕人，當時的我正試著釐清自己的人生方向。研究人類文化與社會的人類學很有趣，但對我來說卻少了些什麼。我一直想把我的時間與精力貢獻在能更直接實際幫助他人的計畫中。我想知道：我能不能把學到的東西，應用在當前人類社會無法解決的重大困境上，比如常年持續不斷的衝突與戰爭？
電話另一頭，費雪教授繼續說道：
「我想邀請你來跟我一起工作。你覺得如何？」
「好的，」我結結巴巴地回道。「我非常樂意。」
那麼我的論文中，到底是哪個想法受到費雪教授的青睞？這都源自一個簡單的假設情況。我在樸素的小小閣樓房間，環顧四面牆，想像自己作為人類學家，隱身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一間金碧輝煌的房間，而此處即將召開中東和平談判會議。我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我是否能從與會各方談話的方式，看出談判進行順利與否？
如果進行得不順利，我猜想談判者應該會互相指責。他們會深陷在過往歷史中。他們會聚焦在曾經犯下的過錯裡。
如果進展順利，我聽到的內容會截然不同。與會者不會陷在過去，而會聚焦在現在與未來。他們不會反覆談論著「以前哪裡做錯了」，而是會討論「還有哪些可以做」。他們不會攻擊彼此，而是會一同解決問題。
換句話說，我只是簡單提出衝突中各方彼此對話的方式，將可能為達成協議的可能性關上或開啟大門。
費雪教授那晚的一通電話為我開啟了一扇門，我開始投入研究在看似棘手難解的衝突中，如何開啟可能性的藝術，而學習這門藝術也成了我一生的追尋。
我畢生求解的問題
費雪教授慷慨的邀請，點醒了我幾乎從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內在召喚。我的童年大部分時間在歐洲度過，當時也還沒有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恢復過來，駭人的戰爭奪走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從那些成為廢墟的建築、倖存者在創傷中避而不談的故事，仍可清楚感受到當時造成的巨大痛苦，就算是對一個沒有直接遭受戰爭摧殘的孩子來講，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第三次世界大戰如今也蠢蠢欲動，而且因為原子彈的出現，戰爭更可能造成世界末日。我們未曾談論過這件事，因為光是用想的就令人毛骨悚然，而且感覺大家也無能為力。但卻有各種鮮明的提醒。我在瑞士就讀的學校裡，有一處強制規定設立的核子彈防空洞。冬天的時候，還同時作為滑雪儲物間，所以我很常去，有時候我會佇立在入口處巨大的鋼製防爆門前，頓時身體感受到一陣寒意入骨。
「我不懂，」長大一點後我會這樣跟朋友說。「每當我們和俄國人之間出現危機時，領導者就可能決定發動會將全世界毀於一旦的核子戰爭。怎麼會這樣？一定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解決這些議題！」
我的學校裡有來自不同國籍、文化、信仰的學生，但我們普遍來說都相處良好。而且有爭端時，都是個人之間的問題，不是群體之間。所以就算我還只是個孩子，我也不難想像一個大家都能大致上和平共處的世界。
不只是世界上有衝突，家裡也有，像是我在餐桌上看著父母爭吵的時候。聽著他們爭吵很痛苦，如果辦得到，我會試著轉移他們的注意力。這讓我想到，衝突會影響我們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從影響家庭和樂，一直到作為一個物種終極生存的問題。
作為一個好奇的青少年，我一直會反覆思考的基本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在不摧毀所珍愛事物的前提下，處理彼此間巨大的歧異？我們該怎麼找到一種方式共同生活、工作，就算衝突難以避免？
我在大學修讀人類學，試圖找到這個問題的解答，希望能進一步鑽研人類本性及文化。人類學家常常會研究那些小規模、受到外在威脅的瀕危社群。而我所擔憂的瀕危社群則是人類整體，以及我們對自己造成的存亡威脅。為什麼每當個人之間、群體之間或國家間出現嚴重分歧時，我們這麼容易就陷入破壞性衝突？
但我並不想要純粹做研究。我想要從事實務工作。我熱愛人類學的一點是，如果要真正了解另一個文化，必須要實際參與並觀察。我想要參與衝突，而不只是從旁觀察。我想要參與其中，在最難以找到解方的場域中，練習談判的藝術。
那通電話開啟了我接下來近50年的旅程，在這段經歷中，我以人類學家及談判者的身分在世界各地工作，藉由實際參與的衝突激發出我對最基本問題的解答：要如何在棘手的衝突中，將具有毀滅性的對峙，轉化為合作性的談判？
我在很多傳統文化的社群中問過這個問題，從喀拉哈里的庫亞（Kua）社群，到紐幾內亞的部落戰士。而當我在面對一些最棘手的衝突，嘗試不同做法時，也都曾問過這個問題，比如從激烈的煤礦工人罷工到美蘇核武對抗，從董事會鬥爭到家族內鬥，從政黨對峙到中東戰爭。我找出了最棘手、風險最高的衝突，並了解到在這些衝突中適用的方法，應該也可以運用在其他所有情況中。
所以，我也在與自己的家人和我所愛的人之間發生衝突時，問過同樣的問題。我從失敗與成功的經驗中都獲益良多。
經過這些種種的實驗，我孩童時期最初的直覺得到了證實：對於我們彼此間最嚴重的分歧，的確有更好的解決方式。作為人類，我們有選擇的機會。
我們生活在衝突時代
當我看著我們現今面臨的各種衝突，我了解到自己畢生追尋所學習到簡單卻具有力量的經驗，正是現在最需要的。
處處都是衝突，且不斷加劇。從家裡、工作場域、國家，到全世界，每一天，我們都面對著苦惱又痛心的各種爭執。
具有摧毀性的衝突正在分化我們的社群、傷害彼此的關係、癱瘓我們處理最重要議題的能力，而從我有記憶以來，情況從來沒有這麼嚴重過。因為沒有找到更好方式處理彼此的分歧，我們因此犧牲了多少需求？失去了多少機會？
諷刺的是，花了幾十年處理國際上棘手的政治衝突後，我發現有另一個棘手的衝突正在撕裂我的國家。這看起來似乎難以想像，但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成的美國人擔憂美國可能陷入內戰。我從來沒有看過一群人對另一方展現如此程度的恐懼、憤怒和輕蔑。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程度的消極屈從、麻木與絕望，許多人都放棄了，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改變現狀。
分化的現象不只出現在美國；這是全球趨勢，在世界各地撕裂家庭、社群和社會。「因為政治上的歧異，我哥哥已經不會來我們傳統的家庭聚會。我媽媽的心都碎了。這太誇張了，」一個位於巴西的好友這樣哀歎道。
如果一千年後的人類學者回顧現在這段時間，他們可能會稱這段時間是「人類家族大團圓的時代」。因為通訊傳播技術的革新，有史以來第一次，幾乎所有一萬五千多個語言社群都能彼此互通有無。但就像許多家族團圓的故事，過程中並非全都和平又和諧。這裡頭衝突四起。
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像現在必須一起面對與數十億的其他人共存的挑戰。衝突完全沒有減緩跡象，團圓重聚代表敵意升高，因為人們被迫面對彼此的歧異，對於不平等的憤怒升高，而不同的習俗與信仰則威脅著各自的認同。團聚可能造成更多的摩擦而非喜悅，隨著彼此間的差異被放大，出現更多的是衝突，而非理解。
感謝新型態的溝通交流方式，相較於過去，我們更容易注意到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衝突。每天二十四小時，我們都被淹沒在衝突與戰爭的新聞中。不僅如此，新溝通媒介的本質就是關注衝突，並放大衝突，因為這類內容會吸引我們的注意，而注意力則會帶來收益。
衝突不會消失。我們身處在一個所有事物都急遽快速遞變的時代：幾個最大的議題包括AI等新科技、經濟失序、環境崩壞、人口變化等。而這樣的速度絲毫沒有放慢的跡象，反而持續加速。更多變化自然會帶來更多衝突。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實是：這個世界需要更多衝突，而非更少。
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且聽我解釋。
什麼是衝突？ 衝突可以定義為「利益和觀點分歧的對立雙方，彼此產生的碰撞。」
在我的工作中，經常遇到這樣普遍的假設：衝突是一件壞事。以前我也會抱持這樣的假設觀點。但身為一位人類學家及調解者，我學會用「衝突是自然的」來看待，這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因為我們是人類，我們自然有不同的觀點與利益。當我們表達彼此的歧見與差異時，衝突就會出現，就算我們沒有表達，也會出現衝突。
事實上，衝突可以是很健康的事。最棒的決定不是來自表面膚淺的協議，而是透過呈現不同的觀點，並尋找有創意的解決之道。衝突是民主過程的核心，也是現代經濟的關鍵所在，在商業競爭中，衝突有助於創造繁榮。
想像一個沒有任何衝突的世界。要怎麼處理不公不義？要如何改正權力濫用的情況？ 我們的家庭、工作、社群又如何能出現有建設性的改變？
作為個人與群體的一部分，面對挑戰是我們學習、成長與改變的方法。衝突提供了這個挑戰，刺激我們及所處的社會成長進化。正如我的朋友及調解工作同事克萊兒．哈傑（Claire Hajaj）最近跟我說到的：「有建設性的衝突是人類成長的基礎。」
那我們要如何以有建設性的方式處理我們彼此的歧異呢？
脫離困境的方式就是走過困境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機會參加一趟為期兩週的大峽谷泛舟行程。
正當勇猛的船長領著我們在科羅拉多河上駛經巨岩、越過急流，我在過程中對於該如何在動盪時局中駛出衝突的問題，得到了一些想法。我抬頭望向巍峨的大峽谷岩壁，數千英尺之高，存在了幾十億年之久，頓時對於人類衝突該如何化解很快有了靈感。所有的人類歷史在這一片聳立的峭壁上，都只不過是滄海一粟。
在大峽谷的峭壁中，遠離令人發狂的新聞與社群媒體，我問同行一位來自威斯康辛州酪農場的70歲農夫喬治．西門（George Siemon）說：「喬治，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在任何事情上要取得協議都這麼難？你和其他農夫聊天時大家都在聊些什麼？」
「威廉，」他回道：「大家都覺得被困住了。大家都在互相指責，而不是解決問題，或乾脆放棄彼此。然後問題就越變越糟。
「我現在都跟年輕人說：『我們有解決之道，我們甚至還有錢，我們只是不知道要怎麼一起合作。這就是現在的挑戰！」
我從喬治遇到的挑戰得到共鳴。我們活在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對我們、我們的家庭和社群來說，未來都充滿可能性。帶有許多希望、但有些正面地令人害怕的可能性。最終，一切都看我們自己。我們有許多機會能讓所有人都過得更好，但我們必須攜手努力。
我們無法消弭衝突，我們也不該這麼做。
真正的問題不是衝突，而是我們用破壞性的方式處理問題。
那如果我們試著用不同的方式，用逆向的方法去處理呢？如果不是將衝突升高或避免衝突，而是採取相反的做法會如何呢？如果我們面對問題，帶著好奇心及合作的態度，會有怎樣的結果？
這是我在大峽谷泛舟時所學到的。一旦下水開始泛舟，有好幾天都要待在河面上，沒有其他退路。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洶湧的湍流和冰冷的巨浪不斷打來，除了順著水流一起走，我們別無選擇。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想避免被弄得又濕又冷，而是順應其中，迎向大浪，然後一起使勁地划。
簡單來說，脫離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度過這個困境。
這聽起來可能是我們最不想要的選項，但如果我們就擁抱衝突，那會如何？如果我們張開雙臂擁抱衝突會怎樣？如果我們把人類所有的潛力用來處理衝突，應用我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創造力、合作能力，會有怎樣的結果呢？
在我的工作中，我發現人們自然會假設衝突應該被解決。但真的是這樣嗎？以前的我也會這樣假定。畢竟，我從事的領域就是調解衝突。但經過多年後，我逐漸理解到問題往往不可能找到解方，至少目前還沒有辦法。在某些例子中，找到解方甚至不是令人滿意的處理方式，因為這就剝奪了我們在衝突中持續學習和成長的機會。事實是我們不是永遠都一定要達成協議。
與其試著解決衝突並達成協議，我們是不是能試著找到比解決之道更實際且可持續的做法？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轉化衝突，會得到怎樣的結果？
轉化衝突就是改變衝突的形式，從毀滅性的戰鬥，變成富有成果的衝突和有建設性的協商談判。
與其摧毀我們珍視的事物，如果我們開啟共存的全新可能性，創造我們珍視的事物，又會有怎樣的結果呢？
要轉化衝突比達成協議的工作更為龐大。這代表要改變我們互動和處理彼此歧異的方式，要改變我們的關係。協議總是有局限且往往是交易性的；談判協議會來來回回，不斷改變。轉化則是關係性的，可以一直持續到未來。協議是結果；轉化則是過程。而且不像某些協議要花上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達成，轉化衝突可以立即實踐。
四十多年前， 費雪教授、派頓（Bruce Patton）和我在撰寫《哈佛這樣教談判力》（Getting to Yes）時，書名中的「yes」指的是彼此滿意的協議。現在，我認為這個「yes」的定義應該擴充。新的「yes」指的是，挺身而進並擁抱衝突所能提供的一切。新的「yes」是轉化型（transformative）的「yes」。
如果我們能擁抱並轉化衝突，我們將能學習如何共存並一起合作。就如同我的朋友喬治在湍急的河上所說的，如果能做到如此，不管問題多大或多小，我們都能解決。
尋求「可能」是「新的yes」
這麼多年來，我在工作中處理了許多看似不可能化解的衝突，人們常常問我：
「你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
我會回答：「其實，我是可能主義者（possibilist）。」
我對「可能」充滿熱情。
我相信人類有潛力能達成協議，我們有能力可以用有建設性的方式處理我們彼此的不同。
我相信就算我們彼此間有巨大歧異，人類還是有能夠合作的與生俱來的能力。
我相信不管衝突多麼具有挑戰性，我們還是能學著讓結果好轉。
簡言之，我相信我們能在這個衝突時代生存下來，並蓬勃發展。
「可能」不代表容易。世上沒有快速修復的方法。處理衝突可能是人類面臨最困難的工作。需要耐心及許多堅持與毅力。但是很困難，不代表不可能。這可以是一項艱困但又有可能完成的工作。
「可能」不代表衝突的結束，這並非是「贏了談判就算任務完成」（won and done）。在我經手過的大多數情況中，緊繃的情勢仍在繼續，衝突仍然延續，但破壞、暴力和戰爭則能夠畫下句點。
「可能」不代表一個簡潔明確的解方。在更多情況下，可能代表的是關係逐漸改善，隨著時間進展，會產生巨大的不同，關係可能會很混亂。可能也代表在看似無路可走、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找到前進的方式。這代表創造一個個微小的突破，而隨著時間演進，微小的改變能累積成巨大的突破。可能代表的是逐步變革。
「可能」指的是應用人類所有潛力，處理周遭的衝突。這代表的是使用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創造力、合作能力，開啟我們之前想像不到的全新可能性。
在衝突中，我們覺得被困住、感到挫敗；有可能則代表自由、選擇和機會。
「可能」是「新的yes」。
為什麼我是可能主義者？因為我親眼見證過人類的能耐。我見證過那些看似不可能的變成可能。
整個1980年代，我有十年時間都花在避免意外爆發核子戰爭，經常往返於華盛頓與莫斯科兩地。儘管期間困難重重，局勢不被看好，但隨著柏林圍牆倒下、冷戰終結，我見證了美蘇關係的驚人轉變。
當我在1980年代末第一次去到南非，親自了解衝突並提供談判訓練時，資深的政治觀察家認為要花上幾十年，說不定也只有血腥的全面內戰能終結這個種族隔離政策。結果相反的，在短短幾年內，大多數人的預測跌破眼鏡，破壞性的衝突發生了轉化，在歷經27年的牢獄生涯後，曼德拉（Nelson Mandela）獲選為總統。
在近幾年，我有機會擔任哥倫比亞總統的顧問，他當時想做一件國內都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終結長達近半世紀的內戰。許許多多的人曾為此喪生，有超過八百萬的受害者。經過六年艱難的談判，最終在眾人的意料之外，締結了歷史性的和談，主要的游擊隊放下了武器。
我的經驗不僅限於戰爭。我曾看過許多家族化解彼此恩怨；我見證過競爭激烈的商業對手再次成為朋友；我在自己的國家看過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領袖學習攜手合作；我也曾看過來自各行各業的人迎向挑戰，將破壞性的衝突轉化為建設性的談判。
如果這些都曾發生過，我相信一定也有可能再次出現。
我對人類的黑暗面並非一派天真。在將近五十年的歲月裡，我常常在令人感到人心黑暗的局勢裡工作，我絕對不會低估人類的無知與殘忍。我也見證過衝突帶來的負面可能性。
四十多年前的某個下午，我有機會獨自去到位於波蘭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納粹死亡集中營遺址。我走在一排排隆起墳堆的茂盛蔓草中，墳堆上散布著白色骨頭碎片。雖然我沒法確定，但我懷疑我有許多遠房親戚都被埋在這些墳堆中。我認為埋在那裡的每一位亡者都是某個人的家人，因此也都是我們所有人的家人。我感受到陣陣哀傷，對於人類能對彼此犯下的不人道行為，我找不到言語表達心情。我默默對自己發誓，要起身行動，盡我一切力量協助避免威脅全人類的核子屠殺。
十三年後，我正忙於處理南斯拉夫內戰的相關工作，我和一位兒時認識的老友，時任美國駐克羅埃西亞大使彼得．加爾布萊斯（Peter Galbraith），一同前去探訪波士尼亞穆斯林臨時難民營。這些難民被困在一個一公里寬的區域，一邊是整排塞爾維亞坦克，另一邊則是整排克羅埃西亞坦克，雙方都瞄準了中間的無人區。在穿著防彈背心並配備自動武器的加拿大聯合國維和部隊護送下，彼得和我穿過坦克與士兵，進入已成為廢墟的村莊。這些房子大部分都已被摧毀。一顆打偏的流彈卡在樹幹間。
數以千計的男女老幼住在破爛的帳篷中，隨著寒冷的冬天到來，這些帳篷也難以發揮禦寒作用。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迷茫，無處可去。他們四周全部都埋有地雷，每隔幾天就有人會因為不小心踩到地雷，沒了腳或沒了腿。
令人倍感辛酸的是，我們抵達時，一位產婦才在學校體育館充作的臨時醫院裡生產。我不禁想到，這些無辜的人們就代表著人類的苦難，他們被夾在隨時都能發動災難性毀滅的核武強權之間。這是另一種衝突帶來負面可能性的鮮明提醒。
最近，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期間，我主要和衝突相關的工作，集中在可怕又悲慘的烏俄戰爭上。負面的可能性全面攤開，全世界發現在柏林圍牆倒下的35年後，俄羅斯和西方世界又陷入全新的危險衝突。就如二十世紀的上半葉，歐洲再度成為殘酷戰爭與暴行的現場。達摩克利斯的核武之劍，就驚險地懸掛在我們的頭上。感覺就像是我們兜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我最初本來打算過去一年都專注在寫作上，但卻發現自己沒有辦法作壁上觀，什麼都不做。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同時，也非常投入地與烏克蘭人及俄國人、美國人和中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和其他許多人頻繁對談，一同找出實際做法，緩和恐怖暴行，協助讓戰爭終結。我才剛講完一通電話，電話中我們烏克蘭的同事提到，光是在寒冬時節的某條長達十公里的前線上，每一天兩邊就各有約一百名士兵喪生。而那只是某一道前線，接下來還有日日月月，許多日子在等著。
要當一位可能主義者，代表著要能正視負面可能性，將這些負面可能性作為持續不懈尋找正面可能性的動力。工作永遠沒有完結的一天。「有可能」不代表必然會發生或很可能會發生。有可能就只是有可能。
有可能是否能成真，端看我們自己怎麼做。
我們所造成的也能由我們改變
三十年前，我艱苦跋涉進入馬來西亞的雨林，去拜訪許多人類學家認為是全世界最和平的閃邁（Semai）部落。我想知道他們如何處理自己的衝突。
他們依照傳統禮俗，在叢林中一個架高的大竹屋內接待我。十幾個家庭共享這同一個空間，吃飯、睡覺都在一起。在竹製平台上睡了一晚，隔天早上我終於找到機會詢問其中一位長老，一個我一直很好奇的問題：
「為什麼你們的人不會發動戰爭？」
「戰爭？」 他問道，他一邊想著這個問題，一度感到疑惑。接著他直視我，在我的一位同事協助翻譯下回答道：
「颱風、地震、海嘯都是我們無法控制的大自然力量。但戰爭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所以可以被我們自己終結。」
他的回答彷彿這個答案顯而易見。看著他的部落社群如此成功處理最困難的衝突，我想對他來說，的確如此。而當他這樣回答，分享他的部落人民的務實智慧，也引發我深深的共鳴。這是我能想像得到，最接近可能主義者信條的一段話。
我們面對的挑戰不是外在世界，而是我們的內在。這不是技術上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我們造成的也能被我們改變。這是有可能的。
正如閃邁長老的話所說，我們人類有著自然與生俱來的能力，能用有建設性的方式處理我們之間的歧異。作為一位人類學家，我一直很驚訝我們能演化成為如此高度社會化、高度溝通、極具好奇心、非常有創意的靈長類動物。合作解決問題是我們人類的絕佳優勢。這是我們之所以能存活下來並蓬勃發展的原因。
雖然暴力是我們天生就有的傾向，但有工具能停止暴力。這些是演化而來的產物，是我們的祖先給予我們的禮物。這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是我們在充滿挑戰的時代能使用並有技巧地施展的能力。我們的任務不是要發展一個全新的東西，而是要記得我們本來就知道如何做的事情，並應用到現下的挑戰。
一起去走走吧
幾年前，我和同為鄰居也是朋友的詹姆．柯林斯一起到住家附近的洛磯山脈健行。詹姆著有經典領導力書籍，像是《從A到A+》（Good to Great）。當時我們正要爬上一個陡坡，詹姆轉向我問道：
「在全世界這麼黑暗的時刻，你怎麼保持對事物懷抱可能性的態度？」
我望向眼前連綿不絕、雄偉壯麗的山峰及山谷，回答道：
「詹姆，沒錯，我們的國家和全世界都變得更兩極分化了，此時可能看起來比其他時候都更為黑暗。但在其他看似更好的時候，我總是在最黑暗、最艱困的情況中工作。我所看到的那些可能性支撐著我持續前進。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詹姆說：「你何不寫本書把你學到的東西彙整起來，幫助其他人在這個困難時局認識並實現其中的可能性呢？」
於是就有了這本書。
我喜歡到大自然中健行。步行讓我思緒清晰、獲得洞見，我能因此得到靈感及有創意的想法，並且帶給我所需要的能量與支持，處理具有挑戰的衝突。
我想邀請你和我一起踏上一段想像的健行之旅。我在一些最棘手難解的衝突中，曾試圖打開可能之窗。在這趟旅程中，我希望能和你分享我對於通往無限可能之路（the path to possible）所學到的精髓。這本書旨在提供務實的內容，但並不是一本指南工具書。書中的重點不在做法，而是更著重在心態想法。可能性心態指的是用充滿好奇心、創意、合作的方式，在分裂的時代處理彼此的歧異。
說不定傳授知識經驗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從史前時代就根深蒂固在我們基因之中的，就是說故事了。從故事中，我們能記得的最多，也學得最好。所以我要自作主張告訴各位我自己的故事，從專業領域到私人生活的各種故事，希望這些故事能呈現出我所蒐集到的精髓。在我其他的著作中，我大部分都在分享其他人的故事。在這本書中，我主要會提及個人的經驗，因為我從這些經驗中學到最多。我整理這些故事，藉著這些故事強調我在通往無限可能之路的過程中，所發現的關鍵機會。
在其中的許多故事所引用的對話，是根據事後立即記下的筆記，在某些情況中則完全是靠著我的記憶，我也承認記憶會有疏漏。有幾個例子中所提到的人並非公眾人物，因此我使用化名以保護他們的隱私。
有些讀者可能會發現有些故事在我其他作品中曾提到過。如果我再度使用這些故事，是因為我從這些故事中學到非常多，也是因為在重新回顧這些故事的過程中，我希望能發現新的洞見。我在分享這些故事時，將會更鉅細靡遺闡述，希望你和我一樣，也能從這些故事中得到新的領悟。
由於我的工作是在處理世界上最棘手、影響最深遠的衝突，我引用的許多故事都來自緊繃的政治局勢，也就是俗稱的權力核心，但我向各位保證，這些衝突的本質其實和我們日常家庭與工作中的衝突有很多相似之處。衝突的規模可能更大，但其中的關係互動卻很相似。衝突不論大小都是衝突；人類不管在哪種情境都是人類，其中更深層所學習到的經驗，所有情況都能適用。
我也意識到我在這些大規模衝突中的經驗，主要參與的都是男性，不管是衝突的雙方或甚至第三方。幸好，這樣嚴重不平衡的狀態已經開始改善。我們往往沒有提到，但其實在工作上、家庭中和世界各地的衝突中，女性一直都扮演著具有影響力的第三方及調解者的角色。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有越來越多女性開始突破那些阻擋她們完全參與的重重障礙。我很開心看到我現在開設的工作坊中，絕大多數的學員都是女性。雖然還有許多待完成的工作，但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在我們同行、在我述說我通往無限可能之路的過程中，我要邀請你檢視你所遭遇的衝突，不管是直接與你相關或純粹是你所擔憂的衝突。哪一條是你通往無限可能的道路？
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同時，我也剛成了爺爺。我的孫子迪亞哥出生那天，我把他抱在懷中整整一個小時，心中的喜悅難以言喻。我感受到他純然的潛力，全新且完全開放的潛力。我抱著他，看著他無邪的睡臉，我想著我們將留給他和他的世代怎樣的一個世界。如果未來的他，還有他同一世代的人能夠表達，他們會要我們現在做些什麼呢？
我在這本書中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啟發你，發揮你所有的人類潛力，轉化你身邊的衝突。如果我們能轉化衝突，我們將能轉變世界。
這個選擇操之在我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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