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
十、化妝、髮式和首飾
（一）化妝
宋代的化妝以婦女為主體，其風俗與唐人的濃妝豔抹相比，更傾向於淡雅之美。如宋代文人士大夫譏諷姿容顏色不好的妓女為「鼓子花」，即「米囊花」（一種以濃豔著稱的罌粟花）。王元之謫齊安郡，時民物荒涼，營妓有姿容不佳者，元之乃作詩譏諷道：「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亦喜歡。」又詞人張先老於杭州，其一生多替官妓作詞，而不及龍靚，故獻詩：「天與群材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在當時，婦人畫眉、油面、塗面、抹粉、穿耳、塗脂、妝靨、斜紅、額黃、花鈿、點唇等是很平常的事。
面部的化妝，在婦女的化妝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面部是人情感表現的集中所在，最容易引人注目。為了博取男人們的好感，宋代婦女在臉、眉、唇、耳等面部的化妝上動足了腦筋，時有額黃、鴉黃、眉黛、輕煤、茶油、花子油、紅粉、口脂、花鈿、靨鈿等名目。
崇尚眉目美，是中國古代婦女的傳統，並被文人士大夫視為女性的代名詞。宋代也不例外，婦女們也競尚眉間之美，她們將自己本身的眉毛剃去，再以石黛等顏料描畫成各種樣式的眉毛。如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載：「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故稱之為「黛眉」。當然，也有不用青黛點眉法的，名妓瑩姐就發明了輕煤點眉的技法，而且還在五代「十眉圖」的基礎上創造了花樣繁多、奇巧多變的百眉圖，時稱「瑩姐百眉」。陶穀《清異錄》卷下〈膠煤變相〉載：「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以歲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以後，「眉史」一詞遂成為妓女的代名詞，時有「細宅眷而不喜瑩者，謗之為膠煤變相。」宋代婦女還往往在眉間施以鴉黃。鴉黃又稱眉黃，是指在眉間施以黃粉。楊大年〈真宗遊春詞〉：「和風吹去眉間黃。」蘇軾〈好事近〉詞：「臨鏡纖手上鴉黃。」從宋代婦女流行的畫眉來看，有濃廣、細淡之分，這從當時文人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關於濃廣的，如吳渭〈春遊詩〉：「今朝出閣去，拂鏡濃掃眉。」謝翱〈贈汴京娼女詞〉：「雲鬟輕梳闊掃眉。」細淡的，則有蘇軾：「春來贏得小宮腰，淡淡纖眉也嫩描。」她們的眉式大多沿襲前代，如蘇軾〈眉子石硯歌贈胡誾〉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這裡所說的「橫雲」、「卻月」、「倒暈」三種眉式就都源自唐代。「倒暈眉」盛行於宮中，是一種畫成寬闊月形的眉式，在一端由淺入深，逐漸向外暈染，直至黛色消失。這種眉式在宋人所繪的〈歷代帝后像〉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太平興國年間，范陽鳳池院尼姑靜慧，年二十時曾創製了一種新的眉式，濃豔明媚，有別於當時盛行的眉式。人們以其為佛門弟子，故爭相仿效，並名為「淺文殊眉」（陶穀《清異錄》卷下）。
宋代婦女的嘴唇化妝，則往往以鮮紅的唇脂點染成各種形狀，式樣繁多，流行的有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萬金紅等名目。從唇妝的色彩來看，除了胭脂、朱砂本身的色調在化妝時有濃淡之分外，宋代婦女又喜歡用檀色。如秦觀〈南歌子〉詞：「揉藍衫子淡黃裙，獨倚玉欄無語點檀唇。」
宋代婦女的臉部化妝有額黃、紅妝、素妝、佛妝等種。所謂額黃，就是在額部塗抹黃色的顏料。這種妝式最初始自宮中，故又稱「宮黃」。如周邦彥〈瑞龍吟〉詞：「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張先〈漢宮春〉詞：「紅粉苔牆，透新春消息⋯⋯額塗黃，何人鬥巧。」紅妝則是在頰間施以紅粉，唇點口脂。這一妝法深受仕女的喜愛，如歐陽修〈浣溪沙〉詞：「紅粉佳人白玉杯，木蘭船穩棹歌催，綠荷風裏笑聲來。」張先〈醉垂鞭〉詞：「雙蝶繡羅裙，東池宴，初相見。朱粉不深勻，閑花淡淡春。」晏幾道〈臨江仙〉詞：「靚粧眉沁綠，羞豔粉生紅。」薄妝又稱淡妝，是在臉部施以淡淡的粉，以顯得雅致。
食
三、主食、菜餚與點心
（一）主食
宋代人的主食，主要可分為飯、粥、麵條、餅、饅頭、包子、餃子等類。
飯，是宋人最普通的主食。其製作方法，通常由蒸、煮而成。從飯食的種類來看，有麥飯、粟飯、米飯、黍飯、高粱飯等；從飲食炊製時的放料來看，又可分為兩種：一是以單一穀物炊製而成。例如紫米炊一升，可得飯一斗。又洪邁《夷堅丙志》卷八〈謝七〉載，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天讓她吃麥飯，又不讓她吃飽，而自己則食白粳飯。一為多種原料搭配合製而成。如用石髓、大骨等和米合煮成石髓飯、大骨飯、淅米飯、麥筍素羹飯等，猶如今天的八寶飯、雜錦飯之類。青精飯，即人們立夏吃的烏米飯，又名旱蓮飯。其法是採枝葉，搗汁，浸上白好粳米，不拘多少，候一、二時，蒸飯。曝乾，堅而碧色，收貯。如用時，先用滾水量以米數，煮一滾，即成飯。用水不可多，亦不可少。久服，延年益顏。蟠桃飯，即用桃肉與米合煮的飯。林洪《山家清供》卷上載其製法云：「采山桃，用米泔煮熟，漉置水中。去核，候飯湧，同煮頃之，如盒飯法。」金飯，因以金黃色正菊花合米共煮而成。林洪《山家清供》卷下載其法曰：「采紫莖黃色正菊英，以甘草湯和鹽少許焯過。候飯少熟，投之同煮。久食可以明目延年。」玉井飯，以削成小塊的嫩白藕、去掉皮心的新鮮蓮子合米煮成的飯。其製法，據林洪《山家清供》卷下云：「削嫩白藕作塊，采新蓮子去皮心，候飯少沸投之，如意飯法。蓋取『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之句。」這種飯香美異常，令人讚不絕口。盤遊飯，為一種以煎角蝦、雞鵝肉塊、豬羊灌腸、蕉子、薑等和米雜煮而成的飯食，早在北宋時就流行於江南、嶺南一帶。蘇軾《仇池筆記》卷下〈盤遊飯谷董羮〉載：「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窖子。』」又作團油飯，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引《北戶錄》：「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豬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為之。」據此，陸游認為團油飯「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蓬飯，為民間流行的一種以鮮嫩白蓬草合米麵雜合煮成的飯食。林洪《山家清供》卷下〈蓬糕〉載其法：「候飯沸，以蓬拌麵煮，名蓬飯。」
宋代飯食的方法較多，其中常見的有泡飯、盤遊飯、川飯、衢州飯等。泡飯是宋代比較流行的一種飯食方法。這種泡飯用開水浸泡而成，類似於今天的速食麵，在食店中有售。如《都城紀勝．食店》載：「都城食店⋯⋯凡點索食次，大要及時。如欲速飽，則前重後輕；如欲遲飽，則前輕後重。」關於川飯，乃是南方人飯食方法的總稱，以四川風味為主。「衢州飯」在《都城紀勝．食店》中有載：「衢州飯店又謂之悶飯店，蓋賣盦飯也，專賣家常蝦魚、粉羹、魚麵、蝴蝶之屬。欲求粗飽者可往，惟不宜尊貴人。」盦是古代一種盛食物的器皿。盦飯就是將米飯放在盦裡，加上水，然後按燒乾飯的方法燜熟，是一種比較粗劣的飯食方法。此外，宋代還有一些特殊意義的飯類，如社飯。社飯是社祭時用作祭祀供品的飯。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八〈秋社〉載：「八月秋社⋯⋯貴戚宮院以豬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鴨餅、瓜薑之屬，切作棋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請客供養。」
粥類是宋代常見的主食之一，一般以水煮而成。在當時，粥的種類也較多，僅周密《武林舊事》卷六〈粥〉中所載的就有七寶素粥、五味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饊子粥、綠豆粥、肉盦飯等。此外，林洪《山家清供》中尚載有荼糜粥、梅粥、真君粥、河祗粥、豆粥等。人們食用粥往往出於兩個目的：一是為了節約糧食。出於這種目的的多為貧民，如南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下載：海南地多荒田，所種的粳稻，產量低，無法滿足當時居民的糧食需要，只得用當地出產的一種藷芋雜米燒粥糜，以填飽肚子。二是為了養生益壽。張耒〈粥記贈邠老〉曾說：張安定每天早晨起來，食粥一大碗。他認為，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這是最好的飲食良方。妙齊和尚說山中的僧人，每天清晨前吃一碗粥，對身體較好。如果哪天清晨前不吃，則終日覺得臟腑燥渴。其實，粥能夠起到暢胃氣、生津液的好處。陸游〈食粥〉詩也說：「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劍南詩稿》卷三八）。
宋代麵條的名稱較多，除簡稱「麵」外，又稱為「湯餅」、「索餅」，在當時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成為飯粥之外最重要的主食，種類當在近百種左右。從烹飪方法來看，可分為煎麵、炒麵、燠麵、澆頭麵；從製作方法而論，有撥刀麵、大燠麵等之分；從輔料來分，有葷麵、素麵；從地方風味來分，北食有罨生軟羊麵、桐皮麵、冷淘棋子等，川食有插肉麵、大燠麵等等。其中，酪麵為一種流行於北方的食品，因以乳酪和麵製成。冷淘，即我們今天所稱的涼麵，多見於炎熱的夏天，可以說是一種消暑用的麵食，因麵在熱鍋中煮熟後撈出，在涼開水中浸泡一下，以使麵迅速冷卻，然後加上配料食用，故名。宋室南渡後，這種油膩爽口的麵條也傳到了臨安。中原來的廚師根據當地的特點，形成了南北交融的新風味，種類更加繁多，時有葷素之分，名目有肉淘麵、銀絲冷淘、筍燥齏淘、絲雞淘、抹肉淘、冷淘、肉齏淘、齏淘、沫肉瀣淘等。此外，疙瘩麵、三鮮棋子、蝦燥棋子、蝦魚棋子、絲雞棋子等也屬麵條。這些麵條既有熱麵，也有冷麵，辣、鮮、香等五味俱全，可以適應不同層次、不同口味的顧客食用。
饅頭是指用發酵麵團做成半球形蒸製而成的麵食，無餡。包子在宋代又稱為包兒、饅頭等，是用麥粉和水揉麵做劑子，以甜、鹹、葷、素、香、辣諸種食物配製成各種各樣的餡，夾在麵劑子中間，收口做成個子較小的扁圓之狀，蒸熟後便食用。兩者在南宋時往往混稱，但饅頭大多指包子，如朱熹曾以此作例：「如吃饅頭，只吃些皮，元不曾吃餡，謂之知饅頭之味，可乎？」（《朱子語類》卷三二〈論語〉）。
餅在宋代一般為麵製食品的統稱。如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二〈湯餅〉說：「凡以麵為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水瀹而食者，呼為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為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由此可見，宋人已按餅成熟方法的不同而劃分為三大類，這是宋代麵餅製作發展的一大標誌。其種類除前面所述的麵條（又稱湯餅、索餅）、饅頭（籠餅）外，尚有許多名目。如司馬光《書儀》卷十載祭祀時的麵食有薄餅、油餅、胡餅、蒸餅、環餅等；《東京夢華錄》載都城東京市面上出售的餅有油餅、蒸餅、宿蒸餅、油蜜蒸餅、糖餅、胡餅、茸割肉胡餅、白肉胡餅、肉餅、蓮花肉餅、環餅、髓餅、天花餅等十餘種；《夢粱錄》、《武林舊事》等書中載有金銀炙焦牡丹餅、棗箍荷葉餅、芙蓉餅、菊花餅、月餅、梅花餅、開爐餅、甘露餅、肉油餅、炊餅、乳餅、油酥餅兒、糖蜜酥皮燒餅、春餅、芥餅、辣菜餅、熟肉餅、鮮蝦肉團餅、羊脂韭餅、旋餅、胡餅、豬胰胡餅、七色燒餅、焦蒸餅、風糖餅、天花餅、秤錘蒸餅、金花餅、睡蒸餅、炙飲餅、菜餅、韭餅、糖餅、髓餅、寬焦餅、蜂糖餅等三、四十種。
酸餡為一種與饅頭形狀極其相似的麵食，有學者認為酸餡即「今日的素餡包子」。歐陽修《歸田錄》卷下載：「京師食店賣酸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從舀。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餕，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酸餡有肉、素兩種。肉酸餡見於《夢粱錄》卷十六〈葷素從食店〉中。素類酸餡有七寶酸餡等。
宋代的包子是一種有餡、發麵或半發麵的蒸製麵食。製作方法與饅頭相同，但形狀有異，故吳自牧在《夢粱錄》卷十六〈葷素從食店〉中分別述之。它在北宋時已成為朝野流行的一種麵食。據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三載：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誕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由此可見，當時宮中已流行食用包子。而一些權貴富豪之家，更是將包子視為美食，精心製作。而軟羊諸色包子、豬羊荷包等，在民間更是成為市肆名食。《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載汴京城內的「王樓山洞梅花包子」為「在京第一」；另外，鹿家包子也很著名。到了南宋，包子更成為一種大眾食品，種類已經比較繁多，人們以甜、鹹、葷、素、香、辣諸種輔料食物製成各種各樣的餡心包子，其中僅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等書中就載有大包子、鵝鴨包子、薄皮春繭包子、蝦肉包子、細餡大包子、水晶包兒、筍肉包兒、江魚包兒、蟹肉包兒、野味包子等十餘種。
住
五、住宅裝飾
宋人對住宅的裝飾非常重視，特別是一些富貴人家。《宣和遺事》前集載宋徽宗微服私訪時，「見一座宅，粉牆鴛瓦，朱戶獸鈈，飛簾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戶對著青森森兒瘦竹。」徽宗一行進去後，「轉曲曲迴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於屋側，青衣演舞於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所，鋪陳甚雅：紅床設花裀繡褥，四壁掛山水翎毛。打起綠油吊窗，看修竹湖山之景。」
從地區來看，當以杭州人最為看重。江少虞說：「杭人素輕誇，好美潔，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飾門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為薪，列賣於市，往往是金漆薪。」（《宋朝事實類苑》卷六○〈杭人好飾門窗什器〉）張仲文《白獺髓》載杭州風俗說：「行都人多易貧乏者，以其無常產，借夫借錢造屋，棄產作親，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等，得錢首先充飾門戶，則有漆器裝折，卻日逐糴米而食，妻孥皆衣弊衣，跣足而帶金銀釵釧，夜則賃被而宿。似此者非不知為費，欲其外觀之美而中心樂為之耳。」
用書畫裝飾房間，是宋人的普遍現象。如前述的名妓李師師臥室，就在「四壁掛山水翎毛」。當然，宋人房中亦有懸掛肖像畫的現象，如黃庭堅家中就懸掛有蘇東坡的肖像畫。又因蘇東坡有德於杭州和毗陵人民，故當地百姓「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宋史．蘇軾傳》）毗陵「士大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費袞《梁谿漫志》卷四〈毗陵東坡祠堂記〉）。
鮮花或人工製作的絹花等，也是宋人裝飾房間的重要物品。洪邁《夷堅支志丁》卷八〈周氏買花〉載：「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於房櫳間，往來諦玩，目不暫釋。」又宋代說經話本《花燈轎蓮女成佛記》載：潭州城裡李小官人「每日要見這蓮女，沒來由，只是買花。買花多了，沒安處，插得房中滿壁都是花。」從文獻或考古資料來看，當時已有專門的花瓶，常見的有瓷瓶、玻璃瓶等。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八〈琴繁聲為鄭衛〉有「供客以玻璃瓶插花」之句。蘇軾《格物粗談》卷上〈培養〉還詳細記載了當時人插花的許多經驗和風俗，如：「醃肉滾汁，徹去浮油，熱入瓶，插梅花，可結實。煮鯽魚湯亦可。荷花以亂髮纏折處，泥封其竅，先入瓶底，後灌水，不令入竅，則多存數日。養荷花，以溫水入瓶中，以紙蒙固，將花削尖簪，則花開且久。蜀葵花削煨，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滾水瓶中，塞口，開至頂而葉不軟。鳳仙、芙蓉同此法。養梅花用煮肉汁，撇去面上肥油，其餘放冷，用養，則花盡開而久難謝。牡丹、芍藥、梔子，並刮去皮，火燒，以鹽擦，插花瓶中，加水養之⋯⋯」
此外，在文人士大夫的書房中還往往置放有琴等樂器。如《齊東野語》卷十六〈文莊公滑稽〉載：「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泛掃巧飾，陳列琴、書。」
行
十、行旅飲食、歇息和住宿
宋代行旅者在旅途中做飯或用餐，俗稱打火。如《張協狀元》四十出：「（丑）行得氣喘。（合）肚中饑餒。（丑）都不見打火。（合）歇歇了去。」當時他們的飲食，大致有兩種解決方法：一是自帶乾糧和水；二是在外面飲食店或旅館中用餐。前一種方法多用於短途，後一種則見於長途旅行。但不管長途還是短途，水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大問題，這在炎熱的夏季尤其重要。如果行人得不到飲用水，就會乾渴致死。有鑑於此，宋代地方官員對主要道路上的行人飲水問題非常重視。如丹徒縣令蔣圓便組織人力，在丹徒境內道路兩旁開鑿了九十三眼井泉，「人賴其惠，或號蔣公泉。」（張守《毗陵集》卷十二〈蔣公（圓）墓誌銘〉）。
為了發展交通、保障行人的飲食供應，宋朝政府還積極鼓勵居民到道路兩旁居住，並開設飲食店鋪。如南宋紹興末年，「凡居民去官道而遠者，說令徙家驛旁，具膳飲以利行者，且自利官司，百役悉蠲之。由潮而往，過客已無向日之憂已。」（《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橋道〉引《三陽志》）設在路旁的飲食店肆無疑為行人的飲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陸游〈十一月上七日蔬飯騾嶺小店〉一詩就記載了他旅行途中在山中小店吃飯時的情景：「新粳炊飯白勝玉，枯松作薪香出屋。冰蔬雪菌競登槃，瓦缽氈巾俱不俗。曉途微雨壓征塵，午店清泉帶脩竹。建谿小春初出碾，一碗細乳浮銀粟。老來畏酒厭芻豢，卻喜今朝食無肉。尚嫌車馬苦縻人，會入青雲騎白鹿。」（《劍南詩稿》卷一三）可見山中小店出售的蔬菜食品還是比較好，且有茶、酒等供應。
宋人旅行時歇息，一般選擇路旁的亭舍和樹蔭。路旁的亭舍是行人小憩和躲避雨雪的主要場所，在宋代頗為常見，這在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尤其如此。如兩浙衢州至江東信州之間的路上，就有許多建築非常講究的亭舍，故而「行者如織」，史稱其「華堂逆旅，高屋蓋道，憩車繫馬，不見晴雨。」而兩浙杭州至江西吉州的一千七百里道路上，也同樣是「長亭短堠如畫」（參見劉辰翁《須溪集》卷六〈送人入燕序〉）這種設在道路旁的亭舍，即使在人煙稀少的嶺南地區也是如此。如大庾嶺官道上，每隔數里便建有一個亭子「以憩客」。廣西同樣每隔二三十里置一亭舍（王鞏《聞見近錄》；《宋史．陳堯佐傳》）。
宿息之處主要有驛館、旅館、寺廟等處。驛館主要為官方服務，設施頗為完備。京城的驛館，主要為各地赴京辦事的文武官員、上京赴考的士人及海外各國使者服務。如北宋東京僅接待外國使者和來賓的館驛，就有都亭驛、都亭西驛、來遠驛、懷遠驛、班荊館、禮賓院、同文館、瞻雲館，南宋臨安有班荊館、懷遠驛、都亭驛等。這些國家級賓館，不僅建築豪華，而且規模極大。如北宋東京專門接待遼國的都亭驛，有房五百二十五間，為當時最大的館驛（王應麟《玉海》卷一七二〈宋朝都亭驛〉）。而接待各地來的官員則有接待院等，如《夷堅甲志》卷一七〈夢藥方〉載：「虞並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
除了設在都城中的國賓館，各地州縣也都設有驛館。如熙寧十年（一○七七），成都府路提刑司在給朝廷的報告中指出：「舊路自鳳州入，兩當至金牛驛十程，計四百九里，閣道平坦，驛舍馬鋪完備，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飲食，不為艱苦。⋯⋯今茶綱見行舊路，商客皆由此出。」（《宋會要輯稿》方域十〈道路〉）又洪邁《夷堅支景志》卷一〈陽臺虎精〉載：「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間，每二十里置流星馬鋪，七八十里則置驛舍，以為兵帥往來頓宿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託焉。」這些地方政府所置設的驛館，裝飾大多比較豪華，房間寬暢整潔。如嘉祐六年（一○六一）蘇軾描述扶風鳳鳴驛時說：「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皂而嘶。」（《蘇軾文集》卷十一〈鳳鳴驛記〉）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毛幵《和風驛記》載衢州和風驛：「為屋四十三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宇廬分，翼以兩廡，重垣四周，閈閎有，庖湢庫廄，各視其次。⋯⋯門有守吏，裏有候人，賓至如歸，舉無乏事。」（《全宋文》卷四九七一）驛舍內的設施也比較完備，如種世衡「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匕箸，無不畢備，賓至如歸。」（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九）驛館除接待官方外，也對外營業。如「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夷堅甲志》卷四〈驛舍怪〉）。
旅館的名稱甚多，有旅舍、旅邸、旅店、道店、逆旅、客店、客院、客舍、賓館、行館等，也有的單稱為邸、店、舍，還有的邸店合稱。宋人外出喜歡住客店，並稱旅途中的停駐休息為下程，行旅歇宿之處為下處，簡稱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旅館業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如在北宋都城開封城內，州橋東街巷迄東，「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於此安泊。」（《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前州橋東街巷〉）此外，一些僻遠的地方也開辦有旅館，如徽州歙人汪致道，「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夷堅甲志》卷二十〈木先生〉）當時經營旅館業的贏利極大，故公私競相開設。這些星羅棋佈的旅店，為人們的行旅生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宋代的旅館業，從經營性質來說，可分為官營和私營兩種。北宋東京官營旅館業的機構，始名樓店務，太平興國初改為左右廂店宅務，端拱二年併為邸店宅務，咸平元年又改為都大店宅務兼修造司，大中祥符間修造司歸八作司，又恢復左右廂之名，到哲宗時再一次改為樓店務，「掌官邸店，計直出僦，及修造繕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二）官邸店的收入，主要「供禁中脂澤之用，日百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端拱二年十二月）其掌管的供人住宿的房間，最多時達二萬六千二百間，可見規模之大（《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六）。
私人也競相開設旅館，如北宋初年宰相趙普，派人到秦隴「販木規利」，「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二，開寶四年三月；又同書卷一四，開寶六年六月）滄州節度使來信，「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計算，何啻千緡。」（上官融《友聚會談》卷上）北宋末年，御史中丞何執中「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董逌《閑燕常談》）南宋臨安也是如此，如北關附近就有數十處由後宮、內侍及權貴創辦的高級榻房，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九〈塌房〉載：「有水路周迴數里，自梅家橋至白洋湖、方家橋直到法物庫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於水次起造塌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貨物，并動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盜，極為利便。」
宋代客店接待客人投宿有一定的制度規定，《作邑自箴》卷七〈榜客店戶〉對此作了詳細的記載：
一，逐店常切灑掃頭房三兩處并新淨薦席之類，祗候官員、秀才安下。
一，官員、秀才到店安下，不得喧鬧無禮。
一，客旅安泊多日，頗涉疑慮，及非理使錢不著次第，或行止不明之人，仰密來告官，或就近報知捕盜官員。
一，客旅不安，不得起遣，仰立便告報耆壯，喚就近醫人看理，限當日內具病狀，申縣照會，如或耆壯於道路間抬舁病人於店內安泊，亦須如法照顧，不管失所，候較損日，同耆壯將領赴縣出頭，以憑支給錢物與店戶、醫人等。
一，客旅出賣物色，仰子細說諭，止可令係籍有牌子牙人交易，若或不曾說諭商旅，只令不係有牌子牙人交易，以致脫漏錢物，及拖延稽滯，其店戶，當行嚴斷。
一，說諭客旅，凡出賣係稅行貨，仰先赴務印稅訖，方得出賣，以防無圖之輩，恐嚇錢物，況本務饒潤所納稅錢。
一，說諭客旅，不得信憑牙人，說作高抬價錢，賒賣物色前去，拖墜不還，不若減價見錢交易，如是久例賒買者，立壯保，分明邀約。
同書卷七〈榜耆壯〉又記載：
店舍內有官員、秀才商旅宿泊，嚴切指揮鄰保，夜間巡喝，不管稍有疏虞。
由此可見，當時的店戶、客店對官府承擔了以下的義務：即住宿者中如有官員、舉人，需為其留出清潔的薦席和二、三間上等的房間。官員、舉人、商人住宿時需令鄰保夜間警戒；客商販賣貨物時，需代為介紹經官府登記並持有官府所發木牌的牙人，監視是否偷稅漏稅，在需被科物件買賣之前勸其納稅；要保護客商不遭惡劣牙人之害，以防牙人作騙，為避免賒賣交價而受損失，應動員進行現金買賣；發現住宿客人有可疑行為時要及時報告官府，如住宿客人或行路人生病也要報告官府並做好護理工作（參見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第五章〈商業組織的發達〉，日本風間書房一九六八年出版，一九七九年重版）。
除館驛和旅邸外，寺廟也是行人歇息的好去處。宋代寺廟往往設有供香客和外來旅客的客房。如洪邁《夷堅支志癸》卷四〈祖圓接待庵〉載：「二浙僧俗，多建接待庵，以供往來緇徒投宿，大抵若禪刹然。其託而為奸利者，固不少也。」因此，時人也多往這裡借宿。如范成大《吳船錄》卷上載：「乙亥⋯⋯晚宿蜀州城外聖佛寺。」郭彖《睽車志》卷三載：「光州定城主簿富某，秩滿挈家還鄉，道經合肥，與其帥有舊，留連數日，館於佛寺。」
宋人出行時借宿民居的現象也頗為普遍。如《萍洲可談》卷三載：張昇杲卿致仕還家後，曾與左右十餘人遊嵩山、少林寺等處，「至山下，投宿民家。」《夷堅支志丁》卷一〈三趙失舟〉：「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侄三人，自臨安調選歸⋯⋯日已暮，投宿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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