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這是一本解讀兩宋繁華的書。
關於宋朝，傳統意見多強調其積貧積弱。近年則有一股新觀念，認為兩宋的經濟與文化都很發達，不但是個寶馬香車、雕梁畫棟、新聲巧笑、按管調弦、集四海之奇珍、會寰區之異味的時代，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養、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如此」。繁華，成了近些年認識兩宋的新標籤。
論證兩宋繁華可以找到很多資料。僅《東京夢華錄》與《夢粱錄》中的記載，便足可使人對那個時代的開封與臨安生出許多嚮往。但承認了兩宋的繁華，仍有許多疑問未解——這繁華從何而來？誰是這繁華的締造者？誰是這繁華的受益者？誰成了這繁華的代價？普通宋人在這繁華中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為什麼會過上那樣的生活？關於繁華的敘述如果缺失了這些問題的解釋，會顯得空洞，也顯得可疑。歷史是人的歷史，應該關懷具體的人，對時代繁華的敘述不應脫離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所以，本書實際上也是在試圖復原被統治者的歷史，是在講述普通宋人生活的輾轉騰挪。
本書共計九章，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前五章的重點是解釋兩宋繁華，後四章的重點是介紹兩宋普通百姓如何在這繁華時期掙扎求生。前五章中，第一章是總論，即回歸常識來討論兩宋繁華的成因及其本質。隨後用多達三章的篇幅來試圖重構一條中國人口史的隱形脈絡，並因之將視線自兩宋追溯秦漢，晚至明清。這種寫法看似有些「離題」，實則非如此不可。因為在筆者看來，兩宋繁華的因素眾多，最關鍵者卻是空前的人口紅利。而要理解這一空前人口紅利為何沒有發生在秦漢至隋唐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而獨獨發生在兩宋，那就必須將那條被長期忽略的人口史隱形脈絡勾勒出來。也唯有正視這條隱形脈絡的存在並廓清其發生機理，從所謂的「大歷史」角度，才能更準確地定位兩宋繁華在中國兩千年秦制時代的坐標，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宋人的生活邏輯與其祖輩的生存境遇的差異。「大歷史」不僅要從長遠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變化來觀察歷史走向，也應關懷具體的人。不關懷具體的人而奢談歷史趨勢或歷史規律，那樣的大歷史不會有溫度。而沒有溫度的歷史是危險的，很容易掉進宏大敘事的某種陷阱。
第五章談的是無為紅利，即在那官權力完全不受民意制約的時代，「老爺們不幹什麼」往往要比「老爺們幹了什麼」更利於社會發展，更能給社會帶來（或謂存留）活力。筆者認為，在造就兩宋繁華的諸多因素中，「無為」紅利的重要性僅次於人口紅利。為了更好地說明「無為」也是紅利這個樸素的道理，本章一方面介紹了趙宋政權不立田制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集中列舉了諸多朝廷雄心勃勃意欲有為而造就的悲劇。這些悲劇無一例外，最終只能由普通百姓來「埋單」。
第六章談宋代的鄉下人（即鄉戶），第七章談宋代的城裡人（即坊郭戶）。之所以分開來談，一是因為歷史進入宋代後，中國終於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口，大量普通人進入城市謀生，而在宋代之前，城市居民的主體始終是統治者及其附屬服務人員。二是因為針對城鄉民眾，趙宋政權有著不同的控制與汲取政策，城鄉民眾也有不同的應付手段。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應付手段絕非什麼「被統治的藝術」，而是普遍呈現為慘烈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即通過主動傷害自己來躲避官權力，以免被官權力逮到，進而造成更嚴重的傷害。唐太宗貞觀年間，百姓為逃避繁重的徭役與兵役而自殘手腳，且將殘手殘腳稱作「福手福足」，便是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典型案例。在喪失性命與自殘手腳之間，被統治者毅然選擇了後者，這慘烈的做法典型地反映了統治者的取民無藝。兩宋經濟上號稱繁華，政治上號稱清明，可類似的兩害相權並未消失，兒子逼著老母再嫁，父親為了後代自殺，農戶不敢做田主而紛紛化身佃戶給人打工，商人積極選擇歇業絕不肯再開張，百姓寧願保持貧窮也不敢努力致富……如此種種，皆是兩宋百姓在以兩害相權的方式輾轉騰挪，艱難求生。這種自損八百避害一千的兩害相權，可以說是整個秦制時代底層民生的基本特徵，內中只有血淚。
第八章介紹兩宋政權的統治邏輯，涉及政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軍事（禁軍制度）、地方郡縣運作、政府救濟責任等諸多方面，實際上是想要回答「趙宋王朝是個怎樣的政權」「普通宋人呈現出怎樣的精神面貌」這類問題。本書其他章節不可避免也會或多或少涉及這個問題，這裡集中起來談只是為了讓答案變得更加清晰——政治結構會嚴重影響國民性格，統治退步必然誘發道德退步。在一個以特權治國的時代，在一個以維持內部控制和汲取力度為要務的時代，在一個官府想盡辦法推卸社會救濟責任的時代，普通宋人會養成慕權慕強的國民性格，實在不足為奇。
第九章談的是歷史記憶，也是全書的收束。《東京夢華錄》裡的寶馬香車與雕梁畫棟很迷人，但再迷人，也只是爛遊疊賞的官宦子弟對帝都昔日繁華的追憶。官宦之後的歷史記憶無法等同於普通宋人的歷史記憶。普通宋人無力記錄自身命運，也無力解釋自身命運，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關懷這些沉默者的命運，正是歷史研究者和寫作者應該關注的命題之一。
二
總體而言，本書無意頌揚宋朝的偉大，也無意讚美兩宋的明君賢臣，更無意討論宋朝是不是中國近世的開端這個問題，而更願意這樣一個問題：就被統治者即普通百姓的命運而言，宋朝的出現意味著什麼？它相比前代有哪些變與不變？
有些變化很大。比如，兩宋廣義人頭稅的徵收力度較之前代已大幅削弱，民眾的生育意願獲得了大解放；再比如，兩宋不立田制，朝廷不再以暴力手段干預田畝的市場流通，這也是生產力的一次大解放。只是，這些變化既不能視為兩宋政府的制度創新，也不能視為兩宋政府的歷史功績——因為決策權長期掌握在官府手中，許多人或許已習慣於將社會的改良與進步歸功於衙門；也因為臣民實在做得太久，許多人或許也會真以為自己是皇帝養活的。實則兩宋廣義人頭稅負擔的削弱與不立田制的出現，皆非偶然，而是唐朝中後期實施兩稅法的必然結果。而唐朝政府之所以實施兩稅法，又是因為不受制約的官權力與租庸調制度結合，已將唐朝百姓逼至極艱難的困境。百姓紛紛兩害相權取其輕，拋棄了田宅家園，拋棄了年邁的父母，寧願如無根浮萍般去做逃亡者，也不肯再做唐王朝的編戶齊民。消極抵抗也是抵抗。在官權力不受制約的時代，在民意缺乏力量轉換機制的時代，消極抵抗更是最後的抵抗，也是最有力的抵抗。不是皇帝們發了善心，而是普通民眾的消極抵抗逼著皇權在賦稅制度與田畝制度上做出了改變。皇權願意改變，不過是因為做出改變有助於延續政權壽命罷了。
政權的統治模式是影響民眾日常生活面貌最重要的因素。當趙宋政權的賦稅徵收不再以人頭稅為主，而轉以田畝稅（資產稅）為主時，很多事情都會發生變化。主戶們（在農村有田產或在城市有房宅店鋪者）不敢求富，客戶們（在鄉村為人傭耕或在城市被人雇傭者）變成了更自由的打工人，鄉村裡出現了草市，城市裡湧入了市民，如此種種，皆是統治模式與汲取模式變更後的產物。然而，種種變化之外，秦制這個基本底色沒有變。趙宋政權仍以官僚集團和軍隊為統治基礎，其皇權與官權仍然不受制約，其施政仍以控制與汲取而非提供公共服務為第一要義。換言之，兩宋的變化只是統治技術層面的變化，它仍然是一個典型的秦制政權，與之前和之後的朝代並無本質區別。
敘述這些變與不變，不可避免會有許多針對趙宋政權的批評。或許會有人認為這些批評太過苛責，是在用今人的標準去要求古人。其實，站在普通民眾即被統治者的立場，而非站在帝王將相的立場，去審視統治者的施政，去審視時代的進步與退步，是中國文化古已有之的傳統。早在先秦時代，老子便以「聖人」（即統治者）為批評對象，要求他們收斂自己的欲望，收斂其實踐所謂「雄才大略」的衝動。老子深信只有「為無為，則無不治」，「聖人」不折騰，民眾才能過上好日子。孔子也常以統治者為批評對象，要求他們「克己復禮」，克制欲望約束自己，儘量不要去做折騰百姓之事。孟子更是旗幟鮮明地主張民貴君輕，以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作為評價君王的終極標準。太史公撰寫《史記》點評帝王，同樣將施政是否有利於民生放在了首位，同樣厭惡統治者的「雄才大略」，更欣賞安靜無為之君。所以他才會既在《史記》裡如實記載呂后伏殺韓信、毒殺趙王、虐殺戚夫人等諸多殘忍變態的事蹟，又在「太史公曰」裡對呂后不吝讚美之詞：
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在太史公的認知裡，長達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呂后時代，漢帝國百姓能過上稍好一點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與呂后幹了什麼，而是他們沒有幹什麼。所謂「垂拱」，所謂「政不出房戶」，所謂「刑罰罕用」，皆是指統治者不搞事。統治者不搞事，便是最大的好事。太史公有史德，不會漏記呂后在高層政治鬥爭中的殘暴與變態。太史公也有史識，故而在評價呂后的歷史功過時，更在意她的「政不出房戶」讓普通民眾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可以說，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而非代入秦皇漢武這些統治者的角度去審視歷史與現實，是中國早在先秦兩漢時代便已成型的文化基因。留存普通人的輾轉騰挪，廓清普通人的命運浮沉與權力施政的關係，當然要有批評。支撐這些批評的標準古已有之，不存在苛責古人的問題。遺憾的是，上述文化基因在後世不斷遭到污染，已變得面目全非。為了將自己打扮成英明神武的救世主，秦皇漢武們啟動了一輪又一輪文化閹割，消滅了一代又一代有理想的知識分子，長期致力於將天下讀書人統統培養成條件反射式要與皇權共情的畸形種。故而才有梁啟超於清末劇變之際幡然醒悟，痛斥中國傳統史書只見一家一姓不見民眾，只見統治者而不見被統治者，實可謂無史。
筆者從事歷史寫作已有十餘年，常被問「你最喜歡歷史上的哪個時代」「你最想穿越到哪個朝代」這類問題。實則所謂時代不過是歷史寫作的剖析對象，無所謂喜歡或者不喜歡，兩宋自然也是如此。書寫歷史是在朝後看，朝後看的目的絕不是要製造一個存在於昔日的美好幻象，而是要從那來路中看到經驗與教訓。史學起源於現實關懷，不斷地朝後看，是為了更好地朝前看。
諶旭彬
2024年3月寫於海淀北下關
＊注：自秦漢至明清的兩千餘年，有稱之為封建時代者，也有稱之為帝制時代者，還有稱之為東方專制主義時代者。筆者更願意用「秦制時代」來概括這一歷史階段，一如譚嗣同所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筆者對於秦制時代的定義 與分析，可參見拙作《秦制兩千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二一年出版）。
＊注：將宋朝視為中國近世的開端，始於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其在二十世紀二○年代進行了系統性的闡述。內藤參考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分期法，將唐代視為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將宋代視為近世的開端，分界的重點落在「貴族政治的衰顏和獨裁的興起」。內藤湖南的區分法曾產生很大影響，但當代很多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已不認同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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