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產黨宣言》看21世紀的華人社會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收錄於二〇一四年
感謝麥田出版社決定重新修訂出版繁體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一本無須導讀的經典之作，學識淵博者也不敢輕易譯解。本人接受出版社邀請寫個效顰的導論，目的不在於學術文獻回顧，或是針砭作者在其時代限制之下的見解 （關於宣言的歷史，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一九九八年英文版做了很好的回顧）。本書再次出版的目的，是希望一般讀者都能接觸本書，並且從閱讀中獲得啟發。筆者相信，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仍能洞悉當代華人社會的處境。
不少讀者曾經注意到，《共產黨宣言》裡曾經有一段影射中國的句子：「廉價商品是它（資產階級）的重砲，轟垮了中國人的萬里長城，逼使有著最激烈、最頑固仇外心理的野蠻人乖乖投降」，一八四八年時，大清帝國正面臨大英帝國發起鴉片戰爭、割讓香港的屈辱，帝國的重砲替廉價商品（當時主要是毒品）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寫下了這段應景的句子，回頭看來不免有些諷刺。
二○○八年，正值《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六十周年之際，共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全球廉價商品最重要的出口國，用光輝璀璨的北京奧運展示大國實力，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海嘯，卻成為崛起的亞洲上空徘徊不去的幽靈。
遠離《共產黨宣言》：東亞奇蹟或神話？
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從香港、新加坡、台灣到中國大陸，華人世界以工人與農民的犧牲為代價，迅速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其後遺症逐漸顯現，只不過面對二十一世紀更為全球化的資本，以及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實行政商勾結的威權政體，無產階級的處境似乎更為悲觀。
二○一○年上半年，中國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震驚國際。早在二○○九年底，工人孫丹勇自殺事件就為悲劇拉開了序幕。孫丹勇負責郵寄iPhone 4的樣機給富士康的客戶――全球資本主義新貴蘋果公司，寄送產品時的樣機一共十六支，但蘋果只收到十五支，蘋果懷疑富士康洩密，於是對管理層施壓。富士康環安課對孫丹勇進行了盤問。網路盛傳，富士康環安課人員採用不當手段，如搜索住房、關禁閉等，逼員工認錯賠償，孫丹勇留下的遺書顯示自己百口莫辯、被逼到絕境，最後跳樓自殺（曾航，2012）。二○一○年上半年的工人自殺潮，遇上了更具威脅性的本田罷工事件，隨後在中共媒體管制之下，暫時不再受到關注。然而，直到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富士康仍傳出一天有兩名工人連環跳樓的慘案。
二○一三年二月五日，另一群台灣關廠工人也以臥軌自殺的行動，來抗議國家與資方的不義，引發公眾議論。可悲的是，這不是他們第一次臥軌。一九九六年聯福製衣廠老闆李明雄，積欠員工一億四千萬台幣資遣費與挪用的勞健保費，捲款潛逃到泰國設立新廠。聯福工人求助無門，在已故的工運領袖曾茂興號召下到桃園火車站臥軌抗議。一九九七年，勞委會在選舉壓力下，以貸款方式賠償資方積欠的金額給工人，口頭承諾不會追討。二○○一年，李明雄以經濟犯罪名義被引渡回台，但地方法院僅判二十萬元交保，勞委會也沒能追討到欠款（何明修，2008）。二○○八年法院以四億元拍賣聯福資產，多數歸銀行所有，未抵公債。二○一二年起，這群工人遭勞委會律師起訴追討當初的貸款，只好再次以臥軌自殺的方式抗議。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第一富商李嘉誠所屬和記黃埔集團旗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爆發工潮，外包工人不滿工作場所安全與工作條件差，而且自一九九七年來，工人平均薪資竟然減少百分之十三，憤而發起香港戰後歷時最長的一次罷工。外包商永豐質疑香港自主工會香港職工盟對李嘉誠作人身攻擊，形容這次工潮是「文革式批鬥」，並指工會高舉「階級鬥爭」旗號。經歷了四十天罷工之後，外包商決定以加薪百分之九點八和解，這大概是最近兩岸三地重大勞資爭議中，工人階級唯一的一次慘勝。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巴士司機在新加坡罷工就下場悽涼。在新加坡政府絕不容忍的態度下，五名司機被移送司法審判，二十九人被遣送回國，其他參與罷工的一百五十多人收到警方的書面警告。
從上述的事件不難發現，資本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貧富分化與階級衝突，似乎在華人社會復活，遭到壓制與忽視的工人悲情抗爭、甚至憤而自殺，和諧社會或中國夢之類的官方宣傳，看起來就像沒穿新衣的國王。
一九八○年代，東亞被視為脫離邊陲的經濟典範，許多研究認為所謂的發展國家、儒教文化、中小企業關係網絡與受教育的中產階級等因素，是台灣等地經濟起飛的關鍵，四小龍也成功擺脫了社會革命的威脅。然而，當冷戰結束，中國大陸、印度與巴西紛紛藉由低工資與出口擴張崛起時，重新回顧那些解釋東亞奇蹟的論點，恍如隔世，看來馬克思的理論還比較有道理。
《共產黨宣言》裡的經典命題
《共產黨宣言》被視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政治經濟理論的重要突破。當然，這不是他們最成熟完整的著作，當年馬克思才二十九歲，恩格斯稍微大一點，以歐洲當時的平均年齡來說正當盛年（畢竟十九世紀末台灣人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七歲，亞洲也高不了太多），但是以現在的標準來說，也就是兩個活躍於社會運動的青年學者。
此外，《宣言》是一份政治文告，是用來數落資產階級罪狀、並且鼓吹無產階級起來革命的社運宣傳品，而不是有嚴謹數據推論的科學文獻（說起數據，一九三○年代才有國民所得統計），其中隱藏不少作者的偏見（例如對法國或德國社會主義敵對派系尖酸刻薄的評論，以及影射滿清帝國的民眾是最具仇外心理的野蠻人） ，我們既不用把它當成武林秘笈來練，也不須苛責其中許多不完整的觀點，應該同情地理解其歷史脈絡。
然而，同情地理解《宣言》的內容，尤其是第一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裡的分析，一點也不會減損其中重要觀點的價值，馬克思與恩格斯簡約的分析展現了過人的才華。以下是筆者以現代說法，整理《宣言》裡的經典命題：
第一， 經濟全球化命題：為了汲取經濟剩餘，資本主義有技術突破與空間擴張的特質，隨著自由貿易發展將全世界捲入市場體系，塑造全球貧富差距的面貌。
第二， 資本剝削命題：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來自資方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像是壓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與加快工作速度等。
第三， 資產階級國家命題：資產階級為了保護私有產權、挑戰封建王權，動員民眾參加民主革命，建立有限的代議制度，使國家變成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
第四， 資本壟斷與階級形成命題：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大工廠取代小工廠，但也造成人口朝工廠集中與勞工組織的成長，導致勞資階級鬥爭。
第五， 城鄉差距惡化命題：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城鄉差距的擴大，造成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也使得農民流入城市成為無產階級。
第六， 階級兩極化命題：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國內的貧富分化，一方面資本積累集中化，大財團把小企業吃掉或是逐出市場，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包括小農、中小企業主與專業管理人員都落入勞動市場競爭，向下沉淪為無產階級。
第七， 國際依賴命題：勞資剝削關係也可能發生在掌握資本與技術的富有先進國家、與工農階級占多數、或僅有原物料的開發中國家之間，導致富國對窮國勞工、土地與原料的剝削、形成窮國對富國的技術依賴與不發達。
第八， 週期性經濟危機（景氣循環）命題：資本主義競爭下壓低工人（也是消費者）工資（也是消費能力）的作法，會導致週期性的商品生產過剩與社會消費能力不足，引發經濟危機與蕭條，進一步加劇貧富分化。
第九， 無產階級革命命題：上述的階級兩極化與階級鬥爭會先在最工業化的國家發生，導致一國的勞工運動奪取政權，逐漸使全球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統治，建立公平正義的共產社會。
以上只是列舉一些《宣言》裡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討論，在這麼短的篇幅裡，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分析當然不完整（我的摘要也不完整，有興趣者可以參考Wright 2010），但是已經可以推論出上述的重要觀點，這些觀點將在他們餘生的著作裡逐漸開展，其中也有不少自我矛盾與修正之處，不僅成為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或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泉源（相關文獻回顧詳見林宗弘，2005），也成為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派的社會科學家時而讚賞、批判或嘲諷的對象。然而，正是這些對全球政經歷史發展，猶如素描草稿般簡要的描述，至今仍然令人驚豔。
崩世代：全球化與階級分化
當然，上述馬克思與恩格斯提出的許多觀點――特別是有關權力、國家、革命與國際關係方面的理論，已經飽受上百年的批評。然而，以啟發思想與現實對話為目標，《宣言》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解讀，是否能解釋當代台灣或華人社會的變遷？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重讀《宣言》的樂趣也在於此。
筆者與台灣勞工陣線幾位作者合作的《崩世代》一書，認為台灣即將面對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而這些危機與經濟全球化以及台灣的階級貧富分化有關。首先，經濟全球化究竟導致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或縮小？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曾有學者認為台灣靠著外銷擺脫貧窮，因此貿易全球化未必會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然而，最近二十年來的數據顯示，台灣最主要的全球化指標之一――兩岸經貿擴張，已經導致台灣貧窮人口的增加（林宗弘，2013）。
圖一：全球化的衝擊：對中國大陸貿易依賴度與台灣的貧窮率：一九九二―二○○九
圖一顯示一九九二至二○○九年間，台灣對中國貿易依賴度與台灣貧窮率的高度相關性（零點八八）；此外，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比例與台灣貧窮率及失業率也高度相關，上述數據顯示，兩岸經貿往來越密切，台灣的產業外移越嚴重，失業人口與貧窮人口就越多，展現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林宗弘，2013）。
其次，在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下，台灣是否經歷了中產階級向下流動與貧富兩極化的發展？如表一所示，台灣官方統計將就業人口粗分為五類：（1）雇主：從一九八一年到二○一一年間，雇主占就業者的比例先上升後下降，大約維持在百分之四點五，顯示階級流動趨緩；（2）同一期間，台灣的自營作業者（包括農民）所占的比例由百分之二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十二點四；（3）無酬家屬勞動者：這個類別占就業者的比例，自一九八一年起，由百分之十點四持續下降到二○一一年的 百分之五點四；（4）台灣的私營受雇者占全體就業者的比例持續上升，由一九八一年不足百分之五十二到二○一一年超過了百分之六十八。最後，（5）政府受雇者占所有就業者比例輕微下滑，從百分之十二點四減少到百分之九點七。與此同時，台灣的貧富差距指標――例如前五分之一家庭所得與後五分之一家庭所得的比例，也從四點二倍提高到六點二倍。
根據官方數據分類，過去的二十年裡自雇者（包括農業人口）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從超過三成下降到百分之十八，私營企業受雇者從五成提升到逼近七成，這些趨勢似乎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的比例持續增加（筆者的分析與評論見林宗弘，2009；2013），貧富差距也持續惡化。
表一、台灣最近三十年來的階級與貧富分化，一九八一―二○一一
相關社會指標（%） 1981 1991 2001 2011
階級結構（從業身分）¹
雇主（資產階級） 4.5 5.1 5.2 4.5
自營作業者（小資產階級） 20.8 18.6 15.8 12.4
無酬家屬工作者 10.4 9.1 7.3 5.4
私營受雇者（無產階級2） 51.9 55.7 61.5 68.1
政府受雇者 12.4 11.4 10.2 9.7
社會不平等3
五分位所得比率（高／低） 4.2 5.0 6.4 6.2
資料來源：1.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料庫：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2.關於私營受雇者算不算是無產階級，是否包含中產階級，仍然是社會轉型理論爭議的重點，參Wright（1985）與林宗弘（2009）。
3.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5/a11/Year04.doc
更嚴重的或許是財團資本集中化對社會流動的負面影響。隨著製造業產業鏈的整體外移，本土產業資本密集度提高，下游相關產業之創業機會減少，台灣過去馳名世界的中小企業在內需與外銷市場上都節節敗退，再也不是過去所認為的創業天堂。根據經濟部的統計，台灣新創公司占所有公司的比率，或者說是企業的出生率，從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十三下降到近年來平均約百分之六。同時期倒閉公司占所有公司的比例，也就是企業的死亡率，則從百分之三上升到二○○八年的百分之九，達到企業死亡率的歷史高峰（見圖二）（林宗弘，2013）。
圖二：台灣公司創業與歇業比率的長期趨勢：一九八六―二○一一
圖三：台灣民眾對貧富差距嚴重程度的主觀感受，一九九七―二○○九
此外，台灣一九九○年以來新創企業資本額維持在五百萬上下、倒閉企業資本額則是在五百萬到一千萬之間，顯示新創與倒閉的都是中小規模企業，然而現存公司的平均資本額，卻從一九九○年代的四百萬新台幣，提高到二○一○年的三千三百萬新台幣以上，也就是說，存活下來的企業資本額越來越大，倒閉的多半是微型企業，形成創業者難以越過的投資門檻（見圖二）。過去被台灣人稱為「黑手變頭家」（謝國雄，1989），也就是工人自行創業變成資本家的階級流動現象已經消失，創業失敗的中小企業主，似乎正在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
上述冰冷客觀的數據未必能反映社會上的意見，台灣民眾對貧富差距的主觀認知又如何？圖三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詢問受訪者覺得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嚴不嚴重，通常答案分成四類―—非常嚴重、嚴重、不嚴重與非常不嚴重，讓受訪者單選。觀察一九九七年以來趨勢，我們可以發現二○○一年以前台灣民眾對改善貧富差距較為樂觀，從二○○三年起，回答貧富差距非常嚴重者飆高，在二○○五年與二○○九年更兩度超越七成，認為貧富差距不嚴重者則降到一成以下（林宗弘， 2013）。
根據台灣的相關數據，我們發現前述的經濟全球化、階級兩極化與經濟危機命題似乎仍然適用於台灣，民眾對貧富差距也感到越來越不滿。
新世代無產者，你/妳準備好了嗎？
另一方面，在兩岸三地，大財團――一種對資產階級婉轉的稱呼，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似乎也越來越大。以台灣而言，資方透過所謂的六大工商團體，即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中小企業協會、工業協進會及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經常對政府喊話，要求實施對其有利的政策。此外，透過三三會之類的團體，台灣財團也建立了跨越海峽兩岸的政商關係網絡。資方要求的政策不外乎減稅、凍結基本工資、擴大引進低薪外勞等剝削性的措施。
相對於勞工的弱勢，財團主導了台灣的財經政策。台灣政府不分藍綠，不斷給大財團減稅，導致了財政赤字。一方面，政府的福利支出擴大，尤其是軍公教優厚退撫金難以縮減，另一方面，受薪階級的稅收負擔日益沉重，政府只能靠發行公債來彌補赤字，拖垮國家財政。在不敢對財團開刀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開源節流」。例如，近幾年政府不僅為科學園區徵收農地、還大量拆遷國有地上的貧困違建戶，以徵地、賣地來彌補國庫赤字，甚至提出削減勞工退休金的改革方案，引爆農民與工人抗爭。然而，公共消費緊縮不僅無助於年輕世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也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使階級對立的情緒越來越強烈。
在香港，一九九七年以前的港英殖民政府，本來就是由港督、匯豐銀行與怡和洋行等大財團的經營者組成，其中又以香港賽馬會會員為建立政商關係的重要資格，是故有人戲稱香港的統治者就是賽馬會（顧汝德，2011）。然而，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共不斷阻撓民主普選，使得特區政府施政受和記黃埔集團、新鴻基、新世界等華人地產商與匯豐銀行以及太古集團等英商牽制，被稱為「地產霸權」（潘慧嫻，2010），中下階級的權利更難伸張，貧富差距（例如基尼係數）持續惡化，已經成為亞洲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地區。這次碼頭工人罷工之後，其薪資還比不上一九九七年回歸之前，基層民眾也醞釀反中共與反財團的情緒。
不過與中國大陸政府相較之下，台灣與香港政府還算客氣的。在中國地方政府與財團政商勾結之下，資方可以用低工資剝削廉價的「農民工」（這是一種不承認其無產階級身分的說詞），造成工人自殺或暴動（潘毅等，2011）；國有金融資本與地產商合謀圈地炒房，可以用城管暴力大面積拆遷農村與舊社區，導致農民抗爭甚至自焚；在公民社會無法有效約束國家與資本的掠奪之下，已經使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內需消費不足與房地產泡沫化的經濟危機（林宗弘、吳曉剛，2010；林宗弘，2009b），民間仇官與仇富情緒高漲。如果馬克思與恩格斯搭乘時光機器前來二十一世紀，見到今日的中國模式，大概會毫不猶豫地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有效的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吧！
儘管與許多學者（包括新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筆者本人並不完全同意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許多論點，透過閱讀《共產黨宣言》，我們對於華人社會的貧富差距與社會危機，仍可以有進一步的認識。儘管共產世界已經在冷戰後瓦解，中國也成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工廠，在一九二九年之後最嚴重的全球大蕭條當中，本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仍然如暮鼓晨鐘，有警世之效。
最後，馬克思與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以行動來改變這個世界，面對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之下，貧富懸殊與勞資分化的慘烈現實，兩岸三地新世代的受雇者們，你/妳們是否打算回應這個召喚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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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航，2012，《iPhone 苦悶台灣》，台北：人類智庫。
潘毅、盧暉臨、郭于華、沈原，2011，《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香港：商務印書館。
潘慧嫻，2010，《地產霸權》；顏詩敏譯。香港：天窗出版社。
顧汝德（Leo Goodstadt），2011，《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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