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虛空的智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宗文
以祿是個平凡人，卻也是位奇人。他終身不曾離開出生、成長和從事學術工作的法國波爾多（Bordeaux），不出國講學，也不用法文之外的語言著述。然而，他的寫作統整多個領域，而且跨越大西洋、跨過世紀，影響了許多同時代與後代人。就有人稱以祿是「幾乎預知了所有的人」 。他的著作非常多，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中。在他過世之後，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著作出版，若非生前文稿的整理，就是關於他的思想之類的文集，到今天超過二十年，從未中斷過。以祿善談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卻不跟風，非主流。他處於一個法國學思風行全球的時代，從存在主義到後現代，莫不以法國大師為宗；掛著沙特、傅柯、德希達等這些名字的「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像是時尚精品，傳過北美、深入亞洲。以祿卻不誇大語言、不創造流行概念，他平凡地每天往返住家和學校，思考、寫作，真正是「在地行動、全面（球）思考」（acting locally, thinking globally）的典型。
以祿雖然重要，華語世界對他的了解卻不多，主要原因正是他不流行，也就沒有翻譯。這本書是以祿第一本被翻譯成中文的著作，而且是他晚期的作品，顯得格外重要。然而，如果沒有對以祿的學思脈絡有所了解，這本書並不容易閱讀。
閱讀以祿有幾種可能的途徑。第一種是學院的讀法，就是從他的代表性學術著作《法制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開始。以祿畢竟是波爾多政治學院的法學教授，他開設的主要課程之一，就是法制史。這套著作顯然是他倚重的核心教材，從古代法律制度談到現代，可以看出「法律」或「律法」在人類文明史中的重要。第二種讀法是批判性的，可以從他談馬克思和現代政治的著作出發。以祿曾經加入共產黨，對馬克思理論非常熟悉，也以此寫作不少對現代政治體制批判的書。第三種途徑是對科技社會的反思：以祿在《技術社會》（La technique ou l’enjeu du siècle, 1954，另譯《科技社會》）、《技術系統》（Le système technicien, 1977）和《傳播》（Propagandes, 1962）等重要著作中，表達出對科技威脅現代社會的深切關懷。
另有一種讀法，就是神學的讀法。以祿從創世記談到啟示錄， 而以傳道書為終結。可以說，這最後的一種讀法，正是為前面三種途徑提供出路，助人解套。因此，《存在的理由：從傳道書看科技社會的虛空與盼望》這本書，顯然是以祿藉著對傳道書的詮釋，重思「人以及為人所設立的萬事萬物」所面臨的存在困境，並提出終極的回應。以祿談這卷智慧之書的結構，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是經卷的脈絡：作者、主題、風格和各種爭議，主張傳道書之獨特性。第二層是以讀者， 也就是「人」為中心而造成的概念衝突與矛盾，尤其是圍繞在「虛空」這個主題上：人再怎麼有智慧，至終仍是枉然。這個層次主要落在第二、三兩章，在當中以祿引用許多當時代人物的說法，其中大部分是法國知名的作家、藝文人士、科學家和哲學家等，可以說是代表二十世紀人類文明的菁英之士。因為這些引用使文本變得豐富而複雜，所以對法國當代文化不甚了解者，會有點難以閱讀，但以祿正是用這種方式，讓傳道書與現代進行對話，更突顯「虛空」的時代意義。第三層則進入到以神為中心的觀點，以此作為結論，確認傳道書的智慧是以認識神為開端。
以祿自謙地說，在寫完這本關於傳道書的著作之後，不知道還能再寫什麼了。這也是一種虛空，卻是因為明白了「倒空自己，虛心望神」的真諦，這本談傳道書的作品，更像是盤點其畢生思想， 開啟「以祿學」的定調之作。若有人問該如何成為「以祿學家」（Ellulien），或是想要更深了解以祿的思想，就從《存在的理由》這本討論智慧開端的書開始吧。
導 讀
生命的意義與盼望所在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鄧紹光
對於華人教會來說，「以祿」是一個陌生的名字，雖然並非沒有人認識，但是終究不成比例。這位著作超過五十本的法國社會學及法律教授，一生堅持自己不是哲學家、不是神學家、不是聖經學者、不是任何一種專家。他強調自己只是普通人，談的是我們所有人的經歷：感受、聆聽，以及觀看。只是在這一切的感受、聆聽，以及觀看之中，卻貫穿著對科技的關懷。以祿可以說一生都投身於科技影響的研究與寫作。他的第一本關乎科技的著作是《科技社會》（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法文本於1954 年出版，英文本於1964 年出版），最後一本則為《科技的虛張》（The Technological Bluff，法文本於1988 年出版，英文本於1990 年出版）。
對於這位法國基督徒思想家來說，科技社會已經完全失落了自由、尊嚴、奧祕以及想像了。科學與科技、進步的神話、金錢、工作能力、財產與性高潮，終必如風、如煙、如霧，虛空中的虛空。這是生命意義的問題。以祿晚年寫下了《存在的理由：從傳道書看科技社會的虛空與盼望》（Reason for Being: A Meditation on Ecclesiastes，法文本於1987 年出版，英文本於1990 年出版），中文本的副題一語中的表達了他這本著作的主旨。以祿在第一章的第一節直言：相對於他那本可以看為導論他所有作品的《上帝國度的臨在》（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法文本於1948 年出版，英文本於1951 年出版，另譯：《神國的臨在》），本書可算為最後的說話了（第6 頁）。由此而言，對於以祿來說，這本默想傳道書的作品大有總結的意義，雖然其後他還是出版了好幾本著作。
以祿自言閱讀、默想傳道書超過五十年之久（第4 頁），對他來說，聖經不是可有可無的。他在《意與行：為基督徒所作的倫理學研究》（To Will and to Do: an Ethical Research for Christians，法文本於1964 年出版，英文本於1969 年出版）的引言即表示：「我思想的判準是聖經的啟示，我思想的內容是聖經的啟示，聖經的啟示為我提供了起點，我的方法是辯證的，藉此辯證聖經的啟示被賜予我們，而我的目的是為倫理學找出聖經啟示的意義。」（頁1）以祿拒絕以哲學系統或任何系統來整理聖經的內容，他也拒絕一切科學的釋經，因為這些釋經方法／鑑別方法把應該被置於聖經啟示底下的現代世界倒轉過來。只能讓聖經引領釋經者的思想，這是一種存在式的閱讀，而不是方法先行或概念、系統先行的閱讀。於此，以祿實在深得丹麥神學家祈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55）的箇中三昧。他這本書的第一章標題「初步論辯與非權威後記」，豈非向祈克果的作品《〈哲學片段〉附筆：非學術的結論》（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作出回響？事實上不單章題如此，內容也是如此。
第一章表明了他在寫作本書之時只讓傳道書向他說話，而不閱讀任何其他相關的聖經研究。事後他翻查有關的舊約學術著作，發覺對傳道書的「矛盾」缺乏公平對待，而以為此乃對上帝的徹底懷疑、失去信仰，完全未能明白傳道書所講的「凡事都是虛空」其意思所在。這些深受啟蒙運動影響的聖經學者，難免以非此即彼的知性邏輯來思考事物，缺乏想像奧祕的能力，也未能正視事物的矛盾性，而錯解傳道書。無疑，以祿並不滿意這種解釋，認為未能充分欣賞他閱讀傳道書所發現的深層意義，自有其融貫整全性。以祿十分重視矛盾，我們必須以此為鑰匙來了解以祿的思路，以之為工具去了解以祿默想傳道書所得的成果。由此亦可以看出以祿與祈克果之親和性，同樣肯定事物之矛盾特性。以祿年輕時已經遇上祈克果，並且讀過他的所有著作而深深受其影響，一生無改，特別在其神學的解釋上，視「實在」（reality）乃由不同層面彼此之間的辯證關係所組成。由此，以祿斷然拒絕舊約學者那形式與邏輯的融貫、追求非矛盾，以及訴諸非希伯來文化的閱讀（第8、12 頁），而為存在的、矛盾的、希伯來的。
以祿這本著作默想傳道書的矛盾，但視之為構成整體的對立層面，這種包含矛盾、對立在內的整體可以見諸第二章、第三章與第四章的交互結構：虛空、智慧，以及上帝。虛空與智慧的矛盾對立都被上帝所包容，或借用英國神學家韋爾斯（Samuel Wells）的字眼：超度接受（overaccepting）。這樣的思路也在第二章之前一頁，以祿引述法國小說家伯納諾斯（George Bernanos, 1888–1948） 的句子反映出來：「為了冀望那不虛謊的，得先在一切虛謊的事物裡，失喪希望。」（第45 頁）這不僅如以祿所說的，是傳道者的整個信息所在，更是以祿此書的鋪排。事實上，以祿早在第一章已具體仔細分析了傳道書的這三個主題：虛空、智慧、上帝三者之互動關係（第37 頁）。在這裡，傳道者關心的是人的生命存在，但是以祿並非純粹否定一切事物的價值與意義，他使用「虛空」一詞，表達多重意思。假象、執物、執我、無用，所以如霧、如氣、如煙（第53 頁）。以祿表示，傳道者藉著虛空所要提問的是：「這一切對一個人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呢？」而這種提問遍及整本傳道書（第54 頁）。以祿跟著就按此檢視所有社會都共同追求的假象神話，包括進步、權力、金錢、工作、快樂、美善。一般人都對這些予以肯定，視為值得追求，是生命之意義所在，但傳道者是異議者。傳道者認為，以這些東西為目的本身，那麼必然落得虛空，但是不以之為絕對而去追求，則它們仍然有價值。這是一種辯證的處理，既是肯定亦是否定，既非肯定亦非否定，而是既肯定亦否定、既否定亦肯定的辯證思維，這種辯證思維是緣自事物本身相應的辯證結構。因此傳道者才說：虛空本身亦是虛空（傳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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