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曾和許多人一樣，對我的工作感到提不起勁、看不到未來。我曾和許多人一樣，想要轉職、轉行，卻說不出來我的夢想是什麼，也沒有勇氣放掉累積的年資重新來過。
因此，我做夢也沒有想過，我從技術寫作員轉行成為軟體工程師的契機，竟會是我第一次成為一位媽媽這件事。有人說，我在家中有小嬰兒的情況下還能夠自學轉行到要靠硬實力的軟體工程師職位很不可思議，但事實是，要是沒有我女兒的到來，我可能一輩子也鼓不起勇氣轉行成為工程師。
女性要兼顧職場與家庭從來都是一件蠟燭兩頭燒的事情，而許多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後，便被迫選擇辭職在家，或者從事較沒有工作前景、能將家庭擺在第一順位的工作。從小到大，在我的潛意識裡，我似乎也一直將我職涯的盡頭放在生下孩子的那一刻，認為生了孩子以後，我必然會想要一分較簡單、責任較輕、接近打工性質的職位。
但事情的發展與我的想像大相逕庭。在我女兒三個月大的時候，才剛從生產恢復的我就回到我在特斯拉汽車工廠擔任技術寫作員的職位上班了。而在2018年十月，我女兒九個月大的時候，我非但沒有換到一分較輕鬆的工作，反而決定挑戰自學寫程式，和我老公一樣成為一位矽谷的軟體工程師。
我辭掉了特斯拉的工作。平日白天女兒去保姆家的時候，我全職在家透過線上課程從程式語言幼幼班「Hello World」開始學習怎麼寫電腦看得懂的語言；在有了一點基礎後，我便開始投遞履歷、也漸漸得到面試的機會，並從每一次面試失敗的經驗理解自己哪些地方不足，經由檢討對症下藥學習與加強。晚上六點過後我從保姆家將女兒接回家，而這時無論我當日學習的進度如何，我便按下學習的「暫停」鈕，如往常一樣，陪伴女兒、將時間投注於家庭。週末的兩天亦是如此。陪伴女兒的時間便是我能在學習進度上強迫休息的時間。這樣的日子經過九個月，在我女兒一歲半、我三十三歲的時候，我達成了我的目標，找到了矽谷一分全職軟體工程師的職位。
究竟是什麼樣的刺激，讓家有小嬰兒、每晚要起來餵奶兩次、上班要抽空跑哺乳室擠奶的我下定決心轉行成為軟體工程師，而我又是如何達成我的夢想的？這本書的誕生，來自於我人生中這個巨大轉變的體悟。
這是一本關於轉變的書。我們時常被既有的身分、被現實困住，認為人生要「重新開始」很難，但我們其實都渴望「重新定義」自我，讓生活像一本全新空白的記事本那樣，展開嶄新的一頁。我的人生截至目前有過三次巨大的改變。第一個轉變，是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從我的出生地波多黎各搬到台灣。第二次轉變，我從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碩士畢業後，到美國讀小說創作的碩士。而第三次轉變，便是我由技術寫作員轉行成為軟體工程師。這三個故事，我會在本書不同篇章著墨。
三次的大轉變都像人生急轉彎，也伴隨著蛻變的痛苦，但這些經驗讓我清楚地理解：我們每個人都有巨大的潛能，每一天都是我們未來人生的嶄新開章。只要願意，我們都能夠轉變、打破自我，也打破自己被這個社會賦予的定位。
我是一個媽媽；生完孩子後，我以為我會再也沒有時間學習、會無法兼顧事業與家庭，沒想到孩子的成長刺激了我的求知慾，使我重新檢視自己的人生，因此我反而用更少的時間完成了更多事情。
一切就由我請完育嬰假回到特斯拉汽車工廠上班的那一天說起吧！
育嬰假過後，忐忑不安地回到職場
2018年的五月，我抱著忐忑夾雜著些許興奮的心情回到位於加州矽谷特斯拉汽車工廠的辦公室上班。請了產假加育嬰假的我，睽違五個月，我要正式回到職場了。
還未走進工廠，我就已聽到熟悉的機械手臂聲以及廠內運送貨物、零件的卡車和怪手、金屬撞擊金屬的噪音。是的，那是噪音，因為平時走在生產線內我們都得戴上耳塞以免造成永久的聽力損失；但那聲音對我而言也是充滿活力、幹勁的－－這是一座充滿生命力、熱血沸騰的工廠。
我穿越錯綜複雜的生產線，走在一部一部怪獸般的機械之間，看著那熟悉的畫面：工人們以熟練的身段鎖上零件、焊接、搬運製造好的汽車部位、彼此吆喝。這一切就像是一座停不下來的叢林，而叢林的盡頭，步行十五分鐘路程的盡頭，才是我的辦公桌。
走行十五分鐘的路程中，不停地有同事跟我打招呼。我的工作是技術寫作員（Technical Writer），負責將生產線的流程以文字、照片紀錄下來，作為標準化作業的規範。因為我時常要和工程師詢問最新工法、和工人、工頭溝通，因此我幾乎人人都認得。在這個製造部門、生產線的「前線」工作環境中，無論是工人、工頭、工程師、乃至高階主管，彼此之間的階級關係劃分地不明顯，大家都是穿著鐵鞋、戴著安全帽、手指染有金屬汙漬的「黑手」。甚至大夥「種族」的區隔也不明顯，因為有太多種不同的膚色並存於這間工廠裡了：有墨西哥裔的、菲律賓裔的、有來自法國的、德國的、有越南人、南非人、黑人、白人，當然也有像我一樣，來自台灣的移民。他們恭喜我生了孩子、並跟我開玩笑說我再不回來他們都以為我決定待在家裡當全職媽媽了。
有人說：「待在家裡全職照顧小孩的話，妳豈不要無聊死了？」
也有人說：「說真的我覺得女人就該在家裡帶孩子不是嗎？我認為上帝的旨意是這樣的。」
我在這工廠裡是再少數不過的女性了。在膚色或工作職等上，我感覺非常融入群體之中，但我的性別卻是明顯突出的。我所屬的車身製造部門有一千人，而我在這個部門工作的三年期間，就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位曾出現的孕婦。因此我對於這類有些「政治不正確」、針對我的性別的「玩笑」早已麻木。我笑了笑，不時地停下腳步拿出手機、秀出我還未滿三個月的女兒照片給大家看。
每當提起我的女兒，我心中難免糾結一下。我回來上班的第一天，也是我女兒第一天寄放保姆家。我不知道保姆是否會善待我女兒。我那連翻身都還不會的孩子，萬一被虐待、被綁架，我此生都不可能原諒我自己。但我已經面試過十幾位保姆、把能夠調查、釐清的問題盡己之力做到了。再多的堤防、準備，最終我還是不得不選擇某一位陌生人來相信。但願老天眷顧我，不要讓我選到的是一位壞人。
坐到辦公桌後，一切感覺還是那樣的熟悉。這辦公室裡大半的人是機械工程師，還有像我這樣，做著支援工程師的工作的人。因為所有人的工作都有一部分是需要在生產線上進行的，因此百餘人的辦公室裡，座位總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空的，而辦公室的門則是永遠有人進進出出，進來取忘記帶到生產線的工具、出去勘查數據中待確認的項目。辦公室的氛圍是忙碌卻一點也不拘謹；血氣方剛的大家很容易為了一言不合大聲吵起架，卻也能在下一秒鐘稱兄道弟；這辦公室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
我們組的一位工讀生 Andrew ──一位還在讀大三的化工系學生──向我報告五個月來他頂替我做的事情。他把我交代的事情做得完美無瑕，除此之外還替我們組的機械工程師們分擔了許多職務，因此人人都對他讚不絕口。我的經理 Ross──一位說話大聲到辦公室任何一個角落都能聽到他說話、五十多歲的白人──以他一貫熱情富有溫度的方式歡迎我回來。他用力地拍了我的肩膀，說：「要不是妳今天出現，我真的以為妳不會回來上班了。」
因為我認識我的老闆夠久，我知道他這句話並非針對我個人。只不過是，在他的觀念及人生經驗中，女人生了孩子後，多半是選擇相夫教子。
我在汽車產業待了三年，理解到的是這個傳統產業中的許多成員出身自美國「保守派」的家庭。他們多半家中擁有槍枝、喜歡打獵，對於男人和女人擁有不同的天職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與這樣一群人共事，在加州矽谷是相當少見的現象，因為加州是講求平權的美國民主黨的大陣營，而矽谷又是充斥著各國移民的高科技重鎮。在這樣國際化的城鎮工作的我，卻遇上了觀念較接近美國中西部思想保守、對新事物態度保留的一群同事，算是我在汽車工廠工作的一大新鮮體驗。
我的同事們紛紛過來和我哈拉。他們習慣於句子中夾帶「三字經」，而不管我說多少遍我不在意他們的「語助詞」，他們仍是每說出一個不雅的詞彙就要向我道歉一次。
「我不該在女性面前說這個字眼的。」他們總是如此說，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大我是我們組中唯一一位女性這件事。
是的，即便我離開五個月，回到工作崗位，一切又是那麼親切的熟悉，彷彿我根本就不曾離開那樣。
我坐在辦公桌前檢視電子郵件，一方面，我鬆了一口氣，因為我請了五個月的假回來後一切如常、我的職位也還保留著；另一方面，重拾我那再熟練不過、已做了快三年、閉著眼也能完成的工作，我不禁再次捫心自問：我到底還要原地打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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