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烽火照京都
北平的七月，酷暑已經來臨。
每到這個煙雨縹緲、蛙語蟬鳴的時節，總有一些城裡城外的老漢提了鳥籠，或托一把無邊無沿加無嘴的「三無」茶壺，三三兩兩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馬路邊一棵槐樹下，不時摸兩把落到頭上的槐蠶，拖著圓滑的京腔，議論起多少年前，哪朝皇上娶了幾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榮幸地伺候過哪位宮中太監大總管等等。
談到得意處，肩膀上那個如兔子扒了皮一樣溫熱的呈紫紅色的肉球，越發晃動搖擺得厲害。原本滿臉蛛網狀的皺溝，因塞了過多辨不清來路的塵沙汙垢，在汗水沖刷浸泡下，如同烏龜殼上的甲骨文，於撲朔迷離中以快速程序不住地變換重組。隨著下部呈元寶狀勢如蛙形的嘴巴一張一合上下劇烈起伏，龜殼上每一個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裡，都透著「天下一切人等無足懼者」的傲然神氣。受這股邪乎得令人費解的世風薰染，紅牆黃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華、平和、溫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歡、天馬行空的大夢之中。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與往昔大為不同，看上去平靜無波的古城，盪動著沉悶、壓抑、神祕並伴有一點腐霉的氣息，一種不祥的預兆，隨著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時從牆上飛躥而過的貍貓幽靈般的身影，於潮濕酷熱伴有火藥味的空氣中飄動遊蕩。往日提著茶壺在大樹下談天說地的土著們，不再談論貍貓換太子與慈禧老佛爺出殯時棺槨裡填置了三斗四升烏龍珍珠的豪華氣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噓炫耀著自家的老三或是小五兒，已成為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毛驢太君手下的翻譯官，或是專門服侍小犬純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貼身侍衛與端茶送飯的小二兒。期間不時夾雜著一些探詢性質的討論，一旦北平城淪陷，自己將何去何從？
是時，駐紮在北平郊外西南部豐臺、長辛店一帶的日本軍隊，頂著火辣辣的烈日，於塵土飛揚中操槍弄炮頻繁調動演習，不時對天空或宛平城厚實的城牆胡亂放幾聲冷槍，藉以向中國守軍和民眾顯示大日本皇軍的強大無敵。永定河畔，馬隊奔騰，刀槍顯耀，日軍官兵滿布血絲的眼睛透著瘮人的光。即使是一名非職業軍人，也感覺到這股從大海那邊侵襲而來的武裝力量暗藏的銳鋒邪氣已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旋風，大樹梢頭響起了民族危難的呼哨。北平城內，極度緊張敏感的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已嗅出對方陣營內暗含殺氣與飛揚飄蕩著的血腥氣味，同時清晰地意識到「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圖，已成彎弓待發之勢」，必須予以防範。於是，這位駐守北平的最高長官，在緊急下令盧溝橋守軍加強警惕和堅守陣地的同時，在一個溽熱的下午，邀請北平教育文化界名流大腕胡適、梅貽琦、傅斯年、張懷九等二十餘人至市政府大廳出席會議，報告平津局勢，共商禦侮圖存大計。
按秦德純在報告中所言，當今北平乃至整個華北局勢，如同一個巨大的火藥筒點燃了引線，煙霧升騰，火星四濺，天崩地裂的時刻就要到來。
胡適等尚以憂國憂民自命的群儒大賢聞此凶訊，無不驚駭。於是，會議在憂憤、激昂、悲壯、失望與希望，甚至激烈的爭吵中，一直持續到夜間十點多鐘方才散去。
秦德純不幸言中，此次會議散罷不到兩個鐘頭，巨大的火藥筒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
轟然爆響了。
這是一個注定寫入中國乃至世界戰爭史的忌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隊經過長期密謀策畫，終於採取占領平津，繼而征服整個華北和中國的侵略行動。是夜，早已占領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軍隊，以走失一名士兵為由，強行進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絕後，日軍突然向盧溝橋龍王廟中國守軍發起進攻，繼之炮轟宛平城。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馮治安師何基灃旅吉星文團奮起抵抗，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中國軍民八年抗戰序幕隨之拉開。
駐守在華北地區的二十九軍，其老班底是一代軍閥大老馮玉祥旗下的西北軍舊部。這支軍隊的興起與演變，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其興亡存續與翻雲覆雨的經過，更是深深打上了清末民初戰亂時期軍閥們相互傾軋、暗算、合縱連橫的烙印。
一九二八年夏，以蔣介石為總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相繼占領平津，定鼎中原。六月二十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兒子張學良在瀋陽老巢承襲父職，自任奉天軍總司令。七月一日，張學良通電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等軍事巨頭，表示願意用和平手段統一全國。自此，中國軍閥折騰了十幾年的相互攻戰防守、斬腰開膛、砍頭剁腳、水煮油烹的大混戰暫告一段落。
一九三○年，剛剛在名義上取得統一的中華大地，又爆發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央軍與馮玉祥、閻錫山兩個地方割據軍閥聯軍對決的中原大戰──這是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戰之一，共有一百三十萬人參戰。交戰之初，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就在彼此打得難分難解，成一團麻花時，蹲在白山黑水間的奉系軍閥張學良，在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親往其密所連番規勸、利誘下，張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兒巴唧的身子骨兒，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藥力發作，突然「嘁里喀喳」響了起來，屁股開始由發熱到發燙，隨著脈管血液奔流竄騰，密布的毛孔迅速擴張炸裂，細黃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陽中根根直豎。張學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濤的激情，在蔣介石與閻、馮聯軍雙方死傷達到三十餘萬眾仍難決勝負的關鍵時刻，突然「嗷」叫一聲蹦跳而起，抽刀拔劍，親率二十萬東北軍攜槍架炮以虎狼之勢入關助蔣。
「東北虎」突然竄入關內，大戰正酣的馮、閻等群狼組成的地方聯軍土崩瓦解，紛紛作鳥獸散。閻錫山扔下殘兵敗將獨自躲到天津租界一個暗室不再露頭，馮玉祥統率的號稱四十二萬西北軍四散逃亡。原西北軍名將吉鴻昌、韓復榘、梁冠英、焦文典、葛運隆、孫連仲等相繼率部投蔣；龐炳勳、孫殿英、劉春榮等土匪出身的將領率部脫離馮玉祥，自謀生路。約萬餘殘渣餘孽在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孫良誠、秦德純、馮治安等人的帶領下，於慌亂中自河南之境渡過黃河，退入晉南一隅之地苦苦掙扎，企圖死裡求生。
一九三年底，因助蔣有功而榮升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在北平設置行營、全權掌控東北軍政兼理整個華北地區軍務的張學良，挾「東北虎」的凌厲威勢，根據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決議，對西北軍殘兵敗將進行捕獲收編。一九三一年一月，原西北軍殘部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六月改為名義上隸屬於南京中央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由馮玉祥旗下所謂的「五虎上將」之一宋哲元（字明軒）任軍長，轄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三個師，駐防山西正太路一帶。
晉東南原為山西軍閥閻錫山經營多年的老巢，二十九軍駐防此地自是處於寄人籬下的地位，軍費菲薄，官兵衣衫襤褸，形同乞丐，其狀淒淒，慘不忍睹。處在夾縫中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宋哲元與二十九軍將士於饑寒交迫加白眼中，做夢都想得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地盤兒，以便東山再起。
機會終於來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未放一槍退守關內，東三省淪陷。整個西北、華北局勢立刻變得嚴峻起來。出於多方面考慮，一九三二年八月，國民黨中央行政院會議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長，所屬部隊隨之向西北一帶轉移。未久，其軍隊擴編為三個師轄八個旅。察哈爾雖僅轄十六縣，地狹人稀，天荒地老，但畢竟是個落腳之地，也是命懸一線的二十九軍死裡求生的唯一依託。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九軍被調往北平以東的通縣、三河、薊縣一帶駐防，未久，奉命參加著名的長城喜峰口、羅文峪抗戰，有效地阻擊了日軍侵略，受到中國人民的廣泛讚譽，名震一時。
一九三五年六月，迫於日本的強大壓力，著名的《何梅協定》簽訂，蔣系中央軍關麟徵、黃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區。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壓下，具有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二十九軍經過一陣左右搖擺，瞅準了這個千載難逢的發展縫隙，宋哲元趁機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等三項要職，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一切政務、軍務，統歸宋哲元一人節制。
藉了亂世風雲的契機，得到冀、察、平津政權，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樣深知「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硬道理，開始利用地方財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關稅、鹽稅、統稅、鐵路交通稅等錢財，打著準備抗戰的幌子，以各種名目大肆擴軍，並通過種種理由和方式向國外購買軍火。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前，其部下已有四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兩個保安旅、一個獨立旅、一個特務旅，共五師四旅的兵力，部別番號分別是：
馮治安三十七師（駐防北平西苑、盧溝橋一帶）；
張自忠三十八師（駐防天津附近韓柳墅、小站、廊坊、馬廠和大沽各地）；
趙登禹一三二師（駐防南苑團河，河北省任丘、河間一帶）；
劉汝明一四三師（駐張家口、宣化、懷來一帶）；
鄭大章騎兵第九師（師部和騎兵一團駐南苑，其餘兩團駐固安、易縣等地）；
孫玉田特務旅（駐南苑，以一團在城內）；
石友三部兩個保安旅（冀東一帶，河北保定一線）。
另外有直屬軍事教導團，冀、察、天津保安隊，總兵力達到了十餘萬眾。
二十九軍所屬部隊分別駐守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各地區的省市最高行政長官亦分別由駐軍首領兼任，其情形為：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劉汝明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張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長（蕭振瀛離職後由張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為北平市市長，冀察二省與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的天下，並復現以前軍閥割據局面。
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南京中央政府，對這塊具有特殊性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獨立地盤上的一切軍政事務，已無力直接控制指揮。而自認為羽翼豐滿，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稅收、白銀南運、故宮寶物南遷等一系列關乎國家民族大是大非問題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雙方矛盾加劇。日本人瞅準機會，藉以操控宋哲元並不斷向其施壓，企圖將其變成一個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權。日本外務省在〈對華北新政權的方針〉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務委員會為「宋哲元政權」。對此，蔣介石曾對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慨歎道：「我們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幾個人聽命令，並不能命令他們。」其痛苦、憤恨、無奈之狀溢於言表。也正是這種非驢非馬非騾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為後來平津乃至整個華北地區危急與淪陷埋下了禍端。
盧溝橋事變之前，宋哲元為躲避日本人的糾纏，正貓在山東樂陵縣老家為死去的父親挖坑修墓，一切軍政事務全部交付駐平的馮治安與秦德純辦理。當宛平城槍聲響起時，秦德純以職業軍人特有的幹練與魄力，當即於二十九軍司令部電令長辛店守軍何基灃旅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率官兵奮起抵抗，並有「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等悲壯之語。吉星文得令後率部死打硬拚，給日軍以痛擊。
七月八日晨，秦德純打電話到廬山，向正在牯嶺召開會議的中國軍政最高統帥蔣介石，報告事變經過以及北平面臨的危急情形。蔣介石聞訊，大驚，繼而對日軍製造這一事變的真實意圖，以及中國將如何採取應對策略，做了反覆思考與細緻推敲，其焦慮、矛盾、痛苦、猶豫之神情，從蔣氏本人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此時，中國的形勢是，包括熱河在內的東北四省已經淪亡於日寇之手。就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和華北特殊化，這就意味著平津地區成為中國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壘，若平津失陷，整個華北將不可收拾。因而，經過反覆思索權衡，蔣介石認為對方此次明火執仗的行動，絕非往日任何一次軍事爭端與挑釁能比，華北大難臨頭，中國政府和軍隊很難再有退路，非戰即降，非死即活，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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