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探索台灣的運動社會/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社會運動作為一種行動主義
近年來，大規模街頭抗爭已成司空見慣的現象。從2 0 0 4年以來，該年泛藍陣營抗議總統選舉結果、2 0 0 5年抗議中國反分裂法遊行、2 0 0 6年紅衫軍反扁，到2 0 0 8、2 0 0 9年抗議陳雲林來訪，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抗議，都是社會公眾所關注的焦點。在台北街頭， 動輒1 0萬人以上的集結，已成為群眾動員的起跳價， 現場直播的警民對峙與衝突，也是必備的場景。有些人擔心激情的抗爭將會瓦解政治共識，侵蝕民主的基礎；也有些人樂觀看待， 認為這些政治運動是活躍民主體制的必然產物。無論是贊成或反對， 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儼然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最典型代表，彷彿社會運動一定要涉及藍綠，關乎國家認同，不是支持政府，就是反對政府。1
從最廣泛的定義來看，社會運動是：一、以有組織的方式來要求某一種社會變遷，二、採取常態體制以外的行動（Marx and McAdam 1 9 9 4 : 7 3 ）， 那麼上述形形色色的政治抗爭的確可以視為「社會運動」，不少社會公眾也是如此看待。許多學術研究提出的概念， 如機會評估、群眾動員、組織領導、框架設定、劇碼表演、情緒激發等，也可以用於解釋其起源與所產生的後果。然而， 更仔細來看，這些群眾動員不外乎是政治衝突的延伸， 往往是政治人物發起，將政黨間的爭議從國會移轉到街頭。在這些群眾抗爭過後， 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黨或許會產生聲勢消長的後果，政治權力也會有所移轉，但無論如何，根本的社會體制不會因此發生變動。為了更清楚標誌出社會運動現象的特徵，需採取更嚴格的標準。如果只有一與二的規定， 那麼社會運動與一般社會衝突就容易混為一談。事實上， 社會運動之所以引人注意，正由於它是：三、帶有特定的文化導向（cultural orientation），試圖改變既有社會的運作方式（ To uraine 19 85: 78），或者說，要求打破社會體系的限制（Mel ucci 19 96: 24）。
因此，社會運動是一種特殊的集體行動，它： 一、涉及到群體的共同參與，二、採取體制外的策略，三、以某一種價值作為引導。從這個定義來看， 社會運動不一定發生在凱達格蘭大道上，也不必然涉及大規模的群眾參與，更不需呈現在電視螢幕之前。
在更多主流媒體看不到的角落， 社會運動的力量已無聲無息地在台灣各個角落浮現。在桃園八德，聯福成衣廠的失業女工佔領廠房長達1 2年之久，從1 9 9 6至2 0 0 8年間，她們長期「埋鍋造飯」，沒有被太多人關切，除非她們以戲劇化的方式阻擋火車，或攔截高速公路。同樣地，2 0 0 4年起，一群大學生與樂生院病友守護被捷運工程威脅的家園，儘管怪手剷平了樂生院，他們的活動仍沒有中斷過。事實上，在這個資訊革命的時代中，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可不出門，透過電子郵件、b l o g、推特、臉書等管道，一樣能達到訊息傳遞、資源匯集的作用。
民主化帶來了社會運動普及化， 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開始採用這種政治語言。晚近幾年來， 我們看到同志、反同志人士、宅男、職棒球迷、災民、外籍移工、司法受害者， 紛紛加入社會運動的隊伍，無論他們所追求的集體目標是什麼。不管努力是否成功，社會運動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更普遍化的社會運動， 意味著日常生活每一面向都受到有意識的審視，成為許多力量共同競逐的標的物。在這個社會運動的年代，一旦我們忽略這股集體力量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社會變遷的過程就無法被清楚理解。
美國新左派學運領袖， 後來也成為重要社會學研究者的To d d G i t l i n曾指出，美國現在通用的「行動主義者」（a c t i v i s t s）一詞是七○年代的產物；在六○年代， 他們自認是所謂的「組織者」（ o r g a n i z-e r s）， 共同投身於一個通稱為「運動」的洪流。即便如此，G i t l i n 強調，「行動主義者」仍具有特殊的意涵，因為它意味著一種拒絕將現存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行動主義者並「不滿足於哀嘆、憤怒或悔恨， 也不只是盲信、冀求或高聲宣示。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世界的局外人， 儘管這個世界存在各式各樣的迫害、危險與神奇， 也不是與我無關。歷史不是（ 或說不只是） 其他人所做的事。我的行動與你的行動才是真的關鍵」（G i t l i n 20 03 : 4）。在台灣，推動各種社會運動的力量，也是這樣拼鬥不服輸的信念，在此，我們借用這個辭彙，將社會運動的參與稱為「行動主義」（ a c t i v i s m）。本書即是探討各式各樣的行動主義在晚近2 0年來的驚奇冒險，無論成功或是失敗，過去他們曾走過的軌跡，已成為我們所處的現實；在接下來的2 0年，行動主義也將進一步形塑台灣社會的輪廓。
二、運動社會的浮現：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
我們試圖釐清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的種種風貌， 本書的十一篇文章， 分別針對不同的社運議題，進行剖析， 重點放在近2 0 年來的演進。觀察期如此設定，最主要用意是為了銜接1 9 9 0年出版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這本由徐正光、宋文里主編的合集，匯集當時台灣中生代的社會科學家， 共同診斷八○ 年代開始浮現的各種社會抗爭風潮。由於這本合集的出版，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事物可以被公開討論了，社會運動首度進入本土社會科學的研究議程。儘管在當時， 有些研究者仍處於摸索的階段，有些作品讀起來不外乎只是深度新聞報導， 但事後來看，《台灣新興社會運動》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一旦社會運動被確立為正當的研究議題，才會有更多的新生代投入。《台灣社會福利運動》（ 蕭新煌、林國明2 0 0 0）、《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張茂桂、鄭永年2 0 0 3）、《運動為社會自我教習》（丘延亮2 0 0 8） 等合集在台灣學界的出現，都是明顯的例子。同樣地，《社會運動的年代》的出版，也是奠基在先前學者的成果之上。
如果說《台灣新興社會運動》所呈現出來的圖像，是剛掙脫威權主義的台灣公民社會，許多積蓄已久的社會不滿開始找到公開的宣洩管道。當時， 保守的媒體輿論紛紛以「脫序行為」、「公權力危機」、「自力救濟」來稱呼新浮現的社會運動，種種的社會運動是與「大家樂」、「青少年飆車」等社會問題聯想在一起。社會運動帶來了不確定性，每一場群眾的集結與動員都有可能導致流血衝突，在許許多多的抗爭現場，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群拿著政黨旗幟的「衝組」。那麼，2 0年後的《社會運動的年代》，又透露了何種意象？
用A l b e r o n i的話來說，八○年代的社會運動是處於具創造性的起初狀態（n ascent st at e），亦即「在既定社會體系的類型下，探索可能性的界限， 以極大化自己或他人可以實現的經驗與團結之成分」（A l b e r o n i 198 4: 20 -21）。剛浮現的社會運動帶有無法被馴服的不可預測性， 沒有一位觀察者可以拍胸脯保證，這股新生的力量將會把台灣帶往何處。也因此， 那時的社會運動引燃了某些人熱切的希望， 也導致另一群人由衷的恐懼。然而，2 0年後的今日，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進入了固定的日常—制度狀態（ev ery day-ins tit utio nal s tate）。社會運動變成了更和平、更常態化的現象，其擾亂性格（ d i s r u p t i v e n e s s）已大幅度降低。隨著它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公眾已經可以容忍抗議活動所帶來的種種不便，甚至連媒體都喪失了報導的興趣。
西方先進國家的六○ 年代， 種種新左派勢力激烈衝擊著既有的體制，但在激進主義退潮後， 也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制度性遺產。西方的民主已將社會運動整合進入常態的政治參與， 抗議本身成為越來越可以接受的表達方式， 承載各式各樣的訴求。Charles Ti l l y曾指出，到了2 0世紀晚期：
社會運動已經被各種政治主張所採行，這會使許多1 9世紀社會運動的先驅感到驚恐。他們已經採用了許多1 9世紀社會運動者無法想像的文化形式與技術工具。至少在西方民主，社會運動組織、政府當局與警方已經協調出例行處理方式，因而大幅度降低社會運動提出訴求所帶來的暴力。（Tilly 2004: 94）
Ta r r o w、M e y e r和Ta r r o w將這種現象稱為「運動社會」（m o v e m e n t s o c i e t y），亦即是說，一個隨時隨地都有群體在進行抗議動員的社會形態已經浮現， 而且這種現象也不再是稍縱即逝的過渡期症狀（ Ta r r o w 1994 : 193-19 8；Mey er and Ta r r o w 1 9 9 8）。在西方民主中，社會運動已經制度化與例行化，成為我們所熟習的常態政治之必要環節。更新的研究也指出， 在其他後進民主化國家， 這種運動社會的形態也逐漸獲得確立（Gol dstone 200 3: 3）。追根究柢而言，台灣在這2 0年邁向運動社會的推力， 來自於政治體制的開放， 從黨國威權主義走向多黨競爭的民主，甚至經歷前所未有的兩次和平政權轉移（Ho 2 01 0）。如果台灣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接受政黨輪替， 那麼理所當然，對社會運動的接納程度也就隨之提高。台灣的民主化不只是既有的政治控制瓦解，容許更多元的集會與結社的空間，而是重新配置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此， 我們借用「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進一步分析晚近20年外在環境的演進。簡單地說， 政治機會結構是一組以國家體制為中心的變項組合， 對社會運動產生限制或協助的作用（McAdam 1996 ; Tarrow 1996）。政治機會結構可以視為某種風向球，反應當時的政治局勢發展。在更開放的情境下，集體行動的成本降低了，也比較容易實現目標，因此，有可能鼓勵更多的社會運動產生； 相反地，日益封閉的政治機會結構， 則產生了阻礙的效果。「政治機會」往往構成某種「結構」，這是因為在短期內， 國家體制的性質不太容易產生巨大的變動，且構成政治機會結構的不同元素， 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如動輒動用軍警鎮壓集會遊行的政權，不太可能容許公民團體的政策參與）（何明修2006: 118）。
儘管有些學者認為有必要臚列出政治機會結構的元素清單（如政治管道的存在、菁英體制的穩定性、政治聯盟者的存在、鎮壓能力與傾向等等），避免無謂的誤用與濫用。但在實際的經驗研究中， 這種作法可行性不高，參考價值也不大（何明修20 05 : 13 9-1 40）。比較妥善的方式是從具體的研究對象著手，再來歸納是哪些政治機會結構的元素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從本書各篇文章中， 可以觀察到下列政治機會結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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