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經濟萬有理論
你有想過有錢人怎麼玩主題樂園嗎？一如所有小孩，有錢人家的孩子也想去迪士尼世界，但我們難以想像全球頂尖精英或他們的孩子在樂園裡花多個小時排隊玩遊戲。他們的辦法之一，是以每小時約500美元的代價，請迪士尼的「貴賓導遊」（VIP tour guide）帶著他們，不必排隊就可以玩預訂的遊戲。最近出現了另一個辦法，比較便宜，而且更有彈性。你花每小時130美元，佛羅里達夢幻之旅（DreamTours Florida）就提供一名「黑市」殘障導遊，假裝是你家人，讓他帶著你們，不用排隊就可以玩遊戲。曼哈頓一名婦人誇耀道：「他們帶著我、我老公和兩個孩子，坐一輛掛著殘障人士標誌的摩托車穿梭於樂園裡。我們等不到一分鐘就可以玩『小小世界』（It’s a Small World），其他孩子必須等超過兩小時。最有錢的1%人是這樣玩迪士尼的。」
插隊是眼下快速成長的一門生意。在美國，你可以付錢給LineStanding.com，他們會請人幫你排隊（他們通常雇用無家可歸的人）。替大企業服務的說客大量使用這種服務。他們花錢請人排隊參加國會聽證會或到最高法院聽審（往往通宵排隊），自己最後關頭現身即可。2016年11月，印度廢止大面額舊鈔，銀行門外出現長長的人龍，因為人們急著在舊鈔失效之前換領新鈔；許多有錢人雇用窮人替他們排隊。許多交易曾是社會禁忌，甚至是非法的，插隊服務是其一。一名中國少年（朋友叫他小鄭）為了買一個iPad，賣了自己一個腎。美國有些囚犯花錢住比較好的牢房。許多企業替員工的性命投保，然後將這些保單賣給投資人：這個死亡押注市場規模以十億美元計，這種保險最初被稱為「死農民保險」（dead peasants insurance）。
我們很多人不贊成諸如此類的交易──但它們究竟哪裡有問題？小鄭賣腎，輿論嘩然，看來主要是因為他將賣腎所得用來買iPad。（如果他賣腎是為了支付他妹妹的住院費用，很多人可能覺得沒問題。）買賣腎臟之類的器官似乎令人厭惡，但如果器官供給增加，很可能有人因此得救。富家子弟或許花錢就能入讀頂尖大學，學者認為這種事很恐怖。但如果以簡單的方法拍賣頂尖大學的錄取名額，非常重視這種機會、雄心勃勃但貧窮的學生或許可以得到機會。不過，幾乎所有人都同意，有些東西不應該拿出來賣。但是，一旦我們考慮或許可以買賣的某種東西，似乎馬上就有強而有力的論據支持開放這種東西的自由市場買賣。
有些人說，以前不是這樣的。但歷史趨勢並非世界簡單地滑向一切皆可買賣的狀態。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童工市場非常活躍，好在童工在多數現代社會如今已成禁忌。21世紀的生活與以前所有時代不同之處，不在於如今有「更多」東西在市場上買賣（這意味著什麼？我們如何計數？），而在於我們的思考方式改變了：我們愈來愈願意將經濟思維應用在生活的所有方面。現今支持藝術、教育、腎臟、生殖、插隊等市場的論點，直到1960年代仍是聞所未聞的。
這種轉變不是偶然發生的。從1950年代末起，少數經濟學家開始將經濟分析應用在原本不屬於經濟學範圍的生活領域。這種影響深遠的經濟學範圍擴張，是由賽局理論家如馮紐曼和摩根斯坦，以及公開自認為數理經濟學家的人如阿羅啟動的。在他們的論述中，人類有如單一目的的機器人，不斷計算以求「報酬」（賽局理論的說法）或「偏好滿足」（阿羅和許多數理經濟學家的說法）最大化。既然抱持這種驚人狹隘的人性觀，那就沒有理由僅關注傳統經濟學領域──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如果人類不多不少就是尋求福祉最大化的類機器人，那麼在生產和消費以外的生活領域，人類尋求福祉最大化的行為也不難應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這種經濟思維的延伸，完全符合馮紐曼的夢想──創造一門無所不包的社會科學。
芝加哥經濟學家貝克（Gary Becker）是擴大經濟學範圍這場新冒險的先驅和領導者。貝克的努力起初遭受嘲笑。他第一次提到孩子是「耐久消費品」時，台下的經濟學家只是大笑。經濟思維「殖民」人類生活的其他領域，後來被批評者嘲笑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種嘲笑很快引起反效果，貝克及其追隨者欣然採用這個名字呼稱他們的計畫。貝克1992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的很多見解已經成為主流經濟思想的一部分，而且開始滲透到日常生活裡。貝克的一些見解後來化為許多國家的政策。1987年，貝克提議將移民至一個國家的權利授予出價最高的人，引起一些激烈反應。但該構想並未使我們震驚，如今還塑造了美國和許多歐盟國家的移民政策：任何人只要在地主國購買夠多資產，都可以移民該國。在2019年，購買200萬英鎊的英國債券或股票，你就可以獲得住在英國的權利。再花300萬英鎊，你就可以縮短獲得永久居留權所需要的時間（獲得永久居留權之後，你就可以「既擁有蛋糕又吃掉它」：你可以賣掉那些資產，拿回500萬英鎊）。
對許多年過四十、仍隱約記得保姆國家（Nanny State）的人來說，自由市場仍像一種令人振奮的自由，一種表決機器：它給我們想要的東西；越是想要，我們願意付出越多錢。但我們應該在哪裡為我們的經濟思維劃下界線？全球而言，我們願意為抗皺紋治療付出的錢超過瘧疾治療。這是否意味著抗皺紋治療更有價值？而如果只有那些夠錢雇用出色的說客、替人排隊者和律師的人可以從政治和法律體系得到有意義的服務，這對民主和正義意味著什麼？經濟思維的應用範圍最近數十年迅速大幅擴大，未來它將把我們帶往何方？
新經濟萬有理論
貝克以站在自私的經濟人立場分析所有人類行為著稱，但諷刺的是，他最初開始思考經濟問題，卻是因為一個看似利他而非自私的原因。1940年代於布魯克林，十幾歲的貝克開始閱讀報紙財經版，不是因為他有興趣──「我覺得很無聊。」他承認那是為了幫助他視力愈來愈差的從商父親。年輕的貝克很快改變了：「進入普林斯頓時，我是社會主義者。大約兩年後，我就不再是社會主義者。」貝克指出，促使他轉變的是米爾頓．傅利曼和經濟學這兩個因素。 貝克後來視經濟學為一種萬用的思考方式，堪稱比之前的所有經濟學家更相信這一點。
我們的思考方式為何發生重大變化，這問題往往找不到明確的答案。但在貝克的例子中，答案並無疑問。貝克是第一個將經濟推理延伸應用在看似與經濟本身關係甚遠的生活領域的人。貝克這項一心一意的終身事業始於他的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他聚焦於偏執者必須為偏執付出經濟代價這個觀點：雇主寧願請一個白人也不請一個更勝任的黑人，那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貝克認為，該代價實際上定義了歧視，因為只有在最勝任的人未獲雇用的情況下，雇主才必須付出這種經濟代價──這看來是確定歧視何時發生的好方法。這種定義忽略了雇主的動機。貝克認為，那個黑人是最勝任的應徵者，他沒有得到工作的原因是什麼並不重要：或許完全是因為雇主偏執，或許是因為其他員工不願意與一個黑人一起工作，又或者因為顧客不想看到黑人面孔。無論是什麼可怕的原因，重點是理應得到工作的黑人應徵者沒得到工作──光是此一事實就足以提醒我們注意歧視。
貝克的分析使我們多數人感到不安，即使我們可能無法立即指出問題何在。問題始於貝克對歧視的定義：歧視僅發生在歧視者必須付出經濟代價的情況下。在現實中，一家公司即使因為偏執而拒絕雇用條件最好的應徵者，也有可能不必付出經濟代價──如果新員工只是眾多員工的其中一個，錯過最好的應徵者不大可能影響公司盈利。根據貝克的定義，這種情況不涉及歧視。再舉一個例子：房東因為歧視其他種族，只將房子租給白人。只要那些租客正常支付租金並維護好房子，房東不會蒙受經濟損失。貝克的理論同樣無視這種歧視。
不過，即使行為符合貝克狹隘的歧視定義，也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有問題，因為自由市場將糾正這種問題。至少貝克認為是這樣：在教科書所講的競爭市場中，一家公司的生產成本如果高於競爭對手（無論是不是因為歧視），那就必須降低成本（停止歧視），否則最終將無法繼續經營下去。貝克因此得出結論：在競爭市場中，歧視無法存在──它充其量只是一種短暫現象。《歧視經濟學》1957年首度出版，雖然隨後多年被忽視，但後來大受重視，遠非只是象牙塔裡的一種論述。影響力巨大的美國法律學者艾普斯坦（Richard Epstein）就表示，根據貝克提出的理由，《美國民權法》應該廢除：既然歧視不存在，反歧視法律就是侵擾性和不必要的。
如今我們已經不可能避開貝克的見解，而這些見解至今仍極富爭議。與其說貝克令人意見分歧，不如說他的見解像炸藥一樣炸出一道巨大的鴻溝，迫使人們跳向其中一邊。光是在《金融時報》的撰稿人當中，就有一名長期撰稿人熱情洋溢地撰文介紹貝克分析歧視的方式，而另一名撰稿人則認為貝克的見解荒謬到諷刺它都嫌浪費力氣。 支持後一種觀點的證據不難找到。貝克多年努力的成果、或許是他最著名著作的《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就是一個好例子。
《家庭論》認為，兩個人結婚並「專門化」（specialize）比較有效率。貝克所講的專門化，是指一個人負責工作賺錢，另一個人留在家裡做家務和照顧孩子。貝克的論點是嘗試應用亞當斯密的分工論：大家分工合作、各有專注，總體生產力可以因此提高。貝克認為，兩人結婚、一人賺錢、一人顧家這種模式，會比其他家庭安排更普遍，因為這種分工合作提升了家庭生產力，進而提高生活水準。他相信女性在撫養孩子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認為女性應該留在家裡，男性則負責工作賺錢。《家庭論》1981年出版，當時現實世界的證據變得對貝克非常不利，西方國家從事有償工作的女性大幅增加。但問題不僅在於貝克的敘事與事實不符，問題還在於他的敘事方式。例如他這麼講愛情：
如果Fj的福祉進入了Mi的效用函數，以及或許如果Mi重視與Fj的情感和身體接觸，我們就可以說Mi愛Fj。很明顯，Mi與Fj結婚可以因此得益，因為這樣他將能對她的福祉產生更有利的影響（進而提升他自己的效用），也因為相對於Mi必須尋求與Fj建立一種「不正當」關係的情況，兩人結婚能以較低的成本生產衡量與Fj接觸的商品。
為免你費心猜測，我想告訴你，最後一句裡的「商品」是指孩子。至於外出從事有償工作的女性，貝克一再說她們「異常」（deviant）。在一個腳註中，他說他用「異常」一詞，是取統計上的意思，不含貶義──但即使在1981年，女性外出工作也不是統計上的異常現象。在《家庭論》的其他章節裡，貝克表示，女性通常可受惠於多配偶制合法化；他以讚賞的態度引用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話支持他的論點，雖然何梅尼不是以理解女性利益著稱的權威。
貝克無視事實，並非僅限於他有關家庭的論述。2007-10年金融危機期間，有人問他：低薪或失業的人借了他們根本還不起的房貸，這種行為是否理性？貝克說，他們這麼做完全理性，因為房貸違約，損失的是放款人而非借款人的資本。 確實如此，但違約者結果仍失去房子、無家可歸──而理性肯定要求你優先保住自己的居所，而非拿別人的錢去冒險。
這一切引出一個問題：如果貝克自己的論述暴露了將經濟思維應用在顯然非經濟的生活領域是多麼荒謬，為什麼經濟思維仍被延伸應用在當代生活愈來愈多方面？講白一點是：如果貝克的理論如此明顯錯誤，為什麼他會對21世紀的人類生活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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